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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涛、高晨: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发布时间:202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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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大国崛起必然伴随文化软实力和精神力量的强大,而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话语权的提升则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精神力量强大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国家成熟自信的重要表现。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与中国话语权提升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一个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谈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时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由此可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任务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虽然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中国所具有的惊人发展优势和强大制度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完全转化为中国的话语优势。与此同时,中国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致在诸多方面存在“失语”或“无语”。总体上,中国话语体系无法完全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无法与中国战略布局相适应。因此,中国在解决“落后挨打”和“贫穷挨饿”问题之后,解决“失语挨骂”问题已迫在眉睫。当前,要行之有效地破除西方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并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就必然要从战略高度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与中国战略布局相适应的中国话语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1世纪的中国人也必须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探索出当代中国的“思想路标”,并以此赢得世人对中国的尊重。在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期盼,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的崇高使命”。因此,我们要牢牢掌握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发展的话语权,解读新概念、运用新范畴、作出新表述。

 

一、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解读新概念

概念是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石,它通过内涵和外延来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变化不仅是客观事物变化在语言上的反映,更是理论范式转换和学科发展创新的重要标识。因此,概念的提出、更替、结构关系的变化往往反映实践活动的最新成果,同时也预示着理论体系的发展方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来源于实践的学术性概念,更是具有丰富内涵与广阔外延的规范性概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对这一思想历史地位的明确和权威界定。”正因如此,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重中之重是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对这一思想的认识和理解首先应从其所包含的丰富概念入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围绕新时代中国话语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开创性、时代性的重大思想观点,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一整套重要论述。概括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中国道路、民族复兴、文明多样、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国家治理、顶层设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四个自信、两大布局、战略全局、新发展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国内国际双循环等,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具有中国特色且蕴含时代特征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展示出当代中国话语的特质,因而构成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关键词”。但是,如何把这些“关键词”构建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如何体现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并且能够阐明当代中国问题和当代世界问题,这是中国学者在新时代所肩负的重大理论任务。当前,中国理论界要深化中国话语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语贡献研究,深化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标识性概念研究,深化对建设美好世界的中国方案研究,为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作出理论界的更大贡献。对于新概念的解读,应从实践、理论和创新三重维度出发,从实践维度透视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从理论维度阐明概念蕴含的内在逻辑,从创新维度挖掘概念发展的价值意蕴。

从实践维度来看,新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使当代中国人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当代中国人日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目标和民族梦想,这有赖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创造性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又通过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今后我们更要发展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努力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引领世界的发展。在实践中发展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

从理论维度来看,新概念是对“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辩证关系的反映,其一方面展现出“中国实践”的巨大成功对于“中国理论”发展的强大助推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理论”相较于“中国实践”存在发展不足的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实践是成功的。然而,面对中国的成功实践,中国理论界明显概括不够;面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国理论界明显反思不足;面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国理论界明显准备不充分。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了“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任务。当前中国理论界仍面临诸多问题,有些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为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的吹鼓手;有些人一心想“西天”取经,却忘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关键是要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他们只是西方概念、西方范畴、西方表述的搬运工,其结果必然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西方依旧掌握着思想理论的概念设置、范畴设置、表述设置的话语权,要想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学者要有思想自觉和理论自觉,自觉扛起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时代担当。

从创新维度来看,新概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对西方先进思想的中国表达,对中国道路的世界表达。概括而言,概念生产主要有三条路径:其一是赋予旧概念以新含义,这其实是推陈出新之路;其二是移植国外概念,这其实是借鉴创新之路;其三是自己创造新概念,这其实是自主创新之路。中国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只能是权宜之计。要想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当代中国人的创新与创造。其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如果当代中国没有一套自己的成熟话语体系,不仅不能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也不可能真正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和理论输出,更为重要的是不能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这套中国话语体系可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发展趋向,因为在这套话语体系中蕴涵着中国文化、中国立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自信。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不能在话语理论上成为中国理论构建的根基,那么中国道路是很难令人信服和令人向往的。因此,概念的创新性提出和创造性表达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在笔者看来,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问题”所进行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的构建,本质上是一种划时代的整体性理论构建,这一整体性理论构建不仅具有中华民族的首创性意义,而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如何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在21世纪,没有伟大成功的样本、没有成熟的实践探索,便不会催生成熟的话语理论。但是,有了伟大成功的样本、有了成熟的实践探索也不必然会催生成熟的话语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语境下,谁的话语体系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谁的话语就能传播开来,就能打动人,就能拥有国际话语权。当前,由于西方主导了国际话语权,所以中国必须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可见,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形象必须被中国学者自觉地概念化和理论化。如果说在20世纪,作为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的理论表达的中国话语本质上是面向“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理论,那么在21世纪,作为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的理论表达的中国话语本质上则是面向“世界问题”构建中国理论。毕竟,“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那么话语则是“时代的标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话语,只有抓住时代问题、把握准时代话语,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才可能有所创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种局面需要中国学者们共同努力才能改变。“通过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来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使关于不同具体问题的话语表述能被广泛接受和认同,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突破口。”8为此,中国学者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要善于提出具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要善于进行学术议题的设置,更要努力打造易于为国际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相关研究和讨论。只有如此,才能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党中央关于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职责和战略要求的重大发展。

 

二、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运用新范畴

范畴是人类思维成果高级形态中具有高度概括性且结构稳定的基本概念。新范畴是新思想的重要载体,思想的力量往往是通过范畴呈现出来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话语是时代问题的理论表达,时代是话语构建的现实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话语,这些话语往往带有阶段性特征。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能够创造出反映时代发展趋向的新范畴,如何合理运用和创新发展这些新范畴是学者们亟待研究的新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新范畴的运用就是进行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范畴运用的成功典范,始终立足于中国实践、面向世界历史、致力于解答时代之问。因此,新范畴应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实践创新为基础,在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的前提下,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首先,运用新范畴应立足于时代发展背景和人类发展需要。“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人要成为思想的同时代人就必须掌握“思想的力量”。实际上,只有掌握“思想的力量”的民族才能成为伟大的世界历史民族。从1781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问世到黑格尔最后一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法哲学原理》出版(1821),间隔只有区区40年。然而正是在这40年间,产生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诞生了辉煌灿烂的哲学思想理论成果,爆发出令人震撼的思想创造力。仔细分析,“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实现‘理论创新’并产生深远的思想影响,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它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最深处,洞察并捕捉到了哲学与时代的最恰切的结合点。”可见,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需要时代滋养,更需要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的自觉努力。如果“前沿问题抓不准”“重大问题抓不牢”“现实问题抓不住”,那么就谈不上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和有高度的思想创造。

其次,运用新范畴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没有止步于“解释世界”而是致力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那里,改变世界并不仅仅意味着直接的行动,而是同时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世界解释的批判,意味着对存在和意识关系的改变,例如就意味着对作为实际的经济和经济学说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为经济学说就是实际的经济的意识。”因此,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动力”,是批判性地“解释世界”和有原则地“改变世界”的关键所在。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开放的理论品格。“坚持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建立彼此相互检验的中介环节,并经由这一环节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现实双向互动的检验程序。在这种统一性中,更为全面地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学术性前提在于更为客观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条件则在于更为客观地认识当代社会现实。”

再次,运用新范畴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当前,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仍显得缺乏动力和活力。概括起来,主要是:复述西方的多,自主创新的少;介绍宣传的多,消化吸收的少;谈坚持的多,谈解放思想的少;主流媒体上政治表态多,有思想有启发的深入研究少;理论独白多,思想交锋少;搞“修辞学革命”的多,踏踏实实进行学术创新的少;智库多,思想少;工程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成果少;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结果出现“思想匮乏”“理论缺失”和“创新焦虑”。其实,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注重“物的力量”,也要注重“思想的力量”。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理论上的自我理解,集中表现为“思想中的时代”。哲学家作为时代问题的诊疗者,集中表现在“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最深处”和“用思想的方式关注时代与现实”。中国理论界首先需要从“学徒心态”走向“集体自觉”进而提出“自我主张”。高清海先生晚年就倡导中华民族哲学理论的哲学自觉,认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当代中国学者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把科研的重心放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上,把研究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智库成果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决策的重要参考,用学术讲政治,用学理阐明道理,用学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最后,运用新范畴的根本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对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理论思维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站在世界的高峰,要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就必须自觉提升民族理论思维水平,自觉为人民立言、为人民发声。而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就是要朝这个方向的一种积极努力。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老祖宗不能忘,但要讲新话。如果忘记了老祖宗,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如果不能够讲新话,那同样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话语构建必须要有新范畴,否则要么自甘平庸,要么沦为他者的思想奴隶。实事求是地讲,在当代世界理论图景中,中国人提出的新范畴并不多。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方面是肯定的,那就是问题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1886115日恩格斯曾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形象地描述为“术语革命”,“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因此,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需要在批判性建设的话语生成中不断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着力构建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立场、中国立场、人类立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21世纪这一全新的历史坐标系下,对于新范畴的运用离不开议题设置。议题设置是话语构建的重要方式,也是话语权的重要方面。议题设置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行为表现之一,是构建话语的核心要素。实际上,西方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并不仅仅因为其强大的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创新性提出一些新观念和新概念引导着大多数重要国际议题的设置。我国要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要彻底改变西方或美国出议题、中国进行回答的模式,就必须积极主动设置议题,提升议题设置的能力,推动构建中国话语。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需要中国学者积极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勇于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深化话语、话语权、话语体系的研究。福柯曾运用考古学方法揭示话语是某些社会机构或群体为确立某种社会地位而展开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并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这一论断。因此,从本质上讲,话语权之争的背后实质是利益之争、制度之争与道路之争。西方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表现之一就是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打造”为普遍有效的标准,并强迫非西方国家接受,事实上其本质是话语霸权。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怎么样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给予科学的阐明,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如果当代中国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本人最为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熟视无睹,仅仅只能记诵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那么,中国要实现理论构建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过是“镜中花”和“水中月”。

 

三、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出新表述

表述是概念和范畴得以实现自身意义和作用的载体,更是话语得以“发声”的不可缺失的关键一环。表述是主体性与凝聚性、主导性与包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21世纪是一个以构建为主导的世纪,更是因科技急速发展而鼓励表达的世纪,大国复兴需要思想引领,更需要表述领航。对学者而言,思想就是其精神的外化、生命的延展。正因如此,“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中国人要成为当代思想的同时代人,就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和思想创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而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话语表述上有诸多创新,这些从实践中产生并经过批判性反思所凝练的创新性表述和创造性表达,奠定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坚实基础。

作出新表述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厘清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和宗旨,即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需要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总体性与具体性的内在统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所谓“中国特色”是指该话语体系应立足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反映中国主张,塑造中国形象;所谓“普遍意义”是指该话语体系应当具备人类关怀,能够贡献智慧于世界话语体系构建,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是中国国家意志、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共产党意志的统一,也是理解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关键。当代中国学者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话语创新之时,正是“理论中的中国”“学术中的中国”和“思想中的中国”诞生之日。作出新表述还要解决的问题是认清话语体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这种困境与挑战一方面来自西方长期掌握话语霸权所导致的“西强我弱”的局面,另一方面来自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同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不同步所导致的理论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图像’不是由中国话语塑造的,而是主要由西方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以及西方的媒体和政客塑造的,他们大多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以西方的话语逻辑来裁剪中国”18。当前,在国际话语中占优势的依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19。以往世界认识中国,总是运用西方经验、西方理论、西方话语来看待中国道路,结果造成对中国的种种误解和误判。因此,必须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诠释好中国道路,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

作出新表述最为关键的是要创新话语体系的表达,即实现话语内容的民族性、话语价值的人民性、话语表达的创造性、话语体系的学理性、话语传播方式的时代性的多维统一。当前,仍是由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中国要实现话语权体系构建和国际话语能力的提升,首先必须跳出西方话语体系的“迷雾”和“西方标准”的陷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话语理论的创新。显而易见,中国话语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是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此,要基于中国道路构建出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的“中国话语体系”。近代以来,西方学者进行并完成了对自由、平等、人权这三个政治哲学概念的改造,试图垄断自由、平等、人权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后来这三个概念一定程度上变成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企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防止西化、分化和僵化,关键是改革创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清楚、讲明白。”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主要是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三个假设:“一是人是理性的;二是权利是绝对的;三是程序是万能的。”仔细分析,这三个假设本身是有问题的,都忽视了作为历史中的现实的人的本质需要,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客观环境中的感性表达和情感需要。因此,习近平在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发展需要进行审慎研判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实现重大创新的重要表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是依赖于对历史和人性的透视,其根本目的就是构建“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统筹绝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22。中国崛起,绝不仅仅是国力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最根本的是14亿中国人的权利、福利、利益和能力能够得到更多更大的增进,在国内建立起和谐的国民关系,在国际树立起令人尊敬和令人向往的国家形象。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如果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创造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并以此标示出中国思想的路标。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学者需要在中国话语构建和思想创造中展现更大的作为。如果不能从复古和崇洋的窠臼中走出来,从诠释走向构建、从阐释走向创新,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有限的。创新的关键是切中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际上,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是传承与创新。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善于欣赏、学习典藏版的“经典老歌”,更要善于谱写出具有时代感的“新曲目”。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有怎样的历史命运,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还取决于不同时空条件下人们对它的传承与创新。当前,传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在‘中国现代性’构建进程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在于:“揭示并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因此,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在于,阐发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从而使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能够积极地呈现出来。”唯有如此,才能写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象学”。“开创独特的‘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根本理由,并不是因为这是‘独特的’或者是‘我们的’,而是因为这是更好的、更正当的、更可欲的。”“中国道路”所表现出的正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首创精神。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关乎思想理论斗争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时代性课题。构建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一要提高解释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解释力。二要凝聚创新力,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要增强传播力,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四要展现凝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汇聚人民力量,区别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话语理论。五要彰显贡献力,使“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要基于世界历史、世界样本和世界意义这三个基本条件。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历史和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道路成为现代化的新选择和世界样本,以中国道路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性”构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实际上,“中国话语”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话语”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其使命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从而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