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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涯中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步之作。这部著作既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作，又是一部哲学思想的创新之作。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作，这部著作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上远未达到像《资本论》那样的成熟水平，但它却借助实践哲学的创造而建构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从而表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品格，凸显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资本论》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成果，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能称之为一部完成了的著作。在形式上，马克思本人只完成了《资本论》第１卷的整理工作，《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是马克思身后，由恩格斯整理发表的，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仍然以手稿的形式存留下来，并未正式发表；在内容上，《资本论》并没有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切形式的研究，比如，关于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问题、关于地租的资本主义化问题、关于金融资本问题，等等。正是这些未完成的工作，为日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创造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自１９世纪末开始，东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结合人类历史的变革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阐发这两部著作中的哲学、经济学和生态学思想，创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以资本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构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风貌。这一切表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不成熟性和《资本论》的未完成性并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优点，因为它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无限开放的思想体系，成为一个可以为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事理论创新的文本。鉴于此，本文试图在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张力中，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以资本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说明这些理论是如何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生发出来的，从一个方面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多重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阐释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建构

“实践”是《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是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实践”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是人的生命的生产，人的本质、人的类特性、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它是劳动的现实化，但这种现实化是以“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异化、外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异化劳动”的这一意义表明，“异化劳动”是“实践”的对立面，是对人的实践存在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尽管是对人的实践存在的否定，但它是人的实践存在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这是从两种意义上而言的。首先，从实践存在的结构看，“异化劳动”给予了实践感性形式，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其次，从实践的历史进程看，“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分离，是人获得社会性、从而获得人的解放、个体自由的历史条件。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异化劳动这个概念，把“实践”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之中，并由此而建构起他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自１９世纪末开始，东方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分别在这两个向度上阐发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在唯物史观的向度上，１９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人类历史的新发展阐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建构了以文化领导权为基本内核的文化批判理论。

在这一向度上，最早阐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的是拉布里奥拉。拉布里奥拉是第二国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样，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但是，他反对用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视为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因素，而主张用历史哲学的观点来阐释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看作是人们的经济活动，亦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活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而是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的实际经验过程，上层建筑不是悬置于这一过程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因素，而是从这个过程中生长出来的，因而是经济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经济还与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风俗、习惯、信仰、愿望和倾向等相联系，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性。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在前一种意义上，还是后一种意义上，经济作为社会生活本身，都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马克思把人的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称为“实践”。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本质上是文化哲学的概念，它所表达的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人的文化存在。在这里，拉布里奥拉并没有提出“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却成为葛兰西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

葛兰西继承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并且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是指的文化改造活动。所谓文化改造活动，就是把大众的自发的、零散的、非批判的世界观引导到自觉的、“融贯一致的”、批判的世界观，把大多数人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为了实现这种改造，就必须要有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不是观念的东西，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文化领导权的相对独立性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规定：其一，它是国家结构中有别于政治权力的一种社会权力。政治权力指的是政治国家的“统治”权力，它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力的方法是“强制”。而文化领导权指的是市民社会或伦理国家的控制权力，是一定社会集团对本集团的成员和对其他集团实行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行使这种权力的方法是“同意”。其二，它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它可以与统治权力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同时掌握了政治权力和文化领导权；也可以与统治权力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导权为不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掌握，而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集团有可能进而掌握统治权。可见，能否行使领导权，行使什么样的领导权，是判断一个社会集团是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所选择的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葛兰西说：“我们自己的研究所依据的方法论标准如下：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这说明，文化领导权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不受政治权力的控制，而反过来制约政治权力。这是文化领导权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应该承认，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并不是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已有的内容，而是他思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它却揭示和发展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中蕴含着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内涵，并赋予了这个概念现时代的内容。正是这样，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尽管一度受到批评和排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但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充分发展，并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最终还是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认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阿尔都塞率先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剖析上层建筑的结构，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理论；威廉姆斯将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概念进行对比分析，说明当代社会从物质的生产、生活到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都受到文化／权力结构的支配，从而把文化领导权转化为一种文化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被当作一种方法，广泛地运用于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分析统治集团和臣属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揭示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思考当代社会的民主、公平、正义等问题的新思维。透过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实践”概念通过葛兰西的阐释，已经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从而成为人们研究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向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阐发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内涵，创造了以现代性批判为主题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具有双重的意义：

首先，它提出了新哲学建构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讲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劳动原则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劳动的感性世界。这样一来，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阐释，颠覆了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而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颠覆工作，不是要把哲学概念下降为经济学的范畴，不是要取消哲学，而是要把哲学从思辨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使哲学现实化，变成批判和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霍克海默把这种批判理论定义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强调这种理论既不是传统的抽象思辨哲学，亦不是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专注的形而上学，而是关于感性的、经验世界的哲学，即实践哲学。当然，这样一种实践哲学也有别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以政治批判为核心的政治学，而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实践哲学则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为核心的社会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定义为社会哲学，是十分恰当的。

其次，它是考察晚期工业社会的理论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增长而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广泛而严重了。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运用于考察晚期工业社会，阐发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批判内涵，并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启蒙精神的反思，建构了以现代性批判为主题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的实质就是文化的资本化，就是使文化的生产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成为资本家追逐利润的一个部门，这势必造成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异化；而当这种文化异化借助于启蒙的欺骗和谎言越出它的生产场所，对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消费及整个生活方式发生影响时，就造成了全社会的异化。

这种全社会异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国家极权主义和大众文化。所谓国家极权主义，就是把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劳动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部纳入社会管理的程序之中，使个体的内心精神生活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资本运动的一个片断，从而使人的个体生活完全异化了；所谓大众文化，就是以娱乐游戏的形式消解艺术的文化创造本质、以技能培训的形式来消解神圣的教育理念，使教育不再执行培养人的品格和自由精神的功能。这是典型的文化异化，而隐藏在这种文化异化背后、决定文化异化本质的，就是资本的运动和作为近代启蒙精神的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把现代性作为晚期工业社会的标志，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晚期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对２０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菲弗尔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成果，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内涵，并把它运用于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自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开始，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受此影响，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也转向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并联系这一理论反思中国的现代化精神，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在今天的影响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有着深厚的联系，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形态。这个哲学形态虽然不同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但是，它们同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代表了２０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多元风貌。

二、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换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金融资本的产生，打破了单一的产业资本结构，使资本的内在构成变得复杂起来；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把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使人们看到了资本积累和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由于这两个变化，金融资本的问题、资本积累的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希法亭、布哈林、列宁坚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张从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竞争的向度考察垄断资本的形成，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说明资本积累的问题。与之不同，罗莎·卢森堡提出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主张从资本的价值构成和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控制的向度考察帝国主义现象，从资本主义的外部市场说明资本积累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列宁、布哈林占据了主导地位，罗莎·卢森堡则被视为错误的一方，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尽管如此，罗莎·卢森堡从来就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她所提出的问题不断地被提起，而每一次的提起都会带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革新。因此，我们要了解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变化，了解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今日的风貌，就需要走进罗莎·卢森堡的问题，分析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她的问题的。

概括地说，罗莎·卢森堡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问题。在罗莎·卢森堡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部分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一个部分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即资本积累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用同一个图式来说明。剩余价值生产追求的是商品数量的日益增多，因而可以用简单再生产图式来说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追求的是日益充足的货币供应量，因而只能用扩大再生产图式来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货币需求问题的途径就是向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扩张，对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进行疯狂的掠夺，把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作为实现资本积累的条件，于是，货币需求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外部市场问题，就成为帝国主义时代扩大再生产的核心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框架就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构成。罗莎·卢森堡的这些问题贯穿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最先直面并力图解决罗莎·卢森堡问题的，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起的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和萧条是由消费不足造成的，而消费不足是垄断资本的本质特征，由此决定，停滞和萧条是帝国主义经济不可消除的现象。最早提出消费不足论的是霍布森，但是，霍布森的消费不足论的理论框架是１９世纪的，因而没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形态。真正使消费不足论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巴兰、斯威齐在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中，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２０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区分开来。他们强调，２０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不同观点都是从“竞争经济这个假设”来定义垄断资本，霍布森的消费不足论也不例外，然而，现行的美国经济的发展表明，从“竞争经济这个假设”是不能说明垄断资本及其世界性扩张的，实际的情况是，垄断资本及其世界性扩张是受着“剩余的利用方式”支配的，因此，要揭示垄断资本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问题给予科学的解答，就必须采用“剩余的利用方式”这个概念。

关于“剩余的利用方式”，巴兰和斯威齐下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的自由利用；这种利用方式通常有三种：一种是用于消费；一种是用于投资；一种是将它浪费掉。这个定义表明，“剩余的利用方式”讲的是消费和货币需求的问题。初看上去，巴兰和斯威齐与罗莎·卢森堡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其实不然。罗莎·卢森堡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讲的是生产社会的问题，因此，她讲的消费和货币需求，无论如何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巴兰和斯威齐的“剩余的利用方式”概念讲的是消费社会的问题，因此，他们讲的消费和货币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并不相关，而与资本主义社会机构相关。对此，斯威齐直言不讳。他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批评罗莎·卢森堡“在讨论扩大再生产时”暗中保留了“简单再生产的假定”，而他和巴兰的“剩余的利用方式”的概念讲的是美国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内在矛盾。他们对比了“剩余的利用方式”在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指出，“剩余的利用方式”在竞争经济时代通常是个体资本家的行为，而在垄断资本时代则是变成了公司的行为，并通过一定的制度使其社会化了。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剩余的利用方式是联结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的复杂机构，“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运转中可能要起重大的作用”，且决定着垄断资本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向，从而也构成了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据此，巴兰和斯威齐将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概括为：“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

在一定的资本总额和一定的成本与价格结构之下，这个制度的开工率不会高过生产出来的剩余数量能够找到必要出路的那一点。而这就意味着现有人力和物力的经常使用不足。或者，把这个论点用稍为不同的措词来说，这个制度的开工率在它的赢利变动线上必须处在这样一点：它低到不使形成的剩余比所能吸收的更多。既然赢利变动线总是在向上移动，‘平衡的’开工率就必然会有相应的下降倾向。如果听其自然——即是说，当不存在构成这个制度的所谓‘基本逻辑’的一部分的抵销力量时——垄断资本主义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中”。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刺激需求——创造和扩充市场——就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商业政策和政府政策的主题”；“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刺激需求。它必须刺激需求，否则就只有灭亡”。通过这一论证，消费和货币需求概念的内涵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看作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的一次嬗变。

如果说巴兰和斯威齐的消费不足论通过对“剩余的利用方式”的论证改变了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内涵，那么，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论则通过重新图绘世界体系而改变了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世界体系论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沃勒斯坦。沃勒斯坦从总体上是认同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的。他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从剩余价值实现的视角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把国际贸易，即生产流动资本的物质因素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交换方式，作为联结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纽带，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国家雇佣劳动的需求，这个“视野是完美的”，它的不足在于使用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这样的术语。因为这两个术语已经不能充分地、精确地表达世界体系的变化与现状了。据此，沃勒斯坦提出了“核心国家”、“边缘国家或地区”、“半边缘国家或地区”的术语，以此取代罗莎·卢森堡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术语。他强调，“核心国家”、“边缘国家或地区”、“半边缘国家或地区”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们表达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其中，“核心国家”是指经济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类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边缘国家或地区”是指经济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类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半边缘国家或地区”指一些工人贵族的国家或地区，或社会主义国家，这类国家处于中间阶层，起着平衡和调节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矛盾，“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平稳发展”的作用。

但是，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社会体系”，它在实际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不仅要受到经济运动的支配，而且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这里所说的经济运动，是指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扩张，这是世界体系中的自然的和理性的因素，决定着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矛盾关系；这里所说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因素是指包含民族解放运动、生态运动、世界的民主化诉求、国家权力对资本积累的抵御、东亚经济复兴、世界革命等以多种形式出现的反抗体系的运动，这是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价值观念的因素，这些因素会触发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使核心国家、边缘国家或地区和半边缘国家或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世界体系原有的内部结构，形成新的结构，促使世界体系发生周期性的演变。

沃勒斯坦强调，这是考察世界体系的新范式，这个范式与１９世纪的研究范式根本不同。１９世纪的研究范式只强调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的、知识论等理性因素，而不承认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由此也就决定了１９世纪的发展观念本质上是缺乏“时空”观念的，按照这种发展观念，人们只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研究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半边缘国家或地区，因此，它只能说明某时、某地的资本主义，而不能揭示一个“历史资本主义”。这就是“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根源。

与之不同，沃勒斯坦的研究范式把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运动与反抗体系的运动之间的相互抵制、相互作用看作世界体系的内在机制，并通过这种内在机制的研究，把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揭示了世界体系的复杂构成，同时又在长时段、大空间中描述了１５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演变，从而展示了“历史资本主义”的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发展”不再仅仅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同时包括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半边缘国家或地区；不再仅仅指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变化，还指资本主义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这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承认了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半边缘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合理性。

沃勒斯坦的研究范式相对于１９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来说，的确是一种革新，但是，它并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转换。因为沃勒斯坦在改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时，过于追求描述世界体系的宏观历史图景，而忽视了对支配世界体系的资本积累运动本身的研究，没有揭示２０世纪资本积累在内容上和运行机制上的变化，因此，他的研究范式不能充分地解释２１世纪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现象。在笔者看来，造成沃勒斯坦研究范式这一缺陷的根本原因，是他轻视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说过马克思是“当代知识学术史和政治史上的不朽伟人”，但他把马克思的伟大限定在１９世纪，把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当作战友，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他的论述”。正是这一态度，遮蔽了他的眼界，使他放弃了《资本论》而求助于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方法，而布罗代尔历史学方法又只能给他一个宏观的历史学视野，不能给予他有关当代经济学的知识，这就使他的研究范式缺失了当代经济学的内容。这种内容的缺失，必然造成研究范式的空泛，而空泛的研究范式是不能解释２００７年秋在美国爆发并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现象的。这也注定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要被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代替。

与沃勒斯坦不同，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开发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资源中展开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２００７年秋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金融资本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产业资本的经济形式，它有着自身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并且已经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业资本就不存在了，或者，已经在当代社会的经济中不起任何作用了。２００７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金融资本一旦背离了产业资本，脱离了社会管理的控制，就会出现危机，因此，人们要认识金融资本的规律，学会控制金融风险，就不能完全否定产业资本，而要处理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近年来，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再度活跃起来，成为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这一时期的《资本论》研究不是再回到19世纪的问题上不是叙述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而是回到罗莎·卢森堡的问题，从当代金融危机的视角阐发《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思想。保尔·泽瑞姆卡在《从马克思的模型看低剩余价值对积累的历史性需求》一文中对比分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９章和第24章以及《资本论》第２卷、第３卷中论述资本积累的思路，证明马克思不仅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而且也详尽地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研究了货币需求和危机问题，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说，我们只有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纳入他对资本积累问题的研究之中，置于货币需求和危机的理论框架下，才能准确地把握其中的思想，反之，如果孤立地读《资本论》的第１卷，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当作《资本论》的全部内容，就会走进生产主义的陷阱，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的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保尔·泽瑞姆卡对《资本论》所作的这一考据性研究，为我们从货币需求和危机的视角阐发《资本论》的思想提供了史料根据，同时，也为我们今天读《资本论》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此外，一些西方左派学者还对《资本论》的方法作了新的阐释。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强调的方法不外两种：一种是选择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进行个案研究；一种是强调思维的具体性。这两种方法说到底都是经验分析方法，也是历史哲学主张的科学批判方法。这种方法教导人们，要历史地看待个案的选择和思维的具体性，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而赋予这两种方法新的内容。根据这一原则，西方左派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新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强调多元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要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其二，把金融资本视为一种世界经济形式，从危机的向度考察金融资本的动荡，揭示金融资本的内在结构及发生危机的偶然性机制。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经历的上述嬗变表明，资本积累问题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个主题不仅引导人们认识和分析２０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新问题，而且还开启了人们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新视野。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研究和阐释，《资本论》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武库。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探究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

生态问题的出现，从总体上看，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人们对自然规律以及“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认识不足；一是资本积累越出了社会生产的界限扩展到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造成了自然的异化。前者是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后者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西方世界兴起的生态运动主要是由后一个原因引起的，因此，生态学的理论建构首先在经济学领域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建构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产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理论上，主要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思想资源。于是，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就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中心问题，贯穿于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今天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因此，我们要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了解它的逻辑进程和今日风貌，就必须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的。

历史地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生态学思想的讨论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扩大到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过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０世纪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讨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区分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资本利润、资本生产过程和需求、资本的生产条件，其中，交换价值、抽象劳动、资本利润和资本生产过程讲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剥削问题，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需求和资本的生产条件讲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环境问题，是有关生态学的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只研究交换价值、抽象劳动、资本利润和资本生产过程，而不去专注使用价值、具体劳动、需求和资本的生产条件，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有革命的内容，而无生态学的内容，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建构自己的理论，就必须说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需求和资本的生产条件的意义，要把使用价值、具体劳动、需求和资本的生产条件作为交换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限度，说明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资本积累而造成了对作为生产条件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因此，若要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就必须根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是资本积累，是获得交换价值，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广泛需求、保护生产环境。这样，奥康纳就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奥康纳割裂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生产力概念是劳动价值论的本体论基础，因此，他拒绝把唯物史观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由于拒斥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他不得不到生态主义那里去寻找理论框架，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置于生态主义的理念之下。这样一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混合物，在这个混杂的结构中，生态主义的理论框架窒息了劳动价值论的内容，而生态主义的理念消解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既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又何以能称之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界限究竟何在呢？这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

为了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走出自身的理论困境，福斯特、柏克特、克拉克等人返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力图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他们的工作，从总体上看，是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个方面是以“劳动”概念打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体论性质及其与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福斯特等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对“劳动”概念的理解之上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讲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代谢关系。这种代谢关系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强调自然系统具有代谢功能，并把自然的代谢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考察人类与自然的交互过程，另一个方面是把劳动看作代谢交换的一部分，强调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依靠自然并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前进的。据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代谢”这一概念，用于指称物质和能量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交换”，从而对社会作了生态学意义上的规定。进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规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代谢，指出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有限生态环境的退化和污染，并破坏了自然系统再生产的自然循环和过程。可见，正是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代谢机制，造成了自然循环和过程的断裂。这样，马克思就把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定的生态环境以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特定的社会交往纳入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之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持续性。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代谢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应该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第二个方面是阐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中的生态学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剥削关系为现实内容的，因此，也必然包含着劳动价值论中的生态学思想，能够帮助人们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现象，解决生态经济学面临的自然与经济价值的关系、资本的自然、熵定理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等诸多难题。具体言之：（１）在自然与经济价值的关系分析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对重农主义的批判中表现出来的。重农主义把土地当作财富的源泉，而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是资本生产的一部分，它只有与资本的价值联系起来才具有研究的意义。这样，马克思就以他的阶级分析方法把重农主义的最重要的土地要素融入了他对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分析之中，揭示了资本的价值与其自然基础之间的联系，从而解决了自然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方法有助于生态经济学家弄清土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明了市场的估价根源于以劳动力和从土地开始的生产的必要条件的分离为基础的劳动力的商品。（２）在资本和自然分析上，马克思强调生产的社会关系是自然的可利用性的基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说明了资本的自然问题。这一方法有助于生态经济学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建立多元方法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３）在熵定理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观点引入了对生产的新陈代谢的说明，这一思想与热力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的观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热力学和代谢开放系统一直是马克思分析机器的大规模生产的核心问题。这些思想对于解决经济中的熵问题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４）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上，生态经济学家对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生态现象的说明常常是含糊不清的，也不能找到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的途径，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区分资本积累的环境和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明确地把资本积累的环境和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区分开来，指出，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自然条件之间的代谢断裂的结果，这种断裂影响到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从而导致了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危机，因此，要克服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危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有助于生态经济学家说明他们所提出并力图解决的三个问题：自然资源的普遍匮乏，个体的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共同享有和管理。对上述四个方面的梳理表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内容，这个方法对于人们解决生态经济问题、思考当代生态危机和人类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应当成为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法。

福斯特等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的开掘，不仅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建构提供了方法论的根据，开创了２１世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格局，而且揭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有力地驳斥了当前流行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时论。

值得提出的是，福斯特等人所阐发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多层内容，早在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有了。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已论及生产条件，尤其是自然环境对于劳动价值创造的意义了。但是，恩格斯绝不把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而是更强调它的唯物史观的和认识论的意义。他在论述了自然界对于劳动价值创造的意义后，紧接着说：“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是他和马克思共同创造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两次提升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是人的自由的前提，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而必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恩格斯说：“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的过程就显示了这种对立……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权，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丧失所有权，同时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劳动的人的手中。”这些论述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且有着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内容，三者在基本观点上是根本一致的。回顾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我认为，福斯特等人以“社会代谢”为核心概念阐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内涵，可以说是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的新发展。但两者的侧重点却不相同：恩格斯在这里更重视劳动价值论的唯物史观和认识论意义，而福斯特等人却更重视劳动价值论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意义。两者相比，福斯特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思想的阐释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而恩格斯对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的阐释更具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由此决定，福斯特等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它能够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现象，却很难说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问题，相反，恩格斯对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的阐释，既可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借鉴，也可以成为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在面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时，不仅要了解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要重视恩格斯对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的阐释，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阿格尔曾经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概括为三个部分：（１）异化的理论和对异化的批判；（２）深深植根于内在矛盾的制度的理论；（３）危机的理论和过渡的战略。第一部分是《1844年经济学手稿》的核心思想，第二、三部分是《资本论》的内容。这三个部分的思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建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换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从而也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丰厚土壤。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