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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直接的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于1848年革命爆发前夕在英国伦敦公开发表。在《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前，恩格斯还曾在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撰写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并为准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撰写了《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两份文件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正文由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四个部分组成：一、资产者和无产者；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恩格斯曾将《共产党宣言》称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写作，一直到恩格斯逝世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为再版的《共产党宣言》撰写了七篇序言。这七篇序言不仅是对《共产党宣言》思想的进一步阐释，而且结合当时的历史发展和各国的具体实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再阐发，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贯穿其中的方法论内核，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回顾这七篇序言的内容，将一般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集中体现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术语的辨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无产者联合和民族独立内在关系的说明三个方面。

　　在《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史上，这篇不朽的著作还曾经使用过另外一个标题，这就是“共产主义宣言”。实际上，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共产党宣言》再版的过程中大多被冠以《共产主义宣言》的标题。考虑到今天我们把《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看作科学社会主义公开问世的标志，那么，关键的问题就不在于“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宣言”的区别，而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了。对此，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两次给出了专门的说明。他说，“当我们写作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这是因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去，恩格斯的说明是十分清楚的。1847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写作的时候，“社会主义者”主要是以欧文派和傅里叶派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蒲鲁东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尽管，当时工人阶级的运动中还存在着卡贝和魏特林这样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选择“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主义宣言”作为标题也就顺理成章了。可资佐证的是，虽然马克思在筹备《德法年鉴》，以及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还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但是在走向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明确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并通过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来践行这一远大理想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恩格斯之所以在19世纪末专门对著作名称作出说明，还同当时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工人运动的具体实际直接相关。毕竟在当时的西欧，特别是英国、德国和法国，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调整，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中代表性的有工联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结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的论述，以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捍卫，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选择“共产主义宣言”这个标题，本身还蕴含着批判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错误思潮，为工人运动指明方向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名称的辨析，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说明，而且蕴含着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捍卫、运用、发展一般原理的理论旨向。这也为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内在统一，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1881年2月，俄国女革命者查苏利奇曾经致信马克思，请教俄国农村公社问题。当时俄国的革命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出发，俄国的农村公社是“能够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注定要灭亡”？在同年3月8日，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提到了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用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中的话说，就俄国公社可能的发展来说，“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公开的回应。用他们的话说，俄国公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还是“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就意味着：对于俄国土地问题和农村公社问题这个查苏利奇看来“生死攸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了它的历史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对其可能的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基于分工交往扩大、世界历史形成的科学判断，指出了俄国土地公有制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现实条件，也就是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又互相补充。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虽然马克思以西欧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为主要着眼点，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区分了部落的、古典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四种所有制形式，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区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四个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阶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其简单套用到对一切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上。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解答，对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判断，既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立场和原则，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但同时又立足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对于俄国革命的道路给出具体的分析。这一分析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俄国农村公社的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和实践影响的伟大探索。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正式提出。《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提到：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马克思主义者该怎样对待民族和国家问题呢？无产阶级在追求人的解放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该怎样看待民族独立这个问题呢？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共产党宣言》的接受过程中，这注定是一个焦点问题。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未来发展的判断中，已经蕴含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更为鲜明的回答，则在《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被给出了。

　　面对波兰读者，恩格斯写道：“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面对意大利读者，恩格斯又进一步强调：“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

　　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抽象设定一条僵硬的“规律”和绝对的“道路”，而是站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强调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制度“自身的掘墓人”身份和历史主体地位。进而，站在这个理论高地上，马克思恩格斯为每个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以及各民族之间真诚的国际合作、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举旗定向、出谋划策。在这些分析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崇高的革命目标，同各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运动展开，内在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一要求内在包含着对各个民族的具体实际和历史传统的关切。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序言中的内容，与恩格斯同时期撰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时作出的“正是英国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的判断，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作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判断一道，共同体现了经典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时代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同各国的具体实际和民族传统相结合，加以实际运用进而创新发展的典范。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