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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人类从未停止探索理想社会的步伐。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以极具讽刺意味的笔触揭示出欧洲封建社会的压迫现实，描绘了乌托邦岛上的美好社会愿景，使空想社会主义首次映入世人眼帘。300余年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剖析，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直至今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依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也在持续发挥作用，“资本逻辑不仅依然实施着扩张、霸权和宰制计划，而且还通过驱动数字—智能技术、圈占大数据网络资源、侵染人的智力和创造力，最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霸权”。资本与技术的“合谋”正催生出“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等多种新型资本形态。针对这一现状，国外左翼学者相继探讨如何突破新型资本形态的掠夺与规训，他们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转而关注新技术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形成了多种版本的数字社会主义方案，并将其视为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统治的理想蓝图。然而，这些替代方案是否具有现实合理性？能否真正挣脱资本的支配、推动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抑或这些构想终究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都需要我们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系统审视与深入辨析。 

　　一、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谱系 

　　在数字时代，国外左翼学者试图重返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探索依托数字技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以此回应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异化与支配问题。当下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尚未形成统一范式，而是在多重维度上展现出丰富的理论谱系，折射出当代国外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复杂多元的整体图景。 

　　（一）批判传播学派以媒介民主与数字公地为核心的新构想 

　　批判传播学派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数字化建构，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传播学传统，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早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指出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以同一性浸染一切”，通过娱乐与信息的统一机制巩固现存秩序。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传播与媒介不再只是意识形态装置，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资本积累的中枢环节。批判传播学者正是在此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传播体系相结合。该学派认为，社交媒体所谓“免费开放”的表象背后是对用户数据与注意力的商品化，这种机制构成了新的剥削关系。正因如此，也促使他们开始思考数字网络的社会解放意蕴，提出了以“媒介民主”“数字公地”等为主张的替代方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认为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进行自由、平等和开放的传播能够促进社会民主化与广泛参与，数字技术为实现媒介民主与集体决策提供了工具，“计算机及其网络为组织信息、传播与合作开辟了新途径”，因而将其替代方案称为“数字/传播社会主义”。与之相似，耶鲁大学访问学者迈克尔·奎特（MichaelKwet）也从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中窥见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提出一种基于“数字公地”的社会主义模式，主张“用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数字技术之政取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支柱”，构建由民众直接掌控的数字公地，打破大型科技公司构筑的“围墙花园”，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社会主义运动。总而言之，批判传播学派设想了一种技术与信息不再被资本私有化，而是像公共基础设施一样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的数字社会主义方案。 

　　（二）以算法核算与反馈机制重构计划经济的“新计划经济” 

　　“新计划经济”思潮讨论的数字社会主义，主要承接了20世纪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断言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满足社会对任何经济组织提出的要求的唯一可以想象的社会经济形态”，而计划经济在信息处理与价格形成上存在根本缺陷，无法取代市场的分散协调机制。但是，随着计算机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现代算法与网络反馈系统有可能突破这一限制。苏格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威廉·保罗·科克肖特（WilliamPaulCockshott）是该思潮的代表之一，他把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归因于计算和通信技术水平的局限，并认为如今技术的进步为计算机辅助经济计划提供了新的可能。科克肖特与奥林·科特雷尔（AllinCottrell）指出：“使用分布式计算系统，每个生产单位都能获得当前生产备选方案的社会劳动成本估算。这远比资本主义市场所能达到的速度要快得多。”这种思路在后续学者的论述中得到拓展。例如，白俄罗斯学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Morozov）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进行了现代解读，提出一种基于“数字反馈基础设施”的社会主义模型。莫罗佐夫认为，哈耶克等人支持的价格机制是在不需要全盘知识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协调功能，而数字时代的平台和实时数据流等反馈设施对这种“隐含知识”传递机制进行扩展和补充，这在理论上克服了辩论中的难点。由此可见，“新计划经济”思潮试图以大数据和算法为工具，回应计划经济的可行性问题，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数字化建构的支点，是一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数字社会主义方案。 

　　（三）左翼加速主义的全面自动化与“平台社会主义” 

　　左翼加速主义兴起于21世纪初，该流派主张利用资本主义自身孕育的技术进步来加速推动社会向非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它与传统左翼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不抵制现代科技，反而强调应当掌握并推动自动化、人工智能与数字平台的发展，将其转化为社会解放的力量。例如，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Srnicek）与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Williams）在其合著的《发明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工作的世界》中指出：“左翼必须将乌托邦的冲动从新自由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拓展可能性的空间，激发对当下的批判视角，并培育新的愿望。”他们批判当代左翼政治常常局限于地方性抵抗与短期行动，忽视了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科技条件实现新制度的可能性。在左翼加速主义看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方面利用自动化与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却通过私有制刻意压制技术潜能的充分释放，以维护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因此，左翼加速主义首先是一种批判性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在自动化与数字科技发展上的“双重性”。在回应资本主义这种扭曲逻辑时，左翼加速主义提出了两大核心方案，一是“全面自动化”，二是“平台社会主义”。亚伦·巴斯塔尼（AaronBastani）是设想利用自动化技术实现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先驱，他认为现代社会通过晶体管、集成电路等技术实现了所谓“第三次颠覆”，其特征是信息越来越丰富，标志人类进入一个机器越来越能够执行认知和体力任务的时代。这种生产的全方位自动化可以极大地减少人类劳动时间，让人类进入“后劳动时代”。英国学者詹姆斯·马尔登（JamesMuldoon）受斯尔尼塞克影响，提出“平台社会主义”作为技术加速的具体实践路径，主张将大型平台以公共所有制或合作社的形式加以改造，使其成为服务公共需求的社会性基础设施。马尔登将“平台社会主义”定义为“通过数字资产的社会所有权以及对支配我们数字生活的基础设施与系统的民主控制来组织数字经济”。可见，左翼加速主义普遍从技术的所有权出发，关注平台、技术如何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和民主目标，而非单纯追求利润的资本逻辑。 

　　（四）数字社会民主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社会蓝图 

　　数字社会民主主义延续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通过制度改良缓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基本关切，并在数字化与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提出了一种渐进式的“后资本主义”方案。该流派认为，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不平等加剧与福利国家衰退，使资本主义陷入合法性危机，而信息技术的兴起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契机。例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提出，信息商品的免费与共享属性进一步降低边际成本，使之趋近于零，资本主义正在向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演变。英国学者保罗·梅森（PaulMason）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已经转化为“社会生产出大量免费商品的可能性与垄断企业、银行和政府努力保持对权力和信息的控制之间的矛盾”。梅森表达了两种含义：其一，在技术层面，资本主义正推动着物品的数字化进程，由此导致零边际成本商品的涌现、难以度量的劳动形态、生产力的指数级跃迁以及普遍化的自动化。其二，在生产关系层面，这些技术变迁已使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关系无法有效适应，最终导致数字信息技术不断侵蚀市场机制的运行基础与合法性。在此过程中，社会结构逐渐演化为一个“被通信网络所充斥”的巨大工厂，催生出庞大的数字工人阶级，从而为实现后资本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潜能。同样关注到知识经济转型的还有新西兰学者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A.Peters），他从教育和知识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市场机制在其中所起到的正反作用。彼得斯将其方案命名为“知识社会主义”，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中蕴含着一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它通过新技术表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即知识及其价值本质上根植于社会关系”。换言之，彼得斯既认为“知识社会主义”孕育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内部逻辑之中，又视之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化与垄断逻辑的批判与超越，旨在通过知识的开放与共享构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此而言，数字社会民主主义的设想并非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数字技术与社会民主制度的结合，推动渐进式改良，以实现以公共利益和信息共享为核心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蓝图。 

　　二、数字社会主义还是数字乌托邦？ 

　　国外左翼学者在数字时代对社会主义的实现可能展开深入探讨，力求在新技术条件下重新激活社会主义理论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其对无剥削社会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自觉。然而，此类理论构想普遍背离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规律，脱离科学社会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制度变革必需的客观历史条件，在技术认知上陷入对数字工具的片面乐观主义。就此而言，所谓数字社会主义，最终不免沦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数字幻象。 

　　（一）理论迷思：对社会经济形态更替规律的曲解 

　　国外左翼学者推出各种类型的数字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不符合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基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所界定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要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统一进程中得到阐释和理解。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列宁也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里，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被视为一种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且这个过程始终围绕着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辩证运动而展开。当旧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其阻碍时，便会推动社会从低阶段向更高阶段演进，使得一种社会形态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相较于此，国外左翼学者提出的各类数字社会主义方案，普遍偏离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将社会主义的实现简化为数字技术的自主演进或技术手段的理性重构，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读与曲解。事实上，数字技术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延续和深化，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监视，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关系呈现出更加隐秘、精微的运作形态。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数字革命在人类历史中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但在资本主义演进史中，这只是这一社会形态内部的阶段性和结构性变化。数字技术非但没能挣脱出资本主义的宰制秩序，反而正在被这种社会性质和国家制度控制。” 

　　（二）现实迷思：对社会革命动因的错误认知 

　　从现实境遇看，国外左翼学界所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在社会革命的主体与路径等问题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 

　　首先，这些理论以数字化意义上的抽象主体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治主体。如福克斯将谷歌等垄断平台催生的数字工人贵族“玩工”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之内。实际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混淆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具体性与实体性存在，将具体历史语境中形成的革命主体置换为一种抽象化、符号化的政治意象，从而遮蔽了社会革命的真实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未发生实质转变的前提下，无产阶级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界定的那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阶级。 

　　其次，数字社会主义抛弃了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以渐进式改良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废除。当代国外左翼大多弱化了以革命路径实现数字社会主义的主张，转而倾向于平台民主化、数字治理改良等渐进方案，对经典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持疏离与回避态度。尽管福克斯揭示了“数字工人的阶级斗争”，并呼吁展开“一场真正的社交媒体革命”，马尔登主张数字工人应“抵制、监管和重新编码现有数字平台”，莫罗佐夫等人倡议左翼应“重新夺取对反馈机制的控制权”，但这些论述依旧局限于数字经济领域。进一步看，数字社会主义要求对新兴生产资料如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重新进行划分，却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土地、工厂等传统生产资料；数字社会主义对数字资本的积累机制进行批判，却很少触及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等传统资本形态在资本主义总体积累中的地位，因而可以说，数字社会主义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 

　　最后，各类数字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由于缺乏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难以凝聚为具有现实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力量。当前，大部分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是国外左翼学者书斋式的理论设想，未能切实连接和激发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剥削群体的现实斗争。他们的理论更像是不结果实的花，难以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 

　　（三）技术迷思：技术乐观主义与“制度趋同论”叙事悖论 

　　数字社会主义试图借助前沿技术应用实现新社会形态，陷入了一种过度的技术乐观主义，而未能认识到数字技术自身所内含的矛盾与风险。进一步看，这种乐观主义倾向在逻辑推演中极易落入“制度趋同论”陷阱，即认为数字技术的普适性特征会推动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经济模式）向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新制度形态靠拢。结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差异逐渐被掩盖和消解，使社会主义在技术治理的范式下丧失其特有的政治内涵与历史特质。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本身存在一系列难以预见且具有破坏性的风险和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技术内部天然嵌入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积累逻辑与控制机制。数字平台、算法推荐系统、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通过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再生产，深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精准监控与隐形剥削，在数据挖掘与算法应用过程中复制并强化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催生出诸如“算法歧视”“数据压迫”等新型问题。数字技术在伦理道德层面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人工智能决策的“黑箱化”特征及算法系统内在的不可解释性，极易诱发不可预期的决策错误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基因编辑、生物识别、情绪计算等技术一旦被滥用，势必带来伦理上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系统性风险。技术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Bostrom）很早就提醒人们，高度自主的AI系统如果出现目标设定与人类价值之间的错位，就会导致所谓“价值失控”或“目标偏离”问题。他指出：“一旦不友好的超级智能出现，它就会组织我们将其替换或者更改其偏好设置，而我们的命运就因此被锁定了。”如果说数字技术在此前数十年的应用中未能实现“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那么，将社会主义完全“数字化”同样是不合时宜的。 

　　数字社会主义也存在着落入“制度趋同论”的叙事风险。倘若技术被视为制度演进的主要驱动力，并且假定拥有某种普遍适配性或价值中立性，那么由技术塑造的社会也就趋向于一种全球同构、制度统一的乌托邦景观。要知道，社会制度的演变始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国外左翼的这种技术泛化逻辑不仅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新的异化问题，反而消解了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主体性与价值内核，将会使社会主义蜕变为某种技术化的治理工具。如此一来，数字社会主义可能成为对资本主义的温和改良方案，沦为一种中立化、去激进化的装饰性话语，注定只能停留在虚幻的乌托邦层面。 

　　三、突破数字社会主义迷思的现实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将人类主体卷入了新的异化逻辑之中，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及其统治形式。对此，从数字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否具备现实可能性？能否在“资本—技术”复合体所构建的高度规训社会中开辟通往人类解放的实践路径？要回应这些问题，就不能“醉心于当代乌托邦理论，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会解放人类”，而是应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必须从“数字革命”回归“制度革命”，从“阶级失语”的景观中重建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体性，从唯“西方经验”转向吸取“全球南方经验”（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数字现代化建设经验），从理论批判转向具有现实力量的组织化运动。 

　　（一）从“数字革命”回归“制度革命” 

　　国外左翼学者在探讨如何通过数字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时，往往过于夸大其作用与效能。一方面，数字革命的发生深植于资本主义体制内，持续受到资本逻辑的物役和宰制，仅依赖数字技术领域的局部变革很难触及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有自发的解放逻辑，寄希望于技术自身演进自动导向制度超越的设想，是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相互建构机制的误解。事实上，数字革命的到来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自动到来，技术层面的进步无法取代制度层面的变革。因此，必须从“数字革命”回归“制度革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二）从“阶级失语”迈向“阶级在场” 

　　如前所述，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叙述呈现出“阶级失语”的倾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并据此断言其作为革命主体的地位正趋于瓦解。一些学者引入“无收入阶级”“玩工”“诸众”等不具备明确阶级指向的概念，试图重新界定社会革命主体，甚至得出“社会主义斗争的未来仍然极不明朗”的悲观论断。事实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及其本质的分析仍适用于当代社会。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论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体如何翻新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阶级对立格局都未发生实质改变；无论国外左翼学者如何在语义层面重构无产阶级概念，都无法改变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逐步揭示自身历史使命与存在本质的客观事实。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Roberts）对数字时代的无产阶级作出了清晰的界定：“阶级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更加集中……在媒体、科技、通讯等新兴行业中，他们正以脑力劳动者的身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必须从无产阶级的“失语”迈向“在场”，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揭示数字劳动形式背后隐匿的物役逻辑。 

　　（三）从“西方经验”转向“全球南方经验” 

　　当代国外左翼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诸多构想，大多以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为参照系，这固然回应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却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西方中心论”的视角。首先，它预设技术条件与民主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优先性，进而将数字社会主义设想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改良”与“重塑”的可能性方案。其次，它缺少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发展的考察，未能充分回应数字资本主义在全球南方所造成的数字殖民化与技术依赖等问题。因此，破解数字社会主义的迷思，需要实现从唯“西方经验”转向吸取“全球南方经验”，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处境与现实探索纳入分析之中。在理论层面，国外左翼学者所推崇的全面自动化或“后资本主义”愿景，在全球南方国家并无现实土壤，数字社会主义更应回应发展中国家在基础教育、医疗以及数字公平权益等方面的迫切诉求。在现实层面，西方国家正以类似于殖民扩张的方式，将全球南方纳入资本积累链条，形成数字时代的数据殖民主义。那些寄希望于通过“开源共享”或“数字公地”来实现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难以解决南方国家的依附和不平等问题，甚至可能掩盖数字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扩张。与此相对，全球南方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探索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方式，为数字社会主义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 

　　（四）实现“理论批判”与“实践运动”的有机统一 

　　当代国外左翼学界对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主要是学者自发形成的分散的学理化阐释，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流派，也难以真正付诸实践。尽管他们敏锐地洞察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但总体而言，其理论始终未能突破知识生产的边界。此外，国外左翼也未能在组织上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列宁曾指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相反，国外左翼普遍忽视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斯尔尼塞克对此评论说，当前左翼在政治行动上缺少系统性的战略反思，“众多的抗议、游行和占领行动通常没有任何战略意识，它们只是作为分散和独立的抵抗信号存在”。因此，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迫切需要实现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转换，即“动员起现实物质力量，将理论批判转化为实践斗争”。 

　　结语 

　　数字社会主义作为国外左翼学界试图对科技进步成果加以“再占领”的理论尝试，兼具积极与消极双重理论意蕴。一方面，它使数字时代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下，既深刻揭示了数字技术与资本之间共谋剥削的现实本质，也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探索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折射出当代左翼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思考。另一方面，它又潜藏着乌托邦的倾向。在理论维度上，它背离了唯物史观对社会制度变迁分析的基本立场；在现实维度上，它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所指明的关于实现社会主义所应具备的客观社会条件和阶级斗争基础；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它片面夸大技术的自主能动性，忽视了技术始终受资本逻辑支配、被平台结构深度编码，进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不断加剧劳动异化与社会控制的现实。由此，我们是否要斥责数字技术带来的一切变化，并幻想“回归一个没有被大数据和算法玷污的前数字社会”？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们既不能以浪漫主义的姿态期待技术的发展自动实现制度超越，也不能全然否定数字化所蕴含的革命潜力。关键在于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批判性揭示技术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技术进步的潜能引导至社会解放的方向。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左翼学者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秉持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双重立场，为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拓展了理论视野。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