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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它的当代价值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近些年来，高校逐渐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资本论》也重新进入经济学的教学课堂中，但毕竟《资本论》是马克思在157年前写的，它对于今天的价值何在？这将是一个常问常新的话题，也是共产党人以及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们需要不断回答、不断完善认识的课题。 

　　一、《资本论》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立场 

　　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说：“一八六七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为无产阶级求解放、为世界人民谋利益是《资本论》最鲜明的立场。只要阶级社会还存在、人类解放尚未实现，它的精神和价值是永不过时的。什么是人民性的立场，它如何体现？假借人民的名义，打着人民的旗号，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的手段。而真正的人民立场既需要通过理论思想和实践行动来表达，也必然通过阶级性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 

　　阶级性的情感流露，有朴素的，也有理性的。一般劳动人民都有阶级的和人民的朴素情感，它是真实的也是可贵的。但仅有这种朴素的情感是难以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看清楚和维护阶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需要在朴素情感的基础上升华为理性的情感，而理性情感则是在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熏陶中获得的。不仅人民的立场需要这种理性的情感，剥削阶级维护本阶级的立场也需要这种情感。亚当·斯密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和学术界的几百年尊崇，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于1776年发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国富论》。在《国富论》中，他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因此经济活动是一种公共事务。但这个理论太直白，缺乏道德力量。而亚当·斯密之所以能够赢得英国上流社会的喝彩，则是因为早在1759年就已经以欧洲近代哲学的吹鼓手的社会地位发表了《道德情感论》，已经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君子。他认为人是需要极高的道德性的，需要获得道德自我，德行在人的生活中占着最为核心的地位。因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们能在完全为个人的经济活动中为整个社会提供最大的经济价值。从而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体系在主流社会站稳脚跟提供了道德支撑点。而《道德情感论》就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情感论，它表达了西方资产阶级理性的情感立场。出于美化经济活动等“低俗”事务的需要，《国富论》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它的合理成分，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来源。 

　　人民立场的内在实质是为谁服务，代表谁的利益。列宁发表过一篇著名文章，叫《对谁有利》，这是区分不同立场的试金石。列宁判断争论双方的立场所使用的标准是：“谁直接维护某些观点，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只有坚持维护人民的利益，才是人民的立场，这就是人民立场的内在实质。资产阶级学者习惯于运用各种技术的、工具性的方法把经济学装扮成纯学术，不偏不倚，似乎并没有哪一方面的利益考量，例如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学说，鼓吹最优资源配置和效率改进的标准是：让少数人得利，但其他人的利益并不受损，并把它视为“公正的立场”和纯粹科学的立场。这实际是资本的片面理论，是迷惑人的。对此，习近平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因此，经济学理论并不是纯粹的学问，它有着鲜明的立场，尤其是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利益增加与获得及其分配问题，它的研究倾向和结论更是带有“对谁有利”的烙印。在经济建设实践中，习近平阐发了《资本论》中的人民性思想，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他还说，这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了解和关心老百姓关切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可见，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践行《资本论》人民性立场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创新发展。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肩负着光荣的使命，要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脚踏祖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中国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主要应当是为人民谋福祉，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贡献才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应当满怀“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并站稳这一根本立场。 

　　二、《资本论》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在当今世界也是不过时的。马克思基于世界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从经济生活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唯心主义关于人的欲望假设出发，在资本主义大千世界中，找到商品这一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在商品中抽象出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事物，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并从这些内在矛盾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向新的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经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就把它运用到《资本论》的研究中。它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是这些基本矛盾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劳动力价格与工资的关系，发现了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规律，发现了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共产主义制度取代的历史趋势。 

　　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看，经济学是离不开哲学的，因为哲学提供了经济学思维最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从近代哲学里派生出来的。西方到现在，经济学博士都是哲学博士（Ph.D），就是因为哲学是经济学的母系学科。欧洲的近代哲学主张天赋人权，主张人的权利，认为人谋取幸福和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但它鄙视经济活动，认为这是低俗的事情，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还不能掌握全部国家权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尚未取得主流地位的状态。那时，亚当·斯密也是哲学家，但他认为从事商业交易是人的天性，商业交易是一个人人都参与的普遍行为，属于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事务也必然要管理国家，这个使命自然就要由资本所有者来承担。这是亚当·斯密为英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掌握全部国家权力提供的理论依据，同时他也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从近代哲学中的分离，从那时候起才有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学科，他也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因此，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研究都包含丰富的哲学思维，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例如劳动价值论，他们都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劳动，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关于本质与现象的哲学思维。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辈学生们没有继承其老师的衣钵，他们抛弃了辩证法，接受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逻辑。1848年李嘉图的学生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国际均衡价格论，用相互需求学说引导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价格现象，不研究价值实体的本质，逐渐走向表象化。到了19世纪晚期（1890年），马歇尔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研究了供给曲线、提出了均衡价格，西方经济学沿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这样一个方法论发展成了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紧紧地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在19世纪中叶，大约1840年前后就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思维。他在评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邓小平运用对立统一和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原理，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的现象中抽象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指导。因此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维，就很难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主体地位为什么能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允许资本存在并发挥它积极有利因素的一面。习近平也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指导经济工作实践和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他专门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有经典论述，“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提高探索解决新时期基本问题的本领”。在指导经济建设实践中，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的辩证法。《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从商品—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循环再到社会总资本的循环的分析，都体现了研究分析方法的系统性。习近平把系统方法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总结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个概括体现了对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的认识。“后来我们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协调，上层建筑也要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同时，在推进改革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理念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新发展理念，这五个理念相辅相成，互相不可割裂，构成完整的统一体，在理念上它是统一的，在实践上它需要统筹协调。因此它也是更高水平的发展理念。 

　　第二，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的《矛盾论》都是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的典范。马克思分析了商品中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货币与资本的矛盾，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在把握事物矛盾普遍性基础上，还分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习近平依据事物矛盾运动普遍性、客观性的哲学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将结束粗放型高速度增长阶段并开始新的阶段的特点，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并指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主要矛盾，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在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习近平作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谋划。国内可循环是大国经济的一般特征，这既是习近平对大国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和揭示，也是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前瞻指引。因此我国经济建设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同时不放弃外需，并由此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水平，抓住了主要矛盾，经济循环就将产生质的飞跃。抓住主要矛盾不等于可以忽略次要矛盾或放弃次要矛盾，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也还需要在需求侧方面通过总量调控进行配合。因此，习近平说，在任何工作中，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经济哲学思维来源于《资本论》的地租理论。在强调绿色发展中，习近平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名言。这就是说自然生态也有价值，而且可以转化为资本和资产。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没有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为什么会有价值？这就必须运用《资本论》的绝对地租理论来解释，生态环境与土地一样，是一种资源要素，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这个性质与土地的自然垄断一样。我们知道，构成生产力的因素有劳动者、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土地、自然资源）以及科学技术和管理等，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的劳动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价值创造的来源，劳动对象虽然是生产力形成的次要因素，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土地和自然资源成为稀缺要素，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了，稀缺土地中产生了绝对地租，这是对稀缺要素的补偿，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正是对辩证法的运用。在人类社会处于商品市场经济环境下，某些自然资源体现的生态环境获得了与资本主义“绝对地租”相似的人类剩余劳动分配的索取权，只不过地租的索取权属于土地私人所有者，而生态环境的剩余劳动索取权属于公众。因此它是一种自然财富、生态财富，这种剩余劳动分配的索取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可以交易。资源使用者依法取得资源的使用权和承担赔付的责任，通过赔付差额在使用者之间的交易发现价格，由此产生了碳排放交易市场和交换价值，从而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付出人类劳动，这也会增加新价值的来源，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在人与大自然辩证思维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名言的科学理论含义。 

　　三、《资本论》活的灵魂是回答时代之问和实践之问 

　　《资本论》写作的年代是欧洲工人阶级正在觉醒，正在探寻阶级的命运和寻找人类解放出路的时代，这个时代极需要科学理论的启蒙和指导。《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揭露了雇佣劳动被资本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走向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兴盛的历史趋势，鼓舞了工人阶级反抗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斗志。《资本论》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它使资本主义生产力成为世界性的，市场成为世界市场，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是世界性的，一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命运是和世界各民族的解放运动紧密联系的，因此《共产党宣言》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资本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任务：这就是要回答不同时代的人民最关切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民最关切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而且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也可以说，它是一门回答时代之问和实践之问的鲜活理论。 

　　《帝国主义论》是列宁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它继承和发扬了《资本论》的活的灵魂。列宁时代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要等待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时机的成熟，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从而鼓舞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信心。《帝国主义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后的主要特征，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利益的矛盾，作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世界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取得突破并首先胜利的科学判断，成为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的经典科学。《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要回答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再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以及它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它的政治纲领是实现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族人民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三大经济纲领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基础上的创立。正如习近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它要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和实践命题。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都有许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观点。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习近平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它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和实践命题是，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转向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无论是长远的还是当前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命题。习近平不仅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而且在与专家座谈讨论中也反复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在讨论当下的经济形势和实际问题时，习近平不提西方经济学的分析逻辑，而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正如他自己所回答的：“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演绎出宏观经济学（市场均衡）和微观经济学（成本收益）的逻辑架构，以满足资本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其中固然包含某些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成分，但却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主要立足点，更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世界观，它与资本运行和市场经济既结合又约束，所以，我国经济实践的大量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满足资本收益的经济问题。 

　　时代之问和实践之问具有时空概念，它具体表现为不同时期的国别形式和民族形式。《资本论》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但它所表述的具体事物明显地带有英国经济社会的特征。马克思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他分析的商品交换，如上衣、麻布、咖啡、茶叶、小麦、铁，都是当时英国市场交易的普遍现象，货币名称如黄金、英镑、先令、便士，也是英国的货币流通现象，小麦的重量单位夸特和铁的重量单位英担、黄金的重量单位盎司等都是英国的。在《资本论》第24章中，马克思对英国圈地运动的历史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剖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可见，在《资本论》揭示普遍真理时，是以具体的民族历史及其形式达到的。恩格斯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有过经典论述，他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还针对欧洲社会主义工人党指导美国工人运动专门作出指示：“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任务，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命题。不久后，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个认识为毛泽东系统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的具体特点就包括中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2014年9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2021年3月提出：“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7月，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习近平不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如何实现结合的问题，这集中表现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思想。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资本论》中蕴含的英国经济史的典型特征和例证，是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要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来源。 

　　四、《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规律 

　　马克思把机器大工业生产所塑造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作现代经济体系，《资本论》的分析对象是现代的经济体系，它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作为典型的。然而，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英国并不独领风骚，马克思为什么把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典型？从世界历史看，西班牙首先在美洲和非洲建立殖民地，垄断了世界的金银生产，成为16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反观此时的英国，还只是一个人口仅400万的西欧最落后的贫穷岛国。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量中的83%都为西班牙所有。但西班牙却不利用这一条件发展并健全其国内的实体经济和产业，甚至在肉类、小麦和服装等初级工业制成品方面都无法自给自足。当西班牙满足于获得海外财富并肆意消费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专注于发展国内实体经济并引导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依托其国内的羊毛生产优势发展出完整的纺织工业，并成为英国获利丰厚的“民族工业”。最终，英国在1840年左右完成工业革命，并确立了世界工业霸主地位。在1850年，英国的金属制品、钢铁产量和纺织品的生产量占世界一半，煤产量占世界2/3，造船业、铁路里程也都位居世界第一，对外贸易量占世界的20％，10年后增长至40％；而此时英国生产的工业产值占到欧洲的55％—60％，占世界的40％—50％，英镑也因此成为世界货币。 在国内经济和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英国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空前的增加，1541—1741年间，英格兰人口由277万增加到557万，增加了一倍，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进一步增至889万人。英国和西班牙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说明了一国实体经济和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性。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海外殖民掠夺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终能否成为一个国家的主要社会经济形式，仍取决于其实体经济的国内循环。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个经济体占据统治地位必然是先以民族国家的国内市场为基础，然后再扩展到海外市场。对于任何独立成熟的经济体，实体经济和国内经济循环都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体系建立的基础。这就是《资本论》选择英国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典型的原理。 

　　习近平经济思想把《资本论》关于现代经济体系运行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经济运行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习近平明确指出：“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这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我国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的深刻总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习近平强调要纠正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三大失衡现象，要求提高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2017年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要求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提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26.29%回升为27.4%。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克服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的局面，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为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习近平还依据《资本论》揭示的现代经济体系运行的基本原理，根据国内外环境的新形势，提出了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世界经济史表明，大经济体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中国7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曾一度出现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现象，但经济增长的拉动始终是以内需为主导。改革开放后的国内大循环主体吸收了外部的资源要素并融入世界市场，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被动特征比较明显，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性较强，因此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水平不高。而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大循环，是要通过创新驱动，建设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国内大循环，同时也吸收国外的资源和要素，着力点是增强内生的动力和可靠性，从而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达到在新的水平基础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病理学解剖，也是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他社会化再生产机理的生理学分析，它为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提供了基本的路径方向。《资本论》刻画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它的中心是资本。在《资本论》中，资本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资本体现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与雇佣劳动相结合时，它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在运行周转中，它不断变化自己的形态，不断以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态出现在周转运行中，这时候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从历史上看，资本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资本论》深刻地刻画了资本的这种双重性表现，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又发现了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再生产运行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我们探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认识。 

　　《资本论》刻画的资本的双重性，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南。2022年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我们要注重激发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既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对资本运行要设置“红绿灯”。要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此外，还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资本论》刻画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是以商品和价值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就生产力层面的运行过程来看，其运行机理同样适用于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资本论》分析的经济循环过程是在一个经济体的统一市场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在国内摧毁一些地方性封闭的小市场，进而，“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这种统一的大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依托和重要条件。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了《资本论》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依托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原理，他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循环……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立足内需，畅通循环的客观必然。要求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同时它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方向和长期的过程。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重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五、《资本论》的理论创新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资本论》中关于商品价值与劳动关系的原理也来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局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而是在批判地吸收它们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从而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内在矛盾，一方面它正确地表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关联，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另一方面则只是对资本主义外在现象的描述。后者成为庸俗经济学和各种功利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1872年跋中深刻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可见，经济学的科学性是与时代和阶级立场紧密相连的，而且与思想的方法论也是紧密相连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只是站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上 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外在性描述，完全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内部结构及其矛盾进行揭示。因此，《资本论》的理论创新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响应时代的召唤，建立由现象到本质之间的逻辑联系。建立这种逻辑联系的核心要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资本论》所揭示的理论创新精神实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联系本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的精神。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以中国文化的具体形式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既有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前任领导人思想和理论的宝贵成分；也有将以往的重大理论观点和理念进行系统集成的深化和升华；更有依据新时代新目标新实践所提出的原创性理论观点和重要思想。归纳起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理论的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理论，新发展阶段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属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调控理论的有：经济发展新常态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国家战略和“四化同步”的经济发展规律，科技创新、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稳中求进总基调和经济运行调控，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属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理论的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未来新方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双循环”理念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的答案，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观。习近平经济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它体现在：坚持唯物主义，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的辩证法；坚持人民创造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坚持一分为二，认识事物的“两重性”；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运动相互关系的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结语 

　　《资本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尽管从它发表到今天已经过去了157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资本论》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体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还说，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按照恩格斯的教导所创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7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