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1.话语和话语创新的意识形态价值

　　话语的学理本源来自语言学，语言是人们反映诉求、表达愿望、传输意识的工具，其“现实的意识”特征不仅使话语具有工具理性，而且富含价值理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话语的功能不仅是描述世界的思想工具，更重要的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所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理论掌握群众”“批判的武器”等就是对话语的意识形态能动性的深刻表达。可见，意识形态与话语是天生的“搭档”。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征，意识形态的表达、传播和实践通过话语的描述、定义和解释来完成；反过来，“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意识形态是话语的思想内核和内在本质。意识形态是以政治为导向的高度语言化的观念形态，只有经过符号化的话语表达，才能找到通向现实社会的途径，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通常以话语形态出现，意识形态主张能否被大众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能力。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创新是话语的命脉，不断地话语创新才能形成完善的话语体系，也才能获得稳固的话语权。话语创新内蕴于意识形态创新，意识形态适应经济基础变化也要通过话语创新来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过程，就是通过话语的“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让意识形态不断反映现实、对接现实，从而实现意识形态自我调适的过程。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新理论、新概念产生后，各场域会通过不同方式(创制或借用)来标记和移植这些新理论新概念，因此会同步产生新话语，这是话语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方式。一般认为，新话语更容易获得话语优势，也更有利于占领话语权制高点。

　　2.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隐喻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革，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概念出现较早，但作为全球性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出现则是二战之后。作为一种描述和解释全球变迁的理论，其主要描述的是17—19世纪西欧经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后来从西欧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后又扩展到了亚洲、南美和非洲大陆国家。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化运动与资本主义运动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体两面的事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深深地嵌入现代化运动之中，从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这种全球变迁动力来自西欧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科学、民主和理性主义，而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使人们坚信非西方社会必定要被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和领导者，开始将现代化作为一项政治研究计划，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的和全球的演进模式，传统社会将沿着一种渐进和线性的轨迹不断趋向理性的经济、民主的秩序和自由的社会。在冷战高潮时期，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和霸权利益的追求促使其把非西方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色彩。

　　由此可见，不管是19世纪下半叶的原初现代化理论，还是二战后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都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一元单线的历史观中隐藏了意识形态因素，现代化被认为是一个没有道路分野、没有主义之辨的普世过程，但经典现代化理论带来的认知惯性和话语叙事中无处不蕴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首先，现代化本身内含有追求进步、发展变革、文明先进之意，具有价值理想维度，内含着社会变动和世界图景的价值观念，体现着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其次，经典现代化理论阐述的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化是基于欧美现代化实践源头问题的描述和解释，因此“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厚:作为发展过程，现代化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过程，其中隐含着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意蕴；作为发展状态，现代化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尤其是二战后“现代化”与“发达”概念深入捆绑，逐渐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影响着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最后，经典现代化理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推行西方霸权的工具。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先行试验者，西方现代化理论、概念和话语一经产生就以普世性面貌出现，其所内蕴的制度优越性、道德高地感、价值普适性及其后的冷战政治议程，几乎没有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独特性生存的空间。在由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中，西方现代化方向代表了人类“普适性文明”,并成就了“历史的终结”。

　　3.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对“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的集中概括，以颇具时代气息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高度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及其世界意义，从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双重维度为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供给力提供了新生长点。

　　理论创新构筑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话语的思想源头。纵观人类现代化史，从未有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发生如此大的变动，也从未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行、不同发展阶段相互叠加。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必然不同。因此在理论创新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实践活生生的、有机生命体的内在规律性及其演变进程的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于建构了新概念，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改变了世界对现代化理论的既有认知，其所包含的现代化的理论结构、基本认识方法，所描绘的社会前进方向、人类理想图景及其背后体现的核心价值，都具有“思想变革”意义。意识形态话语本质上是思想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高度是由思想高度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坚守中国立场，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人类问题，为人类现代化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以时代的理论“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以创新的批判“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框架，这一创新理论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深层生产了新话语。

　　话语功能呈现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面貌。意识形态话语是通过话语描述、话语评价和话语诠释功能的发挥体现其意识形态属性的。首先，从话语描述角度讲，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描述了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实现对早发现代化国家多领域追赶与超越的历史过程，叙述了接近世界1/5人口将进入现代化的事实，展现出推动全人类步入现代化的话语价值。其次，从话语评价角度讲，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原创成果，凝结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史使命和道路轨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成功联结在一起，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是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源头活水”,涉及深层次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独立自主问题。最后，从话语阐释角度讲，中国式现代化对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具有建构性意义；同时，也是有力驳斥“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西方中心论”等错误论调的思想武器。可见，作为一种集批判性、建构性和引领性功能于一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不仅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史实，同时表达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基本逻辑，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深厚基础，对更好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极具建构意义，一经产生就占据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场域。

　　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话语的形式回答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解答中国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成功之道，确证我国现代化的先进本质，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凝聚思想力量和道义力量。

　　1.“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成功探索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工业化实践结合的客观规律，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奠定了初步物质基础，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与实现现代化双重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等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联合定义、交互定义的表述，从而使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层面。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真正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辩证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实现了深层融合和本质升华。邓小平在总结近代史上模仿“西方模式”、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模式”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教训时，明确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之后，“温饱—小康—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等现代化阶段性目标推动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从美好前景到选择依靠、再从道路确立到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之于现代化的本质属性逐步确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形态话语逐步建立。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话语不仅描述了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结合，同时也确证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来源，标识了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话语早已成为一个集国家目标和价值追求于一体的整体性概念，并时常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诸多概念中起统领作用的集合概念出现。在这一概念中，社会主义对现代化的“价值规训”和“阐释方式”深刻蕴含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现代化的美好性相统一的意识形态隐喻。“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符号，既是一个被历史实践充分证明的必然历史趋势，也成为当下国人共持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判断，正在推动实现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向“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民受益大”的升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和追求共同富裕都是我们要坚决执行和实现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践地看，社会主义现代化每前进一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前进一步。不管是历史性地完成消灭绝对贫困这一人类伟大壮举，还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体现出来的强大国家善治能力，都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所赋予的本质属性和潜在力量。

　　2.“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概括，独立自主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进程中，独立自主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历史逻辑和实践原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曾经落后的东方大国来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现成经验可鉴。从“独立自主地搞建设”到“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依靠独立自主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这一伟大跨越的重大课题，并在自主自信自强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话语体现了我们决不做他国的附庸、决不仰人鼻息的民族风骨，显示了我们对只有从“被动输入现代化”转为“自主探索现代化”才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清醒认识，体现了面对各种封锁围堵和极限施压依然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坚定决心，体现着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现代化的坚定信心。

　　始终从自身国情出发保持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实践基础，也是现代化之定语“中国式”的深刻意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从其独创性实践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基本国情，通过改革创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优势相结合，创造性解决了传统计划经济缺乏活力、市场经济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难题，打破了“历史终结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和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实现了现代化腾飞与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有机结合，走出了“亨廷顿悖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破解了“文化危机”困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解决了“依附发展”难题。从其鲜明内在特征来看，无论是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国情特点的把握，还是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本质特点的认识；无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的对东方文明复兴独特规律的把握；还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的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都是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觉意识的重要体现，是“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体现，构成了现代化之“中国式”的生动标识。

　　3.“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话语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民族复兴叙事意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创巨痛深，不仅使中国被迫卷入到现代化浪潮之中，同时也开启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的艰难探索史。这种独特的历史逻辑，使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在生成上具有同源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也是相伴而生的，在追求民族复兴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近代以来正是由于国家的工业化落后，民族才会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若要使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了道路路径和目标追求的深层建构与本质关联，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其辩证意义在于：一方面，党把民族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领导人民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结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硕果；另一方面，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中华民族摹绘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复兴轮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为从民族沉沦到民族独立的转折，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发展使中华民族开启了“富起来”的历史阶段，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突破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强起来”的复兴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节点同现代化在中国的演进逻辑紧密联系且同频共振，并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出场的历史逻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话语叙述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内在独特性、使命多重性与意义非凡性。其一，从独特性来看，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鸦片战争，激荡于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大潮，是一种外力强行打破后开始奋起直追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蕴含了独特历史命运、国人百年夙愿、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努力和渴求传承延续5000年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其二，从使命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对近代国家贫弱和民族衰败的历史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诉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普遍诉求，还肩负着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成为民族复兴的实践载体。其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张和思想中，表达了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和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无论是“赶上先进国家”，还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或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三步走”战略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阐发的民族复兴思想所彰显的优秀理论的精华。其四，从意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成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的成功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不仅探索出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途径，而且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宏愿逐渐变成现实。其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道义力量。作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承载着中华儿女不畏牺牲、拼搏奋斗、寄望未来的共同价值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行动与未来蓝图都深深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之中，可以更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阐释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促使我们用民族复兴话语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同时反过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积累的成功经验、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叙述也构成了民族复兴话语的重要内容，讲好民族复兴故事同样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以上构成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话语的“元叙事”框架。

　　4.“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话语

　　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将现代化提升到文明层面，将现代化道路延展至人类文明形态高度。这一话语包含的基本理论逻辑：一是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本源和生成基础。二是现代化与文明新形态的联结从根本上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三是这一话语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直面原发性现代化问题作出了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答案，实现了对“人类性”问题的文明探索。

　　这种先进性、引领性和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现代化价值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人民主体地位、人民首创精神、人民的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等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话语，不仅科学回答了现代化中的“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等理论命题，还有效实现了“现实的人”的最大丰富性，将人的发展推进到更高的历史阶段。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追求实现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都是围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出的，都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并不是外部和表面的修正，而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本质超越。资本主义驱动的现代化建立在资本规律基础上，资本的运动和资本的逻辑为资产阶级建立了一个新世界、新文明，不仅让追逐利益最大化成为西方社会的价值准则，同时内在决定了其无法解决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剧等社会难题，“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带来现代化文明，但是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来说，并非真正的人道、民主、和谐、公平、正义、富裕和幸福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将资本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在充分利用资本“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充分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同时，注重驾驭和规范资本，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其向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无序扩张，避免资本行为背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体现了利用资本和克服资本缺陷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一“画龙点睛之笔”作用，坚持生产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为根本目的，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探索建立最有利于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全要素文明。以工业化、市场化、资本化为推动力，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西方现代化只能内生出“单向度文化”“物化文化”“资本文化”,然而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不简单是生产总值图腾，它具有多面性。中国式现代化是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全要素文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再到形成五大文明领域，最后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整体性文明。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世界文明新格局。西方文明循序“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论”书写文明逻辑，西方二元对立哲学观内生出单赢冲突、掠夺扩张和单边主义、单极世界，以及强推一种文明和一种道路，让世界乱象丛生、陷入冲突困境。然而人类文明本质上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其内含前提是人类文明的平等性、包容性、多样性、互鉴性。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华文化的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创造了以“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等为内核的世界现代化理论，成为重新定义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全新话语，开启了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论”,以文明共存超越“西方中心论”,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论的新文明时代。

　　由上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内含深刻的意识形态意蕴，承载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功能，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批判性、建构性和引领性功能，将促使中国式现代化道理学理哲理转化为意识形态建构力，促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转化为意识形态引领力，从而全面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

　　1.批判性提升：以话语创新提升意识形态批判力

　　批判性提升，旨在以话语的对冲捍卫和拓展自身意识形态的保护带。一直以来，一般的理解是后发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除了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别无选择，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苏联尝试过但失败了，因此出现“中国崩溃论”等言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批判性提升在于，既实现了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自主概括，同时也呈现了另一种类型的“现代化模式”,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积极回应与现实超越。

　　第一，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运动的先发优势，以及强大的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支撑，长期把持着现代化的定义权和评判权，由此形成了现代化话语霸权，主要体现在：一是“西方现代化”神话，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工业化、市场化推动了人类现代化历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进而具有“文明优越感”,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民族歧视、价值丑化和各种形式的“民主改造”;二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神话，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民主模式、西方现代性叙事定义现代化，并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强制的“错位”和“越位”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独特实践和原创理论，给世界呈现出超越西方解释框架的全面准确的中国系统化知识，超越了西方主流理论的诠释能力；尤其是“中国式”把中华文化、中国特色、中国特点提升为中国范式，拨开了笼罩在现代化理论上的西方意识形态迷雾和历史傲慢，证明西方对中国越位和缺位的解释是错误的；同时，破除了现代化选择上的“西方”迷思，打破了“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现代化=西方化”教条。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证明了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所谓的“现代化规律”本质上是特定时空条件下西方现代叙事模式，表明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也会找到一条走得通的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第二，直面西方现代化话语围剿。意识形态话语代表了国家和民族间对现实事件的认知、对话和博弈。一是直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攻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陷入低潮，西方一直鼓吹“僵化集权的社会主义”必将失败，由“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衍生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可持续论”等一度甚嚣尘上，不断诟病中国道路的可行性与文明性，意欲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说了“两大奇迹”,带来了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面貌，而且正在创造全新的文明形态，成为有力驳斥“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论调的有力工具。二是直面西方对我国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曲解。曾经一段时间，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等被西方曲解为“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等，进而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内在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性和伦理应然，矫正了对中国现代化的各种曲解，证明了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打破二元对立话语逻辑。西方话语惯于以“善与恶”“好与坏”的二元对立作为叙事逻辑，通过各种“主义”定义事物，在现代化上刻意区分“文明-野蛮”“开放-封闭”“优越-低劣”的对立与分野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内含的话语逻辑和话语方法是：现代化模式应根植于民族特色、与国情相匹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推倒一切”甚至简单输入外来文化；鼓励走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全盘照搬；对现代化认知多维考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应协调发展而不是“单向度发展”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与西方话语相比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重塑了现代化话语的思维逻辑与价值理念，为世界提供了现代化新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2.建构性提升：以话语增量提升意识形态解释力

　　建构性提升旨在以话语的丰富发展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核。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新话语增量，提供了多维度话语资源，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和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意识形态核心话语进行了新的建构，进一步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成功之道。

　　第一，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新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根本在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于党的执政实践中，深植于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潮流的根本保证，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中国式现代化性质和方向的根本保证，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力量引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科学的思想指南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这种经由历史选择的使命型政党，始终坚持谋幸福、谋复兴的初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远大的使命作为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接力推进、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不仅再次确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且建构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根本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的重大命题。

　　第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现代化，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其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同时也表明现代化的中国范式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改革开放后，正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既不脱离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又自觉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接续发展，我们才成功开创出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全面繁荣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探索、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本质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精神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并举和全面推进之路。

　　第三，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的历史过程，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的根本所在，人类现代化的图谱中之所以有“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基础之上批判性、超越性建构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以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升华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创新突破的成功奥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创新突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和推进中的重大关系问题作了系统阐释和全面建构，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宣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有力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进一步坚定了以思想伟力凝心铸魂、以理论之光引领航向的决心。

　　3.超越性提升：以话语重塑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超越性提升旨在通过话语的突破和飞跃凝聚意识形态的道义力量和感召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资本本位的超越、自发生成模式的超越以及对物质力量的超越和精神独立自主的建构，都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身魅力和道义力量，实现了引领力的提升。

　　一是超越资本本位，实现人民本位。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从资本本位到社会本位和人民本位的本位置换，将西方现代化资本逐利的增殖逻辑转换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发展逻辑，通过驾驭资本和利用“资本的文明面”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超越。体现到话语叙事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本质规定性，在追求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中超越资本主义个人本位理念，构成了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道德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本逻辑”话语超越西方现代化“物本逻辑”和“资本逻辑”话语，展现了作为文明超越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优势和文明优势，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强大的现实感召力和价值引领力。

　　二是超越自发生成，实现历史主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自发生成和自下而上、渐进式发展演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带领人民进行伟大创造而走出来的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认为要想自强就必须实现工业化，将工业化作为摆脱国家衰落重要使命自觉担当起来，并逐步设计新国家建设蓝图。中国共产党不断定位和调整我国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主导社会变革、促成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长。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步骤、分阶段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到改革开放后新老“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从“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战略擘画、谋篇布局、分步推进中成功开拓推进的，既体现抓住时机实现弯道超车的主动性和目的性，也体现出战略规划的指向性和计划性。历史主动话语昭示我们，西方所谓“内源性变迁”的现代化模式并非唯一模式，后发赶超型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政党与政府可以发挥重要驱动作用。历史主动话语不仅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为以历史主动精神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引领力量。

　　三是超越政治和经济独立自主，实现精神独立自主。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和探索过程中，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没有政治的独立，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就无从谈起；没有经济独立也很难维护政治独立与民族尊严。二者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较量中，中国人在精神上陷入了被动、盲从和自卑的状态，文化复古者有之、全盘西化者有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人民逐渐摆脱精神被动的局面。中国式现代化从现代化变迁的宽广视阈中解决了我们在政治制度、价值主张、发展道路方面的独立性问题；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我们之所以没有陷入“依附性困局”,根本上是由于拥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根本制度、文化方向和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集中体现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思想追求，饱含着国家、民族的苦难、奋斗和希望，构成国家和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只有用中国自主的概念、理论和话语，提炼和概括当代中国伟大实践变革，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学徒状态。中国式现代化把我国现代化探索的实践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解决了中国理论对中国实践“解释缺位”的问题，形成了真正来自本土的标识性概念，有力支撑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我国超越政治和经济独立自主，实现精神独立自主的标志成果。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精神独立的结果，也是实现精神独立的象征。在现代化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对厚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对更好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强权和文化霸权，将持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引领意义。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24年第9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