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普列汉诺夫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恩格斯评价为理解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人之一。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在对理论研究尤其对哲学问题的探讨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普列汉诺夫被列宁赞誉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沙皇俄国在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下，疯狂地迫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这时革命处于低潮和极其困难时期，一些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脱离革命队伍，其中大多数人处于彷徨和迷茫的状态。这时思想领域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滥起来，神秘主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资产阶级学者把革命的失败归结于“上帝的惩罚”，鼓吹俄国人要把“失去了的上帝”找回来是当前的任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内也出现了“造神说”，主张创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这种情况于革命极其不利。普列汉诺夫抱着对革命极端负责的态度，著述撰文，从理论上廓清宗教探寻的迷雾，阐明其思想危害，提振人们的革命精神，引导人们继续革命，《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全文9万多字，分为3个部分，内容丰富，说理充分，阐释透彻明了，语言诙谐生动，平实中透着铿锵之力，是不可多得的批判错误思潮的理论名篇。列宁称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先进阶级进行哲学“整顿”中起到伟大作用，类似于18世纪百科全书派在法国，或者像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在德国所起的那种启蒙作用。认真分析和研读普列汉诺夫此文，对于我们搞好宗教理论研究，做好当前复杂多变形势下的宗教工作，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实际上是一组文章的合集。按照普列汉诺夫原来的写作设想，总共要写4篇文章或更多一些。第一篇是具有导言性质的文章，为其他几篇行文作铺垫，第二、三、四篇针对宗教上的错误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与批判。最后他只完成了3篇，第四篇本打算揭露和批判路标派的《路标》反动论文集的唯心主义、宗教福音和神秘主义，但不知何故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完成。据考证，第四篇的大纲已经拟好，这在他的专题报告《宗教讲座》的提纲中已经反映出来。现在，我们就以普列汉诺夫公开发表且收录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中的3篇文章为主要文本依托进行分析学习。

　　《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中的第一篇《论宗教》，篇幅有44页，3万多字，与其他两篇长短差不多，内容主要集中在关于宗教的一些基本理论。对于此部分内容，普列汉诺夫是花费了很多心血和时间的。其一，普列汉诺夫本身是革命家，并不是专业研究者，要想达到一定专业水平，使批判切中肯綮，起到应有作用，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其二，作为后面文章的导言，也就是批判的工具和武器，不把其打磨锋利、使其攻无不克也是不行的。从文章内容来看，普列汉诺夫对当时一流的民族、宗教理论研究专家学者的最新宗教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学习和研究。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从其引文注释中，可以知晓普列汉诺夫熟知这些专家学者及其众多作品。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的论述，普列汉诺夫更是熟稔于心、信手拈来。

　　在《论宗教》中，普列汉诺夫首先简要说明研究宗教问题的缘起。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失败后，整个俄国处于斯托雷平白色恐怖之中，人们普遍感到沉闷和压抑。宗教探寻就成为当时俄国最受人注意的问题之一。这种情况在亚历山大·雅勃洛诺夫斯基文章中就给予了反映，他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注意力似乎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注视着寻神说、色情文学和摔跤运动”因此，普列汉诺夫把注意力集中对俄国的“寻神说”上。然而，社会上一些人对宗教问题表现出相当的无知。俄国最著名的寻神派人物之一布尔加柯夫（在精神上从“马克思主义退到唯心主义”）在其文章中认为，“在俄国无神论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教条主义，也可以说是它对宗教所采取的轻率态度……我国知识分子在宗教问题上的无知是令人惊异的……我这样说是为了诊断他们的精神状态。我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宗教的态度方面简直还很幼稚，对宗教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普列汉诺夫认同布尔加柯夫的这个看法，同时指出他所说的并不是全部实情，他忽略了“在我国，不仅那些宣传无神论的人，而且那些这样或那样地研究‘寻神说’或‘造神说’的人，也表现出对宗教问题的无知。我们的‘寻神派’或‘造神派’也还没有对宗教加以认真的考虑，他们的宗教宣传根本不像乍看之下那样与政治无关”。基于上述情况，普列汉诺夫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和研究任务，即在弄清楚有关宗教的基本知识基础上，对于“坚定不移地倾向于宗教教条主义”这种倾向应加注意并加以研究，同时“找出产生这种倾向的社会原因”。所以说，下面关于宗教方面的基本理论就是由此而来。

　　关于宗教的概念。普列汉诺夫认为，“宗教是观念、情绪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观念是宗教的神话因素，情绪属于宗教感情领域，而活动则属于宗教礼拜方面，换句话说，属于宗教仪式方面”。这个定义是深刻的、全面的，揭示了宗教这种现象的本质，但是还是略显简单，缺乏专业性的系统论述。这主要源于普列汉诺夫并非专业的宗教研究者。即便如此，该定义还是受到了俄国学界和我国学界的肯定和赞扬。苏联学者恰金指出，“普列汉诺夫认为宗教中存在着：（1）思想体系因素、（2）心理因素和（3）组织因素。对宗教各个重要环节的这种划分不能不承认是正确的”，“不是仅仅把宗教归结为思想体系的领域，他注意到宗教的心理方面以及信徒活动的组织形式——崇拜”。另一位苏联学者BД帕雷金认为，普列汉诺夫这个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过去把宗教归结为思想体系是不正确的，这样会使宗教的内容变得贫乏，使宗教的结构简单化。而从无神论宣传的实践看，光从理论上批判宗教教条而不考虑宗教的社会心理方面，是很难克服信徒的宗教情绪的。我国已故宗教基础理论研究专家吕大吉先生把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上取得的成就与列宁相提并论，表达了由衷的赞叹。在100多年前，且在宗教学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产生仅仅20余年的时间里，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非宗教学专业的学者，尽管缺乏充分的论证及理论体系的建构，但是能够提出深刻、准确和完整的宗教概念，已实属难得。这也充分说明了普列汉诺夫深厚的学养、扎实的理论功底、深刻的洞见及卓越的理论创造创新能力。

　　神话因素是在宗教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成分，普列汉诺夫对此也给予了认真探讨。在希腊语中神话就是故事的意思。人们对某种现象感到惊异并弄清楚它的发生过程，这样就会产生神话。普列汉诺夫以希腊神话人物雅典娜的产生、古犹太人对世界来源的发问、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对月亮来源的猜想为例，进行了简要分析。这些都构成了神话或神话故事。由此，普列汉诺夫认为：“神话是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两个问题的故事。神话是人对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意识的最初表现。”普列汉诺夫进一步认为：“相信精灵的存在是一回事，崇拜它们又是另一回事；神话是一回事，宗教仪式又是一回事。原始人相信有许多精灵存在，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只是其中的几个”。“宗教仪式是由于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同一定宗教活动的结合而产生的”。上述认知是普列汉诺夫关于神话的研究所得，具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接下来普列汉诺夫关注万物有灵论的来源，层层深入，揭开宗教的神秘面纱。

　　关于蒙昧时代如何认识自然现象，普列汉诺夫讲道：“原始人的生产力很不发达；他们控制自然的能力是很低的。而在人类思想发展中，实践在任何时候都先于理论：人作用于自然的范围愈广阔，他对自然的了解也就愈广阔，愈正确。反过来说，这一范围愈狭小，人的理论也就愈贫乏。他的理论愈贫乏，他就愈想用幻想来解释那些不知道因为什么引起他注意的现象。类比判断是对自然生活的一切虚幻解释的基础”。“认为自然现象是由人的外部感官所不能感触的或只能在最小程度上感触的存在物的意志所引起的，——这种假想在人的狩猎生活方式的影响下逐渐地发展并巩固起来”。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生产力低下的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基本上都是采用类比的方法，这也是宗教产生的缘起。

　　关于蒙昧人的思想方式，普列汉诺夫认为“打猎决定了‘蒙昧’人的整个思想方式”。蒙昧人的世界观，甚至他的审美观，就是猎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普列汉诺夫援引施泰因的研究成果称，“他们的异常丰富的全部艺术都根源于狩猎生活。他们的全部神话也根源于这种生活”。“当‘蒙昧人’用类比法判断自然现象时，他们不仅把自然现象同自己比较，而且同整个动物界比较。”“动物的死亡，也和人的死亡一样，是由于它们的灵魂离开它们的身体……渐渐地整个世界都住满了精灵，原始人把引起他们注意的每一个自然现象都归因于‘精灵’。”这些都反映了原始人的整个思维方式离不开他自己的狩猎生活，“精灵”概念及万物有灵论的形成都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因而也证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科学性。

　　对于魔法和科学的观点进行辨析。按照《金枝》作者弗雷泽的观点，魔法的基本信念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它的整个体系都以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和统一性为基础。当然这种信仰是盲目的，但却是坚定的和实在的。由此似乎可以认为魔法和科学一样是同宗教对立的：信教的人用主体（精灵、神）的意志来说明自然现象，而求助于魔法的人则力求发现决定这种意志的客观原因。但是，科学与魔法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科学力求发现现象的因果关系，而魔法则满足于简单的联想或简单的象征，这种简单的联想或象征本身，只能以不十分清楚地区别人脑中产生的东西与现实中实现的东西为基础。”实质上，魔法犯了现代经验一元论所犯的错误，即把客观现象与主观现象混淆起来了。也正是这种原因，魔法所具有的思想过程才没有排除万物有灵论所具有的思想过程。

　　总之，在“蒙昧人”的宇宙观中，确实不存在人和动物之间的界限。最初人是按照动物的样子创造神的。人形的神是后来产生的，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什么是神？普列汉诺夫依据培恩的研究写道，“神是‘乐善好施的’精灵，体现在一定的物质对象，通常是神像中，人们用食物、酒等祭品来供奉他，希望在日常事务中得到他的保佑”。这个定义的应用范围是在人类文明阶段，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就难以保证正确了。当人把自己的神想象成野兽的时候，神不是抽象的非动物性，而是体现在一定种类的动物身上。由此，被当作图腾的动物，应该是最初的神，人类崇拜它们。

　　在图腾崇拜时代，被奉为神的不是一个或多个个体，而是一种动物或一类动物。由于这时人的个体还没有脱离血缘联合体，所以神的个体化过程也没有开始。在这个时期，神是以神族的形式出现的，不像现在的宗教那样关心人的道德。原始神族只有当人们触犯它的时候才惩罚人们。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道德是不依赖万物有灵论的观念独立存在的。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分化、阶级的出现，利用“神道设教”教化、约束人们，才有了道德与万物有灵论的紧密结合。

　　什么导致了图腾崇拜的瓦解与消失？普列汉诺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发生了变化。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首先在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面对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类控制能力增强，这样就改变了人对自然的态度。随着人类对自然态度的改变，人们的宗教观念也会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在图腾崇拜产生的时期，人把动物看得比自己优越，高人一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为自己比动物优越，并与动物对立起来，这时候也就是图腾崇拜瓦解和消失的时候。人驯养动物，并把动物用作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时，就出现了波格丹诺夫所说的人对动物的“权威”关系，这个时期也是社会发展到了农业生产很高水平的时期。从崇拜动物，到驯养动物，再到使役动物，这条路是笔直的也是漫长的。人使役动物，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反过来，生产力的提高又推动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一理论是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相矛盾呢？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与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施坦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理论上的“缺陷”。普列汉诺夫认为，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从一定的社会存在中产生的人的意识，会反过来影响这种存在，从而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进一步发展又在思想体系领域引起新的变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否认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宗教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摩尔根认为，“古罗马的宗教胜利起初同氏族的关系要比同家庭的关系大些”。这是由于血缘氏族联合体先于家庭。罗马父权制家庭，是在人类经过漫长发展阶段，氏族生活方式受到农业和奴隶制的影响瓦解之后而产生的。随着家庭的出现，家神和家祭也就出现了，家长在家祭中起着主导作用。父权制家庭的神就是祖宗神，这是家庭成员把对家长的感情转移到祖宗神灵身上的结果。家庭的出现，氏族血缘联合体的瓦解，表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成为必然，代替了原来既有的部落组织形式。政府一经产生，就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宗教中，就是神变成了天国的统治者和天国的法官。

　　普列汉诺夫对其宗教定义中的观念、情绪和宗教仪式如何产生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宗教观念具有万物有灵论性质，它是由于人们不了解自然现象而产生的，后来同人们借以把自然现象间的关系人格化、并借以说明这种关系的万物有灵论观念结合起来。宗教情绪根源于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人们的感情和愿望，并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人们对神礼拜时进行一系列的活动，目的是期待神的某些帮助。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初很像是在相互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随着社会权力关系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为自己隶属于神。这种情况在君主专制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随着人们对民主权力的争取，形成了“自然宗教”和“自然神论”的倾向，用自然规律从各方面限制神的权力。

　　总体来讲，普列汉诺夫在本部分内容当中对宗教的定义、神话因素、万物有灵论、魔法、动物图腾崇拜和灵魂转生信仰等诸多知识进行探讨，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把许多人们原来不了解、不明白的东西清晰明了地介绍给大家，使人们对这些知识有了全面、完整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为接下来批判俄国社会上存在的宗教错误观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的第二篇文章是《再论宗教》。在这部分内容中，普列汉诺夫利用第一篇文章中建构的基本理论作工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包括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俄国著名作家在内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几个代表人物的错误的宗教观进行揭露和批判。

　　首先，他对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在宗教认识上的错误认知进行分析和批判。托尔斯泰认为，他的宗教是没有任何“超自然”因素的宗教。托尔斯泰对宗教作了这样的定义：“宗教确定人同万物本原的关系，确定由此出现的人的使命和由此使命而引起的行为准则。”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如下表述：“真正的宗教，是人对其周围的无限生活所建立的、同人的理性和知识相一致的关系，这种关系把他的生活同这种无限性联系起来并指导他的行为。”

　　托尔斯泰的宗教观，问题出在了哪里？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在于他定义中的“使命”一词。托尔斯泰以为，“人一确定自己对‘万物本原’的关系，就确定了自己的‘使命’。但是，这个‘使命’，要有两个前提：第一，受命的对象和实体——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则是人——；第二，向人提出人的‘使命’的实体或力量”。普列汉诺夫认为，托尔斯泰不喜欢现在的宗教观念及其说教。他深信，如果向儿童“灌输和证明这样的思想，即：上帝是一种精灵，它的具体表现存在于我们当中，并且我们能够以自己的生活增加它的力量”，也就是向儿童灌输一定的万物有灵论，那将会好得多。由此就十分明了了：给人提出使命的有意识的实体原来就是精灵。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宗教观。至于“精灵”如何界定，普列汉诺夫还讲到，精灵是用它的意志引起自然现象的实体。它凌驾于自然之上，也就是超自然的实体。由此可知，托尔斯泰认为他的宗教没有对“超自然物”的信仰是假的。

　　其次，他详细分析和批判卢那察尔斯基的所谓“宗教探寻”。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第一，他的“宗教”远没有托尔斯泰的宗教出名；第二，他曾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有过某种积极的态度。普列汉诺夫表示，对照卢那察尔斯基提出的“万物有灵论现在已被科学的唯能论所代替了”，也就是“把能神圣化……神圣化就是人格化，而人格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倾向万物有灵论”。两相一比较就构成了逻辑矛盾，如何解决？卢那察尔斯基只会无休止地绕弯子，就是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卢那察尔斯基创造的宗教，其价值在于“它可以使严肃的读者产生很愉快的情绪。读者愈严肃，他读了我们先知的书和文章，就愈会感到愉快”。“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杜撰自己的宗教时，简直是讨好现在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情绪。现在，由于许多社会性的原因，我国对‘宗教’有巨大的需求。而在有需求的地方，也就会有供应”。这里，普列汉诺夫道出了卢那察尔斯基创造新宗教的目的所在。“对宗教有需求的时候，他就扮演‘第五宗教’的先知的角色。如果读者表现出对宗教的否定态度，他就会很凑巧地想起，他的宗教按原来计划是无神的宗教；而且很及时地想到，无神的宗教实际上根本不是宗教，而是简单的文字游戏”。

　　卢那察尔斯基为什么能扮演“第五宗教”的先知角色，即当时俄国为什么对宗教有需求呢？普列汉诺夫写道，“在现代俄国人中，‘有烦恼’而且很强烈。这是由近年来俄国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引起的。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对任何先进社会理想即将胜利的信心。当人们失去对社会理想的胜利的信心时，他们对自己的宝贵个人的‘关怀’就提到了首位”。对个人死亡之后的“关怀”，卢那察尔斯基已经说过，科学说得令人失望、恐惧——个人可能会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骑墙态度是很好的解决之道，既不抛弃科学，又能得到安慰。卢那察尔斯基及其信徒说：“知识是一回事，信仰是另一回事；科学是一回事，宗教是另一回事。科学没有向我保证我的个人不死，而宗教则向我作了这种保证。宗教万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在革命遭受挫折时往往就会出现怀疑革命、开小差甚至背叛革命等这些混乱情况。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就是革命队伍中思想犯浑的典型。

　　“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一切‘色彩鲜明’的预言，目的都在于医治患烦恼症的全俄‘知识界’的精神创伤。这就是他的宗教探寻的特点”。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点出卢那察尔斯基宗教探寻的真实意图。“我们的先知喜欢谈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观点、无产阶级斗争等等。但是，他同无产阶级本身，同自为的无产阶级，同达到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没有丝毫‘共同之点’。他是俄国最善感的、最肤浅的因而也最不稳定的知识分子中的典型‘知识分子’……他之所以想要给社会主义披上宗教外衣，甚至编写滑稽可笑的对神—人类的赞歌，只是因为灰心丧气的俄国‘知识界’沉溺于宗教”。普列汉诺夫在上述几句话中总结出了卢那察尔斯基这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缺乏对无产阶级的了解，指出了他在革命运动出现挫折和失败时就悲观失望、一片迷茫，带头到宗教中寻求慰藉。

　　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格格不入、截然相反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卢那察尔斯基呼吁大家要抛弃灰色唯物主义的旧外套。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和谐的综合。这种综合标志出两个对立面，把他们化为自身并加以消灭。我们大家都竭尽全力探寻这种综合。这说明，卢那察尔斯基为了给社会主义裁制宗教外衣，像虾一样向后退，退到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宗教观点上去了。他对待宗教的态度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根本相反的。卢那察尔斯基——这个第五宗教的先知和德国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经验一元论者同样神气活现地轻视唯物主义。这里他还指明了卢那察尔斯基宗教观的主要问题就是和马赫主义者一样轻视唯物主义，投入僧侣主义的怀抱。

　　针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整个宗教探寻过程，普列汉诺夫总结道：“宗教观念任何时候都具有万物有灵论的性质。您（卢那察尔斯基——引者注）的宗教无非是时髦的游戏……醉心于这一游戏的人，尽管没有万物有灵论者所具有的信仰，却心不由己地用万物有灵论者的语言说话。宗教的逻辑迫使着他们！”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揭露了卢那察尔斯基无神宗教的虚假和浅薄。任何宗教都是少不了“神灵”的。

　　最后，他对俄国著名文学家高尔基错误的宗教观进行了批判。在俄国，即便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也表现出理论思维上的局限性或弱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如此，卓越的艺术家高尔基同样也不例外。别林斯基曾经讲过“艺术家的智慧变为艺术才能”。对照高尔基的那些政论因素强烈但不成功的作品，可以说高尔基的智慧也变为艺术才能了。他不适合于扮演思想家和宣传家的角色，其作品《忏悔》就给出了明证。

　　普列汉诺夫分析批判高尔基对卢那察尔斯基“第五宗教”的宣传。本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在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撰写了一本《宗教和社会主义》，俨然要做“第五宗教”的先知。受他的怂恿和影响，高尔基扮演起了宗教宣传家的角色。高尔基对卢那察尔斯基所创宗教的宣传主要体现在他的中篇小说《忏悔》中，而且是通过书中的主人公修士马特维、朝圣者伊奥那和工厂教员米海洛讲出来。但是，宗教宣传家的角色就高尔基来讲是不称职的，是有点“牙齿锋利的梭鱼想干猫的行业”的滑稽味道。“高尔基的宗教思想给人留下的印象正是别人菜园里的黄瓜，这种黄瓜根本不是在现代社会主义思想赖以生长和成熟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高尔基想给予我们宗教哲学，而实际上他给予我们的……只是一种想法：他多么不了解这一哲学啊！”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怀着对高尔基既敬重又惋惜的心情才发出了如此的感叹。由此可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一个同情和支持民主革命的大文豪也是非常重要的。

　　普列汉诺夫批评高尔基对神概念的错误认知。按照高尔基的理解，“神是在每个人同所有人的精神亲近的愉快意识的火焰中产生的”。普列汉诺夫对宗教的基本理论是有过深入研究和深刻见解的，在《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第一篇《论宗教》中就已经有所展现。看到高尔基对神的错误认知，他毫不含糊地予以否定并加以阐释。普列汉诺夫写道：“神产生于某一血缘联盟认为它同某一精灵有紧密联系的时候。这一联盟的成员逐渐地热爱和尊敬这一精灵，也就是说，开始把他们的共同的生存斗争所引起并巩固起来的社会感情放在这一精灵身上。”普列汉诺夫这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基础之上的学理分析非常清楚地把“神”这一概念给阐释出来了，去掉了形象化和感性化的色彩，加入了理性和深刻性的学理分析，使人对这一概念的认识贴近了社会实际。

　　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所描述的“未来之神”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按照高尔基的见解，未来之神是由达到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同全体人民合作而“建造”出来的。造神的人民不是相当遥远的未来的人民，而是当时社会中一群神魂颠倒地拿着圣母像行进的朝圣者，说白了就是一帮宗教信徒。高尔基还认为这样的“人民”甚至创造着医治绝症的奇迹。医治绝症的奇迹就是未来的象征，由此高尔基认为的“造神之旅”徐徐展开。

　　高尔基所描述的“未来的象征”可能不止一个，但在这些象征中没有任何象征性的东西。“人民群众”不仅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团结成为一个“意志统一的整体”，他们在其他场合也会团结成为“意志统一的整体”。“为了在集体生活的这种表现中发现未来的宗教创造的形象，还需要许多善良的意志。“在这里集体是人为地建立的，集体的力量在集体的参加者的心目中被偶像化，但是，集体毕竟已经建立起来，力量毕竟存在着”。这里，针对高尔基的描述，普列汉诺夫进行逐一分析，指出其阐述中隐含的错误。

　　普列汉诺夫告诉我们，“自觉的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多次地表现出自己的‘共同情绪’和‘共同意志’，这是无需任何解释就一目了然的。但是……得不出……这种‘共同情绪’和‘共同意志’将具有宗教性质……只有那些满足于‘语源学上的把戏’把‘宗教’一词同‘联系’一词等同起来的人才会相信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普列汉诺夫接着说道：“‘集体的力量在集体的参加者的心目中被偶像化’……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希望永远这样”。因为“他们看见旧的偶像有一部分已经过时，有一部分也快要过时，于是打算把人类本身变为偶像”。为此，他们给人类打上神的烙印。“他们从承认神是虚构开始，而以承认人类是神结束”。人类不是虚构的，为什么把人类称为神呢？为了赞颂人类的伟大？恩格斯曾经讲过，为了表示人的伟大和对人的尊敬，我们没有必要求助于神这个抽象概念，给人打上神的烙印。

　　高尔基宗教观的错误不止于此，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他将“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永恒地’从事造神，另一种人‘始终’想使永恒的造神者服从自己。似乎‘两种人’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就可以说明存在于人以外的神这个概念的由来”。普列汉诺夫毫不客气地说，“这实际上又是错误的，存在于人之外的神这个概念的产生，不是由于人分为两‘种’或两个阶级，而是由于原始万物有灵论。因此，说神是‘由于人们的力量过剩’而被创造出来，也是错误的。最后，认为基督的教义‘反对人对别人的统治’，是毫无根据的”。

　　高尔基理论上的困惑源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普列汉诺夫认为，高尔基通过《忏悔》中主人公马特维以及米海洛之口发出“人究竟在哪里呢？”的困惑。如何摆脱这种困惑，出路在哪里？“只有那些抱着最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才能正确地了解这个解答……而那些倾向于康德学说的人或一般地说不关心哲学的人，则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可能使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概念一致起来，因此，他们或迟或早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主观主义者的理论立场上去了”。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明确地给出了问题解决之道，那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且能够正确解决、彻底解决。

　　普列汉诺夫总结道，“可以肯定地说，只有那些对付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最主要理论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创造和接受‘第五宗教’”，“在我国现代造神说中有一些变种，其中每一变种都反映着特殊的心理情绪和特殊的社会‘探寻’”，“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根本不能解决自由和必然之间的二律背反”。另外，“辩证唯物主义对造神说是完全不适用的。凡向我国现代‘知识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让步而从事造神的人，必然会背弃辩证唯物主义，犯一些理论上的错误”。“我国现在的造神派还不知道西欧思想界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许多极宝贵的成就，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就在内”。普列汉诺夫接着讲，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这些伟大的艺术天才都被宗教难住了，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独特方式被难住的。高尔基是怎么被难住的呢？他热情地歌颂人们建立功勋，但不大了解现代俄国的先进人士建立功勋的历史条件。在理论方面，他落后于时代太远了。他的心灵中还有神秘主义的地盘。他赞颂功勋的美，同时又不反对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功勋。这是他的重大弱点，非常令人遗憾！

　　普列汉诺夫在本篇文章中利用在第一篇中取得的基本理论成果，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首先对佛教是无神的宗教进行了批驳，指出凡是宗教没有离开“神的”。在此基础上，他对俄国宗教探寻过程中自称要创建“无神”宗教的典型代表托尔斯泰、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逐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和批判，使大家真正明了“无神”宗教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他们创建的宗教不但有神，而且还要大家投入他们创造的宗教的怀抱之中，从而失去在现实社会中寻求幸福的斗争精神和坚毅品质，甘愿受现实“神”的统治和摆布，使革命成功变得遥遥无期，直至成为泡影。所以说，普列汉诺夫的揭露和批判是及时的、正确的，是革命征途中的一剂清醒针，制止颓废，提振士气，使革命者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奋勇前行。

　　既然要分析和批判“颓废派的福音书”，在这里首先说明一下颓废派的产生是必要的。此流派19世纪80年代产生于法国，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艺术领域一个颓废的反动的派别。这个流派包括一切艺术创作中的形形色色的反现实主义的学派和流派。俄国的颓废派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梅列日柯夫斯基、明斯基、别尔嘉也夫、基比乌斯、巴尔蒙特、别雷、梭洛古勃、维亚切斯拉夫和伊万诺夫。

　　普列汉诺夫对于颓废派代表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捆绑道德和信神的错误认识进行分析批判。按照梅列日柯夫斯基的说法，由于人的理性的存在，否定了人在神之中的绝对性（绝对自由和绝对存在），但是人又受到自然规律的任意摆布，在世界秩序中绝对被奴役和绝对虚无，因而成为不自由的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人就需要从理性逃到非理性，从世界秩序逃到“破坏和混乱”。

　　事实上，在对“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的认知上，梅列日柯夫斯基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早在100多年前，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就有过精彩的论述，即“人的自由的活动是以必然性为前提的，必然性是人的行为的基础”。而在这一点上，梅列日柯夫斯基一无所知，还像发现了新的真理一样。对此，普列汉诺夫讽刺道，在对待“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概念上，自称“博学”的梅列日柯夫斯基已经落伍很多。

　　按照梅列日柯夫斯基的观点，知识分子和流氓的共同的形而上学出发点是机械论的世界观，也就是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毫无作为，即“机械论的世界观”的一切拥护者都一定会把人看成盲目的自然力所弹奏的“钢琴的键”或“风琴的键”。普列汉诺夫指出，梅列日柯夫斯基之所以这样想，就在于他自己存有的“万物有灵论”。

　　梅列日柯夫斯基认为唯物主义者不道德，其问题还在于他的“万物有灵论”观念，即认为道德是以相信神的存在为基础，如果这种信仰丧失，道德也会随之丧失，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那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普列汉诺夫指出，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正符合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庸人对唯物主义的认知。

　　普列汉诺夫写道，上述的一切不能被梅列日柯夫斯基之流理解。他们抱着极端幼稚的观点，认为人们的情绪和行动决定于他们是否相信超自然实体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切道德高尚的东西，一切崇高的东西，一切真正人的东西，都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人所创造的彼岸的幻影”。因此，他认为幻影是人类道德复兴和一切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普列汉诺夫又对梅列日柯夫斯基和明斯基这两个颓废派人物将无产者进行经济利益的革命斗争污蔑为“未来的庸俗习气和下流作风”的伪善行为进行分析和批判。

　　梅列日柯夫斯基认为，俄国知识界将和赫尔岑一样面临“未来的庸俗习气和下流作风”的问题。要克服这一问题只有在“未来的基督教”中才能找到力量。梅列日柯夫斯基说：“整个现代欧洲文化的极限——实证论，或像赫尔岑所说的‘科学实在论’……在科学和哲学中产生之后，就从科学的和哲学的意识发展为无意识的宗教，并力图取消和取代以前的一切宗教。”实证论肯定现实世界，否定超感觉的世界；肯定世界无始无终地存在，肯定中庸、平凡，肯定绝对的庸俗习气。

　　普列汉诺夫对于梅列日柯夫斯基关于赫尔岑寻神的说法进行了深入分析。虽然梅列日柯夫斯基说赫尔岑对流行于西欧的庸俗习气非常愤怒，但没有给出克服的办法。这是因为赫尔岑不想站在宗教的观点上，害怕“宗教的深渊甚于实证论的浅滩”，所以就有了赫尔岑无意识地探寻神，却有意识地推翻了它，从而使他陷于“分裂”。在这里，梅列日柯夫斯基的逻辑是，赫尔岑痛恨“庸俗习气”由追求幸福引起，而追求幸福就是寻神。这样，赫尔岑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寻神派。

　　梅列日柯夫斯基认为，“绝对庸俗习气”就是个人为了未来的黄金时代为“氏族、民族和人类”而牺牲。在现代欧洲，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也追求未来的黄金时代。这从何而来？普列汉诺夫指出，是从社会主义者那里盗用而来。

　　普列汉诺夫对梅列日柯夫斯基和明斯基之流追逐经济利益反而斥责无产者粗俗的伪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梅列日柯夫斯基认为，无产者可以为了黄金时代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为什么只求温饱却没有道德兴趣呢？普列汉诺夫用海涅的诗反讽梅列日柯夫斯基对无产者的要求，即“他们悄悄地饮酒，却高声地劝人喝水”。无产者处在生存的边缘，当他们向资产者提出一定的经济要求时，被斥责为“粗俗的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接着指出，对饥饿的无产者来说，现实经济要求就等于保证有可能至少满足自己的几种“精神”需要，而且“为实现这些经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可能在饥饿的无产者的心灵中引起和养成勇敢、人的尊严、忘我精神、对共同事业忠诚等等极其高尚的感情”。普列汉诺夫指出，资产者每天都在为争取经济利益进行斗争，从不提道德复兴，而对争取经济利益的无产者却嗤之以鼻，斥之为“庸俗习气”。这一点得到梅列日柯夫斯基的完全赞同，而且不止他，还有明斯基先生。

　　明斯基认为，工人社会主义者和资本家都是怀有同样的目的，都崇拜物质利益，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就是使物质福利继续降低到大家都能享受的最低水平的庸俗思想。“我们俄国知识分子如果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全人类理想，完全接受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及其全部哲学论据和心理内容，就是精神自杀”，“欧洲的社会主义，同欧洲贵族作风和庸俗习气一样，是在个人主义的原罪中受胎的”。普列汉诺夫指出，他们这些仇视“庸俗习气”而自以为“正直崇高”的人，把他们当时的整个文明人类都列入庸俗范围，以真正可笑的愤怒心情指责那个旨在结束庸俗的生产方式从而根除道德领域的庸俗习气的伟大历史运动，说它庸俗不堪。普列汉诺夫接着批判道，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所谓庸俗习气所抱的这种可笑的轻视态度，从高蹈派传给了颓废派，先传给法国颓废派，后来又传给俄国颓废派。在俄国颓废派当中，明斯基和梅列日柯夫斯基又是典型代表。他们为了从精神上教训俄国知识分子，给这种心理涂上这样一些真正庸俗的色彩。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揭露颓废派的虚伪性，明确指出梅列日柯夫斯基和明斯基及其同道者的福音是老掉牙的东西的翻新版。他们用来指责无产者的庸俗习气原本就浸透了资本主义精神。法国高蹈派和颓废派指责那些为生存而斗争的“饥饿的无产者”庸俗，而他们自己不仅不鄙视生活享受，相反地，还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保证他们得到足够的享受而表现出愤慨。他们把无产阶级运动看成低级感情——嫉妒的产物，却丝毫不反对社会分为阶级的现象。无怪乎高蹈派和颓废派尽管十分仇恨庸俗习气，却拥护资产阶级社会反对无产者的革命意图，也无怪乎所有他们这些人在躲藏到自己的“象牙之塔”里之前，都力求尽可能地安排好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质生活。

　　对于明斯基之类颓废派同情现代社会运动这种情况，普列汉诺夫是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明斯基曾于1905年短时间内挂名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的编辑。对他的这种行为，好多人都感到好笑或不解。明斯基自己辩解道，“对我的惊异和指责，至少有一半应该归咎于我国自由派在对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诗歌的批判中所造成的根本误会，这种误会就是相信怀有新情绪的诗人如果不直接是政治自由的敌人，无论如何也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新情绪的所有——我强调指出这一个词——代表人物，巴尔蒙特、梭洛古勃、布留索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安·别雷、布洛克、伊·伊万诺夫，毫无例外地都是俄国革命阵营中的歌手”。

　　普列汉诺夫总结道，明斯基想使我们相信“象征主义和革命之间的同盟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现象”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一会拿这个一会又拿那个作例子，都不具备较强的说服力将象征主义和革命直接联系起来。普列汉诺夫指出，明斯基、梅列日柯夫斯基、别尔嘉也夫等这些颓废派（包括新流派）尽管反复无常，但有一个方面是始终不变的：他们总是轻视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

　　普列汉诺夫对于梅列日柯夫斯基和明斯基等颓废派利用宗教消解郁闷和烦恼的状况进行深层解析。普列汉诺夫写道，明斯基评述梅列日柯夫斯基之所以相信基督复活是因为他害怕死才希望不朽。梅列日柯夫斯基相信“不朽物”的存在，其论据是贫乏而无力的，难以成立，也经不起推敲。尽管如此，明斯基也走上了梅列日柯夫斯基的老路，用他创造的“未来的宗教”来驱散由“虚无主义的快乐”所引起的烦闷无聊。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虚无主义的快乐”为何使明斯基感到不快呢？普列汉诺夫半开玩笑地说，大概是他觉得解决永恒问题是件严肃的事情，开玩笑是有失体统的。实际上，人们在解决严肃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认真的，只有在解决相关问题之后人们才如释重负，才会有“快乐”的心情，也就是所谓“嘲笑”的表述。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表述：如果我嘲笑可笑的东西，这就表明我在严肃地对待它。很多时候，明斯基缺乏应有的科学知识，因对别人的回答理解不透而生气、烦闷。19世纪七八十年代，宇宙的统一性、生物的进化、生命形态的永恒的更替，都已被先进的人们给以认真探索解答，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大自然的了解，使人们的思想得到更进一步的解放。然而，明斯基却用“猿猴”“这是所有人的归宿”“牛蒡”等评述这些解答，显得不屑一顾。人们之所以心情“快乐”，是现代的文明人类回头看“蒙昧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论等）感觉太浅显、单薄的缘故。普列汉诺夫对明斯基浅薄的“烦闷无聊”“轻视”“快乐”进行总结，指出他的这种“烦闷无聊”是由现代“超人”的心理特征引起的。这些特点同庸俗习气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他毫无根据地轻视“快乐”，而“快乐”各有不同。伏尔泰的“快乐—哈哈”用来痛斥狂信和迷信；费尔巴哈把“笑”上升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特征高度来讲。反过来，宗教探索者不喜欢笑，是令人极其不解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宗教探寻者之所以求助于彼岸的幻影，是因为在他们空虚的心灵中，人和自然统一和亲近的令人兴奋的感情根本没用或者是极少见的。为此，他们在宗教中寻求安慰。这种安慰有用吗？根本没用。普列汉诺夫强调，费尔巴哈把宗教安慰当作简单的幻觉。当儿童失去父亲，或者可怜的孩子连年生病，充满慈爱的天父观念能安慰人吗？不能。通过人是可以的，而宗教却不行。

　　对于“宗教安慰”，梅列日柯夫斯基先生如何认识呢？普列汉诺夫指出，他十分轻蔑地评论“牛蒡的不朽”。因为他体会不到人和自然统一和亲近的令人兴奋的感情。他认为只有所谓粗俗的唯物主义者才满足“牛蒡的不朽”，而且他所谓的“不朽”与“牛蒡的不朽”相同。普列汉诺夫引用费尔巴哈的语言加以批驳，即关于超自然的超人的不朽的学说是利己主义的学说，关于人在人中继续存在的学说是爱的学说。梅列日柯夫斯基及其同道之所以把个人不朽问题看成存在的基本问题，因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也是利己主义者。“被精神孤独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个人主义者，由于不能使用有关于我们罪恶人类的现实人间生活的观念来摆脱孤独，就求助于天，寻找‘共同的神’”。但这不起任何作用。“只有当人们的相互（人世）关系不再用‘人对人如狼’的原则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的人世生活的悲剧才会消失”。

　　普列汉诺夫分析认为，从颓废派中的“造神派”的心理来看，他们不可能同情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颓废派认定饥饿的无产者的心里充满庸俗习气。这些人虽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现出某些“鄙视”，但可以使他们不劳而获，饱食终日。这实质上暴露出了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庸俗习气。资产阶级的庸俗习气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他们珍惜自我，成为莱布尼茨所说的“没有向外开的窗户的”单子。由于生活“烦闷”和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变成信神的单子。革命的风暴将其裹进尘世生活，改变了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单子状态。但他们并不安分，而是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把自己的新宗教的圣水洒在现代正在斗争的人类的经济愿望上，并点起自己‘新的’神秘主义的神香”。对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中表现出的团结一致、自我牺牲，他们是反对的，有使他们变得“默默无闻”的危险。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理想，赞同革命工团主义（认为马克思学派“好权”，无政府主义者太“自尊”）。

　　明斯基最心仪的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否认私有制，但又既否认有组织的政权，也不承认无组织的政权。由此，明斯基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根除了庸俗生活观和庸俗生活方式的毒素”。普列汉诺夫指出，这是简单的悖论，因为实际上不能既否认对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同时又否认私有制，即否认个人占有某些物品的权利。

　　普列汉诺夫讲道，现代庸人的突出特征是“将人类爱和忘我精神”同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对立起来。明斯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才感到迫切需要用宗教“神秘剧”的黑幕来掩盖它们

　　与明斯基相比，梅列日柯夫斯基更倾向于“无限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乃是俄国革命的潜在的灵魂”。持有这种观点的颓废派人物还有基比乌斯、菲洛索佛夫。普列汉诺夫严重警告，这是把俄国革命同无政府状态混为一谈。梅列日柯夫斯基神秘论者之流的可尊敬之处在于，他们承认其神秘本质的特点之一是他们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飞，在坠落，而且“飞”得不同寻常，是头朝下。由于头朝下，脑子充血，思维不正常，颓废派神秘论就产生出来了。

　　普列汉诺夫总结道，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的宗教”和颓废派的福音，远没有把俄国现代宗教“探寻”的一切变种包罗无遗。是的，路标派不在此列，还需要另写专文进行分析，探得他们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倒退到唯心主义”，然后又倒退到路标派。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没有再写出有针对性的批判文章。

　　《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是一部名著，在俄国革命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很大作用，受到列宁的高度赞赏。通过学习和研读普列汉诺夫的这部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收获很多教益。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和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要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我们要做到沉着应对、正确应对、有效应对，这要求我们必须做好以下两点。

　　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被时间和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革命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俄国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列宁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其后的几十年，苏联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扛过了无数困难和曲折，成为可以与美国比肩和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然而，戈尔巴乔夫当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很快造成苏联国内混乱一团，直至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解体。

　　五四运动后，中国部分先进人士学习俄国革命，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用来指导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改变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运动。之后，我们党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此同时，我们党克服执行过程中僵死的教条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等错误，使革命不断走向胜利，最后成功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改变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受掠夺、受欺压的屈辱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使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强调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普列汉诺夫在整个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将其贯彻到其理论研究中，取得辉煌成就，成为被列宁赞誉的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为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我们作为后来者，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矢志不渝的意志品质，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永葆其青春和活力。

　　二是面对错误思潮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处在斯托雷平反动恐怖统治之下，部分人士脱离革命，大多数人处于恐慌和迷茫中，包括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探寻宗教，“寻神”和“造神”成风，寄希望于到宗教中寻求解脱和安慰。这样的颓废状况对革命极为不利，使得真正的革命家像列宁、普列汉诺夫非常痛心和担心。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抱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抱着对革命极端负责的态度，以极大的热情，倾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著述撰文，从理论上廓清宗教探寻的迷雾，阐明其思想危害，提振人们的革命精神，引导人们继续革命，完成未竟之大业。普列汉诺夫面对错误思潮的亮剑精神、斗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前些年，对于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等错误思潮，以及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沙化”“阿化”“逆中国化”等宗教反常现象，有些人视而不见，有些人敢怒不敢言，致使其对我国的民族团结、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我国宗教的中国化一度造成很大危害。所以说，面对错误思潮，需要有普列汉诺夫的那种斗争精神、那种负责态度，勇于出手，敢于亮剑，使我们的事业健康发展，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