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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和关键性问题。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站在战略的高度考虑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战略问题，制定和实施了涵盖诸多领域的重大战略策略，积累了解决战略问题的宝贵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接续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战略观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科学研判不同历史阶段国内外发展形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对未来发展进行长远规划和前瞻思考后所形成的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和学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结合时代特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需要，同样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战略观。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宏大战略思维，实事求是地谋划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战略观的科学定位、时代内涵、实践要求等问题，指引党和国家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对不断变化的发展形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践证明，习近平战略观是对毛泽东战略观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变革性实践、历史性成就在战略观上的时代彰显。研究习近平战略观与毛泽东战略观的历史联系，特别是深入梳理和研究习近平对毛泽东战略观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战略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持战略思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战略观中国化的主要创立者，其战略思想是他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产物。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着眼于20世纪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和纷繁复杂的国内局势，领导“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1]，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适合中国国情并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战略策略思想。而邓小平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科学而系统的战略建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战略观。

　　(一)“善于观察形势”“注意辨别风向”：毛泽东战略观的立足点

　　正确战略的提出，本身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和具体形势出发，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结果。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633)事实上，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制定的正确战略策略，都是牢牢建立在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形势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战略形势的正确研判是战略观确立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成为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就在于他总是能够在紧急关头和关键时刻准确分析国内外形势，实事求是地做出科学的战略判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分清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战略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学说，通过深刻剖析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力量对比、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性等，得出中国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红军所面临的复杂内外形势，走出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中国式革命新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抗日战争的前景问题，毛泽东实事求是地研判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不断增长的向好态势和国内反日形势的持续高涨形势，认为持久抗战必将取得最终胜利。正是在对上述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基础之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革命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首要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为此，针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工业化程度非常低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工业化国家的一系列战略策略，强调“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3](1430)。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国内政党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坚持走工业化道路，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战略方针，正确划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总体蓝图的战略规划部署进行了异常艰辛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可以说，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判党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也是毛泽东战略观的基本依据和逻辑起点。

　　(二) 突出“全局性”“预见性”：毛泽东战略观的内在要求与鲜明特色

　　突出全局性、预见性是毛泽东战略观的内在要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认识和理解世界上错综复杂的事物，必须把握事物的“大本大源”，并把它置放在首要位置。针对革命战争，毛泽东特别“反对走一步看一步”[4]。这种从战略上考量和审视万事万物，注重抓住事物的根本，突出其全局性和预见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是毛泽东战略观的内在本质。

　　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是毛泽东战略观的鲜明特色。突出整体性，是指想问题、谋思路不仅要看到局部和部分，更要关注整体和大局。毛泽东曾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5](175)，并且进一步提出，“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5](175)。同时，有些事情从局部来看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从整体和全局来看，又是不利的。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看问题、做决策，“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5](149)。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后，毛泽东结合国共两党对垒的具体实际，得出全局性结论，即“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3](1243)。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6]，进而提出了“一条线”和“两个中间地带”等战略构想，一举打破中国外交的孤立状态，极大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安全。

　　注重预见性、前瞻性、长远性是毛泽东战略观的又一特色。注重预见性，是指想问题、谋思路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对于刚刚冒头的倾向具有极其敏锐的鉴别力与辨别力，并且能够判断出该事物未来发展的走向和趋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速胜论”和“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毛泽东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从战略上科学预见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并提出了中日之战是持久战的观点。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又是通过战略预判，在国共较量中赢得先机、占据主动，迅速调集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事实证明，“这个战略决断对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7]。新中国成立后，党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和策略，都不是仓促草就的，而是在革命胜利前夕或建设即将展开之际，就已经着手安排人员进行商讨、谋划和制定的。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细微之事包含的倾向性问题。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要辨别风向”[8]。这些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后来在处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战略观的原则与方略

　　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深入考察战略和战术的良性互动过程，强调必须坚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略。战略和战术并不是完全割裂、毫无关联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在认识过程中，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中，战略决定战术，二者统一于战略实践中。

　　战略与战术的辩证阐释是毛泽东战略观的集中体现，也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功运用。战略是至关重要的，战术次之；战略是指导和决定战术的，而战术是围绕战略服务、保证战略任务顺利完成的。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从战略层面看中日双方是持久战、内线战、消耗战，从战术层面看是速决战、外线战和歼灭战。“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5](225)，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方略之一。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鲜明指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从长期、本质、结局和战略上看，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而从战略上讲要藐视他们；但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又是会吃人的“真老虎”，必须从策略和战术上“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3](1267)。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目标就是取得一定时期内整个革命斗争的胜利，而其战术目标是取得一定局部的革命斗争的胜利。

　　要坚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与敌斗争、与他国竞争，实质上也是一场战略上的博弈与较量。战略上藐视敌人，要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敢于斗争；战术上重视敌人，在事实上要防止骄傲自大、贸然斗争，要知己知彼、多谋善断、善于斗争。一方面，强调集中优势力量，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是依靠集中优势兵力，分化瓦解、逐一歼灭敌人的战略策略。战争如此，搞建设也是如此。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重大困难，强调我们要“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9](393)。另一方面，掌握斗争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忧外患的形势十分严峻。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抓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这个主要矛盾，正确处理好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各民族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9](75)。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战略观，做出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习近平指出，“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10](9)。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布局、战略重点、战略目标等都做了科学谋划与设计。比如，在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上，他做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判断；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总体路径上，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重点的判断上，他鲜明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说，邓小平战略观是毛泽东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功运用，承前启后，既是对毛泽东战略观的继承与发展，也为习近平新时代战略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战略问题的重要性，并就此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系统科学的战略观。习近平战略观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产物，构建了实事求是地从战略的角度审视和把握当下和未来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新时代战略观深深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并与其核心内容相互映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与被概括为“十个明确”[11]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都有对应关系。如，“第二个明确”的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现代化国家战略的战略抓手相对应；“第三个明确”的要求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立场相对应；“第九个明确”的要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合作相对应；等等。因此，习近平新时代战略观的凝练形成和实践运用，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内涵的重大贡献。因此，深入学习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战略观的价值定位、逻辑依据、内容体系，对于当前我们深刻领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和大政方针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一) 准确锚定战略观的价值定位：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12]。这就充分表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3](166)马克思的战略观主要体现在对革命前景的准确分析上，它指明了革命的前提要从社会物质基础出发才能获得，需要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各国彼此交往形成的高度来掌握，并进一步指明了革命的力量是无产者，并做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重要战略论断。恩格斯也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发生。[13](306)马克思、恩格斯都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前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准确的论述。这些著名论述闪现着两位革命导师战略观的高瞻远瞩和把握事物发展大方向的智慧光芒，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战略思维洞悉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得出的划时代理论。

　　习近平历来高度重视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把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从习近平的从政实践和履历来看，他对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战略上的思考和谋划。在河北正定，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各个岗位上的战略家”[14]；在福建，他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从战略上顶层设计、谋篇布局、一体推进；在浙江，他创造性地提出“八八战略”；在上海，他强调必须“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15]。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他更是强调战略问题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凡是涉及内政国防外交的重大问题“都需要从战略上进行思考、研究和筹划”，“都需要从战略上拿出治本之策”[16]。总之，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依据百年大变局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把战略问题摆在首要位置，将其认作是“国之大者”“党之大计”，是党治国理政的关键性和根本性问题，赋予战略观全新的价值地位。

　　(二) 科学擘画战略观的时代坐标：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

　　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和学说都是符合历史规律、植根客观实际、洞悉时代风云变化的思想产物。擘画民族复兴蓝图需要战略思维，治国理政更加需要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身上体现出革命性和先进性的鲜明特征。《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革命战略思想，这些革命战略思想成为那个时代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战略目标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的战略思维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具有科学的战略思维方法和战略思想的深刻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确立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之思想和方法基础。毫无疑问，习近平战略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思维方法，特别是毛泽东战略观，对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复兴伟业有极其重要的指引意义。

　　立足新时代，要树立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习近平从战略高度、历史纵深、时代变局出发并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大变化所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是当前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一方面，坚定历史自信，树立大历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就是要从历史纵深和中外比较的宽广视野中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事物发展的趋向，在坚定历史自信中把握当下、走向未来。他在回顾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史中取得成功的秘诀时指出，“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12]。另一方面，注重观察时代、把握时代、解读时代，树立大时代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从历史脉络、实践主题、人民性、民族性、世界性五个维度阐释了新时代的基本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领域的战略策略。

　　胸怀“两个大局”，要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胸怀“两个大局”，是习近平对当前国内外发展大势的科学研判和正确把握，也是新时代制定正确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一方面，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今天比任何时候更接近、更有希望和信心实现这一伟大梦想，但国内改革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和新出现的矛盾相互叠加，这就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另一方面，深刻把握百年变局下的“变”与“不变”，用好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当今世界发展格局和世界力量对比正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东升西降”的态势正在悄然形成。但不管世界形势和格局如何变化和错综复杂，当今整个世界仍是马克思所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代，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我国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蕴含的“不变”。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7]。

　　(三) 有机构成新时代战略观的科学体系：构建“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实施”等基本框架

　　战略是从长远、大局、大势上所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重要决策，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才能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重视战略这个根本问题，善于运用战略思维谋篇布局和治国理政，从确立战略目标到构建战略布局再到推动战略实施，形成了科学系统、逻辑严密、内容丰富的战略思想。

　　一是确立战略目标。目标使命是战略观的核心内容。确立正确的战略目标，这是构建战略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战略就无从实施和开展。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就提出“中国梦”这个宏伟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还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说，这种富有层次性、渐进性，梯度式的战略部署，是民族复兴总体战略目标的阶段性彰显。

　　二是构建战略布局。战略布局是对战略目标和使命的进一步展开和延伸，也是推动战略具体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突出强调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和重点推进，全方位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治国理政的总体谋划和路线图，共同支撑起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全局。“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包含着对过去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的承继与延续，又面向未来，进行了具体的战略部署，使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各司其职、协同推进。

　　三是推进战略实施。战略实施是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的具体执行和落实。任何一个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最终都必须转变为具体的实践，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战略效果。而“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1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确立宏大的战略目标、构建总体的战略布局后，就开始围绕这一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来着手实施。比如，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先后开启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系列战略行动；针对领土和海洋管辖权的相关问题，实施了经略海洋的“海洋强国战略”；面对百年变局和西方国家的竞相打压，实施了“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战略，教育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新的治疆、治藏方略，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等。实践证明，它们的实施有力地应对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战略演进史、奋进史，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离不开战略的指导作用。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战略观中闪耀着军事和斗争的智慧光芒。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完善中国发展的战略布局贡献了智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战略观有了更加深厚丰富的内涵。习近平战略观与毛泽东战略观之间是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习近平战略观坚持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又依据新时代“两个大局”的重大变化，提出了战略问题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坚持毛泽东关于战略观必须始终围绕党的目标来展开的原则，又结合时代方位提出要紧紧围绕民族复兴这一战略目标而展开；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战略观的内在要求，强调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10](9)，又结合时代需求提出了“战略主动”等新概念、新范畴；继承毛泽东关于战略与战术辩证关系的理解，又结合时代特征提出要“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18]的战略思想。总之，习近平战略观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战略支撑。

　　(一) 从“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到“战略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坚持和发展了战略问题在党和国家事业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战略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它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十分注重研究战略问题，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3](1298)。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提出战略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性、关键性问题，它不仅关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发展趋势和走向，更决定着一个政党和国家的命运，强调战略研判要准确、战略谋划要科学、战略上要赢得主动。

　　一是战略研判要准确。战略研判是依据国内外发展形势，对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和判定。习近平认为要准确进行战略判断，一方面，应当坚定理论自信，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在“乱云飞渡”和“众说纷纭”中保持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不犹豫迟疑、患得患失。另一方面，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分析和研判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统筹“两个大局”，兼顾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把事物的发展趋势和结果往不好的方向上做打算，也要做好力所不能及的准备，在科学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精准预判事物未来发展的走向、蕴含的机遇与风险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有利结果。

　　二是战略谋划要科学。战略谋划是一种超前意识和前瞻思维，这就意味着科学的战略谋划必须兼顾当前与长远、现实与未来、战略主体与客体的需要。一方面，应当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既要明确战略目标，注重顶层设计，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国际国内双循环等多种关系，又要突出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层次和结构性问题、生态和安全领域的难点问题、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等。另一方面，应当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当前，不管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战略等的提出，还是雄安新区的建设、港澳湾大湾区的建设等，都是立足当下和长远、全局和局部所做出的科学谋划和决策。

　　三是战略上要赢得主动。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才不会被西方敌对势力所要挟和控制，才能够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有所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个政党要在各种竞争和斗争中处在不败之地，就必须“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坚定不移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10](53)。当前，我们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面对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问题、挑战与困难，必须树立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既要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难题置放于纵向的历史长河和横向的国际视野中去考量和比较，保持历史自信和战略定力，又要脚踏实地，着眼于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二) 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新地擘画了新时代战略观的使命愿景

　　战略观本身是依据当下的现实状况实事求是地对未来发展的一种长远谋划和全局规划。毛泽东研判分析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确立了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战略目标，即“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之后“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2](666)。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新时代新发展实际，明确提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

　　一是确立战略目标愿景，以“强国梦”凝聚思想共识。目标愿景是战略的核心问题，也是凝聚人心、引领前行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指出：无论我们党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我们党旗帜鲜明了，全党都行动起来了，全社会就会跟着走”[10](11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奋力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朝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持续前进。但实现这一宏大愿景不会轻而易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付出更为艰苦、更为艰巨的努力。

　　二是要胸怀党和国家全局，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正确的战略观关乎大局、长远和未来，决定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指出：进行宏观层面的系统思考和部署，要有大局意识和全局思维，能够“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20]。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进行战略谋划和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上，胸怀国之大者，强化顶层设计、整体谋划，跳出条条框框限制，摒弃地方关门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部分、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

　　相对于毛泽东战略观而言，习近平战略观继承了战略观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愿景展开的观点，但更加强调顶层设计、远景擘画、分阶段展开及各要素间的协同配合、狠抓落实等，这些都与我们当前强调的胸怀大局、心系国之大者的相关战略理念密切相关。

　　(三) 从“战略头脑”“战略策略”到“战略思维”“战略定力”等，丰富了新时代战略观的思想体系

　　战略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其内涵的表现形式存在着差异。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多的是从战争、政治、外交的视角提出战略头脑、战略方针、战略策略、战略战术等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政治特性和现实价值。进入新时代，在认识论层面，习近平提出了战略思维、战略目标、战略意识、战略眼光、战略全局等；在方法论层面，习近平提出了战略思维、战略研判、战略布局、战略定力、战略举措等，在毛泽东关于战略观的基本概念框架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战略观的思想体系。

　　一是强调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10](9)。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全局性、前瞻性、创新性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针对部分党员干部现阶段存在的“本领恐慌”和“本领不足”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战略思维。一方面，要统揽全局，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上处理各方面、各阶段的关系。他要求全党及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时必须站在大局和全局的角度上，以整体和全局利益为重，不能计较一地一域的小得失，而是应当把自身工作放到全党和全国这个“一盘棋”当中去思考和把握。另一方面，要顺势而为，抓住战略机遇期。他反复强调面对形势、时代、任务的不断变化，必须抢抓机遇，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应势而动、乘势而上，透过纷繁复杂的局势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善做战略谋划，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在立足大势的基础上办好大事。

　　二是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实质上是全党应对内外风险和挑战时保持战略定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21]一方面，他关于战略定力的重要论述在宏观层面集中体现为坚定“四个自信”。在发展道路层面，集中体现为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对国家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坚决维护；在思想理论层面，集中体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在制度层面，集中体现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文化层面，集中体现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明确了保持战略定力的实践要求。他认为保持战略定力首要的是理论上要清醒，既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保持战略定力的理论自觉；又要积极投身实践，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不畏艰苦、不惧风险、勇于斗争、敢于担当的意志胆识，强化对战略定力的心理支撑。

　　(四) 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到“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与时俱进地拓展了战略与战术的辩证关系

　　战略与战术、战略与策略的辩证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和时代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文章中对战略与战术、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其思想光芒至今还熠熠生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战略上坚持打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等。

　　一是坚持持久战与打好歼灭战的有机统一。战略是决定全局和大局的策略，战术是解决部分和局部问题的方法。战略和战术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针对经济工作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与严峻挑战，强调要“战略上坚持打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实践，对党和国家开展其他各项工作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根本指引。一方面，战略上强调坚持持久战，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贸然行事，要注意把握节奏和力度，保持战略定力，有意志和决心经受各种风险的长久考验，有耐心和耐力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战术上强调打好歼灭战，意味着我们要抓重点、抓中心、抓关键，明确主攻方向，关注问题焦点，比如着力解决经济工作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项重点任务，严抓反腐败斗争中的多发易发领域，抓住“关键少数”等。

　　二是坚持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一。战略引领策略，策略实现战略，正确处理战略与策略的辩证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是谋事之基、成事之要。习近平指出：“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12]一方面，要不断强化战略的坚定性。面对百年变局，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面对民族复兴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难以预测的风险和挑战，同样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定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强策略的有效性与灵活性。他认为在战略指导下所制定的政策和策略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避免简单化、单一化，既要着眼于关系党和国家大局的重大问题，增强战略谋划的科学性与长期指导性，也要识变应变，不断调整政策策略，确保政策和策略的有效性，真正做到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总而言之，习近平战略观是对毛泽东战略观的继承与发展，是立足于“两个大局”基础，实事求是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创新，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它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战略观的价值定位、内在要求、概念体系等，又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赋予了战略问题新的时代定位、科学内涵及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等。新时代伟大实践及其成就证明，习近平新时代战略观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观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养分，已经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国复兴伟业的战略引导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汤建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情研究会会长、中共湖南省委宣讲团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项目首席专家，中央组织部党建调研成果一等奖获得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公开发表文章50多篇，还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摘，撰写的智库报告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批示，积极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