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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卫平、王钰淇：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建构
2025年9月，面对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呼声与诉求，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公共产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党和人民提高世界担当的自觉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全球治理倡议所蕴含的基本理念与根本原则符合人类追求现代化文明的普遍向往，符合国际社会对全球善治的期待与憧憬。抽象的价值内核只有转化为具象的文本表述才能被受众解码，中华文明智慧只有经由叙事转化才能进入国际传播场域。本文基于叙事学视角分析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有益于为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学理支撑。
一、叙事缘起：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叙事的逻辑理路
作为重要的话语实践，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叙事建构源于民族与世界的现实需求牵引，依托表征与内核的符号传播基础，具备认知与认同的传播致效潜能。
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既是弥合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与实际贡献结构性失衡的应有之义，也是超越西方治理叙事迷思、填补世界治理思想供给缺口的迫切要求。
其一，从内生需求向度看，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与实际贡献存在结构性失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积极从制度维度供给规则型公共产品，推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得到有效践行，创新多边机制以完善全球治理基础架构；从物质维度供给实体型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有效弥合了全球发展鸿沟；从观念维度供给思想型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全球治理观等理念已经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可。然而，受历史与现实因素影响，中国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与自身实际贡献并不匹配。一方面，中国推进全球治理良性发展的实践难以自然转化为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常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解构为“中国威胁论”的“地缘工具”，呈现出“做得多、说不好”的困境。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治理场域的话语传播力与影响力遭受系统性压制。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规则协商平台试图将中国排除在核心决策过程之外，CNN、BBC等西方媒体也刻意通过选择性报道遮蔽中国治理贡献的全球曝光度。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贡献与话语权落差，凸显出将治理理念优势转化为话语地位优势的迫切性。
其二，从外生需求向度看，西方治理叙事的失灵与世界治理思想供给缺口并存。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侵略等方式较早实现了现代化，占据了设计世界秩序的先发优势。西方理论界关于全球治理的叙事主要包括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激进的共和主义以及世界主义民主三种路径，它们在应对当下全球治理赤字时却显得乏力与无解。一是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叙事主张经由协调治理规则与推进市场开放化解决全球问题，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与制度已经成为其霸权合法化的工具。二是激进的共和主义叙事主张以公民参与取代主权国家权威进而维护全球公共利益，但其“超国家权威”往往成为西方霸权大国干预欠发达国家主权的幌子。三是世界主义民主叙事主张建立异质分割的全球治理权威体系，其缺陷在于权威体系的碎片化可能导致全球治理效能耗散。伴随着西方治理叙事失灵，冷战思维、生态恶化、人工智能安全、地区冲突等危机挑战层出不穷。世界并非不需要全球治理思想供给，而是西方治理叙事供给劣质化，无法满足应对共同危机的要求。全球治理倡议打破全球治理等同于西方治理的迷思，为人类化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创新理念与实践进路。
作为信息内容的文本符号只有具备可传播性才能被国际受众认可与接受。全球治理倡议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意义体系，其可传播性构成跨文化、跨地域认同的前提。
其一，传者施为与他者参与的统一，构成全球治理倡议能指表征的可传播性前提。全球治理倡议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在自我和他者双重维度凝练人类共享价值观念，建构“既中国又世界”的叙事文本，将传者观念融入受众可接受的符号文本。一是全球治理倡议的命名合理表达了中国主张。全球治理倡议以“倡议”而非“战略”命名，在表达传者意志的同时规避了主体霸权意涵，并且凸显了中国理念的开放性、自愿性与共商性。这一文本合理准确地表达了中国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有效全球治理体系的路径建议，为其在国际关系场域获得多元主体认同提供了独特优势。二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文本表述尊重他者主体地位。成功的国际政治叙事并非传者对他者的单向权力压制，而是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实现双向认同。全球治理倡议文本的第一个叙事要点即“奉行主权平等”，为各方主体提供参与式叙事的选择空间。这种充分兼顾本国与他国处境、允许各国按需嵌入治理实践且不附加强制性约束的协同逻辑，联结起中国主张与世界需要，使叙事主体无须应对受众干涉主权、霸权欺凌的质疑，更易实现叙事文本的跨文化传播。
其二，实践淬炼与理念融合的统一，构成全球治理倡议所指内核的可传播性基础。国际传播立足于叙事意义内核的实效性与通约性，有助于扩展思想交流的共同意义空间。一方面，全球治理倡议在实践维度以可感知、可验证的中国全球治理成果为支撑，显著区别于西方口号式空洞理念。全球治理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参与全球治理丰富实践的智慧结晶。全球治理倡议明确“注重行动导向”，强化了务实治理的实践属性。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倡议在理念维度对人类文明治理智慧进行合理转化与借鉴，通过交流互鉴回应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价值观念通约性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突破口与可能性，不同主体可以摒弃意识形态分歧与发展阶段差异，围绕共同议题展开解读并形成共识。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全球治理倡议吸收各国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核，从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治理旨归、治理实践等维度实现了东方智慧与各国文明的对话交流。这种叙事闭环超越了抽象理念的空泛阐释，也规避了“文明冲突论”的思维误区，推动各方主体形成价值共鸣。
叙事天然具备传播属性，并通过话语实践形塑人类认识与感知现实的思维框架。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可依托认知建构与认同凝聚的双重心理机制，实现跨文化语境下的传播致效，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其一，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叙事形塑治理主体的认知共识。全球治理倡议反映了中国对国际秩序发展历史、基本事实、未来走向等内容的基本判断，引导受众认识和思考“何谓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现状怎样”“如何推进全球治理”等描述性和规范性问题。一是增进对全球治理基本事实的认知共识。全球治理倡议借助多元渠道嵌入国际舆论场，将复杂的全球治理实践转化为可感知的“语言现实”，为国际受众理解全球治理的实然格局提供了清晰的文本依据与思维框架。二是凝聚对全球治理价值判断的认知共识。全球治理倡议内蕴了中国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主张与实践指向，通过规范化的话语传播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全球治理变革的应然方向，推动各方在核心价值层面形成认知共鸣。
其二，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叙事推动治理主体的态度认同。认同是认知的外化，是主体知觉与社会信息对话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而叙事传播正是实现认知向认同转化的关键桥梁。一是依托多维要素协调实现态度说服。言说者、言说内容、言说情境与言说对象等信息要素的综合互动可以促使言说对象态度的转变。作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者与实践者，中国的叙事身份具备权威性，增强了话语的可信度。全球治理倡议的问题锚点、实践方案、价值诉求也与当下全球治理赤字情境紧密适配。各方主体可从叙事中感知自身利益与全球治理倡议的关联性，进而实现态度转变。二是通过符号化传播实现态度渗透。叙事是传播主体将态度立场符号化的外显实践——中国通过叙事编码化解治理赤字的基本主张，而其他主体则通过解码这一符号语言汲取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时代智慧。全球治理倡议可成为世界范围内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民众等主体开展治理沟通的通用语言符号，在潜移默化中形塑受众的思考，推动主体在话语互动中形成稳定持久的认同态度。
二、叙事框架：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叙事的内容聚焦
叙事框架作为传者理念转化为受众感知的重要中介机制，以文本符号的形态承载了叙事主体的事实判断、因果推理、建议举措等信息。以体系叙事、身份叙事、议题叙事为主轴建构叙事框架，通过分层叙事与补充叙事全面阐明全球治理倡议的深层内涵，可为受众认知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把握全球治理主体角色、识别全球治理议题靶向提供准确话语依据与实践遵循。
体系叙事是叙事主体对国际事务结构特征以及国际体系架构逻辑的认知与描述。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的体系叙事框架应蕴含中国对当下全球治理体系现状、旨归与践履的三维理解，构建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三位一体的闭环叙事。
其一，在本体论维度阐明全球治理倡议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一是阐明现行国际体系的正当性。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怎样维系世界秩序，始终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博弈的焦点。“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这一国际体系既强调以法律规则而非战争武力来维系稳定秩序，也强调各国在内政外交事务上的自主权，有利于遏制霸权国家在国际事务领域的话语垄断。二是阐明现行国际体系仍待完善。习近平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滞后。”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三重缺陷：一是权威性缺失，少数大国妄图以霸权或均势方式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尤其是美国霸权干涉下的全球治理机制始终无法实现有效运转;二是代表性失衡，尚未充分反映新兴发展中国家权益，全球南方国家为世界发展所作贡献与权益回报不成正比；三是有效性不足，传统问题与新兴问题交织，但多边组织规则缺位与议而不行窘境并存。
其二，在价值论维度阐明全球治理倡议表达以创造人类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叙事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折射言说者的价值取向与诉求。全球治理倡议坚持以人为本，以“具象的人”为基点维护人类集体利益。一是在价值立场维度阐明全球治理倡议是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习近平指出：“治理体系由大家携手建设，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要阐明全球治理倡议旨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本遵循，致力于化解共同威胁与挑战、增强世界人民在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二是在价值主体维度阐明全球治理倡议需要全人类共同参与。世界秩序的走向与命运应当由全人类共同掌控，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黑箱”决策机制往往牺牲了全人类的权益。习近平指出：“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国际事务层面的协商民主，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与要求，具备显著的道义号召力。
其三，在方法论维度阐明全球治理倡议呼吁以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行动遵循。全球善治需要以国际良法为基本规范，而国际规则的有效性高度依赖叙事建构与话语诠释。一是阐明世界各国应当共同遵守现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彰显了各国人民对于良法善治的共同憧憬，集中体现了人类为避免无序竞争、实现永久和平的制度设计智慧。全球治理倡议呼吁“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秩序注入基于共同规则的确定性。二是阐明世界各国应当共同反对霸权国家泛化特殊规则。冷战结束后，美国将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举措泛化为国际关系的“潜规则”，大力推行以美元为主导的经济金融规则、以西式民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规则、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文化规则，导致世界秩序始终动荡不安。“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必须坚决反对少数国家泛化特殊规则，倡导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多边主义精神。
身份叙事的核心是界定国际事务参与主体身份，阐释各方主体的角色内涵、责任边界与行为目标，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清晰的主体定位。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的身份叙事框架既凸显中国的重要角色，也号召世界各国以联合国为中心团结多元主体推动全球治理趋于善治。
其一，在实然维度阐明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性主体。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叙事要继续凸显中国既是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者，更是务实推动者与实践引领者的身份角色。一是阐明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完善进程的参与者。中国始终“支持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短板，支持汇聚南南合作的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平衡地反映发展中国家意愿与利益，顺应全球治理体系普惠共赢的客观趋势。二是阐明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完善进程的推动者。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丰富的智慧与方案，“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秩序稳定的压舱石。三是阐明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完善进程的引领者。中国在全球治理理念与行动上均走在世界前列，始终“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正确义利观，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科学指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行动引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
其二，在必然维度阐明联合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威性主体。尊重联合国地位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平稳转型的必要条件。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切实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把握。一是阐明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权威性主体的理论逻辑。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体系，国际层面缺少一个共同主权者。如果没有联合国作为各主权国家的协商议事机制，人类就难以围绕全球性问题达成共识。二是阐明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权威性主体的历史逻辑。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二战胜利之际痛定思痛的智慧结晶，寄托了人类对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愿望与憧憬。三是阐明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权威性主体的实践逻辑。当下，联合国对全球南方发展面临的问题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举措，如聚焦扶贫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造血式”支持，致力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实践证明，“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其三，在应然维度阐明多元角色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性主体。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格局经历了两极对峙到单极主导再到多极化的演进阶段，每个阶段的权力结构、核心矛盾与运行逻辑均有差异，呈现出实力对比决定格局形态、新兴力量推动格局转型的底层逻辑。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提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际事务是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的重要叙事主题。一方面，要阐明多元主体参与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的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全球治理主体数量与种类愈加丰富，展现出治理力量多样性与多元性的特征，各类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促使多元主体将维护全人类共同生存利益作为基本考量。另一方面，要阐明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的重要地位。世界秩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个重要表现即国际力量的深刻变化与重组。新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世界治理力量重心正在由欧美向亚太、由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转移。全球南方通过规则完善、制度创新与议程主导等方式，推动世界秩序权力从等级制分配向网络化共享转型。
议题叙事是叙事主体对国际事务政策论域的界定与思考。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的议题叙事框架可围绕时间性、空间性、对象性议题展开，凸显其解决实际问题的强大效能。
其一，阐明全球治理倡议应对空间性议题的效能。空间性议题主要涉及国家、地区与世界三重空间的全球治理症结。一是对特定国家内部治理议题的因应。全球化背景下，特定国家或地区内部问题与国际问题界限被打破，意味着全球治理的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际外交事务。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存在传染病流行等治理问题。此类议题看似属于主权国家内部事务，但若不解决则终将外溢为跨国治理难题。应将发展资源下沉至欠发达国家，提升欠发达国家治理能力，从源头化解此类难题，避免地区内部失衡转化为外部危机。二是对跨越地理空间边界议题的因应。此类议题主要涉及主权重叠区的跨境合作与主权管辖外的全球公域两大问题域，前者可能因主权国家利益分歧难以形成治理合力，后者则可能因全球公域治理规则缺位出现公地悲剧与“治理真空”。应提倡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治理壁垒，完善深海、极地、太空等领域治理规则。
其二，阐明全球治理倡议应对时间性议题的效能。全球治理倡议有助于化解突发性与长期性议题，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一是对中短期议题的因应。中短期议题表现为对即时性全球风险的应对与处置，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局部区域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流通等。当今社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风险社会，各类突发性危机可能随时危及全球治理格局。应提倡发展与应急并重，在化解短期危机的同时，提前设立各种治理预案，从而将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把握全球治理中的历史主动。二是对长期议题的因应。全球治理的长期议题具有治理成本前置、治理收益跨代的特质。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粮食安全、能源获取、社会保障等长期议题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应提倡遵循代际公平原则，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治理的重心，倡导构建代际公平发展机制守护人类未来利益，从而显著超越西方国家的资本短视性局限。
其三，阐明全球治理倡议应对对象性议题的效能。生物物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事关人类福祉。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叙事须辨析此类议题矛盾属性与问题症候，助推各方主体采取具体治理举措。一是对自然生态类议题的因应。此类议题主要涉及人类发展与气候环境的平衡，涵盖气候变化、物种多样性等热点问题。西方生态帝国主义话语放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弱化发达国家环保责任，将环保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应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态治理理念，形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共识，解构美国等西方国家责任均摊的话语霸权。二是对社会文化类议题的因应。社会文化类议题主要涉及价值文化理念的差异与分歧，如反贫困、反饥饿、妇女权益保障、人工智能治理等热点问题。应号召尊重不同文明差异现实，提倡以人为本实现文明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例如，针对世界妇女事业，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叙事可以中国实施“妇幼健康工程”“快乐校园工程”等“小而美”公益项目为切入点，将性别平等从单一议题转化为全球治理的综合性目标，为破解数字性别鸿沟、资源分配不均等制约妇女发展的全球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三、叙事机制：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叙事的实践策略
立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叙事框架，国际传播还需要经由协同叙事主体、细分叙事受众、综合叙事方式等叙事机制，提升全球治理倡议的公信力、触达力与感染力。
实现全球治理倡议的复调叙事与传播，需要构建多元传播主体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协同机制，凝聚政党政府、主流媒体与智库学者的传播合力。
其一，政党和政府发挥政治外交叙事的顶层引领作用。政治外交叙事具有官方性与权威性特征，中国政府是这一叙事的当然主体。一方面，依托主场外交平台，主动建构叙事议程。政党和政府通过主场外交的场景优势将全球治理倡议嵌入国际对话核心议程，可实现叙事的主动输出与理念的精准传递。如借助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政党外交平台，向各国政党阐释政党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角色，将全球治理倡议与政党治理实践相结合。同时，依托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框架，针对他国政府的治理关切展开理念协商，增强全球治理倡议的针对性与吸引力。另一方面，借力国际公共平台，精准回应叙事关切。面对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倡议的认知差异，以交流与对话的形式及时回应疑惑。如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专题性平台聚焦治理细分领域精准发声，通过事实例证反击少数国家对中国叙事的污蔑与诋毁，捍卫全球治理倡议的道义形象。
其二，主流媒体承担社会大众叙事的中层转化作用。主流媒体建构的社会大众叙事具有贴近性与通俗性的特征，构成连接严肃叙事与大众认知的桥梁纽带。一方面，要善于采用宏观视角，聚焦全球治理倡议的整体解读。通过宏观视角的叙述帮助国际受众理解全球治理倡议与人类发展进程的关联性，阐释好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概念、时代背景与实践价值，帮助国际受众形成对倡议的整体认知，避免思维局限导致的认知碎片化。另一方面，要善于采用微观视角，聚焦全球治理倡议的个体感知。微观叙事以事件参与者的个体视角为切入点，经由具体案例与人物经历增强话语的可信度，拉近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要精选案例人物，叙述个体或组织对全球治理倡议的亲身感触，以普通个体的命运转折映射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本价值，以具体议题矛盾的化解勾勒全球治理倡议的思想轮廓，用平易近人的文风向世界呈现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效力。
其三，智库学者夯实学术理论叙事的基层支撑作用。学术理论叙事具有思想性与深刻性的特征，能够为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专业理论支撑。提升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学术场域的影响力，必须从基本概念入手，“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将全球治理倡议嵌入国际学术视野。一是增强学理叙事自主性，以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全球治理倡议是具有本土逻辑与国际视野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叙事形态。要以之为核心概念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打破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理论困境，丰富全球治理学术思想体系。二是强化学理叙事共通性，以国际通用概念传播中国价值与中国智慧。增强叙事的自主性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旨在以东方叙事促进中外全球治理智慧的交流互鉴。要在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合理借鉴国际社会的通用学术概念，理性分辨文字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为“多边主义”等外源性学术概念注入中国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国际学术界对全球治理倡议的认可与接受。
国际传播的受众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拥有差异认知前见的复杂个体。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场域的分众传播有助于减少信息的无效耗散，实现叙事文本与受众需求的意义勾连。为此，要从宏观上区分不同国家的受众，从中观上区分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文化偏好的受众，从微观上区分基于相同兴趣爱好的受众。
其一，宏观上分类，建构基于全球南北差异的区域适配性叙事。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不同，其利益关切及对中国方案的评价也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全球北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理念与中国形象的正面评价更加明显。基于此，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需要构建差异化叙事内容，避免“一刀切”导致的意义衰减。一方面，以说服叙事影响全球北方国家。要侧重于秩序维护与利益共赢，阐明中国旨在增强现行国际体系的执行力，打消全球北方国家对中国推倒重来与另起炉灶的错误疑虑。例如，在环境治理等弱分歧议题领域，可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证数据对比《巴黎协定》条文，表明中国的治理实践与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契合，以赢得全球北方国家的理解认同。另一方面，以团结叙事影响全球南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诉求与中国存在高度一致性。为此，可聚焦发展赋能与主权平等，重申中国支持全球南方提升治理能力、公平参与国际事务，阐明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利益需求，争取与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的叙事联盟。
其二，中观上分层，建构基于文化资本差异的阶层适配性叙事。大众的教育水平、知识素养等文化资本差异形成社会分层，不同阶层可能具有迥异的信息接受能力与偏好。即便是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文化资本的受众对文化传播资源、媒介信息渠道的占有不同，对全球治理倡议的接受偏好与理解深度亦存在程度差异。面向国外政治精英与政府部门官员，要以严谨的语言风格论证其与既有全球治理理念的衔接，在阐明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基础上突出其与该国善治理念对话的可能性，通过求同存异逐步增进受众的认知与理解。面向专家学者等群体，要采用具备理论性、实证性、思想性的学术语言，讲清楚全球治理倡议为什么行、如何落地等关键问题。如可分析对比全球治理倡议与新自由主义霸权逻辑的差异，从学理上讲深讲透全球治理倡议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价值。面向普通民众，要使用多样化、可视化的网言网语降低认知门槛，采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具有科技感的叙事技术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有冲击力的视听表征，在短期内培养民众对中国全球治理角色的好感，再经由长期的叙事积累逐步传播中国理念。
其三，微观上分群，建构基于用户画像差异的个体适配性叙事。在5G、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万物皆媒时代，同一社会阶层的组成方式也不再局限于线下空间的血缘群体、地缘群体、业缘群体，而是经由虚拟网络空间的共同爱好涌现出各类趣缘群体，受众的圈层化特征愈发明显。同时，大数据技术也为了解不同兴趣群体的信息消费需求提供了技术底座，有助于实现全球治理倡议“一群一策”的精准触达。一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用户精准画像。智能用户画像技术是网络用户微观分群的基础，可通过多维度数据聚合与算法分析生成涵盖个体显性特征与隐性需求的画像，锚定可能的国际受众数据池，并标记此类受众对于不同全球治理议题的兴趣偏好。二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精准推送。在智能分析生成用户画像的需求标签后，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多样的全球治理倡议叙事脚本，实现内容与受众的精准适配。如针对标注“关注环保”“青年群体”标签的网络用户，可选取中国在承建肯尼亚蒙内铁路时设置大型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事件素材，搭配年轻化的音乐背景制作微视频，增强全球治理倡议对此类用户的吸引力。
（三）叙事方法综合：提升全球治理倡议的感染力
相较于单一的线性叙事，综合各种叙事方式特征的交叉叙事更能增强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场域的话语感染力。
其一，竞争叙事与合作叙事相统一。竞争叙事凸显全球治理倡议的不可替代性，合作叙事侧重全球治理倡议的融通性，二者共同赋能中国智慧的国际传播。一是善于竞争叙事。美国等西方国家叙事将中国塑造为国际层面的“威胁者”、国家层面的“威权主义者”以及具体议题层面的“不负责者”，妄图诱导其他国家加入对华话语制衡阵营。这些“他者化”的虚构叙事违背了客观事实，对中国理念国际传播产生了负面消解作用。要批判西方霸权国家虚假叙事的虚伪本质，揭露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理念的歪曲污蔑，曝光此类污名化的运作手法。同时，通过对比客观事实凸显全球治理倡议相较于西方霸权理论的显著优势，营造正面的国际传播舆论氛围。二是善于合作叙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向来践行合作共赢叙事而非零和博弈叙事，这种凸显共同利益诉求的叙事相较于强调自我利益的叙事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与认同。因此，要阐明全球治理倡议与现行世界有效治理理念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逐渐扩大支持和参与全球治理倡议的“朋友圈”。
其二，理性叙事与共情叙事相统一。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既要筑牢事实根基，也需要在情感层面引发受众的共鸣，通过“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叙述合力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话语支撑。一是善于理性叙事。理性叙事在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经由推理演绎、总结归纳等方式实现对思想理念的加工与再造，淡化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要善于以权威数据或调研成果凸显治理赤字痛点锚点，论证全球治理倡议问题靶向的精准性。同时，选取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具体成效的案例或项目，以摆事实、列数据等方式论证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效力。二是善于共情叙事。共情叙事经由传受双方的共同情感认知搭建共通意义空间，增强了思想理念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感染力。要善用修辞化叙事机制向国际受众讲好全球治理倡议，经由隐喻或转喻等策略激发国际受众对抽象事物的“熟悉感”。要善用故事化叙事机制将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案例置放于典型情境，以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情节增强叙事张力，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诉诸情感共鸣，形塑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受众共同体意识。
其三，历时叙事与共时叙事相统一。叙事需要兼顾时间顺序与空间关系，形成纵向传承与横向覆盖的叙事体系。一是善于历时叙事。全球治理倡议虽然正式出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其蕴含的基本道理逐步形成。要善于将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经典理念创造性转化为当下全球治理的有益借鉴，如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和而不同、民为邦本、知行合一等理念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深厚历史底蕴；要善于讲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阶段为推动世界秩序稳定发展形成的理念智慧，如毛泽东强调的“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周恩来指出的“改善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邓小平重申的“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将这些理念熔铸于全球治理倡议的历史叙事文本中，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兼济天下的价值诉求，凸显全球治理倡议的大历史观底蕴。二是善于共时叙事。作为思想观念的外在表征，叙事需要鲜活实践作为抽象理论的基底。要以中国全球治理智慧的多维国际实践为中心，着力增强全球治理倡议的感染力。例如，在自然空间分布上，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地貌形态作为叙事空间，着重叙述中国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成功经验；在社会空间分布上，叙述全球治理倡议对突破世界各国治理瓶颈的重要意义。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效能不仅是在变乱交织的世界秩序中彰显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应有之义，也是超越西方治理叙事迷思、推进全球善治的关键抓手。世界秩序与国际传播格局处于不断更迭的进程中，全球治理倡议的国际传播实践也应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这就需要中国完整、准确、全面阐明叙事框架，熟练掌握各种叙事技术与策略，推动全球治理倡议在世界的认同与践行。需要强调的是，将全球治理倡议视为一种叙事文本，并非否定其思想观念形态与制度实践形态，而是突出作为话语实践的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传播是观念落地转化为物质实践的重要环节。只有凝聚思想实践、话语实践与制度实践的合力，才能充分实现中国全球治理智慧在国际场域的信息交流与意义共享。
（作者单位：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钰淇，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1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