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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对于中华传统文艺思想史研究而言，在学术导向和方法论建构两个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在阐释学层面更具有拓展思想空间和理论维度的启迪性意义。因此学界应该以此为引领，在具体的研究中校正我们的阐释向度，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成为贯彻“第二个结合”的学术实践过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研究在这方面承担着重大时代使命和文化职责，要发挥文学艺术作为“国之大者”的重要历史职能与现实意义，不可避免地需要树立科学的文艺价值观念，以充分发挥其对于文艺健康发展的评价、定向、调节等功能。中国传统文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引导并规范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文艺价值观念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着几千年来古人创造和积累的诗性理论智慧，从而为当下文艺价值观念体系创新性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本文就“第二个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研究的阐释向度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论析。

　　关于文艺价值观念，笔者曾经于2017年出版的《在历史与现实交汇处沉思——当代思想视野中的文学理论问题探析》中作过这样的界定性阐释：“文学价值观念是文学接受主体在反复认知文学价值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关于文学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它是主体以其需求系统（需求模式）为基础或参照系，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观念系统，它综合地体现了文学接受主体在价值、意义方面的愿望、要求、理想等等。”意在说明文艺价值属于主客体关系范畴，从理论思辨分析层面来讲，文艺价值主要分析和揭示文学接受主体对于作为接受对象的文艺作品之应该与不应该，以及接受主体对于作品满足自己需要的程度高低而形成的评价与判别，并且呈现为一种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观念系统。文艺价值观念与文艺观念之间有直接的、相当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为了更清晰地言说文艺价值观念的义界，需要将其与一般文艺观念予以区别。简要地说，文艺价值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文艺功能、作用、意义的评价尺度，体现为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文艺价值观念中包含了文艺观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一面。比如，“文以气为主”属于一般文艺观念，但当曹丕以此作为批评尺度来衡量品评当时的一些诗人及其作品时，它就转化为一种文艺价值观念了。“风骨”“意象”“意境”等亦如此，它们属于一般的文艺观念，但是当人们将其作为衡量诗歌作品品位高下的评价标准时，它就转化为一种文艺价值观念了。

　　文艺价值与文艺价值观念均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具有客观标准的认知性结果，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因此，我们分析阐释文艺价值与文艺价值观念，应该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方法，将之置于社会史的视野中来进行，方可以得到透彻的解析与说明。文艺价值观念既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文艺活动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属性的观念性认知结果，也是在基于社会心理、时代精神、政治伦理思想、宗教观念、物质生活等多重因素所形塑的现实的社会政治文化空间生成的。社会心理等中介因素影响与制约文艺价值观念的过程较为复杂，既可以是这些中介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一因素更加突出地发挥作用。虽然这些中介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往往不易把握，然而这种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又是存在的。比如，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在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上的价值取向表现为“通脱”和“清峻”，而这种价值取向事实上却与魏晋时期整体的综合社会语境有着内在的联系。当时曹魏集团推行“法治”，在政治上反对拘于礼法，在用人制度上实行唯才是举。尤其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玄学兴起，形成了“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的学术风气，重视探讨“有无本末”“才性四本”“言意之辨”“自然名教”等问题，从而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魏晋文学尚“气”、重“风骨”以及在审美风格上追求“通脱”“清峻”“气韵”的价值倾向，就是由此升华而来的。

　　文艺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构成了一定的价值倾向，并且通过相似性话语的不断生成来维系观念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以及在观念的相似性中促进话语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从而积极地影响、支配着人们的文艺创作与批评活动。在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发展过程中，这种话语的相似性、连续性与观念的稳定性、连续性，观念的相似性、连续性与话语的稳定性、连续性，对于中华传统文艺思想根魂和脉络以及话语谱系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形成，功莫大焉。这样说，并非忽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过程中传统文艺思想的创新性追求，中华传统文艺思想、文艺价值观念经历数千年发展而“弦歌不断”，蔚为大观，汇为一条大川巨流，实有赖于这种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然而，在以往的研究和认知中，受所谓“启蒙性”“现代性”话语宰制，这一点曾经屡屡遭到诟病，因此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视角，深入地进行反思，回到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思想文化发展的正途上来。文艺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作用表现在很多方面，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评判功能。作家主体总是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念出发来审视、评价所要表现的客体对象的好坏、善恶、美丑，并且将其价值倾向通过作品表现出来。阅读接受主体也会由于文艺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对同一接受对象产生不同的好恶评价。

　　第二，导向功能。一个作家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创造活动，因此文艺价值观念有着强烈的导向性，引导着创作或评论主体去进行自认为有意义的创作或评论。艺术家按照自己所秉持的文艺观念、文艺价值观念引导的方向进行创作，认识什么、表现什么、把什么作为审美体验对象等都以文艺价值观念为依据。同样，文艺鉴赏主体的文艺价值观念对其接受活动亦起着导向性的规范作用。

　　第三，目的驱动功能。文艺价值观念使主体的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鉴赏都具有一定的目的，也就是使文艺活动朝着一定的价值目标前进。故而，文艺价值观念不仅具有导向的作用，还是一种内在驱动力，激发和鼓励着文艺活动主体积极主动地为实现特定的价值目标而展开创造性审美活动。

　　第四，整合功能。文艺价值观念还具有协调与规范功能，就是文艺活动主体平衡审美过程中的诸多因素，调校审美诉求中一与多的关系，从而使这一文艺活动过程成为一个感性与理性协调统一的审美价值认同与实现作用过程。在文艺活动中，当主体积极地追求一定的价值目标时，主客之间、群己之间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矛盾冲突，而文艺价值观念的意义在于其能够发挥规范作用，对文艺活动主体的价值取向加以调节校正，并将社会性意义广泛的文艺价值观念主体内化，形成一种心理现实，从而使这种活动既能充分体现主体的目的与需要，又能充分地反映客体的属性与功能；既充满了主体个性体验色彩，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即所谓主客统一、个体与群体协调。

　　当前人工智能、电子媒介、消费主义的盛行为文艺领域开拓了新的文化空间，各种新的文艺实践形式和新的业态、新的文艺传播方式、新的文艺思潮不断涌现和展开市场竞争，所产生的交锋与碰撞实质上就是隐藏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艺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困惑。在此情况之下，挖掘传统文艺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会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对于树立科学的文艺价值观念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我们不忘文化的历史与根脉，更可以支持我们从历史的纵深度与现实广阔度之双向交织所形成的阐释向度，来透视各种文艺现象、文艺观念碰撞背后隐藏的文艺价值观念冲突问题，从而使我们在对新的文艺现实状况进行分析阐释和话语建构时，能充分汲取历史资源和古典精神，积极主动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并且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为“双创”）为方法路径，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向一致的具有充沛时代精神特色的文艺价值观念体系，以推动和促进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和繁荣，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谱写中国美学精神的新篇章。

　　作为一般价值论基础的哲学“价值论”兴起于德国，于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界初步确立。价值思想观念及其体系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而逐步得以建立起来的，虽然作为学科的价值哲学形成于西方，但这并不等于价值思想及其学说只属于西方。就历史之久远、样态之丰富、内涵之丰盈而言，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观念丝毫不亚于西方。中华传统文艺活动及文艺价值观念的萌发随着先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而逐步形成并展开，换言之，古人关于文艺价值、意义的认识是随着早期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逐步展开的。当然，在中华传统文艺诞生的早期，诸多评价尺度并未以“理论”“学说”的形式被拈出，其在意识、观念层面的呈现却是丰富多彩的，结合传世的先秦文献和各种出土文献，以及先秦时期的汉字发展演变和字词语用空间的拓展现象，我们可以窥见其萌生、发展、嬗变的轨迹。在上古礼乐文化时代，古人眼中的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活动及其价值诉求与实现，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宗教、政治、生活、娱乐等社会实践和日常活动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表现为多种价值类型。

　　其一，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价值。早期的音乐、诗歌、舞蹈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即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功能。举一个人们熟知的例子，即《礼记·郊特牲》所记载的这首原始诗歌：“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这实际上是上古先民在蜡祭时的一种巫术咒语，用来乞求来年的丰收，体现的是诗歌与原始巫术、早期宗教祭祀活动的密切关系，具有明显的价值诉求。

　　其二，歌颂劳作的愉悦。如《吴越春秋》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以诗歌的方式记录了劳动的欢悦，歌谣中表现的原始狩猎收获喜悦，其中包含了价值、功利意识。

　　其三，教化功能。最为典型者如《尚书·尧典》所云：“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是一个乐官，帝尧命他以歌谣、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方式行教化之事，培养贵胄子弟正直温和、宽宏庄严、刚毅不苛、质朴谦和而不傲慢的品行。在谈到中国早期的文艺价值意识和观念形成时，人们一般均援引此段话予以阐扬，认为这段记写清晰地表明了帝尧时期人们已经形成了对文艺的教化引导的价值功能的意识觉醒和观念性认识。诗、乐、舞三位一体是中华传统文艺的早期形态，而这一特点并非中华民族独有，在世界上其他地域的早期文明中亦有所体现。

　　其四，政教功能。明确地认识到了文艺具有歌颂政治清明、伤感时政、讽刺过失的价值功能。前者如传为尧舜时的《赓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大雅·崧高》，“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后者如传为夏代时的《五子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魏风·葛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等等，不一而足。

　　其五，情感抒发的审美作用。如《魏风·园有桃》所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明确地表白自己写诗的目的或功用是出于抒发情感的需要。又如《荀子·乐论》云：“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认为诗乐是人的喜怒哀乐情感“必不免”的一种宣泄和抒发。这些均是对文艺功能与作用的价值认知。

　　其六，身心修养和调节功能。《吕氏春秋》认为乐有利于“养生”的作用，因此强调应该充分发挥文艺在“养生”方面的功用价值，反对穷奢极欲地追求感官刺激从而害生，故而云为：“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这些话语的旨意非常明显，无须多作解释。

　　由此可见，随着上古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对于文艺的价值和功能作用的认识也逐步地得到拓展和丰富，渐及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了多层次发展的特点，为其后文艺价值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演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艺价值观念是随着时代及文艺的发展而逐步确立的一个繁复而多层次的观念群，承载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伦理教化思想、诗学精神和美学规范。下面我们以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观念演进为主要线索，按照时代更迭顺序，举其荦荦大者进行梳理，以期呈现文艺价值观念衍生及其演化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文艺的价值功能比较重要的有“诗言志”说、“兴、观、群、怨”说、“温柔敦厚”说等。在这一时期，古人较为关注的是诗歌的政治教化、道德修养功能。“诗言志”这一观念代表了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这一时段的主流诗学观念，当时还流行“诗以言志”“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等类似说法，即认为诗歌的价值功能主要是抒发政治怀抱。在先秦时期，“诗言志”的“志”通常特指诗人的政治抱负、志向，这也符合先秦时期使用诗歌的情况，即朝廷设置专职官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将采集而来的有关政事的歌谣献之于朝廷，而朝廷也将此作为一种批评（箴谏），用以考察政治之得失。“兴、观、群、怨”说出自《论语·阳货》，“兴”即感发修身的意志；“观”即“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也即今人所说的文学之认识功用；“群”则为合群团结的作用；“怨”则是可以“怨刺上政”（孔安国注）。“兴、观、群、怨”说是孔子根据以往的文学实践经验和当时特定历史需要而对文学的价值功用所作出的一种概括，指出诗歌的价值在于为施行礼乐政治教化服务。

　　自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儒学的影响渗透于文艺价值思想观念并居于主导地位的表现有二。其一，提出文艺承载彰显儒家道德修养、政教功利、伦理教化规范的功能。如《毛诗序》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二，文艺政治功能的新建构，在阐释向度上更加突出文艺价值的公共性作用。《毛诗序》对“诗言志”、孔子“兴、观、群、怨”说作进一步推衍式阐发与建构，更加强调了文艺的教化、美刺讽谏政治功能，所言“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影响深远，对中国传统文艺价值观的发展演进产生了形塑作用。此外，道德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也更加受到重视，如扬雄《法言·问神》提出了人品与文品相互统一的观点：“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他认为道德修养是决定文艺作品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心声心画”说在今天仍然适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强调的正是艺术家自身的精神品格、道德修养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问题。

　　魏晋南北朝是儒学衰落、文学摆脱经学附庸而走向自觉的时代，是文学的主体意识、文体观念、审美特征、情本宗尚自觉并得到确认的时代，与此密切相关，文艺价值观念的发展也出现了转折性的新变化。如曹丕《典论·论文》言“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陆机《文赋》言“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言“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所谓“持”者，即规范，亦即认为诗的功用是以规范人的情性为旨归的。以上观念逐渐摆脱了儒家传统教化讽谏价值观的规训乃至拘限，把诗文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因此便成为传统文艺价值观创生性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时期。其后，随着唐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观点受到古文家和理学家的大力提倡，成为一种主旨鲜明的文艺价值观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文”与“道”的统一虽为后来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普遍认同，关于“道”本身的理解却存在众多差异，并不只是儒家之道或道统单一方面的意义。如荀子所说的“道”就包含着客观自然规律方面的意义，他认为“道”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自然之道，而且自然之道是在“因”“革”的对立中不断发展的，并不完全是孔儒之道。再如柳宗元的“圣人之言，期以明道”之“道”，认为不仅“杨、墨、申、商、刑名之说”，以至“浮屠”都“不与孔子异道”，而且他还强调“以辅时及物为道”，以“益于世用”及“生民”为“道”。

　　宋至明清时代，关于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功用，除了业已建立起来的文艺价值思想体系继续发挥规范性作用之外，“尚意”与“尚趣”的文艺审美精神得到了倡导，并且进入了文艺价值观体系，而对于文艺的娱乐功能作用的认识亦得到了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史中对于文学艺术娱乐性价值与功能的认识，从意识、观念形态层面来讲，萌发的较早，如汉代张衡的《归田赋》中就有“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之说，但对文学艺术“娱情”功能的肯定，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自觉、提升与强化，至明代，尤其是中晚明时期，则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衍生。比如，北宋道学家邵雍的《安乐窝中诗一编》有云：“安乐窝中诗一编，自歌自咏自怡然。”明代的诗文作家也倡导文学艺术的“娱情”功用，如李梦阳的《缶音序》言诗歌可以使“歌之者心畅，而闻之者动矣”；王世贞《答周俎》则认为“仆于诗……，聊以自愉快而已”。诗文如此，而作为“一代之胜”的小说、戏曲以及小品文等文体写作，则更是格外突出“娱情”的功能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基于上面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艺价值观念体系折射的正是古人的伦理教化思想、哲学智慧、生命体验与美学趣味，为我们勾勒古人的政治理想，把握古人的精神世界与生存智慧提供了诸多路径。而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固本强根，中华文脉的延绵和生命活力与颜值的永驻，新时代中国文艺价值观念的创新性发展，均需要我们不忘来时之路，不忘历史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观念如何更好地得到传承发展，理应成为我们当下研究中国古代文艺价值观一个重要的阐释维度。

　　当文化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之后，中国古代文艺价值观念之当代意义生成，如何为传统优秀文艺价值观在当代文艺场域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如何使其在古今贯通的语境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原典精神的相互结合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如何有效地参与到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实践中来，共同凝聚为当代中国的来自历史深处的一种精神力量，便成为研究和阐扬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观的主要着力点。为此，调整研究中的阐释向度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第二个结合”为方法路径，传统中华优秀文艺价值观念的当代意义才可以得到生成和呈现。

　　中国当代文艺价值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能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和美学精神的滋养，因此关注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研究的阐释向度，建立具有时代新义和公共性特点的、学理化程度高的阐释原则，应该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观念如何与当代社会和文化语境、当代的文艺实践相适应这一叩问，以及如何通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而发现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原典文艺思想之间的契合点时，我们首先需要对既往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和阐释理念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一问题的提出基于我们的研究阐发往往囿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拘限，习惯于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观念置于西方知识论和价值观的平台上说长论短，从而导致对中华传统文艺价值观念的本体位置、理论特质及其当代意义的估量严重不自信，而与中华文化根魂、血脉一气贯注的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观念的知识特性、思想义理、言说方式，乃至学术担当与价值意义的评价，自然就因缺乏文化自信、历史自信而一度被遮蔽在以西解中、以西绳中的误区之中。这样的阐释方法非但不能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知识宗旨与精神特质，而且使得传统文艺和美学、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观念在戴着西方文化眼镜的所谓“启蒙”“现代性”知识目光中，被看成一种与当代文艺现实毫无联系、过时了的文化遗存物，进而认为其缺乏对当代文艺现实问题作出积极而有效的回应功能，从而主张只有继续将传统踩在脚下，必须以西方文艺价值观念马首是瞻，才是唯一的出路。以西方观念为标尺的“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话题便经久不衰，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便逐渐丧失，究其原因正在于此。这样的认识太过于浅表化，其所表征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症候也是相当明显的。当然，我们并非忽视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亦充分地肯定“他山之石”的积极作用，而只是主张新时代文艺价值思想体系创新性建构、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话语建构，要彰显中华文化的本体性、本土化，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烛照中通过“明体达用”的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转化，活古而化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作用，使历史形成的源远流长、未曾中断过的中国传统文化、文艺的长河流淌得更加畅达、更加波澜壮阔。因此，新时代传统文艺思想和美学研究是到了真正建立和筑牢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时候了。为此，如下的几个问题值得充分重视。

　　（一）传统文艺思想和价值观念研究中的阐释向度和思辨立场问题

　　中华传统文艺价值观念的阐释向度及其当代意义问题的提出，主要基于我们以往的研究中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轻蔑和彻底否定其当代意义现象。“第二个结合”有利于校正研究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阐释方向、价值目标，改善所选择的知识工具乃至研究范式，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理性地处理“马、中、西”三者之间的建构性关系，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这一实践性问题，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和阐释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有效的驱动力量。因此，如何以“第二个结合”为旨归，在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语境中，秉持守正创新、“明体达用”的学术理性精神，深入探析和阐发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当代意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和诗性精神中获得历史智慧，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而达致活古化今的功效，从而使包括文艺价值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诗性智慧在现实的文艺实践中找到生长的土壤，重新焕发思想的生命力。  这对于推动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传统美学精神与当代文化、当代文艺发展相适应，与当代社会相协调，并且进入当代人的文艺实践活动乃至整个精神生活中来，确实具有关键性意义。

　　中国传统文艺价值观念当代意义的生成，存在着一个“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视域融合问题，作为文化选择与方法路径的“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解决这一困扰学界时日已久的文化难题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方案，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发展顶层设计意义。在具体研究中，如何有效地传承发展传统文艺思想和美学精神，如何达到古今融通、活古化今的境地，马克思所说的这一段话深具启迪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经历了数千年历史风雨流传下来的传统文艺资源及其价值思想体系，是一笔内涵充实、意义丰盈、文本形态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其中积淀和浓缩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质地丰厚的文艺思想、美学精神和诗性智慧，并且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发展与创变从来也没有止息过，始终处于传承发展的过程之中。传统的命义之所以成立，正在于其一直是在传承中得以发展、在发展中得以传承的，而传承发展的核心要义则是需要在阐释者的不断阐释过程中得以展开、得以实现，并且随着现实和文化时空的转换而调整阐释的向度，如此方有创新性阐释和创新性转化可言。所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本体性阐释，强化研究阐释活动中的文化自主性意识，既为适应当前文艺研究中的理论、学术话语建构所需，又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定位。我们可以把这种阐释向度，作为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双创”并不断实现其当代价值意义的基本路径，在具体的研究中调校、优化阐释方向和思辨立场，科学地处理主体与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理论与现实等诸阐释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还有必要指出，在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观念进行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命意的本体性阐释中，这种阐释方向所追求的知识宗旨是价值意义，并非仅仅是对历史进行简单的复原与再现，而是将当代人的个体生命精神体验与经典文本的意义世界双向对视、双向融汇，打通古今藩篱，解除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古今之间的种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阻隔，形成双向互动、内外联动的阐释格局，以此实现事实认知和价值认知、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成功契接，呈现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整全意义。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讲话中将“第二个结合”提升到“思想解放”、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层面来论析，所体现的思想胆识、理论原创、高瞻远瞩之见正在于此。

　　（二）历史与现实情境中的文艺价值观念经典思想的传承发展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思考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观念的阐释方向问题，以及通过“第二个结合”为指向的本体性阐释路径，使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当代意义得以生成并充分彰显，不是为了单纯地描述和还原业已发生过的文艺思想事件，而是通过以传承发展为阐释维度的当代理论研究活动来体察古人的精神世界、审美体验及其情感表达方式，并且使之成为一种精神滋养，成为一种内在的、深沉而稳固的文化力量，这对当代人内在精神和意义世界建构而言，对于新时代中国文艺价值体系建构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其作用正在于可以使我们通过不断地阐释，追忆和讲述、溯源与回味、汲取与利用传统资源，这样不但使我们在传承发展中更深层次地理解传统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意义，使我们的思想价值和理论肌体中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学的精神血脉，并且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强国建设有着更加确切的预期。“第二个结合”命题、文化传承发展命题的提出，其鲜明突出的时代特点与核心要义正在于斯。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蕴含在古人书写、流传下来的一系列经典文论名篇中，如果说传统的经典是一种文化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研究、对这些最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经典名篇的研究，不应该仅仅是描述性和说明性的，而应是阐释性和建构性的，并且在体现阐释个性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追求阐释的公共性与共享性，辩证统一地处理个性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阐释而揭示经典文论名篇、经典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价值思想和当代意义，从而使经典成为一种常阐释常新的、充分敞开的、可能性不断实现的意义世界。经典所具之文化创生、文章奥府、精神风标作用的发挥，需要这种向度的阐释来达致。

　　伽达默尔认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经典文本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文艺活动现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我们的阐释应该充分解释经典论著中所蕴涵的文艺价值向度和美学精义，应该持以积极的阐释态度，在具体的研究中将诠解、推绎、衍论的目标和义理阐扬，定位于发现经典中的深刻奥义，及其在当今现实场域和传承实践过程中的意义延伸和衍生，充分展示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观念的丰富性和普遍性意义，充分肯定其在“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当代思想创生的时空结构中所具之不可或缺的定位与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经典论著中的优秀传统文艺价值观念是一个思想的综合体，对其进行当代阐释时，自身提问和价值评价是不可以不在场的，但是又不应该按照西方文化与文论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来进行，更不可以完全按照西方文化与文艺的评判标准来进行评判，而应该根据从中国当代的、本土的文化、文艺实践活动中生成的问题来进行提问，以如何有益于理解与阐释本土的现实的文艺发展问题来进行分析评价，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阐释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学术原创性。欲达致此目的，笔者以为走出既往的“纯审美”“小文论”的封闭天地，以由“大文论”“国学视野”“文化通识”三者构成的阐释视域和阐释空间来审视研究对象，亦值得充分重视，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既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曾有提及和阐发，这里不赘。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从古典学研究、还是从经典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传统经典论著中的文艺价值思想的当代意义的发现和呈现，均是一个思想不断生成的过程，其并非现成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我们在纵向地深入到历史情境中的同时，又不能忘记自己所身处的现实情境，在历史情境与现实情境两个维度、两重视界的融合中，通过阐释而发现经典论著中的精义所在，通过解蔽而彰显之，其中所体现的实然性与应然性及其二者的辩证统一，需要通过深思而体悟。如此，庶几可以使我们的阐释成为发现、生成经典的当代意义的理论与学术创新过程。经典常读常新，经典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不断的阐释过程中。总之，经典论著中的文艺价值思想所具的当代性并不是一种现成的状态，其有待于我们将目光投射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之处，以“第二个结合”为方法指南和理论建构目标，以“思想解放”的勇气，以积极地发现其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点的敏锐思想和理论目光，在阐释的过程中通过细节来把握整体，反过来又根据整体来理解细节，既重视古典精神而又不拘泥于古，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又善于发现业已被百余年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历程所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之间实然性地存在的相互契合点，使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中那些对当代社会精神生活、当代文艺现象仍然具有解释效应和范式意义的资源得以激活和释放出来，使古人留给我们的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发展，从而使其在现实的文化土壤中重新获得生机，并且在参与、融入现实的过程中逐步焕发持久的文化生命力。同时，更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阐释，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原典文艺思想中国形态化，使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新的文化生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通过对这两个经典文本及其所提供的思想和理论范式的学习，得其精髓，以资提升我们的研究与阐释的思想和理论的质性、质地。

　　中华文艺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经典的传统文艺论著，其所具有的丰富而精彩的义理需要不断地温习、体悟、格义，并且通过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转化来赋予其时代新义，这就是我们倡导对于古典经典的阐释实际上应该成为一个使其活化的环节之用意所在。在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体系中，无论是作为最高真理的“道”、最佳存在的“气”，还是“德本”与“情本”统一、美与善体用相兼为归宿的文艺价值、审美理想之“志”，都蕴含在传统经典文论之中，我们作为阐释者的任务，主要就是要通过“第二个结合”所提供的路径与方法，在阐释过程中将其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使其得到彰显。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曾经这样说道：“所有诠释的目的，都是要征服存在于经典所属的过去文化时代与诠释者本身之间的疏远和距离。”因此，我们研究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阐释向度以及发现与激活其当代意义，并非像自然科学实验中所进行的那种从研究试验对象物质中提取某种元素那样，而应该是从传统经典资源中在尊重其客观原意之基础之上，通过积极的阐释态度，来获取、提炼某种意义的一个过程。“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对于传统文论经典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过程来看，阐释过程不可能不融入研究者个体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社会经验、生命体验等；从阐释目的和研究的意义来看，这一阐释过程便不仅仅是为了单向度地诠解经典，同时也是阐释者在古今互视、对话的过程中发现和理解自我、发现和理解世界的过程。我们生活和思考在历史的今天，我们的研究、阐释对象代表着今天的历史，任何阐释活动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并且时时刻刻不能外在于历史。

　　（三）处理好研究、阐释中的“现在视域”与“过去视域”及其融合关系问题

　　我们从“现在视域”看待过去的文艺价值思想，而作为阐释对象的历史文本则代表着“过去视域”。如果将“现在视域”与“过去视域”割裂开来，把现当代文艺思想与传统文艺思想看作彼此不相联系，或曰隔断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其成为各自孤立的存在，研究现当代文艺价值思想仅需盯着当下无须关注历史，研究传统文艺价值思想止步于古代文本而不必关注当下，均属不可取。陈寅恪先生曾经如是说：“凡治中国古代哲学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以，理解和阐释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之历史典籍文献的意义以及获致其当代意义，不可以将“过去视域”看成与“现在视域”相互隔绝、相互异化的“他者”，而应该从事实上客观存在于古今之间的、在传统的作用下所呈现的连续性和流变性中来对待、阐释作为历史事件的传统典籍文本，而不能以一种今人的傲慢姿态和凭空的想象来进行名曰阐释而实为改写的阐释活动，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那些激进的、文化理性淡薄的阐释，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最终必将沦为一种消极阐释。研究阐释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不是一种话语复制行为，而应是一种广义上的理论学术创生行为，主要目标包括但又远远不止于仅仅知道古人的意图或主张，同时还应该告诉人们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在今天来看最有价值、最值得使之活化的东西，从而对当代文艺价值思想建构发挥培根固本的深层作用，使新时代的中国文艺价值思想体系达到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来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以及文艺价值观的目的，是为活古而化今。

　　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阐释方向及其完整意义的生成，需要将流传于世的历史文献典籍置于当下的文艺实践场域之中来体认和阐释，在“现在视域”与“过去视域”会通融合的阐释中呈现传统经典的当代意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就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阐释效果而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效果历史”其实就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对话过程，即通过回到具体的历史场域中，紧密结合当下的现实体验及其问题意识生成，来进行理解、判断、阐释和评价，这是一个思想生成的过程。从不割断与历史的有机联系这个层面来说，新的道理、新的价值意义，通过“第二个结合”及积极的、创造性的阐释，皆可从经典文艺思想、文艺作品典籍作品中汲取资源并予转化而获致，且得到“合法性”印证与支持。这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资源的阐释，应该在“过去视域”与“现在视域”的融会贯通中进行，所以在对中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阐释并且使之得以传承发展的理论学术实践中，欲想得到正确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要克服研究阐释过程中的“前见”或“偏见”，避免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判断传统典籍中的思想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通过对经典文艺价值思想典籍作品的重新解读与阐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美学精神作具体的理解和语境分析，深入体认中国古代文艺价值思想资源自身所独具的认知方式、话语类型、存在样态和知识宗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及教条束缚，从而呈现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本原性的思想谱系及其知识图景的貌相和品格。王夫之有云：“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这是一种设身处地“通古今而计之”的体验和阐释方法，沟通古人与今人，融合过去与现在，在万有相通的阐释视域中看古今事相，既“设身处地”而遥想古人之处境，又将自身带回“过去视域”，庶几可以克服当代阐释活动中事实上存在的古今隔绝、以今度古或以古绳今的阐释预设。今人之所以能理解或解释传统文献典籍，在于历史具有连续性，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事实性存在，实际上是一个连续而不间断的、传承发展的整体过程。因此，通过“第二个结合”来阐释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体系，应该从当代中国的文艺价值体系建构的具体现实情境出发，充分借鉴现当代阐释学原理层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又杜绝邯郸学步式的照搬照抄和简单套用，不可依样画葫芦，并且超越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典籍阐释中的那些“谨毛失真”的细节性纠缠，乃至误解、率意歧解和皮相之解，从思想义理的深层面激活传统资源，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资源作出本土化的、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所需之文化力量支持的理解和阐释。

　　总之，在“第二个结合”指引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其落脚点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文化力量形成，在于促进新时代活力弥漫、底蕴丰厚、姿态多样的文艺价值思想成长与壮大。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静态的故纸堆中，同时亦“存在”于阐释者的“生成”式解释之中。我们作为阐释者，对于任何传统文献典籍的解释，均无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的时代角色、知识背景、思想价值取向、文化情感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所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便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一定的甚至是较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所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时代思想氛围乃至阐释者的心路历程，构成了对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生成研究阐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阐释活动中理应高度重视凝结在经典的传统文艺论著中的理论范式、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并与经典艺术作品所提供的美学经验相互印证，以规范我们阐释过程中的话语行为，从而使传统文艺价值思想所体现的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和文艺相适应，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协调，以人民喜闻乐见并且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予以推广传播。因此，校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的阐释向度以及促进其当代意义生成，并不仅仅是简单化地强化所谓的“中国性”或“民族性”，而是为了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为了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思想体系的创新性发展，注入更为本源也更具可持续性的文化底蕴，这正是深化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研究和发现其当代性意义的现实的、时代的命意所在。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在这方面无疑赋予了我们充分地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思想勇气和理论建构空间。

　　“第二个结合”视域中的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以及效应产生，来自古今思想、中西思想的交流融汇，因此古今之间如何融会贯通便成为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问题。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文艺价值思想研究中理论建构、体系建构、话语建构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在思考和处理这一世纪性问题之时，传统文艺理论批评中的“通变”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资利用的资源，因此特予论之。古人在探寻文艺发展脉络及其趋势的过程中，围绕着古今、质文、雅俗等现象展开了诸多探究，形成了具有原理质性、普遍意义的阐释言说话语体系，“通变”论构成了中华传统文艺发展观的思想谱系和基本话语形态，我们在研究阐释传统文艺价值思想时对此进行深度体认和阐发，既能以当代视野激活传统，又有利于回应当代文艺发展所出现的种种表征性问题，并且可以深化我们对当前文艺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些困境和问题的反思。

　　中华文明、中华文艺历经数千年而能弦歌不断、流传至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中华传统文艺具有生命力顽强的自我革新能力，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亦同样如此。“通变”论文艺发展观形成、定型于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为标志。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发展观主要以《周易》的“变通”说以及孔门之文质循环历史观为核心，这一思想价值倾向主要是由孔子建构起来的。孔子在整理与传授上古典籍文献时，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后形成了儒家文艺价值思想学说中的尊古、崇古观念，而征圣、宗经便成为具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古代作家和批评家们所普遍遵循的思想范式与价值规范。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扬雄等从儒家立场出发，话语姿态各有不同地提倡宗经复古。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还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均明确反对儒家的复古主义文艺价值思想。当然，道家在历史哲学观上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崇尚复古征圣思想，但是道家之“古”之“圣”在思想和价值层面与儒家的又存在着分野，而且由于墨家、庄学在价值追求方面与儒家往往针锋相对，便形成了与儒家文艺价值思想之间一种既相拮抗又互补的张力关系，并且汇入了传统“通变”说的溪流之中。

　　在西汉时期，尤其到了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之后，儒家的价值思想在话语权方面取得了至高性地位，由此经学繁荣炽盛，复古宗经思想成为主流思潮，其中尤以扬雄所提出的征圣、宗经主张最具代表性。到了东汉时期，由于社会思潮的变化，在谶纬思潮弥漫的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对于儒家复古思想的批判力量，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东汉杰出思想家桓谭、王充的批判复古、力求创新的文学发展观、文学价值观。桓谭《新论·闵友》言：“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王充以“疾虚妄、辨然否”的锐利批判精神，对复古主义文学思想与价值倾向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如《论衡·案书篇》曰：“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可以看出，王充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复古，而是辩证地看待古今关系，认为“古今一也”，比较理性而全面地阐明了文学的古今关系，价值论的色彩较为浓重，在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批评领域出现了强调“通变”的思潮。彼时政局混乱，儒家君臣观念淡薄，在思想文化领域，经学日渐衰落，各种新的思想观念陆续浮出水面，而其中尤以玄学为主要思潮。由于其时的文艺现状发生了极大变化，儒家的以伦理教化观为基本内核的价值思想观念，已经很难有效地解释当时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所呈现的新现象及其价值意义所在，故而如何分析评说新的文艺现象的价值批评言说相继出现，通过整合而集其大成者便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以“通变”思想为核心的文学发展论和价值观。曹丕《典论·论文》从今人看待古文的态度立意，明确反对时人“贵古贱今”的价值态度，展现了一定的求新求变意识。陆机《文赋》有“颐情志于典坟”“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隽语，在创作论层面表现了“通变”意识。葛洪在《抱朴子·钧世》中明确表达了今盛于古的文学发展观和价值观，“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而盈于差美”，在认为古诗、今诗都具有价值的观念前提下，又作出了今诗之博富和雕饰胜于古诗之醇素的价值评价，亦即认为古诗与今诗在文章层面并无高下之别。刘勰之前的文学价值评价话语场域虽然未能明确提出在义理方面具有完整性、周全性的系统性的“通变”发展观和价值论，但在探讨文学的发展规律时也出现了片段式的文学“通变”发展观念，从而为刘勰的文学“通变”发展论、价值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正如《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言，“魏文述典”“陆机文赋”等都是刘勰所熟知的事涉文学发展和价值评判的思想观念，而刘勰正是在前人的虽说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而又不无参鉴意义的言说的基础上，以更为宏通的历史眼光论文叙笔，弥补前代理论的不足，创新性地提出了自己的“通变”文学发展观和价值论。

　　传统的“通变”文学发展观和价值论思想中所聚焦的古今、质文等问题，与中国现当代文化、文艺的发展演进，及其当下文艺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逻辑层面上有着较为相近、相似的内在关联性和互照性，而比照传统、充分汲取传统思想资源，遵循“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之路径导引，可以为我们创新性重构与当下时代的文艺发展趋向和价值诉求相互称符的文艺价值思想体系，提供诸多思想资源和启迪，因此而与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展开对话，以史为鉴镜，便可以为我们厘清当下关于文艺价值评价方面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在百余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想和价值观的发展历程中，种种观念和理论学说相互冲撞，激起了此起彼伏的一波又一波思潮，引发出一次又一次的论争，而且各种分歧意见主要不是在事实、知识层面上产生的，而是在价值层面上产生的，因而更具有深层意义。在一直延宕至今的过程之中，古与今、或曰传统与现代这一对范畴，始终居于“关键词”的位置，从而成为一个关乎中国现当代文化、文艺走向的原点性问题。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包括文艺价值观在内的发展演变，就是围绕着这一焦点问题而展开、推进的。综观20世纪以来围绕文艺发展观和文艺功能论问题所发生的种种论争与建说，如果脱离或者回避价值论这一维度，那么我们对问题的解析和评价就无法得到精准的定位和实质性的说明。对于文艺发展的古今关系，以往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价值判断与选择方面，往往陷入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曾经形成过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前者主张全盘西化，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态度；后者因循守旧，以国粹主义、文化“守夜人”自持，我们可以将这样两种过于偏执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对抗观念，概括为“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两种发展价值观，彼此在价值认知和价值选择上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以致输攻墨守，争端大起。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我们超越文艺发展中的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思想观念，提供了科学的、符合时代发展大趋势、解决文化难题的一把思想钥匙。

　　如果“第二个结合”视域中的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研究命题，那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当代中国文艺价值思想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转向与重构，亦应该包含在这一命题之中，同样需要思考古与今、中与西、明体与达用之间如何打通、融通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如何理解文艺发展中的古今、中西、体用问题，如何守正创新，是文论界面对当今全球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局面时，不得不深入思考参悟的问题，而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中的“通变”论发展观，正可以提供一个来自历史维度的参鉴。因此，我们在习近平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的引领下，反思、校正、重构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研究中的阐释向度问题时，传统的关于文艺发展、文艺价值评说之“通变”论，可以亦完全应该出现在话语场域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又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义理丰厚而精微的阐释与传统的文化发展“通变”论在思想层面有着内在的相契性，因而可以说就是总书记践行“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所以，对于“第二个结合”视域中的传统文艺价值思想阐释性研究而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推进对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所提出的时代使命和文化担当而言，如果将对于问题的思考、对于研究中阐释向度的调整归结到“通变”这个思想维度上来，无疑可以增强研究阐释中的聚焦点和文化自主性、历史主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对于解决曾经困惑了学界一个世纪之久的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问题，对于如何弘扬和传承发展中华文化主体精神和优秀传统文艺思想，如何增强历史的主动性和文化的自信心，并且在此基础上以文明互鉴的眼光放眼世界，广采博纳，审慎辨析，融通中西，列类古今，突出创新，从学术理念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均具有引领作用。激活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充分发掘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资源，融汇古今，创造出既传承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又融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既培植壮大中华文艺之根脉，又可增强陶冶心灵、滋养精神的文艺价值观念作用，重构阐释向度，应该成为当下包括文艺价值思想在内的传统文艺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论题与论域。

　　（作者简介：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2024年度）入选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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