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物质技术基础的需要，也是适应技术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交织叠加。

  高端化。这是指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实现更高的附加价值率和利润率，同时通过对价值链核心环节的掌控，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高端化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主要依靠科技创新推动。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度不断提高，先进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从全球范围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前沿技术不断突破，颠覆性创新大量涌现，催生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推动整个实体经济技术水平提高。由于世界各国形成高度分工的产业链联系，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居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技术进步快的国家能够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对我国来说，随着研发强度持续提高、科技人才大量培养，科技论文发表量、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进入世界前列，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与世界领先国家的差距显著缩小，在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一系列领先优势，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是产业特别是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实体经济突破新科技、孕育新产业提出更高要求，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也推动实体经济向高端化发展。

  智能化。这是指在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下，实体经济的生产体系、供应链体系以及产品或服务能够更为智能，自动对生产指令、环境变化、用户输入作出响应。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扩散最迅速、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新技术。当前进步速度最快、影响最广泛的是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进步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许多以前需要人类完成的生产活动可以由“机器”进行自主决策、自主学习和自主优化，智能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时代特征。近年来，人工智能取得重大突破，具备了生成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代码、设计方案等多模态内容的能力。具体到实体经济上，智能化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加快供应链响应速度、丰富产品功能、创新商业模式，对提高国际竞争力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成本优势减弱的挑战，实体经济智能化可以通过减少要素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式抵消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能够保持更长时间。

  绿色化。这是指以尽可能小的自然环境代价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保障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化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高质量发展必然具有生态友好、节能低碳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愈加强烈，推动整个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绿色化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世界各国都制定了绿色发展战略以及具体的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碳排放标准，以推动实体经济绿色发展。技术的发展给实体经济的绿色化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各个实体经济部门本身技术水平的提升，使生产活动对环境更加友好；另一方面，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部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绿色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也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的蓬勃发展。

  融合化。这是指按照传统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产业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随着产品及其生产活动复杂度的不断提高，在微观层面，分工日益深化，不断有新的工序或生产活动分化形成；在宏观层面，这些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常常无法准确对应现有的行业分类，融合化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融合化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更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基于自己在物质产品开发设计、加工制造中的经验积累，向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在线检测、全生命周期管理、互联网在线服务等增值服务。从服务业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服务活动的开展需要依托制造业提供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的生产资料，或者为制造业的生产活动提供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互联网服务、金融服务等高端的生产性服务。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实体经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过程也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改革与之不适应的体制机制。

  一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提高基础研究在研发投入中的占比，发挥科学家精神，鼓励在科技发展“无人区”的探索，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完善相关政策供给，鼓励科技成果产业转化和创业型企业发展。开放创新应用场景，根据产业技术成熟度的变化，通过试点示范、政府采购等方式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市场支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通过耐心资本的支持促进未来产业培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支持链主企业、平台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机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完善“揭榜挂帅”制度，推动“卡脖子”关键技术突破，补齐产业链薄弱环节，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

  二是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体制机制。根据工业生产活动差异化程度高等特点，探索工业互联网发展新模式，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开放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原生型垂直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针对工业软件市场规模小、对行业知识沉淀要求高的特点，鼓励大型工业企业将自有工业软件对外部开放和独立运营，支持工业企业采用国产化工业软件。鼓励政府和企业开放数据，支持隐私计算等新型数据安全技术发展，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对数字技术、商业模式、业态创新秉承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同时，高度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数字经济出现的新技术、新组织形态、新模式发展，对出现的问题和风险进行即时纠偏。加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国际合作，推动建立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应用规范、安全治理等方面的国际规则。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向数字化倾斜，通过在设备以旧换新中强化数字化要求、提供数字化服务券等形式支持实体企业加快智改数转网联。

  三是健全促进实体经济绿色化发展体制机制。建立产业准入、退出技术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淘汰落后产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推动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落实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政策，加快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鼓励产业园区、工业厂房、商业楼宇建设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等分布式能源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微电网。继续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给予支持，支持大规模储能项目试点，完善调节性电源的价格补偿机制，促进源网荷储协调发展。加大绿色发展理念宣传，引导绿色产品和服务消费，优化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促进工业副产品的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加强企业对产品的回收和无害化处理。支持能源审计、节能诊断、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托管等专业服务机构发展，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参与绿色低碳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在碳足迹等规则方面衔接互认。

  四是健全推动实体经济融合化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适应产业融合化发展的统计监测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对工业企业开展的服务活动采取更优惠的适用税率。推广新型产业用地模式，支持工业企业利用自有工业用地开展生产性服务活动，保障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求。推进能源资源定价机制改革，制定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用电、用水、用气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加大对产业融合生产活动与终端应用的金融支持。积极参与和推进服务型制造国际标准体系和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型产品和服务活动的国际市场开拓。

 

（作者：李晓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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