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机、大众运动和人类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论坛”综述
2012年5月25－27日，“国家、市场、大众与21世纪的人类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论坛”在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霍奇米尔科分校隆重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挪威、比利时、土耳其、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印度、韩国、越南、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
26日上午，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海因茨•迪特里奇（Heinz Dieterich）主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论坛开幕式，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萨尔瓦多•维加•里昂校长致欢迎词。在开幕式上，学会颁发了2012年度“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和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两人获此殊荣。学会还颁发了第3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9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获此嘉奖，他们分别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萩原伸次郎（Shinjiro Hagiwara）教授、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刘易斯•桑多瓦•拉米雷茨（Luis Sandoval Ramírez）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维也纳科技大学彼特•弗莱森纳（Peter Fleissner）教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拉狄卡•德塞（Radhika Desai）教授、中国社科院胡乐明教授、韩国庆北大学金炯基（Hyungkee Kim）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保罗•考克肖特（Paul Cockshott）教授、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在上午会后，学会在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霍奇米尔科分校举行了植树仪式。程恩富会长和萨尔瓦多•维加•里昂校长一同植下了象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年会的墨西哥国树。与会者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债务危机和就业危机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认为，仅用利润率变化趋势无法解释所有危机的根源和体制性危机，如最近几年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危机，就不能用利润率下降趋势来解释。这次危机起源于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下的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债务的不可持续性。这一不可持续性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并最终使新自由主义体制变得不可行。所以，需要用更广泛的分析框架——资本循环分析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体制危机，既能够容纳利润率变化，也能够容纳与体制危机相关的其他因素。
爱尔兰国立大学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教授指出，爱尔兰债务危机既是国际也是国内的，既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表现，也是其本地经济动态发展的表现。他进一步指出，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和地区，面临各种过渡性需求。第一类过渡性需求是加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第二类过渡性需求是寻求广泛支持的需求，这种支持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获得的；第三种过渡性需求是为争取教育资源，通过教育告知公众资本主义弊端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
日本福祉大学毛利良一（Ryoichi Mohri）教授通过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债务危机，指出金融资本变得更加远离真实经济中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活动，并且破坏了人们的生活。尽管债务危机原因具有不同的类型，但是借贷关系的结果显示，只有1%是赢家，剩下99%都是输家。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刘易斯•桑多瓦•拉米雷茨（Luis Sandoval Ramirez）教授指出，墨西哥当沉重的公共外债以及拉丁美洲的外国债权人（私人资本和多国银行）并不是它们历史上的第一次，而是第四次。拉美之所以有这么多债务，是因为当初借债主要是服务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非债务国，很多债务都与实际需要尤其是生产需要没有关系，还有些债务对债务国的纳税人毫无益处甚至未经过可行性审查。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永秀和吴航教授认为，2009年开始爆发的欧债危机，表面上是主权债务引发的金融与财政危机，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固有特征与现代社会文明矛盾的产物。具体说，欧盟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三大深层次的矛盾：一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三是权利与责任的矛盾。化解欧债危机需要进行结构化的、系统性的改革。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要善待劳动者，善待实体经济，善待勇担责任者。
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大学拉巴斯分校经济学系曼钮尔•安吉利斯（Manuel Angeles）教授认为，当前全球衰退及其伴随的症状掩盖了全球危机的本质，从根本上说这个危机是人权（对食物、就业、适当的收入水平、清洁的环境、健康而且受教育的生活的权利）以及人们基本的生存原则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及其伤害，使国家离福利社会越来越远。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爱杰多•巴扎（Alejandro Valle Baeza）教授和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格罗利亚•贡扎雷兹（B. Gloria Martínez González）教授指出，危机后全世界的失业后备军队伍不断扩大，在欠发达国家变得更为严重，并分析了为什么拉美失业更严重的原因——按照劳动价值论来看，在拉美剥削工人的成本要比在发达国家高。
二、政权合法性危机和政治动向
日本驹泽大学濑户冈纮（Hiroshi Setooka）教授分析了雇佣劳动者的抗议行动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指出其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首先，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改变为完全不同的制度；其次，这些抗议者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工作和服务，另一方面依靠和支持市场体系；第三，发展成法西斯极端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四，民众长期持续的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在今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最后，民众成长为实际的改革者的方式将在广泛的民众运动中被发现。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柯瑞尔（Richard Corell）和 恩斯特•赫泽格（Ernst Herzog）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发展进行调查研究，揭示了德国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复苏的步伐，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逐渐恢复了元气，现在又有一些右翼分子在危机背景下叫嚣着要第三次成为世界强国。
加拿大约克大学萨巴•阿尔纳塞里（Sabah Alnasseri）教授讨论分析了危机后的帝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我们生活在历史矛盾形成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美国霸权下的帝国主义正在经历多重危机，在中东、欧洲、拉美和北美民众斗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右翼政党开始崛起，试图迫使反对者屈服和接受新自由主义者的重组议程。
长江师范学院彭寿清和吴明永教授认为，透过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喧嚣景象可以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矛盾也日益凸显，资本主义面临重重危机。以此为鉴，中国应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人类发展、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奥地利社会论坛赫曼•杜沃扎克（Hermann Dworczak）博士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可以综合考察人类当今发展主要问题的理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至少有四种危机（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和政治的危机）在显著爆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全面理解目前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产生的灾难，并有助于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刘易斯•阿尔瓦雷斯•洛萨诺（Luis J. Alvarez Lozano）教授分析了超越资本主义市场、国家和工作的新财富分配原则——不要将财富分配和劳动崇拜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不要和目前财富生产和劳动崇拜的分离联系在一起，要根据每个人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要根据每个人的生产情况来分配。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建建教授、原院长郭铁民教授和李军军博士认为，低碳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的重要内容，发展低碳经济，实施严格的低碳政策，从短期来看会削弱比较优势，但从长期来看会提高生产率，形成竞争优势，并从竞争基础、竞争过程、竞争形式和竞争目标四维角度描述了低碳经济竞争力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低碳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要素。
中国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董金明教授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生态经济的不兼容性。他指出，资本主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资本积累机制推动下，资本权力不断扩张，最终支配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与生态经济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生态经济的实现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实践和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来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提出了中国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制度体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重点发展和完善四位一体的制度体系：第一，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三者统一、四层制度”的架构。第三，在文化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四，在社会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一个格局、三个互动、四个机制”的体制。
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Hiroshi Onishi）教授认为，为了保持高速发展，中国应该学习1978年邓小平进行社会转型的政治智慧，小心地将改革成果分配给那些利益损失者，并将改革目标从一切为了经济发展转向一切为了人民福利。
日本东京大学伊藤诚（Makoto Itoh）教授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要性，并强调应该从理论上将它与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商品化的劳动力加以区分，在促进劳动者在工作地点间灵活、有效地流动的同时，要结合坚实的社会保障，保证作为社会主人的劳动者经济生活的稳定性。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兴劳动力市场不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市场的效率（包括劳动配置效率），并要求降低对劳动者的管理和社会关怀，对此我们要批判和反对。
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范文德（Pham Van Duc）教授分析了越南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越南正在寻求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将人类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并重视战略实施中的人为因素，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改善人的生活质量。
四、 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英国中兰开夏郡大学普雷斯顿分校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教授关注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南北对话桥梁的角色和在南南合作中所起的驱动力作用。她考察了“金砖五国”在采取多样化经济战略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和审议G20峰会议程时的一些关键性发展，并特别强调了中国的作用，将中国的国际主张视为一种“多极化的发展主义”，把南南合作视为使世界摆脱单极化的驱动力，把全球性改革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为追求自主发展所创造的战略空间。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马•安东尼娅•科雷亚•塞拉诺（Ma Antonia Correa Serrano）教授指出，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促使中央政府制定国际商业战略以确保供给，矿产资源的国际价格也不断上升，这些都增加了中国对“南南合作”的需求。因此，中国政府通过资金支持、补贴和免税等促进石油企业在其他国家开拓经营，加强和拉美的矿产开发合作。
巴西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政策系主任梵尼莎•科瑞尔（Vanessa Petrelli Corrêa）博士和副主任克劳迪奥•艾米特诺（Claudio Roberto Amitrano）比较分析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砖五国”不同的增长方式。她们对最近20年各国的经济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巴西采取的是一种工资和政府转移支付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其他四国采取了一种以利润为导向的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弗朗西斯科•迈勒托（Francesco Maletto）研究员和法国第八大学的阿卜杜勒哈菲德•奥特玛尼（Abdelhafid Otmani）教授分析了中东产油国家的经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该地区的霸权导致了“荷兰病效应”，即资源丰富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自2008年危机以来，产油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更加脆弱。
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李建平教授和经济学院副院长黄茂兴教授指出，2008年爆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产业发展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国家竞争格局的一次大调整，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克服危机中显著提升了国家竞争力。技术创新将成为产业发展模式突破和全球产业利益调整的重要推动力，是世界各国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需要审时度势，加快发展。
经过两天的热烈研讨，与会专家对相关问题达成了普遍共识，形成了共识宣言。宣言指出，在2008年危机后，统治阶级继续掌权，采取“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恢复就业乏力，加剧了劳动者的痛苦，引起世界各地劳动者的反抗，宣言呼吁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系统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支持人民的政治权利，支持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最新“紧缩”形式的运动，进一步扩大和改善公共部门和国家的作用，支持21世纪拉美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支持希腊人民反对国际资产阶级严格紧缩所要求的斗争。会议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8届论坛的主题为“世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不平等及其对策”，将于2013年5月24－26日在巴西圣•卡特琳娜联邦大学召开。
（作者单位：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尹兴，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
（编辑：汪世锦）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网络编辑：张剑
26日上午，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海因茨•迪特里奇（Heinz Dieterich）主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论坛开幕式，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萨尔瓦多•维加•里昂校长致欢迎词。在开幕式上，学会颁发了2012年度“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和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两人获此殊荣。学会还颁发了第3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9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获此嘉奖，他们分别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萩原伸次郎（Shinjiro Hagiwara）教授、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刘易斯•桑多瓦•拉米雷茨（Luis Sandoval Ramírez）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维也纳科技大学彼特•弗莱森纳（Peter Fleissner）教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拉狄卡•德塞（Radhika Desai）教授、中国社科院胡乐明教授、韩国庆北大学金炯基（Hyungkee Kim）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保罗•考克肖特（Paul Cockshott）教授、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在上午会后，学会在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霍奇米尔科分校举行了植树仪式。程恩富会长和萨尔瓦多•维加•里昂校长一同植下了象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年会的墨西哥国树。与会者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债务危机和就业危机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认为，仅用利润率变化趋势无法解释所有危机的根源和体制性危机，如最近几年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危机，就不能用利润率下降趋势来解释。这次危机起源于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下的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债务的不可持续性。这一不可持续性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并最终使新自由主义体制变得不可行。所以，需要用更广泛的分析框架——资本循环分析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体制危机，既能够容纳利润率变化，也能够容纳与体制危机相关的其他因素。
爱尔兰国立大学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教授指出，爱尔兰债务危机既是国际也是国内的，既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表现，也是其本地经济动态发展的表现。他进一步指出，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和地区，面临各种过渡性需求。第一类过渡性需求是加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第二类过渡性需求是寻求广泛支持的需求，这种支持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获得的；第三种过渡性需求是为争取教育资源，通过教育告知公众资本主义弊端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
日本福祉大学毛利良一（Ryoichi Mohri）教授通过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债务危机，指出金融资本变得更加远离真实经济中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活动，并且破坏了人们的生活。尽管债务危机原因具有不同的类型，但是借贷关系的结果显示，只有1%是赢家，剩下99%都是输家。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刘易斯•桑多瓦•拉米雷茨（Luis Sandoval Ramirez）教授指出，墨西哥当沉重的公共外债以及拉丁美洲的外国债权人（私人资本和多国银行）并不是它们历史上的第一次，而是第四次。拉美之所以有这么多债务，是因为当初借债主要是服务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非债务国，很多债务都与实际需要尤其是生产需要没有关系，还有些债务对债务国的纳税人毫无益处甚至未经过可行性审查。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永秀和吴航教授认为，2009年开始爆发的欧债危机，表面上是主权债务引发的金融与财政危机，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固有特征与现代社会文明矛盾的产物。具体说，欧盟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三大深层次的矛盾：一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三是权利与责任的矛盾。化解欧债危机需要进行结构化的、系统性的改革。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要善待劳动者，善待实体经济，善待勇担责任者。
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大学拉巴斯分校经济学系曼钮尔•安吉利斯（Manuel Angeles）教授认为，当前全球衰退及其伴随的症状掩盖了全球危机的本质，从根本上说这个危机是人权（对食物、就业、适当的收入水平、清洁的环境、健康而且受教育的生活的权利）以及人们基本的生存原则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及其伤害，使国家离福利社会越来越远。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爱杰多•巴扎（Alejandro Valle Baeza）教授和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格罗利亚•贡扎雷兹（B. Gloria Martínez González）教授指出，危机后全世界的失业后备军队伍不断扩大，在欠发达国家变得更为严重，并分析了为什么拉美失业更严重的原因——按照劳动价值论来看，在拉美剥削工人的成本要比在发达国家高。
二、政权合法性危机和政治动向
日本驹泽大学濑户冈纮（Hiroshi Setooka）教授分析了雇佣劳动者的抗议行动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指出其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首先，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改变为完全不同的制度；其次，这些抗议者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工作和服务，另一方面依靠和支持市场体系；第三，发展成法西斯极端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四，民众长期持续的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在今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最后，民众成长为实际的改革者的方式将在广泛的民众运动中被发现。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柯瑞尔（Richard Corell）和 恩斯特•赫泽格（Ernst Herzog）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发展进行调查研究，揭示了德国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复苏的步伐，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逐渐恢复了元气，现在又有一些右翼分子在危机背景下叫嚣着要第三次成为世界强国。
加拿大约克大学萨巴•阿尔纳塞里（Sabah Alnasseri）教授讨论分析了危机后的帝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我们生活在历史矛盾形成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美国霸权下的帝国主义正在经历多重危机，在中东、欧洲、拉美和北美民众斗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右翼政党开始崛起，试图迫使反对者屈服和接受新自由主义者的重组议程。
长江师范学院彭寿清和吴明永教授认为，透过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喧嚣景象可以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矛盾也日益凸显，资本主义面临重重危机。以此为鉴，中国应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人类发展、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奥地利社会论坛赫曼•杜沃扎克（Hermann Dworczak）博士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可以综合考察人类当今发展主要问题的理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至少有四种危机（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和政治的危机）在显著爆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全面理解目前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产生的灾难，并有助于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刘易斯•阿尔瓦雷斯•洛萨诺（Luis J. Alvarez Lozano）教授分析了超越资本主义市场、国家和工作的新财富分配原则——不要将财富分配和劳动崇拜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不要和目前财富生产和劳动崇拜的分离联系在一起，要根据每个人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要根据每个人的生产情况来分配。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建建教授、原院长郭铁民教授和李军军博士认为，低碳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的重要内容，发展低碳经济，实施严格的低碳政策，从短期来看会削弱比较优势，但从长期来看会提高生产率，形成竞争优势，并从竞争基础、竞争过程、竞争形式和竞争目标四维角度描述了低碳经济竞争力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低碳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要素。
中国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董金明教授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生态经济的不兼容性。他指出，资本主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资本积累机制推动下，资本权力不断扩张，最终支配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与生态经济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生态经济的实现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实践和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来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提出了中国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制度体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重点发展和完善四位一体的制度体系：第一，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三者统一、四层制度”的架构。第三，在文化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四，在社会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一个格局、三个互动、四个机制”的体制。
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Hiroshi Onishi）教授认为，为了保持高速发展，中国应该学习1978年邓小平进行社会转型的政治智慧，小心地将改革成果分配给那些利益损失者，并将改革目标从一切为了经济发展转向一切为了人民福利。
日本东京大学伊藤诚（Makoto Itoh）教授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要性，并强调应该从理论上将它与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商品化的劳动力加以区分，在促进劳动者在工作地点间灵活、有效地流动的同时，要结合坚实的社会保障，保证作为社会主人的劳动者经济生活的稳定性。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兴劳动力市场不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市场的效率（包括劳动配置效率），并要求降低对劳动者的管理和社会关怀，对此我们要批判和反对。
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范文德（Pham Van Duc）教授分析了越南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越南正在寻求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将人类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并重视战略实施中的人为因素，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改善人的生活质量。
四、 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英国中兰开夏郡大学普雷斯顿分校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教授关注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南北对话桥梁的角色和在南南合作中所起的驱动力作用。她考察了“金砖五国”在采取多样化经济战略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和审议G20峰会议程时的一些关键性发展，并特别强调了中国的作用，将中国的国际主张视为一种“多极化的发展主义”，把南南合作视为使世界摆脱单极化的驱动力，把全球性改革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为追求自主发展所创造的战略空间。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马•安东尼娅•科雷亚•塞拉诺（Ma Antonia Correa Serrano）教授指出，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促使中央政府制定国际商业战略以确保供给，矿产资源的国际价格也不断上升，这些都增加了中国对“南南合作”的需求。因此，中国政府通过资金支持、补贴和免税等促进石油企业在其他国家开拓经营，加强和拉美的矿产开发合作。
巴西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政策系主任梵尼莎•科瑞尔（Vanessa Petrelli Corrêa）博士和副主任克劳迪奥•艾米特诺（Claudio Roberto Amitrano）比较分析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砖五国”不同的增长方式。她们对最近20年各国的经济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巴西采取的是一种工资和政府转移支付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其他四国采取了一种以利润为导向的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弗朗西斯科•迈勒托（Francesco Maletto）研究员和法国第八大学的阿卜杜勒哈菲德•奥特玛尼（Abdelhafid Otmani）教授分析了中东产油国家的经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该地区的霸权导致了“荷兰病效应”，即资源丰富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自2008年危机以来，产油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更加脆弱。
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李建平教授和经济学院副院长黄茂兴教授指出，2008年爆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产业发展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国家竞争格局的一次大调整，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克服危机中显著提升了国家竞争力。技术创新将成为产业发展模式突破和全球产业利益调整的重要推动力，是世界各国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需要审时度势，加快发展。
经过两天的热烈研讨，与会专家对相关问题达成了普遍共识，形成了共识宣言。宣言指出，在2008年危机后，统治阶级继续掌权，采取“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恢复就业乏力，加剧了劳动者的痛苦，引起世界各地劳动者的反抗，宣言呼吁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系统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支持人民的政治权利，支持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最新“紧缩”形式的运动，进一步扩大和改善公共部门和国家的作用，支持21世纪拉美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支持希腊人民反对国际资产阶级严格紧缩所要求的斗争。会议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8届论坛的主题为“世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不平等及其对策”，将于2013年5月24－26日在巴西圣•卡特琳娜联邦大学召开。
（作者单位：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尹兴，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
（编辑：汪世锦）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2-09-25 16:3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