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问题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是五四以来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又不断被提及的问题。在“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之中，形成了关涉文明立场的四种观点。

  第一，传统主义的文明立场。

  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传统主义认为传统优于现代，特别是在现代化发展中，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回溯传统，试图从传统中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传统”本身会干涉“现代”。关于“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马克思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很好理解。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的“异化”，导致在工人阶级身上出现“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分离。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就在于“传统”对“现代”的侵扰。这是马克思对“传统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马克思借此说明资本主义只有充分发展，才能摆脱“传统”。“传统”本身对“现代”会产生影响，更有甚者，对传统不加甄别，放大“传统”的作用，认为“传统”都是好的，走向极端复古主义。另一方面，当人们过度地、极端地反“传统”时，会引发人们反思，促使人们维护“传统”。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人们对西方“民主”“科学”等现代元素的推崇，传统文明被彻底打倒。现代主义者的这种激烈反传统做法就走向文明的虚无主义，他们从崇拜现代走向了现代主义，甚至走向全盘西化。这种对待传统文明的简单化、粗暴化思维也会激起人们的反思，人们开始重估传统文明的价值，以回应极端反传统主义的文明观。

  第二，现代主义的文明立场。

  在传统与现代的权衡中，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优于传统，自从现代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后，“现代”就有了天然的话语优势。“现代”的价值就在于超越和取代“传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指出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同传统的所有制决裂，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决裂。在历史进步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变革，人类社会出现了社会形态更替。马克思在研究西欧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文明作为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而不断演进。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形成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相配套的文明形态。随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不断进步，文明形态也出现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过程。基于此，在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优越于“传统”，“传统”意味着落后、专制、愚昧，应该被彻底检讨、反思、批判乃至抛弃。

  第三，中国中心主义的文明立场。

  当前学术界非常强调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研究，大家普遍认为西方理论、文明是基于西方经验的学术提炼和精神表达，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中国文明形态对中国经验的依赖。这种研究取向的价值毋庸置疑。我们不能用西方理论、文明形态裁剪中国实践。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确实应该实现中国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的互动，用理论研究带动实践探索，从实践探索中提炼中国理论并将其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但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不能因为对中国实践“特殊性”的过分强调、极端强调，甚或否认中国道路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中国中心主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应“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

  第四，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立场。

  在古代社会，人类历史是区域历史、民族历史，由中古走向近代，人类社会也从分散走向整体，这是从民族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包括物质交往、贸易交往、文明交往、语言交往）日渐频繁和加深，在世界历史形成以前，各民族之间的往来非常少，基本处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世界历史形成以后，各民族之间的往来逐步加深，这就产生了东西方比较。1500年以后，西方社会率先进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思想多元、思维理性、生产工业、生活世俗的现代社会。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都较东方社会有优势，简言之，现代性文明首先出现了西方形态，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西方中心主义”思潮。

“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的交错构成了关涉文明立场的四种态度。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超越“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文明立场。

 

 

  传统主义的文明立场将文明等同于传统文明，等同于历史，甚至等同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传统或历史建筑。如何认识这种文明立场呢？

  首先，文明由经济基础决定。文明归根结底由经济决定，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为前提。文明是物质关系在精神上的表现，是以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物质关系、经济关系。因此，文明作为软实力，它的力量来自经济硬实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其文明形态的实力，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大，文明形态才有自信的基础，经济实力弱，文明很难自信。不可否认，文明与历史传统具有很大关系，但是归根结底由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状况决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从一国来看，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控制着全社会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控制着全社会文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所生产的文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掌握生产资料，也掌握着文明话语权。从国际比较来说，不同国家的文明实力竞争取决于经济实力竞争。一个历史悠久，拥有诸多历史古迹和人文景观的国家，如果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不强大，在国际上，就很难有话语权，妄论强大文明实力。如果一个国家处在原始落后的贫困状态，生活在这种文化状态下的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就很难创造出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灿烂的文明，经济贫困会带来文明贫困。

  其次，文明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文明形态。在人类社会的起始阶段，物质产品的创造和精神产品的创造是同一个过程。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一部分人从物质劳动中独立出来，专门从事精神劳动，这样，“意识形态家”便产生。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统治阶级内部职业分化的结果，这些人专职从事意识形态生产工作，“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意识形态家”出现以后，理论、法律、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文明要素也有了独立的外表，这时，人们就产生了“意识错觉”：“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就出现了文明的“自我规定”，文明可以通过“现实地想象”产生，可以离开“现实”“现实实践”“现实的东西”“世界”而变得“纯粹”。事实上，文明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因此，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明的自信是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自信。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文明的本质，文明“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世界历史”，也就没有与“世界历史”相伴随的文明形态。文明形态表现为人民群众生产劳动实践及其结果。可见，当代中国的文明形态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

 

 

  现代主义的文明立场认为传统文明更多的是糟粕，从而忽视传统文明的价值。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现代化兴起形成的文明形态才值得追求和重视。极端的现代主义文明观把传统文明视为“旧文明”（不好的文明）。强调文明对政治、经济状况的依赖，但不能因为对文明的经济基础的强调而走向现代主义，甚至用现代去否定传统。

  首先，文明具有传承性。西方的现代化是内生的现代化，对于西方来说，现代化意味着启蒙、走出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走向光明和先进，走出神学、走向世俗。而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现代化。传统中国是一个超稳定农业国，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关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与传统，也形成了基于超稳定结构的文明形态。现代化就是“化”为现代，即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化以后，社会走向对现代性的拥抱和崇拜。但是现代化以后，社会并非与传统完全割裂。社会发展具有连续性，传统会以历史惯性的形式存于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性格特点中。人们总是渴望“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传统作为一种“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会干涉人们的创造。传统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而是人们创造历史的限定条件，限定、约束人们在创造历史时的“随心所欲”。可以说，现代化是对传统的激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现代化不会也不可能脱离传统而孤立地发展。

  文明在形成以后确实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文明观念。中华文明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明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明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常”就是指中华文明中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不变、具有根本的、永恒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李存山教授将“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理解为中华文明的“常”。这些文明观念形成于千百年之前，但是直到今天，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当然，我们在论及传统文明的当代价值时，并非说传统文明的当代价值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说传统文明自带当代价值。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赋予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逐步形成和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现实生活过程”“他们的活动”，传统文明的当代价值就无法显现，最多只能是“内隐”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其次，文明需要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如何激活传统文明的现代意义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话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理想信念分不开，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明也应当承担这样的职责。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其中最核心的规律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更替规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普遍交往的推进，生产关系的文明化，人类社会形态会发生更替，最终进入以每一个人自由发展为特点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自由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的理想。文明要有利于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实现。文明发展要为提升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服务，这是唯物史观的文明立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来指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反观唯心主义的文明观，他们用抽象的文明标准（如自由、平等、博爱等）评判文明，认为凡是有利于实现民主、自由、博爱的文明就是好的文明。文明确实有其内在发展规律，我们承认文明发展自身规律的存在，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放大文明发展规律的独立性，将文明和生产文明的人分开。如果离开生产文明的“统治阶级”“他们的生产者”，就走向了“文明决定论”“文明中心主义”，就会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博爱评判文明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中国中心立场，但是不能因为对中国中心的强调，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的文明立场认为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无所不有，中国不用学习西方也可以实现民族复兴。如果坚持这种文明立场，就可能走向拒斥西方文化中的有益部分，甚至认为西方文明一无是处、毫无借鉴之处。事实上，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立场与向西方文明学习并不矛盾。

  首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等于坚持“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文明立场是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心态在文明问题上的投射。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种族都追求最有利于自我生存的环境，因此都可能成为自我中心主义者。但是，这种心态并不健康。中国中心主义也不是爱国主义，唐世平教授就指出，“我们批评中国中心主义不是要我们放弃捍卫国家利益，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严重的中国中心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外交行为的失调，从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从历史来看，“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观。在封建社会，中国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一直用“中国”和“四夷”来建构“中国中心”的世界认知图景。在“天下主义”的视野中，“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费正清也有类似观点，他用“中国的世界秩序”概念来概括“天下主义”观，他认为“天下主义”观是中国人将体现国内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原则运用于对外关系，带有明显的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论色彩，是一种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到了清末，“天下主义”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下破产。“天下主义”观把文明分成三六九等，认为文明存在高低贵贱优劣之分，极大地妨碍了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平等交流。“西方中心主义”应该被批判，但不能因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而走向“中国中心主义”。

  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在数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研究中华文明要“以中国做中心”，不能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但是不能因为在研究立场问题上对中国中心的强调而走向“中国中心主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是为了树立“中国中心主义”。如果认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目的和原因就在于树立“中国中心主义”，就仍然是一种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一种“中心—外围”“落后—先进”思维方式，仍然没有把不同文明放在平等的层面上看待。文明样态都源于实践和问题，西方的现代化实践和问题产生现代性文明的西方样态，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问题产生现代性文明的中国样态。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驳了把古人的作品、外国人的作品视为源的观点，而认为它们都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它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自己历史观的前提。所以，要从“现实的个人”以及“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研究建立在这些“现实前提”上的文明样态。不能用建立在西方“现实前提”基础上的文明样态去批判建立在东方“现实前提”基础上的文明样态。

  其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交流互鉴”为基础。文明样态在比较、交流中产生，在封闭状态下，只会有自大、自闭，不可能有新文明形态的创立。文明样态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精神表达，不同地区、国家的生存方式差异造就了文明样态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样态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和历史传统中形成和造就的，文明样态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创造的文明样态各有千秋，共同构成了多元的人类文明。正是因为文明样态的多元性，才有了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生活在交流中也更加丰富。一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交流史，文明交流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代替了各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物质生产方面是这样，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就中华文明而言，不可否认，1500年以后，面对“西方”，作为“东方”的中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族封闭主义，试图通过闭关锁国来抵制先进文明对传统社会的侵蚀，这时，中国文明表现出了固步自封的一面。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华文明的主流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大部分时间都是开放、包容的。秦汉以来，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一直相互影响，如西域文化就深刻影响着魏晋南北朝、唐宋等朝代。只有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时间里才开始出现固步自封的一面。所以中华文明传统出现过固步自封的阶段，但是也有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阶段，但是更主要的、作为主流的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一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文化具有“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在文明问题上的反映就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立场。这种文明立场将西方文明（包括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发展道路）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唯一的模式，并将这种模式一般化、永恒化、固定化，以之裁剪、衡量和判断其他文明，并认为凡是不符合西方文明标准的文明就是“落后”文明，“落后”文明就应该被改造，改造的方向就是西方文明。

  首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立场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文明立场，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主义”归根到底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和普遍交往实践中历史性地创设，并用理论化、系统化的概念、话语、命题和判断加以表达的“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欧创设了一套内含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体系，并将之“主义化”，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样态。伴随着资本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凭借先发优势，资本主义国家将建立在西方经验上的理论、概念、话语和文明一般化、永恒化、固定化，以之裁剪、衡量和判断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也蕴含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比如“现代化”理应是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现代化实践的抽象和概括。“现代化”不是只有“西方现代化”一种模式，“现代化”不等于“西方现代化”。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现代化”，把“西方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标准。“西方现代化”也只是“现代化特殊”，是现代化的一种，而不是现代化的“一般”和“唯一”，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苹果”是“果品”，但是不能把“苹果”作为标准，从而得出“梨”不是“果品”的结论。“中国现代化”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另一种“现代化特殊”。将只是“现代化特殊”的“西方现代化”理解为“现代化一般”，并用之度量“中国现代化”，这种思维模式反映了西方的话语霸权。

  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立场的产生过程。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过程，增值是资本的本质特征。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把一切生产、一切地方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生产”，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资本全球化发展。在资本增值过程中，生产出“资本－劳动”对抗性关系，确立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原则，造成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生产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将这种矛盾扩大到全球范围，导致全球领域的不平衡、不协调发展和东西方矛盾，也就是“东方从属于西方”。与此同时，物质生产主导并制约着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的生产，“人们的思想、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必然要生产出为自己服务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即文明样态。另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符合西方学术传统。说到底，“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价值诉求把对知识确定性的把握作为一以贯之的哲学旨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贯穿于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怀特海就说，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其结果便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历史被他归结为高度思辨的逻辑。这种哲学的文明立场就是将西方特殊经验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逻各斯中心主义化”。将作为人类特殊的西方文明一般化、绝对化、永恒化，成为文明形而上学，将人类文明的一种样态描述为人类文明的正统样态、唯一合法样态。

  其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批判文明的商品化倾向。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他认为人类社会依次要经历“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与这三种社会形态相伴随的文明形态也各具特点：在“人的依赖”时期，文明为权力服务；在“物的依赖”时期，文明为资本服务；在“自由个性”时期，文明为人的自由个性服务。

  在资本主导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为资本服务，是资本增值的工具，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形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理念表达，如果文明形态只是“解释现存的东西”，那么文明形态就变成了对“现存”的简单辩护，沦落为远离“现实”的意识形态，因为“解释现存的东西”就是“承认现存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全部命题的意义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分析工具，具体论述了文明的超越性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除了政治上的绝对控制，经济上的消费主义束缚，统治阶级还通过文明操纵人们的心理、意志和意识。而文明作为社会的良心，具有超越和批判社会现实的职能，文明的价值在于对当下生活的反抗、否定、超越和批判。文明形态是当下生活中的异在力量和彼岸力量，它超越了“现存的东西”。文明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文明的价值在于以彼岸世界来审视和批评此岸世界，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更新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迭代。文明的存在意义不是“承认现存的东西”，不是对“现存的东西”进行美化，而是建构出异于现存、引导现存的乌托邦世界，为主体营造和勾勒出一个值得追求的美好世界，激发生活主体的反抗意识和远大理想。既然是对“现存的东西”的超越，那么，文明和当下生活就是分离的，是纯粹彼岸的，“有别于和游离于我们可能观照的任何‘日常’现象”。资本主义文明肯定“现存的东西”，维护资本主义的既有社会秩序。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下，大众逐步失去了否定、反抗和超越现存世界的能力和品味。这样，资本主义文明就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辩护的虚假意识形态，消解了此岸生活和彼岸生活、高雅和低俗、高端品味与低级趣味的界限，破除了文明对现存的隔离、批判、反思和审视。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回应上述四种文明立场，尊古而不厚古，尊重现代而不盲目崇拜现代，学习西方而不全盘西化，以中国为中心，而不走向极端中国中心主义。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立场。

  首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实现古与今的优势融合。从文明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就是在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创立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其中“封建的社会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这种思潮立足于过去（传统）批判现在，走向了文明建设的传统主义立场。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现代主义。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同样是需要被审视和反思的。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问题。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但是，不能否认意识形态“有独立的历史发展”。传统（表现为传统文化、旧的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法等等）同样具有“独立的历史发展”，不能把传统与现代“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如何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就需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优势互补，“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比如，勤劳是中国人的特点，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农业文明时代并没有展现出其应有的力量。因为，在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生产效率低，不管人们如何精耕细作，收成都很有限。进入现代化以后，中国人的勤劳传统则展现出巨大的能量，工业生产可以突破自然条件的约束，财富可以实现爆发式增长。传统的勤劳特点与现代的工业生产突破自然约束的特点实现了相互补充，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其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实现中与西的优势互补。文明“是实践的事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实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只有在现实的苹果、梨等具体水果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果品”这个概念，我们不可能先有了“果品”这个抽象概念，然后根据这个概念推广到具体的苹果、梨，“从‘果品’这个非现实的理智本质中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能用“西方”否定“中国”，同时，也不能用“中国”否定“西方”，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一就是从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现代化起步时的错误就在于“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德国厚重的历史传统对德国现代化的影响，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国家的未完成”。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开启现代化进程时，德国表现出“时代错乱”。因此，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也要借鉴吸收西方实践，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和融合发展。

  再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避免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弊端叠加”。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弊端。中华文化既有优秀的成分，也有糟粕；社会主义思潮既有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形形色色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既有代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部分，也有腐朽没落的部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特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的文明特性和“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避免中华文化的糟粕、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腐朽没落部分相互杂揉。

  人类文明是人类实践、现实生活的观念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的观念表达。只有超越古今之争、中西之辩，避免古与今、中与西弊端叠加，才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正确立场。

 

（作者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

网络编辑：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