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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邓小平的时代观是邓小平理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对外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赞叹邓小平是“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贸易碎片化、美西方推动地缘政治对抗集团化阵营化、世界财富分配失衡扩大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成严峻挑战，更需要秉承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深刻思考其时代观的时代价值。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对外工作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非凡理论勇气，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在对外工作领域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发展、创新了邓小平的时代观，弘扬了其时代精神，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揭示了时代本质，回应了诸多重大时代命题，又指出了未来的时代发展趋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蕴含的时代内涵与辩证哲思及践行的时代使命提供了破解时代之问的中国智慧。

　　时代的划分和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影响着一个国家内外战略的制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种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时代思想，被视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大时代的划分。虽然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人类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的判断仍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对于我们所处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曲折探索历程。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关注到了这一改变。第一，1969年3月勃列日涅夫提出“欧洲缓和”战略，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显著变化。第二，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力相对衰落，世界出现了多极化趋势，美国对战争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71年7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中西部媒体高管发表讲话时提出要结束中国大陆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孤立状态。第三，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第三世界国家掀起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第四，1971年美、英、法、苏四国签署《西柏林协定》，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柏林的争端问题。第五，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美国淡化了以往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1972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国情咨文中指出：“随着我们对越南战争的介入即将结束，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建设和平的一代。”这一系列重要事件大大促进了国际局势的缓和。

　　在国际风云变幻之际，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沿，提出“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对美苏关系的调整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维护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判断。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至今影响深远。

　　邓小平非常重视创新，他提出：“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邓小平的时代观体现了当时中国外交领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既包括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也包括对和平与战争、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评估，对世界格局、世界力量对比和对外政策调整的看法，以及加强南南合作和推动南北对话等内容。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提出了新时期外交方针的调整方向：一是要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考虑相应的新政策，要变革国际秩序。“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二是要清醒认识自己的力量，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三是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的时代观所体现的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彰显了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的恢宏气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等特质。邓小平高度关注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的演变，高度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出的外交政策和方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我们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但一直延续了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这一基本判断，习近平外交思想也体现了对邓小平的时代观的坚持、发展与创新。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只有清醒认识世界发展大势，正确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化，才能树立科学的时代观，提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外交理念。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时，变革和动荡两种趋势持续演进，团结与分裂两种取向相互激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全球贸易碎片化、美西方推动地缘政治对抗集团化阵营化、世界发展不平衡扩大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造成巨大威胁。

　　1.全球贸易碎片化对全球生产总值造成巨大损失

　　曾经带来经济繁荣的“全球化”由于世界不平等加剧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断遭到质疑，相互依存关系也变得日益脆弱，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2023年世界贸易报告》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全球化发生逆转，全球回到一个由区域集团组成的更加分裂的世界。”美西方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它们不断呼吁建立近岸或友岸供应链，甚至鼓励将世界经济划分为“印太经济框架”等排他性的区域贸易集团和经济势力范围，把合作仅限于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并且泛化国家安全，以此为借口对华实行所谓的“去风险”政策，反而制造出新的风险并导致经济贸易碎片化。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开放贸易处于危险之中，当前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着可持续性、安全性、集团化、标准制定和国内政策五大挑战。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警告称，世界贸易已经出现了“断裂的痕迹”，如果全球贸易最终分裂，对全球GDP将造成5%的巨大损失，相当于“少了一个日本”。

　　2.美西方推动地缘政治对抗集团化阵营化致使全球战略环境不断恶化

　　地区热战和“新冷战”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地区战略》报告，提出要“寻求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增添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乌克兰危机震荡全球，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美西方还在亚洲用乌克兰问题类比台湾问题，试图制造台海危机。

　　美国加强了与盟友之间的军事合作和战略互动。2024年4月美国伙同盟友发布了数份联合声明，确保美西方战略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友邦化。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发布的《AUKUS国防部长联合声明》指出，正在对各自的潜艇工业基地进行的重大投资，将确保这三个国家的供应链更具弹性、一体化和更富有成效。《日菲美领导人共同愿景声明》提出要“促进基础广泛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投资于有弹性、可靠和多样化的供应链”。加强军事合作则是美西方结盟的重中之重。在《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拜登重申，美国利用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全方位能力保卫日本。岸田文雄则重申，日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从根本上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和作用，并加强与美国在条约下的密切协调。日本已正式宣布加入“奥库斯”联盟，美日印澳四方同盟也呈现扩容趋势，亚洲版北约已呼之欲出。

　　3.世界发展不平衡扩大化致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严重受阻

　　2024年4月15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75个最脆弱国家中有一半正面临21世纪以来首次与最富裕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窘境。1/3的IDA（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家比新冠疫情前更贫穷，极端贫困率是世界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的八倍多：在IDA国家中，1/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15美元。这些国家目前占所有面临饥饿或营养不良的人口的90%。几十年来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不断缩小的趋势已经逆转，逃离冲突的人数超过有记录以来的任何时候，贫民窟人口正在增加。

　　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不能共享数字经济成果，大大削弱了这些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2023年10月6日，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在联合国第78届会议经济和金融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的讨论中表示，尽管世界63%的人口使用互联网，但最不发达国家仍然只有27%的人口是互联网用户。“数据经济有可能永久由少数技术先进经济体的少数利益相关者主导。”“这有可能使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永远被排除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外。”

　　4.安全局势复杂化导致世界愈加动荡失序

　　乌克兰危机持续进行，巴以冲突难现和平曙光，随着智能化武器的投入，和平赤字问题愈加凸显。当前国际安全局势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全球军备竞赛加剧，军费开支屡创新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全球军费开支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达24430亿美元，较2022年实质上升6.8%。美国的军费开支增长了2.3%，日本在2023年向其军队拨款502亿美元，比2022年增加11%。研究人员指出：“各国正在优先考虑军事实力，军费开支的空前增长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恶化的直接反应。”二是全球恐怖主义与暴力冲突相交织。2023年恐怖主义行动致死人数增加了22%，处于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伊斯兰国连续第九年成为全球最致命的恐怖组织，在2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攻击。2023年超过90%的袭击和98%的因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发生在冲突国家。三是战争增多，国内冲突变得日益国际化。2022年38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的55起冲突中，有8起被归类为战争。虽然以国家为基础的冲突的主要类型是内战，但在过去十年中，这些类型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这也导致了与战争有关的死亡人数大增。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们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受到了美西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严重威胁，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大大超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峻的国际形势呼唤新的外交理念和战略思想来应对时代转型。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也是在破解时代难题中形成和发展的。2024年8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时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各国需要团结协作，而不是分裂对抗；人民希望开放进步，而不是封闭倒退。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外交思想和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并守正创新，为国家间关系、国际秩序重塑、经济发展、全球安全、文明共存、生态共建、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和新倡议。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一就是“创立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临关键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充分继承并发扬了邓小平的时代观及时代精神，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不仅科学分析了剧烈变动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局势，还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重大战略判断。

　　1.彰显时代担当，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与重视大国关系的辩证统一

　　重视国家主权，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一贯主张。邓小平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时也表达了相似的心声：“国际社会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人民之心为心，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正是这种与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国担当的时代使命感使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了确定性和稳定性。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之一，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阐释了中国尊重主权原则的基本主张。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他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释了主权原则的含义：“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

　　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与重视大国关系并不矛盾。大国由于其在经济规模、科技创新、军事实力、国际感召力和外交影响力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在国际关系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大国关系，他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同时也认为大国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多边主义的要义是谋求各国协商和合作，首先是大国合作。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中国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期待大国和睦相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大国对待小国的态度应该是，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中国外交布局的蓝图：“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可见，重视大国关系与尊重国家主权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中国的外交实践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辩证统一。中国既重视发展中美、中俄、中法、中德、中日等大国关系，致力于打造“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发展中俄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时又致力于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双边和区域命运共同体，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外交工作不断开拓进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日益发展完善。

　　2.引领时代之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以武止戈思想的辩证统一

　　优秀的政治家就要有突破传统旧思维束缚的政治勇气、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时代在不断前进、事业在不断发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一刻也不能停止。”邓小平的时代主题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都是扬弃传统思维、引领时代前行的重大战略创新。

　　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分析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调整”两个重要的转变，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发展进步力量不断增长。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大势，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绝不是要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他还进一步阐释了强国与强军的关系，明确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

　　当前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北约作为美国维持霸权的工具，全球扩张的意图日益明显。2023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报再次诬称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损害了北约国家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北约借机加强同亚太四伙伴国（澳、新、日、韩）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他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军事思想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

　　3.回应时代之变，坚持践行新安全观与坚持底线思维、进行伟大斗争的辩证统一

　　当前，我们面临着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的关键选择。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和今天的乌克兰危机，都给世人敲响警钟：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只会使世界陷入安全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我们要“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深刻洞察时与势、危与机，积极识变应变求变”。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详细阐释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的深刻内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都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多国人士表示新安全观为破解国际关系中广泛存在的“安全困境”提供了崭新思路。中国倡议践行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同时也警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国际上面临的重大风险。比如，拜登政府虽然对中国作出“四不一无意”的表态（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是又从各个方面遏制中国发展，协同盟友挑战中国底线。科技上美国升级对华芯片战，胁迫荷兰和日本政府配合其对中国先进半导体产业的“围堵”。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又要善于进行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合作共赢是以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的。邓小平曾深刻阐释了坚决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决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是根据世界大变局对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形势的新判断新要求。

　　4.立足时代之基，共奏时代强音，坚持加强南南合作与推动南北对话的辩证统一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一直在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邓小平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习近平主席多次呼吁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他对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有了更明确的阐释，指出：“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提升，南南合作必将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崛起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持久、平衡、包容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他同时也主张加强南北对话，推动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问题。”“要坚持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国际发展合作格局。”也就是说，只有大国之间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之间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才能真正实现南北合作。为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24年6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时提出要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要顺应开放发展的时代潮流、要把握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三点重要主张，充分展现了中国对全球发展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大力支持。

　　5.作答时代之问，坚持世界和平、全球发展与安全共筑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进行了深邃思考和战略判断。邓小平曾用三句话概括如何应对国际局势：“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要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邓小平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认为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发展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到目前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都没有解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人民、地球、繁荣、和平与伙伴关系五大主题和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但目前只有1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按计划推进，其余目标的实现则比较困难。面对经济全球化受挫、地区冲突频繁爆发的不稳定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欢迎。

　　发展与安全互为条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承认和平与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且承认可持续发展是通往和平社会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也就是说，全球安全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共同体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重要支柱互为支撑，没有全球安全，则无法保障全球良好的发展；而没有全球健康的发展，则不会有全球安全的土壤。只有真正实现了安全共筑、发展成果共享、文明共存、生态共建，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这一目标。

　　6.提供时代坐标，坚持维护国际秩序合理内核与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辩证统一

　　在新时期，邓小平洞察到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说：“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准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重新考量了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并由此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正是在“引领时代”的过程中，中国提供了时代坐标。

　　邓小平提出应对世界局势改变的新政策是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并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指导原则。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面对国际秩序的变革与转型，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宣称坚持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则“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愿景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国际秩序的公正合理化，并不是要将其推倒重建，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竞争。从国际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就需要推动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机构的变革，“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同时也要看到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新挑战，更需要坚持、发展和创新邓小平的时代观，秉承其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外交思想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正是对邓小平理论时代精神的发扬和创新，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步向前。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是要“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这一时代之问的回答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过去以战争和霸权解决问题的新选择：“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习近平总书记还展望了未来的时代发展趋向，他指出：“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在国际社会“同球共济”下，世界必然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年第1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