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指引，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奠基、开创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领导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创造性提出并确立一系列指导方针、政策和措施，多方面多领域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深厚历史底蕴、丰富学理基础和本质原则，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党的创建中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认识和研究中国与世界问题，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从中创造性地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奠基、开创和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性贡献。

　　在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过程中，毛泽东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和国家建设发展，深刻蕴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主要著作中，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强调要从中国是大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这方面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主要著作中，丰富和深化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人民战争的思想，确立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科技的重要指导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关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毛泽东指出，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阐释和总结概括，科学揭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其思想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及其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是毛泽东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而形成的理论认识成果，引导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

　　毛泽东高度重视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指出这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重大意义。在论述哲学解放的任务时，毛泽东指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尽管存在众多的形式和流派，但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它们都不可能指导人们科学地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才真正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他还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此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经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哲学、政治、军事以及文艺理论等方面的重要著作。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建党学说、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表现在治国理政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社会思想和对历史学的论述等，广泛影响甚至直接推动和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党史党建学说、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基础与应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创立和发展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同探索研究中国和世界问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正如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些理论与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开辟了发展道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传统学术，传承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所谓“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就是要立足于当代，既要抛弃那些不适于今天的东西，又要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进行清理和提炼，并积极创造新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新的创造。只有在既继承又发展、既扬弃又创新的辩证统一运动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不断前进，才会有巨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为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和马克思主义魂脉，指导、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之初就认识到，要用科学的思想与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以及构建无产阶级社会科学来鼓动和促进中国革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这就无可回避地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和发展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种“中国的特点”就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契合中国具体实际。他号召全党要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化，阐明党的理论和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了“推陈出新”的实际内涵。他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为了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42年年初延安成立了京剧研究和演出的团体——延安平剧研究院。10月，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题词“推陈出新”。这不仅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遵循，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出路。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常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讨论问题。如1939年1月，毛泽东就中国民族史研究大纲给何干之回信，希望何干之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史，讲清楚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显然，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民族失败和妥协投降论调充斥国内一些报刊的情况下，有必要从学术角度来论证中华民族抵抗外敌入侵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再如，1940年年初范文澜到达延安后历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并着手中国经学研究。9月，毛泽东致信范文澜：“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在此指导下，范文澜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研究、批判性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迎来了新纪元，开启了“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的大工作”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对“已有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从精神超越到全面超越是一个更为艰苦的探索过程，是从革命年代注重“破”到建设年代注重“立”的转变过程。1951年，中国国内出现了关于京剧发展问题的争论，有的主张全部继承，有的主张全部取消。4月3日，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对待京戏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这一题词不仅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也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10月，老舍就“推陈出新”问题撰文表示：“某些精研古代文学或古代美术的专家，往往借口保存传统的艺术技巧，而忽视了新艺术的建设理论，也不肯学习新的技巧。同样的，某些从事新文学或新美术的或者也不关心我们固有的文学美术的传统。这样的两不碰头，就教推陈出新的运动受到损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和积极推动下，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相继成立了哲学、文学、历史、经济、法学、考古、语言等15个研究所。1956年，党和国家组织制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12年（1956年—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对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和计划作出全盘的考虑和安排。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在同现实距离较远的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如何联系实际和古为今用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研究的对象离现实生活越远，联系实际的问题就越容易被忽视。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中联系实际，主要是指用什么观点、为什么目的进行研究，如何古为今用。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并使之古为今用。

　　经历20世纪50年代后期“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争论之后，1960年毛泽东在《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中进一步就“推陈出新”问题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传统文化经过如此的分析和剥离，一个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本主张便凸显出来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还说：“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为了切实做好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工作，1960年12月中国科学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根据古为今用和有选择有批判的原则，规划草案中所开列的重点项目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干部读物，就是要从大量的古籍中用批判的方法选出一部分重要的优秀作品加以正确浅明的注释，或者加以今译和改写，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出对原书和作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序言，分别编成几套供具有大学和中等文化水平的干部和学生阅读的普及读物。另一类是供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用的参考资料。这类书包括我国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的重要古籍，如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论著，二十四史，历代重要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诗文集和有代表性的专著，以及重要的小说、词曲和文学总集等。整理和出版古籍，贯彻毛泽东的“推陈出新”、用批判的态度清理我国文化遗产的方针。清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条件。清理文化遗产，是为了继承它和发展它。整理和出版古籍，不是由于迷恋过去，而是出于相信将来，相信古籍中有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东西。及至1978年，历时20年之久，二十四史新的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这是我国出版史上第一次用新式标点点校二十四史的浩大工程，也是我国学术界贯彻执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方针，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扎实基础。

　　社会科学发展根本方针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成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遵循，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双百”方针，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性、长期性方针。它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面对如何迅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的时代课题，进行了深邃的思索。1951年，毛泽东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首次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1954年，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发起下，《历史研究》创办，毛泽东作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的重要指示。《历史研究》的作者群体中，既有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从旧时代走来的学者，创刊号即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和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还发表了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彰显了强烈的“百家争鸣”精神。

　　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高国务会议等重要场合，多次强调要把“双百”方针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当了解到有一位在华访问的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时，毛泽东表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其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号召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会议对这一讲话进行了讨论。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总结时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的现象指出：“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力行，多次以实际行动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1956年起，周谷城等人在《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纸杂志上，针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问题发表了与“高低说”等传统观点不同的“主从说”，迅速引起学界的关注。毛泽东对此也高度重视，先后于1957年3月15日和4月11日召集有关人士座谈逻辑学问题，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田家英、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先后应邀座谈。作为一名出色的哲学家，毛泽东当然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他并不以此压人，而是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

　　1965年，郭沫若、高二适等人又掀起了一场关于《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写的辩论。郭沫若对此持否定观点，而高二适等人则认为《兰亭序》确为王羲之所书。毛泽东也是一个大书法家，生平颇为喜爱《兰亭序》，他希望这场学术争论能够开展起来，推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了解。为此，他致信郭沫若，表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总之，毛泽东所提倡的“双百”方针，大大促进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1958年，党的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出，“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在这一时期制定了《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陆续建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各省区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着手组织编写文科教材，大力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前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强调在实行“双百”方针，判断学术问题是非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同时，他又指出，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这是因为“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事实上，“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只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深入人心。

　　毛泽东所提倡的“双百”方针，也是高扬学术民主的。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正确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既不能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也不能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毛泽东指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或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所提倡的“双百”方针，还具有突出包容性。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既要立足本国，又要面向世界。一方面，要吸收借鉴一切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不能迷信某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避免滑入机械论的泥坑。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毛泽东同志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也为新征程赶考路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宝贵经验与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聚焦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非常重视“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如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沦陷区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研究国际问题等，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当前形势下，如何以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些问题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全新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回答问题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方面，必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谁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怎样做学问”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是人民之学、时代之学。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定为人民作学问的立场，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答人民之所问，应人民之所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推进研究。我们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眼解决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得出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实践发展到哪一步，理论创新与武装就要跟进到哪一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产出优质成果，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无论是在党的理论创新、统一战线建设，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独立自主，“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就决定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简单照搬别国模式，而是要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一条新路。为此，我们必须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等特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必须真正做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才能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而且，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当前，我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归根结底是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此，我们必须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完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职称评定和人才遴选制度，形成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良好激励机制，夯实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使他们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作者简介：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章舜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怀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