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我国学术界正在热议的问题，因为它破解了今天我们需要全力解决的高质量发展问题。但是，新质生产力是个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科学论断，仅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经济发展层面解读远远不够。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奠基性理论，新质生产力更是新时代具有世界观创新意义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因此，本文着眼于新质生产力对于唯物史观的发展，从世界观方法论层面作整体性的领悟，以期对新的生产力理论的阐发有所助益。 

　　一、深化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生产力如何赶超资本主义？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理论派别。因此，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奠基。对唯物史观的所有创新发展，都可以归结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一）马克思对于传统生产力理论的颠覆性创新 

　　探讨对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发展，需要了解马克思如何创立了自己的生产力概念。与生产关系不同，生产力的概念并非马克思首创。在他以前，至少有两种较为系统化的生产力观念：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力观念和德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生产力观念。两种生产力理论的共同点是为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正名”，但由于它们处在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时期，在理论表述上大相径庭。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吸收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生产力理论。 

　　1.对古典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批判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财富和财富的创造完全等同起来，因而认为追逐财富并不断以实现“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分工、自由买卖、私有制等，既是财富创造的方式，也是财富的本质。由此出发，他确认工业生产力是最好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创造“交换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生产力优劣的唯一标准。他的生产力概念有两个特点：其一，财富及其创造都是自然的物质增加过程，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它在把“交换价值”视为“物”的同时，也把生产力及全部财富创造的关系物化，使之成为纯粹的“自然关系”。人只作为“商品”而存在，因而人就是物，人力就是物力，人的价值就是等价物的价值，一切均可化约为“交换价值”。其二，“交换价值”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只要能够转化为“交换价值”，财富就是道德的、无可指摘的。斯密等自由主义学者的生产力概念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无所顾忌追逐财富的立场。其将生产力视为创造物质财富、获取物质利益的客观力量也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否定了生产力的社会历史性、抹杀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别，并借此表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合理性及不可超越性，则是大错特错了。 

　　从理论上看，斯密等人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失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生产力及其财富创造的方式是个“自然历史”（即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相统一）的过程，不懂得使用价值（物质属性）和价值（即其误称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关系属性）的区别，因而将其笼统量化为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看不到其自身的质变及其必然引发的社会大变革，从而否定了人类历史的质变和飞跃。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批判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将生产力纯物质化的倾向，揭示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活动中的基础作用，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切历史变革的源泉。其中，生产关系的概念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独创。以生产关系为中介，马克思打通了生产力与五花八门社会变革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列宁在阐发生产关系意义时指出：“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通过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双重属性，即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得以确立，而把它作为单纯的物质力量（技术、工具、产业、产品）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了。 

　　2.对德国弗·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的批判 

　　与马克思同时期的弗·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丧失了理直气壮为资本主义攫取财富正名的勇气，因而急于与资本主义逐利的贪婪本性切割。它的生产力理论具有试图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味，基本做法就是严格区分财富和创造财富的力量，严格区分被他当作物质财富的“恶的交换价值”（金钱）和作为创造财富的精神力量的生产力。他认为，生产力作为创造财富的真正力量，是一种“能激发个人热情的精神”，也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保证。斯密的失误就在于“用物质关系解释精神力量因而走入歧途”，实际上是舍本求末。贸易保护可能会使国家暂时牺牲一些物质利益，但能够确保获得强大的生产力这一根本。“我以交换价值的形式牺牲了的东西，是某种外在于我的东西，我以生产力的形式赢得的东西，是我的自我获得物”。在他看来，维护财富的创造力远高于财富本身。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同样是非历史的，但与斯密不同，它还具有鲜明的唯心论色调。他完全从价值偏好出发，把生产力精神化，贴上属人的、无限的、体现创造激情的内在力量的标签，而把生产力的物质成果归入非人的、有限的、导致人堕落的陷阱，人为地割裂生产力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他完全没有看到，“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这充分表明财富与财富创造的力量不可分，财富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形式不可分。针对李斯特的错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在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属性的同时，突出强调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不存在所谓“好的”生产力和“恶的”交换价值的对立，更不能幻想两者随意地“脱钩”“断链”。 

　　（二）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精髓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凝聚了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和完备性，是一个有机的矛盾体系。首先，它是外部逻辑和思维逻辑的统一体。毫无疑问，生产力是一种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客观力量，决定了人类历史具有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但是生产力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努力创造更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不懈追求。这样，生产力一方面表现出人类必须被动接受的外在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不断实现自身要求的内在性，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辩证法可以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客观趋势和内在根据。 

　　其次，生产力是客观的自然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统一体。历史活动虽然是人的活动，但活动的方式、动机和成效却并不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人运用自身的自然（体力和工具）与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方式和水平。工具（及相应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人在自然界中的生存方式及自由度，都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时，生产力不仅是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尺度，而且也是人和人的“物质”社会关系的基础。生产力内含的“分工”，不仅是年龄、性别、技艺等自然分工，还包括社会分工和合作。这样，以生产力为活动基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活动方式，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马克思因此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社会”不再是观念的集合体，而是可以科学把握的客观关系的有机体。 

　　最后，生产力是现实的人类普遍利益拓展和具体利益格局变动的统一体。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地创造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生存条件是历史的大趋势，生产力由于集中体现了这一客观趋势而不可抗拒。但是，现实的人类普遍利益会因生产力的状况而形成相应的社会利益格局，这种利益格局将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不断调整，直至发生革命性更替。马克思恩格斯因而断言：“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固然揭示了充满偶然性的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使历史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使未来成为可以科学预见的领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人民共同利益的要求；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阻挡，充分表明了人民至上、人民利益至上。 

　　(三）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标准的发展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奠立了科学的生产力标准，即把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决定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力量能否存在下去的最终依据；而是否能够推动生产力更好地发展，则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及其依托的社会力量是否先进的根本依据。因此，社会主义要证明自己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必须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但是，衡量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标准是什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绝不仅仅取决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的多少，还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劳动的社会价值等因素。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矛盾性：“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必然在竭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强化对劳动者所进行的剥夺和摧残。 

　　因此，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也就内在地包含两个方面：物质生产的效能和劳动者的效能。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经济基础薄弱，在物质生产的效能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但中国充分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热情和奉献精神，在劳动者的效能发挥上远胜资本主义。中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奠立了资本主义需要用数百年时间才发展出来的物质基础，显示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事实证明，生产力的发展绝对不能忽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核心是劳动者对于生产活动的支配和管理权。中国的经验是：“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可见，生产力的先进性不仅仅表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上，还要表现在劳动者对于劳动过程的支配权上。尤其是后一方面，我们今天在讨论新质生产力时要倍加重视。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发劳动者的创造热情，不能照搬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做法，但也不能完全排斥此前的社会主义劳动方式的经验。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本质上不是劳动的繁重和管理的严苛，而是强制性劳动；强制的方式不是奴隶劳动的那种人身依附和棍棒统治，而是机器依附和饥饿法则，根子在资本剥削。因此，社会主义激发劳动者热情的法宝就在于“自觉”“自立（尊严）”。列宁高度评价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不是外在的强制支配，而是内在的自觉自愿，这就是两种存在根本区别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明确指出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涵盖了物质生产的高效能和劳动者发挥的高效能两个方面。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明了达到这一更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什么是“优化组合的跃升”？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每一次优化组合，都是生产力的质变。但是，传统的优化组合是通过劳动工具的质变而自发实现的，正所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新质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优化组合的跃升”是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质变：尽管科技创新依然是这一跃升的主导因素，但这种主导已经不是自发的结果，而是自觉把握的产物。而自觉把握的前提，就是物质生产高效能和劳动者高效能发挥的统一。 

　　今天，虽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创新成果是一把“双刃剑”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但如何让这些成果造福而不是祸害人类的问题却远未解决。从现实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图谋垄断科技成果、维护军事霸权、独享发展红利，给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运用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无法包容新质生产力的明证，是我们深化认识新质生产力的经验事实。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正确途径是立足于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要把劳动方式的创新和科技创新统一起来，实现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而不能单纯就技术创新抓技术创新。马克思科学预见并深刻阐明了这种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自由：“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这是对新质生产力的最好诠释。它和传统生产力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由原来兼有的建设和破坏双重性作用，转变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由自觉力量。 

　　二、深化生产力性质的认识：可以从生产力层面来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吗？ 

　　新质生产力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当代先进生产力，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力是不是新质生产力？可不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如果新质生产力归根到底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那么今天如何从生产力层面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据唯物史观，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社会变革和新社会制度产生的根源。就是说，生产力的质变引发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质变，每一种质的生产力都有相应的社会形态相伴，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这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却在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中遭遇了困惑：两者的生产力似乎都是机器大工业创造的社会化生产力，是否能够从生产力质的区别上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呢？ 

　　（一）从生产力层面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从生产力层面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过去并不紧迫，原因有二：其一，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时最重要的创新是形成了“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由此奠立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形态变革的内在联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把握历史规律，反对随意割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抽象看待生产力（如弗·李斯特）。因此，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可分割上，已经可以从理论层面明确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其二，由于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的国家，大都属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区域，在生产力方面暂时还不具备与资本主义抗争的条件。加上长期的“冷战”格局，我们简单地把有计划、按比例生产视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用以抗衡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方式，在两者的较量点上就搞错了。就是说，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从生产力层面阐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时机还不成熟。 

　　今天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有全面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支撑，打破“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只有所谓发达、不发达的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区分（且现在又同属于“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最早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社会自然会成为现代化的样板，又如何打破“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呢？这正是盛极一时的西方“工业社会”理论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的依据。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于1953年就提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普遍地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终将发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是同一类的两个品种，或者是同一社会类型（即进步工业社会）的两个形式”，把两者视为对立的两极不过是“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这也是包括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内的西方“工业社会”理论主要代表的共同见解。 

　　问题很清楚，如果固守仅从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和意识形态方面去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无法真正驳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以及“现代化=西方化”的谬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就难以建立。同样清楚的是，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也是不够的。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作为矛盾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确有其不可分割处，但矛盾的每个方面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也是客观事实，可以单独地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联上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的落脚点还是生产关系，生产力方面的区分问题还是没有真正解决。从思想史上的交锋情况看，我们曾很理直气壮地批判脱离生产关系的“唯生产力论”，但效果并不如意。我们始终无法真正说清楚：既然生产力是矛盾关系的决定性方面，而生产关系只是作为“反作用”方，那么，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维护的先进生产力是什么，“唯生产力”标准又错在哪里？对这个唯物史观重大问题的回应，在今天已具有紧迫性。 

　　（二）从生产力层面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我们过去在生产力的理解上存在着偏差，即认为生产力似乎只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原先对于生产力的理解过于偏重其客观、自然的属性，而对其社会性方面则有所忽略。毫无疑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唯物史观最为重要的基本原理。生产力作为现实人类共同利益的载体，具有不以任何阶级、党派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因而发展生产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历史领域不存在自然界的那种纯粹的“客观性”。所谓的“客观”，仅指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必须通过人，表现为人们历史活动的必然性（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活动动机动力的必然性（生存和发展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客观目的），历史活动方向的必然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此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自然历史”特性的唯物史观范畴，不能单纯地从“自然”或“社会”方面区分。换言之，和生产关系一样，生产力既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样也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这是从生产力层面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 

　　既然生产力、生产关系都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生产力的自然物质属性是其主导方面，更多地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而社会属性则是共同生产活动借以实现的参与方式，是生产关系形成的直接依托，也是生产力优化组合及其质变的聚焦点。因此，生产力往往会被人们当作“自然发生”的现象而忽略其社会历史性。生产关系则不然，它是现实的利益格局的表现，是决定人和人社会交往最直接的利益关系，并通过“财产关系”这种法律形式时刻存在于生活中。因此，生产关系长期以来被遮蔽在财产关系中，被曲解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法律关系。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伟大贡献，就在于祛除了生产关系的唯心论遮蔽，揭示其作为“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本性，即由生产力决定、不可自由选择的客观必然性。生产关系的取舍，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只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生产力有社会关系的属性，而生产关系有物质关系的属性，是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两个节点。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关系上的区别，为我们从生产力层面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生产力层面的社会关系由生产活动的共同方式直接决定，而共同活动方式又取决于以工具为标志的物质力量系统，因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矛盾在于作为物质因素的劳动者和作为自主因素的劳动者的关系，表现出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两重性。自我肯定是由物质生产力直接决定的依附性结合体，而自我否定则是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后要求的自主性集合体。资本与机器工业的一体化就是这种自我肯定的依附性结合体：资本需要无限增殖的空间，需要财富、人力、技术和产业无障碍流动的统一市场，需要大规模社会分工合作，因而推动了近代工业；而资本由于是打破封建式人身依附、割据状态和自给自足经济的强大力量，近代工业也因而成就了资本的扩张。私有制在近代工业中获得了普遍形态，马克思从而断言“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 

　　但是，否定劳动者的自主性使其依附于工具的物质生产力，并不是物质力量和“社会关系”的持续有效的结合体。随着劳动者在“工业”中作为物质力量因素空前壮大，其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自主性就必然日益增强。近代工业生产力的自我否定，预示着劳动者和物质因素优化组合的新趋势。“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生产力的“社会关系”向劳动者自主的人类力量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依据。 

　　（三）新质生产力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质变 

　　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力似乎也具有新质生产力的特点：首先，它具有空前强大的创新力。“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其次，它具有开创人类历史新阶段的特质。“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有了资本主义，人类才有了真正的世界历史。最后，它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先进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巨大的财富创造力，是过去所不敢想象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真的是新质生产力。 

　　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实现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质组合及其引发的质变已经属于过去。我们强调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自然也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劳动者在生产力结构中由“物质力量”向“自主性力量”的发展趋势，预告了真正的新质生产力不属于资本主义。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改良，也不可能改变劳动者的雇佣劳动性质。马克思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由“过去”（资本）统治“现在”（劳动）及其“物化”后果，始终是这个社会的不变的本性。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和谐甚至对抗：科技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需要解决人工智能等新型高科技“智能向善”的问题，而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特性为解决这一课题设置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更加公平竞争环境的新质生产力，必然不断地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利益发生碰撞，成为妨碍这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可持续的空间，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总之，新质生产力必须建立在现实人类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并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纽带。可以想见，资本主义必将在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发展中被超越。 

　　三、深化生产力作用方式的认知：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完整的表述，同时也留下了从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继续深入探讨的理论空间。新质生产力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历史观的支撑，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获得历史主动的理论依托。 

　　（一）新质生产力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特点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变革及其相应理论，都源自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创举，它与西方现代化根本不同，就在于生产力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不同。必须看到，“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虽然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但它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却绝非始于今天，只是过去我们并没有明确地从生产力层面去认识而已。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长期停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没有深入生产力自身的矛盾，因而没有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生产力层面的“社会关系”如何决定生产关系层面的“社会关系”。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决定作用的根据，是社会分工及其相应的经济形态必须适应以生产工具为引领的物质生产能力，但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则取决于它与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结合方式是否相一致。 

　　私有制的特点是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个人的直接结合，即便是社会化的大机器工具系统，只要能够切割到个人，它也能够包容。马克思因而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对于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来说，私有制是必要的。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可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从结果上看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从内在机理上说，则是适应生产力中劳动者和工具的结合方式。 

　　同样，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根子也在生产力中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结合的“断裂”。随着电子化、信息化产业革命的实现，尤其是正在步入智能化时代的今天，劳动者个人和生产工具直接结合的方式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资本主义私有制真正进入了其衰亡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应，“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控制、自觉运用新质生产力，则成为历史的大趋势。这就是说，劳动者个人与生产工具的直接结合，生产者对生产工具的依附，只是私有制存在的生产力基础。 

　　不难看到，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从来就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即便在生产力工具系统还不发达阶段，我们的现代化也不实行劳动者个人与生产工具的自发结合。生产者在物质生产力中的自主性趋势，是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由于以前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矛盾还没有达到对抗的程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层面的对立还不突出，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这一特性很容易被单纯归结为“思想觉悟”一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被忽略。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认知，就必须从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特质上去阐发。 

　　这里的关键，是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提出的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控制”物质生产力问题，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今天，就是要解决生产力层面的“人民至上”。和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人民至上有所不同，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主体认知和价值诉求。生产力层面的人民至上既表现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客观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又表现了在劳动方式上顺应这一客观必然性的生产者自主性，是两者的高度统一。生产力层面的人民至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定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以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为本质属性。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导向作用 

　　生产力不仅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客观基础，也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引领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直接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我们紧紧抓住智能化生产力和自主性劳动者有机统一这个根本，才能真正开辟高质量发展的通途。 

　　需要注重自觉驾驭资本的创新。自主创新需要生产者的自主性，如何驾驭资本是关键。发展新质生产力极易“见物不见人”。所谓“物”，不仅是产业、技术等物质生产力，更根本的是活跃其中的“资本”。资本的本质是攫取剩余价值的价值（社会交易），属于社会关系范畴，但因其与使用价值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又成为物质生产力中的活跃因素（“资金”）。因此，防范、抑制资本两极分化的社会功能，利用其激活物质生产力的资金效能，是自觉驾驭资本的关键。听任资本任性逐利不对，害怕资本运作也不对。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资本的可控利用是能够实现的，但这方面还需要有新的突破。党的二十大已经从体制机制方面确立了自觉驾驭资本的思路，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从生产力的层面自觉驾驭资本，还需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适应新质生产力上的改革创新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核心价值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它还是新质生产力支撑的市场经济，必须在现代企业制度、当代市场运作和主导科技创新等方面不断有所突破。 

　　需要注重生产者联合方式的创新。生产者的自主性集中体现在生产者的联合，生产要素的优质组合关键在生产者的联合，因此，生产者的联合方式的创新意义重大。需要强调的是，生产者的联合决不是自发行为，需要建立在超越个人狭隘利益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组织、教育和觉悟必不可少。但是，生产力层面实现生产者的联合有以下客观前提：一是具备了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客观历史条件。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段，时代精神和普遍利益都被特殊利益所遮蔽，人类共同利益都是“隐性”的，只能曲折地表现，因而被黑格尔称为“理性的狡计”。这种状况在今天已根本改变，人类共同利益已成为不争的现实：就中国而言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世界而言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全球而言表现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表明，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谁也离不开谁”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二是具备了打破垄断利益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而无法真正消除两极分化。今天的情况已完全不同：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人均GDP都已超1.2万美元，已经具备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物质条件。因此，改变资本任性逐利引导的发展，生产者联合起来管控物质生产，已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层面的这种质变，为我们创新“生产者联合”的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现有的各种劳动组织作用的基础上，以改善和加强各类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为追求，不断创新生产者的联合方式。 

　　（三）新质生产力奠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 

　　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探讨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 

　　新质生产力把人类必须自觉创造历史的挑战前所未有地提到了我们的面前，因而从最根本的历史层面奠定了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私有制有其存在的根据，自发性也有其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哈耶克等西方自由主义者才能大肆鼓吹“自发自然”“自发自由”，并以此攻击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是违反自然的“人为设计”。今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历史活动的自觉性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追逐一己之私的自发利益导向，已经丧失了其历史合理性。 

　　新质生产力在以下两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挑战：其一，选择性创新的挑战。传统生产力的发展主导因素无疑也是科技创新，但需要在创新前就进行取舍的情况则较为罕见。今天发展新质生产力则是创新与选择并重，需要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重、按照当代人类道德共识预先禁止的选项日益增多，必须超越一己一国之私。其二，全球范围的合作共赢的挑战。传统生产力（即便社会化了）本质上还是区域性的，可以在“二元”（发达-不发达、中心-边缘）格局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属于全球性生产力，必须在世界各国相互合作中发展，其基础是互利共赢，方向是共同发展，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垄断利益自然要不断削弱乃至消除。上述两点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自觉地以人类现实的共同利益为引领，不断抑制、克服和战胜各种狭隘利益。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的人类历史活动的自觉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经解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建设一个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没有本党利益，一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成功之道。通过理想信念凝聚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力量，通过民主集中制达到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目标始终如一的伟大事业走出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使人民自觉创造历史成为现实。 

　　新质生产力逐步取代传统生产力的历史趋势，从历史的制高点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奠定了基础。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生产力，导致了技术进步与道德衰落、控制自然与被自然报复、人的物化与物的神化并存的三大悖论，凸显了西方现代化的不可持续。“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可怕的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和理念的认同并不限于少数西方国家，而是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难以撼动。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技术创新和进步必须与道德进步相一致的严正警告：如果人类再沿着技术进步、道德退步的老路行进，科技创新必将如同核大战一样毁灭人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把人和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事实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不能建设好这一生命共同体，不仅危及子孙，而且现在的人类也无法安身立命。归根到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人控制物质技术、劳动支配资本的时代课题，人类如果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没有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道德与技术对抗的立足点。 

　　因此，新质生产力逐步取代传统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上述三大悖论不断解决的过程，从而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不仅在于不依附西方而走自己的路，更在于自身尚处在不发达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和平发展、人与自然共生、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也是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在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后仍然如此，就是保持头脑清醒的一个证明。事情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新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就还谈不上真正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谈不上已经建成，更谈不上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在新中国成立100年之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一个需要通过继续艰苦奋斗才能达到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生产者联合起来”控制物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这一必要劳动领域的生产活动要以生产者为目的，而只是表明生产者在生产活动中具有主动性、积极性。生产力还是要以发挥自身最大的效率为主要追求，不会因生产者的自主性而在劳动的强度、劳动纪律和生产分工管理上有任何的放松。因此马克思称必要劳动“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而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可见，做生产力的主人和艰苦奋斗并不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绝不意味着可以轻轻松松搞现代化。相反，在党的领导下千百万觉悟劳动者的自觉奋斗和努力奉献，才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所在。 

　　网络编辑：慧慧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