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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星：提升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国际传播力
［编者按］今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30周年。作为国内唯一的国史研究专业学术期刊，自1994年1月创刊以来，本刊秉承“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刊载了大量高质量的国史研究成果，为推动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对外学术传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赢得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在创刊30周年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进一步团结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推动刊物高质量发展，本刊特邀请曾担任主编的张星星和刘国新两位研究员畅谈刊物发展历程和办刊经验，以飨读者。今后，本刊将继续团结广大学界同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牢记国史研究“国家队”的责任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刊发更多有分量、高水平且具备思想穿透力、堪称“信史”“良史”的优秀学术成果，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筑牢研究和宣传国史的坚强阵地，不断推动和完善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努力开辟国史研究新境界。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对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互鉴，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当代中国史研究》作为国内唯一的新中国史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在阐释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也具有许多独特的学术优势。在2008—2019年我担任《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的12年间，为加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外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做了一些积极探索，努力提升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国际传播力，取得了一些微薄成绩和粗浅经验。值此《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30周年之际，把我的一些粗浅体会加以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对提升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国际传播力贡献一些智慧。
一、出席国际学术活动，充分利用海外学术平台
在接任《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前夕，我受邀出席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组织大会”。这次大会于2007年9月15—18日在北京举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成员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5大洲27个国家的史学界代表出席会议。大会期间除召开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会议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组织大会外，还由中国史学会主办了一场“中国历史学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目的在于促进国外历史学者更好了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按照中国史学会的分工和要求，我为会议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英文论文，并用英语向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和各国代表做了约30分钟的报告，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加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8年第9期予以全文转载。
两年多后，我作为中国史学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2010年8月22—28日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当代中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学者第一次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每5年举行一次，是世界各国历史学者的学术盛会。1985年，中国史学会作为国家会员正式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并相继组织代表团出席了第16届至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参加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家有100多个，正式注册会议代表1500余人，另有部分自由参会人员，总人数超过2000人。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大会的最主要成果，是经过申办国——中国代表团的大会陈述、执行委员会投票等程序，成功通过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欧美西方国家之外举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以本刊讯的形式，刊发“中国获得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办权”及本刊主编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学术动态。会议期间，除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团的集体活动外，我还根据学术兴趣分别出席和关注了“国家历史与历史的全球化”“国家认同与主导性记忆”“历史对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影像、大众传媒与历史”“个人传记与微观史”“面对争议性记忆的历史”等专题会议，与有关学者进行了交流，开阔了学术眼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对国际历史学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前沿有了进一步了解。
2015年1月8—10日，应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约瑟夫·希拉库萨教授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弗兰克·盖文教授的邀请，我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了由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举办的“全球核秩序再评估——过去、现在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正式代表共42人，其中美国学者21人，澳大利亚学者14人，新西兰学者2人，瓦努阿图学者、英国学者、奥地利学者各1人，中国代表2人（我和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贺从念教授）。我主要依据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2010年4月胡锦涛在美国华盛顿第一届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2012年3月在韩国首尔第二届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习近平在荷兰海牙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等相关资料，撰写和提交了论文《中国核政策与核战略的对外宣示》。由于中国学者接到会议邀请和提交论文时间稍晚，大会未能安排正式发言，我在会议讨论环节做了简要的即席发言，介绍了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与会学者对中国政府率先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郑重承诺、积极支持和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坚定维护全球和地区核安全的一贯立场给予高度赞扬。
主动走出去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争取在国际学术平台的发言权，对提升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大力提升自身的学术素养、研究水平和对外交流能力，在国外、境外相关学术圈广交朋友，采用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和方法，把握国际学术动态和学术前沿，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学术关注，增强对外学术交流和传播的实效性。
二、发展海外作者队伍，刊发海外学者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非常重视对外学术交流，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现已更名为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长期签订有科研合作交流协议，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签订有意向性学术交流协议。200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之际，当代所创设了每5年召开1次的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并于2009年、2014年、2019年相继举办第二、第三、第四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使其成为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制度性国际交流平台。当代所的对外学术交流和制度性国际交流平台，为《当代中国史研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发展海外知名学者为刊物供稿，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原所长季塔连科是到访当代所次数最多国外学者之一，是当代所同远东研究所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共同开创者。2009年9月，季塔连科出席了当代所举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当代中国史研究》于当年第6期刊载了他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际意义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我于2006年5月和2012年6月两次赴莫斯科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都得到季塔连科的热情接待。2015年11月，季塔连科荣获“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季塔连科和他领导下的远东研究所团队及其他俄罗斯学者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作者群体。《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和第4期，先后刊载了远东研究所乌索夫撰写的《俄罗斯学术界最近10年对新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格拉西莫娃撰写的《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原则（1949—2007年）》；2011年第2期刊载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Ю.В.瓦宁撰写的《俄罗斯学者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2013年第4期刊载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所长В.Л.拉林的论文《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区对当代中国的研究》；2013年第5期和2014年第4期，发表了远东研究所Д.А.斯米尔诺夫撰写的《中国现代化经验：国内外的一些观点》和亚历山大·叶尔绍夫撰写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成功之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是有很高国际知名度的中国研究学者，他在2006年和2007年两度以访问学者名义在当代所长住，为他的“邓小平时代”研究搜集资料，还多次应邀参加当代所的学术活动，为当代所研究人员做了学术报告。2017年10月27日，我有幸主持了傅高义教授在当代所的学术报告会，他诙谐又认真地说当代所是他在北京的“单位”。2009年9月，傅高义出席了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刊载了他撰写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2013年11月，我率当代所学术代表团赴美访问，傅高义在哈佛大学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一行联系了对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燕京图书馆等部门的访问考察。那一年，傅高义获得了“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9年9月，傅高义虽然未能出席第四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但他为论坛发来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70周年”的视频讲话。
2007年11月，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柳永烈访问当代所，与当代所签订了学术交流意向书，促进了与韩国的学术交流。2008年10月，我率当代所学术代表团访问韩国，为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学术报告，访问了首尔的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和大邱的庆北大学、启明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在首尔国立大学，拜访了该校外交系主任、中国研究所所长郑在浩教授。郑在浩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访问学者，通晓中文，同时又是英文《中国季刊》的编委。他把用英文撰写的《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述评》赠送给我，经过作者允许，我安排国史系研究生詹珩将该文编译为中文，刊登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通过此次访韩，我们还邀请到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研究教授李正男出席了翌年举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
此外，《当代中国史研究》刊发的国外学者的论文还有：日本创价大学教授川崎高志撰写的《日本学生的中国观和周恩来观——以创价大学的调查为例》（2008年第3期），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原日方首席委员冈部达味撰写的《中国外交60年：回顾与展望》（2010年第2期）；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撰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历史考察》（2010年第2期）；德国特利尔大学东亚太平洋研究所韩博天教授撰写的《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2010年第3期）；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撰写的《越南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2013年第5期），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冯氏惠撰写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与中国梦》（2014年第5期）。这些国外知名学者撰写的文章，提供了对当代中国史多视角的观察和分析，对提升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组织召开海外学术会议
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召开学术研讨会，也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一种重要形式。2012年6月15日，当代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莫斯科联合举办了“中俄关系及其国内国际因素（1991—2011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当代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及俄罗斯地区发展部等机构的3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兼当代所所长朱佳木和季塔连科共同主持了会议开幕式与会议总结。《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5期以专栏的形式登载了会议概况，摘要发表了中方学者的与会论文。主要有朱佳木的《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丁明的《对中俄关系20年的回顾与探析》、徐轶杰的《中俄经贸合作的回顾与展望》、刘国新的《20年来中俄文化交流简论》、张星星的《非同盟框架下的中俄军事合作》、孙翠萍的《中俄关系中的东亚因素（1992—2002年）》、周红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研究述评》。根据中俄双方商定的方案，“中俄关系及其国内国际因素（1991—2011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阶段会议于2013年6月2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当代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中方学者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后贝加尔国立大学的俄方学者共2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我主持。两个阶段会议的举行，对加强中俄关系史研究，正确认识和总结中俄关系20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深化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2008年7月，杜进森对当代所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订了学术交流合作意向书，推动了双方学术交流的快速发展。12月，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朱佳木率学术代表团赴越南河内，出席由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除中越两国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学者。与会人员就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特别是经济特区、地方发展、社会公平、文化教育和维护和平稳定等成功实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交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刊发了这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经验”国际研讨会的学术综述，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概况和主要内容，阐述了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促进了学术交流成果的传播。2018年11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前夕，我率领当代所学术代表团，再次与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和南方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学术交流。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位于首都河内，南方社会科学研究所位于胡志明市。我们先后与两个研究所的领导和学者，围绕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越南的革新开放进行了学术座谈。我和代表团成员宋月红、李文、张金才、姚力、王巧荣分别从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改革、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社会建设、和平外交等方面，概要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越南学者介绍了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促进了对改革开放和革新开放的交流互鉴。这种学术交流方式可以使我们从国际比较中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深刻地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更有效地破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四、扩大海外学术传播，出版《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
出版《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是朱佳木在担任《当代中国史研究》编委会主任期间做出的重要决策，并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2009年11月，他帮助编辑部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建立起联系渠道，为推进英文刊出版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做好英文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我参加了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期刊协会举办的英文期刊主编培训班，通过考试取得了英文期刊主编资格证书。
当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国际出版分社成立不久，人手不多，工作繁忙，各项业务渠道刚刚建立起来，工作推进比较缓慢。经过反复商谈筛选，最终决定委托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负责《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的翻译、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选定英文刊第一辑的论文篇目后，翻译、编辑、校对等各项工作都非常复杂，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逐步解决，迟至2015年初终于出版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第一辑。从2009年11月第一次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的同志接洽英文刊出版问题，到第一辑刊印问世用了整整5年时间。这中间编辑部张蒙和各位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
《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第一辑，是一部综合性文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国防史、外交史和述评类的论文各2篇，一共收入14篇论文。英文刊第一辑出版的热乎劲还没有过去，一盆冷水又兜头浇来。一位国外知名学者向编辑部反映，《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的英译文“太烂了”，与这本严肃的学术期刊完全不相配。据了解，负责英文刊编辑的人为了少付翻译费，找了些既没有当代中国史专业基础、英文水平也半斤八两的留学生来做英文翻译工作，导致出现不少英文表述不准确、不规范、不流畅等问题。我们及时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反馈了这一情况，国际出版分社向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驻华代表反映，驻华代表要反馈到荷兰的出版社，出版社再转到负责英文编辑的人，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确实没有把握。
英文刊的第二辑于2016年出版，从综合性论文集改成了专题性文集，集中收录了中国农业改革和农村转型的14篇学术论文。我们收到英文刊第二辑的样刊后发现，英文编译者在该文集的前面加入了一个长达21页的“导言”（Introduction），标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再认识：西方和中国的观点”。在我们慎重编选的文集中加入英文编译者撰写的“导言”，这并不在原先签订的出版合同之中，且事先未向中方告知，也未经中方审阅同意。我们随即通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荷兰博睿学术出版公司驻华代表提出交涉，指出英文出版方在未告知中方的情况下，擅自在中方编选的文稿中添加其他内容，是不妥当的。博睿学术出版公司方面表示，尊重中方的意见，遇有此类情况将提前送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审阅同意。为加强对《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政治方向、学术导向、翻译质量的把控，我们会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方案。一是对英文译者提出严格的选用标准，切实提高英文翻译质量；二是加强对英文刊内容的严格把控，英文编译者和英文出版方不得在文集中添加未经审阅的内容；三是加强出版刊印程序的监管，编译完成后的文稿需经《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签署“同意出版”方可正式印行。这一整改虽然延误了一些后续出版时间，但为确保和提升《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的出版质量提供了更妥善的保证。
2019年，以当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为主题的《当代中国史研究》英文刊第三辑刊印出版。我和编辑部的同志还共同编选出以当代中国婚姻制度改革和妇女解放为主题的英文刊第四辑的篇目。2019年底，我彻底卸去担任12年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职务。
《当代中国史研究》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平台，要履行好这一职责和使命，建设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广泛团结海内外各方面当代中国史研究学者，为提升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国际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为阐释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愿以此文献给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给予大力支持、做出重要贡献、已故的傅高义教授、季塔连科院士！
（作者简介：张星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当代中国史研究》原主编）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