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共同体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进国际体系和国际治理结构的改革和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择其要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一）关于社会共同体范畴分析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以一定的纽带所联系起来的人群集合体，是不同人群所采取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存在方式。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社会共同体表现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摘自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包括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的考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系统而科学的阐述，对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的论述，对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的深入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产生和形成及其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从社会属性的角度看，社会共同体有政治共同体和非政治共同体两种形式。政治共同体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作为阶级成员的人们为了本阶级利益的需要结合而成的社会集合体，主要是国家、政党以及其他带有阶级性的政治团体。非政治共同体即不具有阶级属性的社会团体，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上形成的氏族、部落、家庭、民族等社会组织形式；另一类是现实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各种非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各种群众性的社团、慈善团体、经济组织、绿色组织等，这类团体在社会交往和发展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有家庭、民族、国家、社会、人类等诸多类型的共同体。对于民族来说，从形成和发展过程上看，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共同体之分。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欧洲“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是“中世纪的巨大进步”的重要标志。正是这些民族共同体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从社会利益的角度看，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说到底都是利益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日耳曼人占领了罗马帝国，但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的立足、存在和发展，完全取决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否则就完全无法占领这个国家的财产。“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这说明，建立什么样的共同体，完全是由建立者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有机体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唯物史观时起，就是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把握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对社会系统的总概括，是包括一切社会要素之有机统一的综合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共同体则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共同体与社会形态也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社会共同体相对于社会形态来说，也是一个综合性范畴。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具体的特殊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共同体则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形态。将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有机体、社会形态加以区分，有利于对社会的系统结构作更深入全面的分析，从而在整体上更好地把握。
（二）社会共同体是人与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
社会共同体是人与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体现了人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既深藏于内又表现于外，人通过世界、国家、社会等共同体而存在。这就是说，人与社会是统一的。人的存在构成了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使人的本质得以表现出来，没有社会共同体也就没有人。
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方式系于两种纽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和以社会关系为纽带。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氏族社会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它是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最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血缘关系的作用逐渐减弱，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就被受所有制支配的社会共同体所代替，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的社会共同体。
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或者说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共同体，也可以说是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就是提出了三种相互区别而又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划分标准，即“人的依赖关系”时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物的依赖关系”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个人全面发展”时期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因此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也就是人与社会相统一发展进程中社会共同体的不同表现形式。
（三）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本质和特殊本质
社会共同体的本质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本质，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这种基于所有制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本质。马克思还说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种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就是社会共同体的特殊本质。这种特殊本质内在地包含了普遍本质，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体。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各个国家和民族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不同，都是作为一定的社会共同体而存在，在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道路上不仅有共同的本质，而且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应当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四） 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性飞跃和虚假性质
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它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跨越。
我们又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把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共同体称作“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如剥削阶级的国家等。因为这种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存在的，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亦是如此，只不过它披上了一层自由、平等、博爱的外衣罢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揭露的那样，劳动力的买和卖，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但是一旦离开这个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即资本家的工厂和车间，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立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五）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恩格斯则更直接地称作“共产主义联合体”，以此与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相对立。
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人们所创造的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成为人们全面而又自由地发展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这种共同体中，不再有阶级和阶级对立，个人的性质将发生重大变化。个人将不再是“阶级的个人”“地域性的个人”或“偶然性的个人”而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自由人”。在消灭了分工的条件下，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压迫人的力量，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这种共同体中，衡量人们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拥有物和金钱的多寡，而是拥有多少自由时间。所谓自由时间，就是人们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个人可以用来自由发展的时间。自由时间的增长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的手段、基础与保障。有了充裕的自由时间，人的能力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和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二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一）毛泽东、邓小平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20 世纪70 年代前期，毛泽东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輥輰訛“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1974 年4月，邓小平在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健康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进入80 年代，邓小平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他提出一个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理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缜密分析、精辟论断和提出的重要对外方针，为提出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二）江泽民深入阐发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理论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深刻认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与时俱进，深入阐发和实践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理论，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江泽民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輥輵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应该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各国人民所期待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包括：“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一思想对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认真规划和坚持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形势，以及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审时度势，根据世界和平与发展所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提出各国人民应当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继续深化和发展了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理论。
胡锦涛指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些论断进一步发展了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宽广深邃的历史视野、统筹全局的战略思维、主动进取的创新精神、勇于担当的大国胸怀，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而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在党的几代领导人提出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阐发，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认识提高到了新境界和新水平。
习近平从2013 年3 月23 日首次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到2015 年12 月31 日发表的2016 年新年贺词，提出衷心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多一份平和，多一份合作，变对抗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輦輯訛，近3 年的时间里，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论述约有50 多次。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著述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阐述国际关系、国际战略问题的核心思想，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具有中国风格和气魄的中国话语体系。
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全面系统地提出和回答了当今世界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以及如何进行构建的问题；提出和回答了如何完善全球治理结构，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使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是阐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指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二是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这就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上述论断，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相辅相成，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内涵的深刻揭示，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2015 年12 月4 日他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要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强调这是建设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必须做强和夯实的“五大支柱”。可以说，这也是推动世界更加均衡、公平、包容发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揭示和阐发。
三是从时空视域上看，习近平关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是多角度、宽领域、全方位的。他指出，当今“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时间关系上看，有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三种情况。这里所说的“过去时”并不是说已经结束了，而是说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正如他说的中国和非洲“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从空间关系上看，他提出国与国之间、各种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人类都要成为命运共同体，大家要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例如，在国与国之间，他提出要打造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对于各种区域组织来说，习近平对于中国发起或参与的各个重大的区域组织，都积极建言献策，谋篇布局，亲力亲为，力挺打造成牢固的命运共同体。例如，他提出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等等。
习近平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他提出世界各国应该秉持以公平、开放、全面、创新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增强发展能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同世界各国建立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此外，他还提出“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国内各民族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多次强调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他在2015 年11 月7 日他在同马英九会面时指出“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等等。
总之，习近平关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了新愿景，是对中国和平发展观、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既是对那种仍在奉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正面回应，也与那种曾经喧噪一时并造成严重后果、实质是机会主义的所谓“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说教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应当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公正观、安全观、发展观，牢固树立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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