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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1] 其标志就是形成了以“十三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以“九个以”为实践要求的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基本原理的发展作出新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政党理论首先要回答政党的本质是什么、政党在政治生活中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十八大之前，“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2]。这就要求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作出系统回答。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3] 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执政活动的基本规律。

　　“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4]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阶级和民族先锋队的本质属性、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大政治论断，从根本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最为先进的政治属性，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各类政治力量、国家政权等之间确立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夯实了理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施领导执政活动提供了思想支撑。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权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的必然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本原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推行‘阶级政治’，即工人阶级的政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斗争的最近目的。”[6]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全体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当它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7]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的基本原理，新中国成立前即在抗日根据地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便规定了党的领导地位，“五四宪法”将坚持党的领导写入了宪法序言并构建起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此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构建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8] 邓小平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9]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既重申强调了“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又具体规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是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和方式。胡乔木对这一规定进行了解释：“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一定要通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细致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严密而审慎的组织工作，通过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这种领导。”[10]

　　进入新时代，面对党的领导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11] 习近平既从“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党的政治本质出发揭示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合理性，又从“党的领导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视域阐释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必然性，还明确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根本政治规矩，并系统阐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要求党的领导必须按照全面系统整体的原则贯穿到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内政外交国防各方面、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实现制度化、法治化，健全完善党的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改进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些重要论述的原理性贡献在于，以“党是最高政治力量”的重大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关于政党本质的科学揭示；以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系统论述补充完善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原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正确开展领导执政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

　　如何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既是古今中外各种政权试图解决的历史性难题，也是世界政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面对的普遍性课题。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周期率的支配”这一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13] 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史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全新理论范畴和思想体系，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唯物辩证法内蕴着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精神。“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4]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革命才能实现自我革命、才能实现自身解放，但已蕴含着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相互促进的意味。恩格斯曾指出：“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15] 列宁强调党要勇于承认错误、努力改正错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16] 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始终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积累了诸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党整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决推进反腐败斗争等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认识和有效形式。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17] 邓小平关于“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8] 的重要论断初步揭示出党的建设与党的事业的关系。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既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肩负的“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视为“一场新的革命”，又明确强调“我们党要领导和推进这场革命，自身必须坚强有力”。[1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结合新时代党的事业和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创立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党的十九大作为分界点，在此之前习近平重点强调党应具备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与政治品格，在此之后逐步深化、拓展了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并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勇于自我革命”纳入党的建设的目标体系，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四个自我”的内涵要求，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六个必须”，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又提出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的维度审视，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着眼于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明确给出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强调锻造强大的政党必须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以保持“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与党领导的事业、党自身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系统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具体路径，将开展党的自我革命明确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常态，全面深化升华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规律性认识，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增添了新的基本原理。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性问题。必须回答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构成要素和方法路径。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的实质就是规定党的建设的主体内容、重点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关于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或主体内容拓展丰富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各国工人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围绕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形成了党的建设布局的基本原理。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重点强调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改革开放前党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主要内容并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改革开放后又逐步增加了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内容并逐步发展提炼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一概念。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方面的成就。江泽民在2002年5月的讲话中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20]，这一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得到确认并首次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重大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五大建设”，并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明确为党的建设的主线。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沿用“五大建设”总体布局，围绕党的建设主线增加了“纯洁性建设”，虽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要求但未将其摆放在总体布局中。

　　在一个时期里，党内存在着“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不足”“党的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表明党的建设的主要构成必须要适应党的建设的实践发展，因此，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实现了新的突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新时代党的建设作出总体部署和全面安排，并在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主线、着力点、目标任务等方面实现了创新发展。从原理性层面考察，这一总要求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明确把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进一步阐明了各项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习近平深刻指出：“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21] 习近平着眼于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这一党的建设的根本，着眼于解决党内存在的诸如“七个有之”等突出政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强调“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深刻阐明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地位、重大价值，又系统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方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政治建设的理论认识更加科学。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高标准的纪律规矩。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大党、老党在纪律建设上的失误也表明，党员干部对纪律规矩的内涵认识不清、制定纪律规矩不够科学、执行纪律规矩宽松软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习近平强调指出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他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规制党，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立起来”；“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22]“五加二”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建设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将党的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在于为党加强政治建设、纪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更是党在党的建设主体内容的规律性认识上达到新高度、取得新成果的理论体现。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严格管党治党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关于“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行负责。”[23] 的规定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严格管理约束党员。从列宁开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逐步深入。列宁指出：“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24] 毛泽东在因黄克功案件给雷经天的信中严肃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25] 1962年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26] 1985年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首次提出“从严治党”要求。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并于十六大报告中将其明确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方针。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时间越长、执政环境越复杂对管党治党的科学性、系统性、有效性要求就越高。十八大之前“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27] 的严峻现实导致很多人“忧心忡忡”，这就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有效管党治党上形成更富规律性的认识、提出更具系统性的方略。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关于管党治党的基本观点，并强调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28] 习近平在2014年10月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后，于同年12月正式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原创性概念。“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29] 这一论断简明扼要而内涵丰富，指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基础”“关键”“要害”，围绕基本理念、核心要旨、实践要求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科学界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管党治党方面的理念和方法创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又明确提出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要求。这一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要求反映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在不断与时俱进。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30] 这段论述指明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本质特征，强调管党治党建设党必须重视运用治理理念、系统观念、辩证思维，是对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客观规律的进一步揭示。2024年6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围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出部署，强调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31] 这就表明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日趋体系化，反映出党对全面从严治党基本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原理性贡献在于，将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指明了全面从严治党应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科学思维、注重体系构建，推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关于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基本观点跃升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原理。

　　(作者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