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现代化实践催生现代化理论并时刻检验着不同理论的生命力与科学性，现代化理论指引着现代化实践的前进方向并在实践中被反复检验与发生嬗变。从实践层面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呈现出资本主义先发掠夺型、资本主义后发依附型与社会主义后发独立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在人类历史进步中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第一颗扣子”就已扣错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只会越往前发展，越使自己出丑并逐渐走向历史的“垃圾堆”。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次现代化浪潮，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一统天下”，却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被新兴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践中揭露了荒谬性和反动性的实质。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引下，一条既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也不对落后国家实施掠夺剥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渐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后发独立型现代化的光辉典范，同时也为人类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全新的破题思路与解题方案。

　　（一）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实践层面需求落点的转移通常构成理论产生与获得成功的重要驱动力。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开启的自由主义革命紧紧抓住了资本主义富国裕民、发展经济的主线，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而此时的英国已然开启了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正在创造现代化的原生样态，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围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价值分配等核心议题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影响人类社会最为广泛、深刻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来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一门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随着时代需求而兴起，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贫困落后的第三世界如何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将发展经济学分为新古典学派、新马克思学派和结构学派，这一划分方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中国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则将“学派”改称为“理论”，把发展经济学分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激进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有保罗·罗森斯坦·罗丹、拉格纳·纳克斯、汉斯·辛格、威廉·阿瑟·刘易斯、霍利斯·钱纳里和卡尔·冈纳·缪尔达尔等。他们总体上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应由市场力量主导，主张加强政府对现代化进程中资源配置的干预，制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和计划管理体制。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有狄帕尔·拉尔、雅各布·瓦伊纳、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彼得·托马斯·鲍尔等。他们高度肯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倡导个人主义，主张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改革。这两大经济发展理论争论的实质是实行经济统制还是自由放任，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机制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并不触及所有制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必将是错漏百出的。也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所描述的，“《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产生的经济思想往往掺杂着利益团体的私欲与诉求，而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观点或许有所分歧，甚至有时针锋相对、相互非难，但根本立场却是高度一致的，皆是以维护国际垄断集团统治、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改良与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稳定为根本目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往往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打着普世性的旗号为第三世界提出一系列理论“药方”，而这些思想观点一经实践检验便露出其背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嗜血的獠牙”。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带来的剥削加剧已然从国内延伸至国际。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学者总体上主张第三世界通过依靠外资发展制造业，这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国际范围的价值转移与剥削。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的分析方法、部分思想观点与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如果照搬照抄、全盘吸收，更多时候可能会带来无尽的副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在其丰富的思想建构中，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社会发展动力、资本主义国际剥削机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等重要理论问题产生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理论研判，尤其是产生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与方法论指导意义的重要发现。早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极为关注现实问题，在林木盗窃案等议题上对贫困百姓物质利益问题予以了关注，在批判普鲁士政府的同时，初步产生了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的社会发展思想雏形，对于研究人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诞生及其世界扩张、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集中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方法。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源，认为以世界市场为基本特征的新时期产生了超出英国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而“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他们还指出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向外围国家扩张的趋势，“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描绘了以消灭私有制为条件，以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等为实现步骤，同时消解“民族对民族剥削”的未来社会发展图景。在《资本论》这一经济理论巨著中，马克思又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等重要论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思想支撑。

　　列宁领导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原生样态的创造历程，在其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实践探索中诞生了许多既符合时代特征，又契合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实需要的思想理论结晶，为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其他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引。首先，列宁主张合理吸收与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并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一著名公式。其次，列宁主张将科学技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动力，由此又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认为当时的俄国要想摆脱小农国家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把“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与此同时，列宁把教育作为实现电气化的重要着力点，他强调：“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再次，列宁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与现代化的最终服务对象。他指出苏维埃国家电气化要紧紧依靠包括广大工人、农民以及科学家、工程师等在内的知识分子，“经济战线上的战争更困难、更持久；要在这条战线上获胜，必须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变得主动、积极和忠诚”。同时，他还明确把服务人民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旨归，并鲜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层。对下层它是不关心的”。最后，列宁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管理中的领导作用。他在1921年发表的《党内危机》中批判了工团主义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列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继承并验证马克思、恩格斯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真理性的同时，也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赶超提供了指导。在列宁看来，现代化要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始终依靠人民并为了人民。这一系列思想理论主张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对于今天乃至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选择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国外左翼激进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首先需要明晰的是，激进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总体上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式，在政治经济的变革主张方面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同时也在创新发展中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式的理论边界。程恩富、胡乐明认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晚期资本主义”“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等激进主义的创新概念与理论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激进主义的思想理论总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之源的。激进主义学者总体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综合运用了阶级分析等具体方法，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资本积累理论等思想因子。同时，激进主义学者致力于改变现存国际不平等秩序的主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解放的核心价值观，这在价值追求层面与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明显不同。在具体变革策略方面，不少激进主义学者也主张通过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资本主义，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激进主义的思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原旨”有一定的不同。张建新认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非线性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又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非线性发展。在激进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形成过程中，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学者有着综合化与跨学科的倾向，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另外，普雷维什等部分激进主义学者还吸收借鉴了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观点，由此，许多学者常常将早期的普雷维什视为结构主义理论的代表。虽然借鉴吸收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部分研究成果，但激进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探索第三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在于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落后性与反动本质，在于论证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必要性，这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为准则的现代化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激进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巴兰发表的《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由此，保罗·巴兰常常被视为激进主义学派的开创者。1957年，他发表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剩余”为中心概念，展开了对发达和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剩余的大小及其利用的结果，第三世界因缺少经济剩余而陷入贫困，发达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却无法高效利用，并将社会主义存在的经济剩余称为计划经济剩余，“作为有计划的经济剩余，它的使用是取得全社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长期最佳发展”。由此看出，激进主义学者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与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学者完全不同，激进主义学者高度肯定社会主义在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依然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发展目标。

　　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步入了发展壮大的快车道，一大批学者和政要开始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依附型发展问题，并逐渐形成了依附论学派，其主要代表学者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劳尔·普雷维什、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尔南多·卡多佐、乔万尼·阿里吉等。依附论的主要思想来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多斯桑托斯曾指出：“毛泽东对不发达和依附理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依附论学者关心的核心命题是依附与发展间的关系，以弗兰克为代表的激进依附论学者坚持外因论，认为依附与发展是难以调和、根本对立的，依附导致了现代化的滞后。而以巴西前总统、经济学家费尔南多·卡多佐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依附论学者，则强调对内部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第三世界仍然存在合理利用外资从而实现经济腾飞与现代化发展的空间。但无论是依附论的哪一具体派别，依附论学者总体上都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和“边缘”两个部分，认为中心国家不断对边缘国家进行国际剥削从而导致边缘国家的落后，都不否认外部因素在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方面具有突出的消极影响，同时也都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将第三世界落后的根源归结为内部原因的说辞，并且大都在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依然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曾指出：“我想，这就是唯一可能的发展道路：在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客观条件迫使这个革命不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就是重新滑到对帝国主义经济依附的道路上去。”

　　20世纪70年代，沃勒斯坦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等思想，在依附论“中心—外围”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区、边缘区、半边缘区”三元结构，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反对将内部性定义为一个国家政治边界内部的做法，主张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资本主义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一种我称之为‘世界经济’的特定类型的世界体系。国家结构是在这种世界体系中存在的。”1972年，沃勒斯坦发表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未来衰亡：比较分析观》是世界体系论的开山之作，此后弗兰克等许多依附论学者也转向了世界体系分析。在世界体系论的研究中，大体分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诸体系论和以弗兰克为代表的单一世界体系论。世界诸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不平衡发展的，三元结构之间存在动态演进，半边缘、边缘地区也有可能成为中心国家，但同时也认为边缘地区的资本积累是依附积累，且中心地区和其他地区存在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使经济剩余转移至中心国家，这使这种中心剥削外缘的体系结构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的东方》等著作中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不是处于边缘的欧洲，而是中国更有资格以‘中心’自居”。沃勒斯坦认为世界历史的中国中心观分析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也认为这种世界体系的分析“将取决于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在未来几十年的演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持续推进，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论可能在实践层面得到印证。总体来看，世界体系论弥补了传统依附论中简单外因论的不足，并且没有陷入内因论，还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迟滞与不发达的根源以及美国霸权的衰落进行了深刻剖析与预测，如以伊曼纽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增加工资推动经济发展、对出口商品征税来防止超额剩余价值外流等具体措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总的来说，激进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尚处于不断完善与发展的阶段，仍需要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检验。但首先要承认的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式的激进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驳，为构建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作出了贡献。

　　资本主义现代化大致可分为先发掠夺型现代化与后发依附型现代化，“掠夺”与“依附”指的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并不含括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有学者将步入工业社会之后的发展称为“再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等）的基本特征。部分走先发掠夺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在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次现代化之后，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烈动荡、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转变时，也可能会转入某种程度的依附性发展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的保护地，中欧也越来越如此。英国是一个次要角色并基本上依附于美国。”自美国霸权体系建立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基本处于依附状态，只不过依附的程度有深有浅、依附的具体领域与表现有所区别罢了。

　　（一）先发掠夺型现代化

　　国内外学者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对现代化的基本类型进行了研究与界定。按照现代化推动力的来源可分为内源的现代化与外源的现代化；将现代化起始时间纳入划分标准，则可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以经济形态为划分标准，则可大致分为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社会主义型现代化与混合型现代化。现代化的进程是动态变化、极为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变量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划分的标准不宜十分详细。但是，以往学界广泛使用的划分类型事实上缺乏一定的价值判断或者混淆了价值判断，无法真正体现各国在现代化全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基本特性。同时，现代化理论具有意识形态性，内生型、外生型这类划分方法存在意识形态风险，容易被部分学者用于西方中心主义式的解读，从而为其夹杂私货、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提供可能。部分学者就曾套用内生型、外生型作为评判标准，鼓吹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现代化建设是“形似神不似”，大肆否定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探索。

　　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而积累资产的。衡量现代化道路是否过时、是否落后，根本标准不在于它出现的时间是早或晚，也不在于它存在的时间是长或短，更不在于走这条路的国家是多或寡，而在于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于它是为少部分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些都要求我们以大历史观从整体的角度来考量，而不能将某一短暂时期的特点作为发展道路的总体特征。基于此，本文在以往划分标准的基础上将现代化的基本类型进一步分为资本主义先发掠夺型、资本主义后发依附型与社会主义后发独立型。

　　走资本主义先发掠夺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先发掠夺型现代化强调两个维度：一是历史维度，二是实践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维度。一方面，本文所说的“先发”主要是相较于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来说的，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与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皆可被称为现代化的先发国家。早期现代化的核心无疑是工业化，因此，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与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历史分期与工业革命的分期大致相似。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率先开启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在煤炭与铁的物质技术基础驱动下，英国的生产力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840年前后，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与现代化，成功开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生模式。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后期，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也先后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但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完成与现代化模式的成熟是在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实现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大致开启于19世纪下半叶，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并开创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西欧其他国家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也在这一时期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力量。另一方面，本文所说的“掠夺”主要是指一国通过剥削压迫其他国家与民族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从而推动现代化快速发展，同时在本国的发展进程中利用先发优势与技术垄断推动构建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在国际贸易中主导不平等的价值转移。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向全球扩张及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就科学地预见了这种国际剥削加剧的趋势及其背后机理，他指出：“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20世纪初，列宁基于大量的历史实践素材对国际价值剥削形成了更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他对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占有的殖民地进行了详细列举，并就此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列宁列举的依附型国家中就包括拉美的阿根廷。与此同时，列宁还对英国这一资本主义先发掠夺型现代化的“典范”进行了剖析：“它控制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居世界首位，它创造这些财富不单是靠本国工人的劳动，而主要是靠剥削广大的殖民地，靠英国银行拥有极大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已经使得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处在这个资本的魔掌之中，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英国资本的千百条绳索缠住。”时至今日，这种经济“殖民”并未因殖民地的政治独立而消失，垄断资产阶级精心构建的剥削机制仍在全球高效运转。在资本主义设计的以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第三世界被迫按照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即如通过大量的简单劳动来换取少量的复杂劳动等被设定的具体规则存活，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另一种类型——后发依附型。

　　（二）后发依附型现代化

　　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战争经常成为不自觉地推动现代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现代化历史，在开启第三次现代化新浪潮的同时，也催生了无数走资本主义后发依附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快速瓦解，战争初期作为旁观者的美国在战后凭借雄厚实力实现“王者加冕”，精心构建起以自身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手伸向无数被战争打烂、一穷二白的边缘国家，力求编造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现代化神话。此时，虽然是“一球两制”的发展格局，但世界依然处于列宁所指明的帝国主义时代，以美国为母国的垄断组织与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空前加强，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此时已不存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实现现代化的客观条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余地被金融资本的统治无限挤压，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向现代化国家跃升的美好愿望逐渐步向落空，最终只是从被赤裸裸的政治统治与资源掠夺的殖民地转而成为不断受到隐性剥削的依附型现代化国家。

　　走资本主义后发依附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的具体情况与表现各有不同，部分国家可能同时出现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上，关系国计民生或具有重要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受到国外资本把控或高度渗透，在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扮演着初级产品出口国或低附加值外包制造业基地的角色，技术上自主研发能力较弱，过度依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掌控的跨国公司技术外溢与技术转移。二是政治上，国内政治进程与政策选择受到霸权国家的控制，政治权力受到与西方国家勾结的精英分子操控，完全或部分移植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三是思想文化上，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侵蚀，大量知识分子接受西式教育，西方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文化产品等统治民众生活。四是军事上，军事力量薄弱，处于北约或美国的军事庇护下，国家的部分军事权力让渡给相关组织或霸权国家。依附型现代化国家还存在一些其他表现，比如抵御金融风险能力较弱等，同时这些表现也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走依附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无论具体表现如何，都体现出以美国华尔街财团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与操纵，因此绝大多数的利益最终也是流向资本掌控者一方。

　　走资本主义后发依附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并不只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也包含一些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橱窗”与“两制”对抗前沿的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韩国模式”备受部分第三世界的吹捧与模仿，但韩国本质上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后发依附型现代化国家。二战结束后，资源禀赋与地理位置都不占优势的朝鲜半岛并不存在快速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国外一些学者曾悲观地认为：“韩国的未来绝不会是玫瑰色的，人民将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然而，二战结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朝鲜战争又使社会主义的旗帜顺利在朝鲜半岛上树立起来，这使韩国在地缘政治层面的重要性得到了凸显。作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较量的前线，韩国接收了美国提供的大量经济援助与技术转移，这是韩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也是其走上资本主义后发依附型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国防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保障，而韩国自诞生以来在军事上就高度受制于美国。以1966年签订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SO-FA）为基准，韩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归韩美联合军司令部所有，总司令由美国人担任。在经济上，财阀经济控制韩国国民经济命脉，美国资本通过操控财阀间接控制韩国经济命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名义GDP为1.67万亿美元，五大财阀高占GDP的40%～50%，而这些财阀背后隐藏的却是以花旗、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财团。第一大财阀三星集团的业务涉及电子、半导体、建筑、化工、军工等主要行业，2022年仅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电子产品产值就高达2397.39亿美元，约占GDP的14%。但三星集团披露的股权结构图显示，普通股外资占比达到52%，优先股外资占比则高达69%，大量的利润被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垄断资本所攫取。历史狠狠地嘲讽了被韩民族优越主义冲昏头脑的韩国人，同时也以铁的事实提醒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开创现代化的独立形态。

　　（一）社会主义后发独立型现代化的“俄式”探索

　　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逐步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与战争风险急速加剧，并由此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相应出现了30年左右的停滞与徘徊，有学者将其称为“第一次发展性危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并迅速与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退出世界大战，着力巩固苏维埃政权，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21年初，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创造性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通过与德国等国家签署《拉巴洛条约》等协议引入外资与国外技术，并深度参与资本市场管理与资源调配，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此后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前提。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逐步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其领导下，苏联于1927年确立农业集体化方针，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大量资本积累，并从1928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计划地发展以国营企业和集体化农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走出了一条以政治现代化带动经济现代化，通过构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进而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936年，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颁布，“苏联模式”正式确立。次年，苏联在西方资本主义包围下顺利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从苏联现代化指标来看，“一五计划”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率高达19.3%，“二五计划”年均增长速率为17.1%，“三五计划”战前三年的平均增长速率为13.2%；“二五计划”结束时，苏联工业产值已居欧洲第二位、世界第三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从同期的48%增长到70%；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从1917年的18%增长到1940年的32.5%;1937年全部实现农业集体化；科技工作者数量从1913年的1.2万增长到1940年的9.8万，1939年苏联劳动人民普遍不识字的现象基本上已消除。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由于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已变成一个经济独立的国家，它已能供给本国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一切技术装备”。可以说，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且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顺利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生样态。这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热情。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模式虽然存在许多弊端，但在实现现代化的独立自主方面依然是卓有成效的，相关的政策措施在战后被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学习借鉴。同时，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苏联为战后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援助与指导，这些援助与指导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为许多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现代化提供了资金来源与实践借鉴。

　　俄国的实践塑造了以政治现代化带动经济现代化的新样态，同时也向世人昭示，制度是决定现代化发展方向与特性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铸就了社会主义国家高度可控的经济权力，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列宁曾将对外贸易垄断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独立的决定性条件，他指出：“如果工业得不到保护，工业无产阶级是绝对不能恢复自己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而能保护工业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而对外贸易垄断的实现则高度依赖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斯大林指出：“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泉源，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另一方面，国外资本的利用问题一直是影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走依附型还是保持独立自主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利用外资或灵活运用外资的情况下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创造了可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抵御外部风险和冲击的能力，苏联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曾经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接收过外资与国外技术以推动本国现代化，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所说的“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与敌视，苏联利用外资的规模十分有限，斯大林曾提出：“我们没有外来的贷款还是能够实行我国的工业化的。”从实践来看，苏联的现代化总体上依然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依靠本国力量实现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国家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既没有侵占和掠夺其他国家与民族，也没有依靠“外来的贷款”，真正开创了独立自主现代化的新道路。

　　一段时间以来，有人盲目套用国外学界“斯大林模式”的话术，大肆鼓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企图借此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设想，这纯属无稽之谈和野心家的刻意误导。就历史事实而言，1950年至198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8倍和2.1倍，英国分别增长1倍和0.9倍，联邦德国分别增长3.4倍和3.9倍；而1950年至1984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9.9倍和14倍。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埃琳娜·韦杜塔也在研究中表明，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就是社会主义，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再到工业化道路，苏联展示了如何逐步积累平衡的计划经济经验，它首次尝试组织非资本主义的、按比例发展的经济，使其向着繁荣的未来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苏共蜕化变质，即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他们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使苏联的发展停滞并走向夭折，恰恰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使苏联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着极为深刻、极为正确的认知。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认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历史表明，正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方向，中国共产党才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才能实现。

　　（二）社会主义后发独立型现代化的“中国式”探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内外因素的交织共振中，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极为坎坷，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先后给出了现代化的方案，却始终未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显然，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进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难以落地生根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个旨在砸烂旧社会、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力量和政治保障。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探索，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借鉴苏联经验明确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与政策主张，并为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接连垮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顷刻解体，世界社会主义步入低潮，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力量遭受重大打击，鼓吹西式现代化唯一性的论调甚嚣尘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鼓动下实施政府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改革，逐渐融入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迫实施“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政策，从而逐渐落入了比较利益陷阱与依附型发展状态，丧失了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面对社会主义极端低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创造了彪炳史册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顺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社会主义后发独立型现代化的“中国式”探索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以自我革命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先有中国共产党，再有新中国，这样一个生成逻辑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与拓展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回答好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时代课题作为悬梁之绳、刺骨之锥，坚持刀刃向内、自我淬炼，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自我革命不断锤炼自身，从而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组织动员与战略谋划作用，持续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从成功走向成功。

　　第二，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取向。

　　人的问题是检验现代化性质与发展方向的“试金石”。坚持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立场原则与宝贵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发扬人民至上的实践经验，才能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对这一经验的坚守使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打破了以物的现代化为单一发展向度的资本主义模式，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的跃进。

　　第三，坚持以理论创新引领现代化。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理论指引实践前进的方向。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中得来的一项重要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在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与此同时，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桎梏，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并以此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第四，坚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极为注重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正是因为坚定不移地走这条有别于俄国实践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才成功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借鉴苏联经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极为注重以苏联为鉴，着力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明确提出：“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把独立自主作为全会的基本精神和今后工作的思想原则来着重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对西方亦步亦趋，依靠外部力量，照搬他国经验与发展模式，是决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立自主既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还是中国发展的成功要义。[编辑：钟洁]

　　（作者简介：郑宜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周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网络编辑：钟尧

　　来源：《改革与战略》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