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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赞诺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也是唯一一任院长，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一版( MEGA1) 和俄文一版的主编，在主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全面收集、甄选、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中，梁赞诺夫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从老鼠牙齿的批判中解救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篇重要的文献。然而梁赞诺夫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的报告却引起了他与首部《恩格斯传》的作者古斯塔夫·迈尔( 笔者注： 又译为古斯达夫·梅尔或者古斯塔夫·迈耶尔) 之间的关于“发现”的学术争论，本文试图通过解析这场争论来论述梁赞诺夫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整理、编辑和传播的理论贡献。

一、梁赞诺夫与迈尔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始运用国家的资源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21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莫斯科成立，梁赞诺夫任院长。列宁非常关心和支持梁赞诺夫的工作，仅1921 年他就给梁赞诺夫写了四封信，这四封信中包含支持建立研究院、研究院的工作方向和寻找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等内容。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从苏联政府获得了购买、复制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资金。于是1921 年夏梁赞诺夫来到了柏林，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全面收集工作。据《伟大的遗产》记载，经过艰难的谈判，1923 年秋天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人签订了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协议，作为早期的成果梁赞诺夫从柏林运回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在内的七千页照相复制品。在这之后又经过几年曲折的谈判，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才与文献遗产的保管人伯恩斯坦( 此时倍倍尔已经去世) 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代表布劳恩、吉尔弗丁格签署了协议，在这个协议中伯恩斯坦放弃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的所有权利，授予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翻拍和出版所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权利，为此支付给伯恩斯坦4200 帝国马克作为补偿。

梁赞诺夫是第一位实际着手系统审阅、整理、编制目录、描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工人运动领导人的所有文献遗产的第一人。他理所应该获得我们的敬重和感谢。但是时至今日，西方学术界在论及梁赞诺夫对收集和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时，依然使用充满贬损之意的“发现”一词，认为梁赞诺夫夸大了自己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西方学者的观点根源于梁赞诺夫与迈尔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之“发现”的学术之争。

这场争论起因于，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的报告，在报告中梁赞诺夫质疑了迈尔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他认为迈尔不具有理解作为一种哲学和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为其不能很好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所以迈尔在他的《恩格斯传》中只能把恩格斯描述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和革命者。梁赞诺夫还认为迈尔有意隐瞒文献来源，对他的写作规范和材料来源问题提出了批评。除此之外梁赞诺夫也肯定了迈尔的贡献，指出他的著作有可取之处，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迈尔写了一篇文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的“发现”》来反驳梁赞诺夫，在这篇文章中迈尔简短地回应梁赞诺夫对其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的质疑，用两个说明来证实自己没有隐瞒文献的来源： 第一个说明来源于《恩格斯传》的恩格斯早期著作这一节的403 页； 第二个说明来源于这本书第十章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明。在这两段不长的原文中，迈尔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手稿的来源和出版情况做了说明，并对手稿的内容做了简要介绍。所以梁赞诺夫对迈尔学术品格和学术规范的评价不完全正确。

迈尔简短的回应了梁赞诺夫的质疑后，就把争论的焦点聚焦到梁赞诺夫是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这一问题上。他认为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是想象，根本不存在，因为“他根本用不着为‘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作这次旅行。我们真心地对他完成了全书的印刷( 尽管暂时还不是以原文语言) 表示赞许，但是人们根本用不着去发现那从来没有丢失的东西。”在马克思的1859 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已经有了关于此手稿的记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1888 年单行本序言中重述了马克思的观点，因而读过这两篇序言的人都应该知道手稿的存在。

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委托伯恩斯坦和倍倍尔保管，因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既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存在也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它。所以梁赞诺夫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的“发现”是想象，手稿始终存在并没有丢失，无需去“发现”它。这一问题也成为两人争论的核心问题。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知道这场争论是因为梁赞诺夫在1923 年的报告中质疑迈尔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而引起，争论的核心是梁赞诺夫本人是否夸大了自己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社会主义文库》的主编也是德国法兰克福社会主义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格律恩贝格不想《社会主义文库》成为双方论战的阵地，他尊重迈尔发言的权利并在《社会主义文库》中发表了他的反驳文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的“发现”》后，运用主编的权利强制停止了这场争论。因此我们看不到梁赞诺夫对于迈尔质疑的直接回应，梁赞诺夫也失去了为自己辩解反驳的机会。对上述背景缺乏了解的学者，往往认为梁赞诺夫默认了迈尔的观点，他夸大了自己的贡献。在这场争论被强制终止后， 1930 年梁赞诺夫遭遇政治劫难，他被开除出党失去自由后被清洗。梁赞诺夫成为苏联学术界的禁忌，他的作品大部分被销毁。而苏联之外的学术界也得不到关于梁赞诺夫本人和他的学术研究的信息，所以迈尔的文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的“发现”》成为两人争论的结束。因为看不到梁赞诺夫的辩解，学术界往往以迈尔的文章为标准来评价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因而西方学者在论及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贡献时，往往用“发现”这个充满了讽刺与贬损之意的词来进行评价。其实梁赞诺夫在争论结束之后写了一篇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史》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迈尔质疑的另一种方式的回应与释疑。

二、梁赞诺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吗?

梁赞诺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史》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创作完成到第一次以原文形式出版的历史过程，回答了古斯塔夫·迈尔关于“发现”的疑问。

首先，《德意志形态》手稿是否存在?现在已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曾经三次提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第一次是在《驳卡尔·格律恩》中，马克思自述要把一年前写的评论格律恩的文章送到《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 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一书的补充”。马克思的这段自述有四层涵义： 一著作的名称是《德意志思想体系》； 二著作的作者是马克思恩格斯； 三著作的内容是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四著作已经写作完成。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它的基本信息。马克思在这篇文章所说的评论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的卡尔·格律恩： ( 1845 年达姆斯塔德版) 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这一部分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了，手稿的其他部分没有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能全文发表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不能通过当时的书报检查令； 第二个原因是很多出版商不愿意出版此书。这之后多次尝试出版《德意志形态》，但是都没有成功。在其后的马克思的1859 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序言》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单行本序言中都提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对手稿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 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 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梁赞诺夫认为恩格斯重新看了一遍手稿依然错以为“手稿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如果通读已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发现这样的批判是存在的。可见，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几经辗转即使作者本人提供的关于手稿的一些信息也不全部正确。直到恩格斯去世《德意志意识形态》都一直都没有全文发表。虽然作者本人三次提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关于手稿的信息只有作者的自述，没有其他材料来佐证，因而它还是一个“概念性”手稿。

梅林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841—1850》第二卷( 即《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第二卷)的第七部分中，专门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节来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梅林在《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说明和论述不完全正确，他应该没有整理过手稿。梅林应该是以他发现的马克思在1847 年4月8 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人报》上的一篇声明为依据而做出声明和论述。梅林在这之后出版的《马克思传》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没有经过论证就非常武断地得出马克思恩格斯不看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结论，认为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晚期和同时期的著作相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既没有深刻的批判性，行文又冗长繁琐。从梅林的《马克思传》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完全正确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梅林虽然知道手稿，但是对手稿的归属和内容知之甚少。至于手稿的来源，梅林自称是在恩格斯遗稿中找到的手稿，伯恩斯坦证实了梅林的说法，他曾经把这篇手稿交给了梅林。可见虽然梅林对手稿的理解和认识有限，但是他确实见过手稿，所以梁赞诺夫关于梅林从未见过手稿的判断是不成立的。虽然梅林在《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和《梅林传》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明和评价不完全正确，但是他的研究成果证实了手稿没有佚失。梅林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的第二卷出版后，伯恩斯坦又在1903 年出版《社会主义文献》时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至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存在的客观依据已经具备： 一是著作作者在其论著、自述文献、信件中的直接确认； 二是手稿所处的时代的出版物提供了关于手稿的信息； 三是手稿自身留下的文献信息。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再是只有作者自述的“概念性”文稿，而是有充实的证据能证明其存在的文稿。

其次，梁赞诺夫收集和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依据与梅林相比，迈尔提供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更准确和更详实的信息。梁赞诺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史》中积极评价了迈尔关于手稿的研究成果，显然与1923 年的报告相比梁赞诺夫的态度发生了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梁赞诺夫终于客观事实； 二是梁赞诺夫在1923年的报告中对迈尔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的质疑确实有不当之处。

与梅林不同，迈尔把所有能收集到的无论是已经刊印还是未刊印的手稿进行了鉴别。他在1921年版的《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第47 卷第三册中发表了部分手稿，并“把《莱比锡宗教会议》、《二、圣布鲁诺》和《三、圣麦克斯》的手稿当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显然迈尔对手稿已经有了整体性概念，他把《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整体，认为《莱比锡宗教会议》、《二、圣布鲁诺》和《三、圣麦克斯》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并试图编辑和重建手稿，但是他没有实现对整部手稿的重构。而且他发表《二、圣布鲁诺》时使用的标题是《莱比锡宗教会议》，即迈尔把《二、圣布鲁诺》错认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一部分，因而他还不能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篇章之间的结构联系。迈尔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恩格斯传》中，在书的前言中迈尔说明了手稿的来源： 一部分来自伯恩斯坦保存的文稿；一部分来自德国民主社会工党档案馆。书的正文中迈尔具体描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可以说是《神圣家族》理论的继续； 主要的批判对象，还是他们自己曾经一度拥抱过的‘哲学意识’。在那里，他们攻击了鲍尔、史迪讷甚至费尔巴哈和‘真社会主义者’。书名《德意志观念形态》，自一八四五年九月至一八四六年八月，书写成了。”迈尔提供了手稿的名称、作者、内容、写作时间、存放地点等重要的信息。依据梅林的《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嘱选》、《马克思传》和迈尔的《恩格斯传》提供的信息梁赞诺夫收集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绝大部分手稿。无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的报告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史》中梁赞诺夫都承认这一点，并进行专门的论述。

再次，梁赞诺夫基本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全文的收集和整理梁赞诺夫从梅林和迈尔的作品中获得了关于手稿的重要信息后，就赶去柏林收集手稿。手稿的收集并不一帆风顺，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史》中论述手稿的收集过程时都使用了“千辛万苦”这个词，“我经历千辛万苦终于使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问世”，“我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把我们关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基本上收集完整”，手稿的收集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完成。文献遗产的收集工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它涉及到文献遗产的保管人伯恩斯坦、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及与文献遗产密切相关的党内重要人士。例如，在1923 年借助于考茨基和夫人的帮助，经过谈判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获得了复制和以俄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权利，即当梁赞诺夫做《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的报告时，研究院只拥有用俄文出版文献遗产的权利。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的俄文版先于原文版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一版出版计划也早于MEGA1 版出版计划启动，又经过几年的曲折谈判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才获得用原文出版文献遗产的权利。从听闻手稿到获得手稿再到出版手稿，这个过程包括很多环节、多种渠道以及涉及各色人物，梁赞诺夫是沟通全部环节、渠道，以及平衡各色人物关系的核心人物。梁赞诺夫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做出了他人不能比拟的贡献。

恩格斯去世后，按其遗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赠送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时指定伯恩斯坦和倍倍尔作为文献遗产的保管人，两个人中伯恩斯坦起主要作用。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后只是发表了《圣麦克斯》章的一部分，不管是伯恩斯坦本人，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都无计划出版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梅林作为恩格斯遗著的执行人和受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托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理论家，具有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权利和条件，但是梅林对手稿知之甚少，意识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也无意于此。迈尔没有掌握整部手稿篇章之间的关系，也没能重建手稿。梁赞诺是全面收集、整理、细致考察手稿以及着手实施全文发表的第一人。

第四，梁赞诺夫对他在收集和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自我认知。梁赞诺夫本人对自己在收集和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认知的? 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是手稿的“发现者”?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史》的文献学考察，可以证实，梁赞诺夫从未自诩是手稿的“发现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中，梁赞诺夫曾经4 次使用“发现”一词，第一次使用是在阐述文章的主旨时，“首先谈论我们‘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 第二次使用是在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时，“只有‘发现＇了这两卷本，才可以填补马克思恩格斯创作活动的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的鸿沟”； 第三次和第四次使用是在评价迈尔的《恩格斯传》时，“需要指出，迈尔对1842 年之前恩格斯生平中几个重要事实的‘发现＇具有重要贡献”，因为对迈尔书中新奇的观点的“发现”，梁赞诺夫决定推迟马克思著作的出版，直到最终确定手稿没有消失和存放之处。前两次使用的是俄语中作为动词的发现( открываться、открыть) ，后两次使用的是俄语中作为名词的发现( открытие) 因此通过以上原文词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新消息》的报告中，梁赞诺夫从未使用“发现者”( открываьель) 一词，更没有自诩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史》中，梁赞诺夫的用词更加谨慎了，在整篇文章中既未使用“发现”一词，也没有使用“发现者”一词。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史》的文献考察，我们根本找不到梁赞诺夫自诩为手稿“发现者”的文献证据。因此迈尔对梁赞诺夫自诩为发现者的指责是不成立的。反而是因为梁赞诺夫的工作使手稿尽可能的保存了原貌。伯恩斯坦、倍倍尔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保管人，没有悉心照顾和管理手稿。正如梁赞诺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在保管文献遗产时既不能确认借出的手稿是否完整的归还，也不能证实是否有人隐藏一部手稿不归还。这说明恩格斯去世后，他们对遗稿的处理是非常轻率的。因此，伯恩斯坦没有尽到手稿保管人应尽的义务，如果手稿一直有由他保管很难保证手稿的完好和全文出版。

在某种程度上说，梁赞诺夫拯救和保护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战时期文献遗产历经颠沛流离，很多原始手稿丢失、损毁。今天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查阅原始手稿时也要查阅梁赞诺夫的复制件，因为这些复制件体现了手稿被破坏之前的原貌。梁赞诺夫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提供了文献依据，除此之外，梁赞诺夫尝试重建手稿并出版了《费尔巴哈章》。

三、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的意义

1924 第一次以俄文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 1926 年第一次以原文形式出版。虽然之后出现了多个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这些版本在订正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错误，但是这一版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第一，梁赞诺夫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的奠基人，首次重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结构，奠定了其版本学的基础。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编者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原始手稿) 、《＜ 德意志意识形态＞ 序言》和《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其中《＜ 德意志意识形态＞ 序言》是第一次发表。梁赞诺夫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合适的引论，所以把其编入这一版本中。因为恩格斯发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对文本进行了修改，没有完全准确再现马克思的原稿，所以这里使用的是马克思笔记中的原稿，出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在注释中标识了恩格斯的改动住处，并把原稿和恩格斯发表的版本的区别进行了详实的说明。］梁赞诺夫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成两卷： 第一卷论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包括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论( 第Ⅱ号手稿) 与第Ⅲ号手稿； 第二卷论真正的社会主义先知，包括第Ⅰ号手稿(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第Ⅳ号手稿( 真正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和Ⅴ手稿( 库尔曼或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 、反对克利盖的宣言( 真正社会主义的战略与经济学) 、反对格律恩与贝克的议论( 真正社会主义的诗歌)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恩格斯论“真正社会主义的手稿”。梁赞诺夫把手稿区分为主手稿和眷清稿，而且认为两者不构成统一体整体。他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本著作，按照它的内容进行的编排和重建了手稿，从而保证了著作的完整性，但是这样的编排方式不可避免的加入编辑者的主观因素。文本的排印则像照镜子一样把原始手稿、修改过程和编者的增补直接刊印在正文中，尽可能再现手稿的原貌。这样的文本排印方式使读者非常直观的了解文本的原始状况手稿的重建，为其它版本奠定了基础，也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和思想的研究提供文献基础。

第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解决马克思思想转变问题的重要文本。1859 年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回顾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依据他的这一回顾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是《莱茵报》时期( 1842—1843)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促使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问题； 二是《德法年鉴》时期( 1843—1844) ，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研究得出应该从物质的生活关系来理解法、国家、社会意识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论证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规律。三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清算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开始创立新的哲学； 四是《哲学的贫困》时期( 1846—1847) ，马克思认为他的决定意义的观点在这本著作中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概述。马克思给予《哲学的贫困》这样高的评价，应该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当时没有发表有关。而现在学术界基本认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四个时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基本实现了与原来信仰的哲学的决裂和开始建构新的哲学，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怎样界定这种转变? 阿尔都塞和广松涉都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发生了思想断裂，这个观点提出后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20 世纪20 年代梁赞诺夫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专门的论述。他认为与《神圣家族》时期相比，《哲学的贫困》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的之间的过渡时期，它能够填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作活动两个阶段之间的鸿沟。与阿尔都塞和广松涉思想断裂的观点不同，虽然梁赞诺夫也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但是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在《哲学的贫困》时期实现的，而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实现的。显然梁赞诺夫深受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的贫困》的评价的影响，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出版，所以马克思说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是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概述，事实上先于《哲学的贫困》写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思想已经实现转变。

怎样界定这种转变? 梁赞诺夫承认马克思的思想在《神圣家族》时期与《哲学的贫困》时期之间存在着鸿沟，但是他不认为这个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足以填平两者之间的鸿沟。即这种转变不是马克思思想的断裂，而是对原来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和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很好的衔接了这两个阶段或者是理解这个转变的一把钥匙。《德意志意识形态》确实是理解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它的出版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和文本研究中的这个重要问题提供了文献基础。

第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为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马克思恩格斯独立创造的产物这一问题提供了前提。马克思主义有两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其中的一大发现。但是贝罗和桑巴特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贝罗认为唯物史观早就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独创性贡献是把其他研究者的成果系统和清晰的表述出来。贝罗只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经济史的关系得出了上述结论，按照列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 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贝罗仅仅德国经济史的文献，就非常草率的得出结论，他的研究领域狭窄，而且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优先论。

桑巴特坚持“剽窃说”，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只有他们知道的不出名历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那里偷窃了历史唯物主义。桑巴特在为纪念马克思·韦伯而编辑的两卷本论文集《社会学主要问题》中发表了文章《社会学起源》，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这个不出名的学者是格拉斯哥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弥勒。马克思恩格斯抄袭了弥勒的著作《关于社会等级差别探讨》中的观点。事实上弥勒在书中只是叙述事实，基本不谈社会制度，“弥勒根本不了解社会阶级的意义。他只知道等级和阶级的差别，虽然在他的书中的某些地方论及了财富对社会地位的影响，但是依旧用旧的方法，解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有产的社会成员比较弱的社会成员更有身体优势，他没有觉察到阶级形成的经济因素”所以唯物史观与弥勒在他的著作中论述的观点有着根本区别。只需要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阅读了那些书，就可以弄清楚他们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受到哪些思想的影响。《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论战性质的作品，书中引用的费尔巴哈的论文原载在1845 年春天或者初夏出版的一期《维干德季刊》上，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最晚从1845 年秋天开始。如果能弄清楚，1845 年秋天之前马克思是否读过弥勒的书，就可以证实《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述的理论是否受到弥勒著作的影响。梁赞诺夫考证了1845 年秋之前马克思读了那些书，证实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没有读过弥勒的著作《关于社会等级差别探讨》，而是在写完《德意志意识形态》多年之后阅读过这本书。所以弥勒的理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也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剽窃他的思想的可能性，桑斯特的“剽窃说”是不成立的。“共产共主义的直接谱系是从巴贝夫的《平等者的密谋》经过邦纳罗蒂到19 世纪30 年代布朗基的革命团体，接下来通过德国流亡者受到他们启发成立的‘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而与代表它起草《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连接起来。”思想不是思想家的抽象创造究其根源是时代和历史环境发展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亦如此。

总之，迈尔关于梁赞诺夫自诩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梁赞诺夫没有夸大自己对于收集和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反而是梁赞诺夫基本完成了手稿的收集、整理、重建和《费尔巴哈章》的出版工作，从而奠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学和文本研究的基础。

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