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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近现代文学艺术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精神和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不取绝对的“对立”或“同一”观，而是秉持“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观，看重“融通”和“结合”。他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走入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现代；强调“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国文学艺术“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这种深重的历史情怀和宽广的世界胸怀，是我们守住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可靠保证。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深化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思想的全面继承，更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属性描述，分别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文化和教育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关于“资源融通”和“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则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发展。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对“五四”以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文化的辨析中、凝聚了对新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而形成的明确主张；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则是立足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与世界、为中国如何以自己的现代化方式走向未来所指明的方向；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成绩斐然、中国文化日益显现人类文明价值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的根本回答。不同思想文化资源的融通和中国与西方的结合成为最鲜明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任务时，首先明确了把握好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强调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一论断打破了一个时期里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与方法之间简单对立的僵化思想，引领我们寻求各种资源之间融通的可能性，既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也同时给出了明确的方法论指向。有了融通和结合的观点，我们对一些文学史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出新的认识，得出更具有历史高度与前瞻性的看法。就百年前诞生的新文学及其带来的语言革命而言，究竟是保守性向人民性的回归，还是对上千年文言传统的割裂？是语言本体性精神传统的新生，还是工具性的机械追求导致舍本逐末？是民族共同语统一性凝聚力的增强，还是对方言、欧化等多样化表现形式的制约？这些认识上的分歧，还不时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述中，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这不仅不利于对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作出科学的评价，更不利于正确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缺少“融通”与“结合”的思想高度。 

　　用历史和发展的文化观看待文化载体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指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这个“中国化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质，也是百余年来我国文化建设最宝贵的经验。当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剧烈变革的阵痛时，首当其冲的是各种文化载体，或饱受质疑，或屡经改造，许多争议伴随着整个20世纪。仅拿中国语言文学来说，白话文、语体文是该跟传统文言作彻底的语体切割，还是该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回归？我们的书写工具汉字，究竟是人民心声的障碍，还是文化精神的负载？是应该改造文字打造一个“有声的中国”，还是借由语素文字丰富的意涵，来窥知古往今来文字里凝聚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文学争议不仅仅是文学史的评价分歧，应该看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化道路的选择与取舍问题。因此，回顾和思考百余年来对文化载体的价值评判，就成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党的创新理论系统化、学理化阐释的一个理想例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时，明确提出“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这就为我们讨论五四新文学语言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现代汉语”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也是当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坚实内核，它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它的生命力如何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穿透力，我们拟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加以论列。 

　　（一） 现代汉语的历史逻辑。从语言发展的历史逻辑而论，现代汉语不能简单地看作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激进理论主张的结果，而是汉语历史发展多音节化、实词虚化改变语言节奏的自然结果。应该说，在汉语发展的历史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现代汉语”，都是正常的历史选择。 

　　（二） 现代汉语的实践逻辑。从古代到近代，汉语一直在使用中调整和塑造着自己的通行性和规范性，如同每个时代都有在中华大地上使用最广的“雅言”“通语”一样，从来不是人工创造、人为规定的，而是在文学实践和社会实践中自然磨合而成的，是一个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成熟的体系。 

　　（三）现代汉语的理论逻辑。“五四”前后引进的语言学理论并非那么片面，那么偏激，洪堡特的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这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化学者的共识，更是党的创新理论中最基本的学理支撑。从毛泽东给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开始，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新文学、新语言、新文化的这种理论定位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汉语有其略显粗糙的一面，也有日渐精美的另一面，更有我们用不同的理论眼光去发现和审视其美学价值的巨大空间。 

　　从中国式范畴观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价值 

　　贯通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特征，是习近平观察文化现象、思考文化规律的普遍方法，体现着深刻的方法论价值。这种方法论，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又不忘中国实际；既立足文化本体，又注重转化和发展；既注重现实问题，又保持历史思维和前景展望；既关注共同命运，又看重各美其美；既敬重人类文明，又聚焦中国形态。 

　　回首百余年来现代汉语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让中国了解了西方，尝试用西方的现代化方式改造汉语文化。这种努力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很快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也使中国人感受到科学的精神，学习了逻辑的思维，丰富了认知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习惯于用西方的范畴观认识和批评，则不利于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和理解方式。在全面了解世界之后，更应该有能力用中国的方式表述自己。如果不懂资源融通和“两个结合”的意义，就难免从“五四”反封建的主张推导到对传统的全面否定，把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选择狭隘理解为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切，把爱国主义主张简单推向拒绝外来文化的极端。新时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全新认识，正是对西方范畴观的超越，昭示了基于中国哲学的语言文化观的回归，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学理论新实践。我们以近现代中国语言文化发展和评价争议分析的实例，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应用于具体文化载体中的认识论问题，目的就是想说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了文化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使命，在方法论价值上，也为我们解读文化现象、评价文化载体的发展史，给出了深刻而系统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以中国式范畴观为特色，推导出新的哲学境界。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3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