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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工作，立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从“七个着力”入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极具时代精神、展现世界情怀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总结了百余年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指引，具有丰富而深刻的逻辑自洽性。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加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于整体性、系统性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贡献、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全局性、战略性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究其本质而言，文化是反映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内的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的社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位序的勘定内蕴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读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社会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存在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意识在“改变世界”的历程中表现为偶然性的“曲线”，蕴藏着实践的动力因素。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形成一个子集；但另一方面，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社会存在作为一个集合，又有自身存在发展的一般逻辑；单个子集包含在整个集合之中，前者的变化取决于后者的运动，而后者的运动又给予前者一定的自由空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二者之间辩证互动的写照。这一客观规律开启了探寻社会形态矛盾运动的前提和方向，对于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规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着思想观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但这一逻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亦是合乎历史逻辑走向，是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历史变迁的展现与反思。回归当代语境，社会主义社会亦有自己的逻辑架构，不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较为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今天共同富裕的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现实，前瞻性地从思想内在关联历史的前提出发，形成符合当代中国现实的精神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基于现实的呼唤，在当代历史情境中还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重要维度的理论探索。

　　历史的变迁自始至终潜藏着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文化作为精神存在，为现实的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实践的适应与更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的见解无一不游离于客观的生活现实，将文化发展立足于现实的逻辑基础之上，使得社会生产基于文化得到相应改造，并为人类社会发展增添独特的意识色彩。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并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存在与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基本观点，在努力实现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竭力夯实社会发展基础、持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同时将文化工作贯穿到新的历史方位加以思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表征，是国家、民族当代境遇的灵魂彰显，是国家繁荣、民族兴盛的形象展露，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现实的社会变换为文化发展开拓历史唯物主义的容纳空间，高度重视物质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置于实践发展基础之上，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理性。

　　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的客观现实，实现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新飞跃，是以文化发展紧扣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凸显。其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发挥文化在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使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志同道合”。其二，“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首要任务，着重体现了质的要求，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则以文化产业为契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以文化事业激活社会高质发展。其三，“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的起点上，深入理解“两个结合”重要命题，尤其是以“第二个结合”厚植文化主体性，固本盛源，以精神凝聚增强民族团结力。可以说，新时代文化工作的每一项部署都与社会演变紧密契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科学探索、对文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把握。实践是文化之源，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对社会变迁的历史探索中、在深刻回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课题中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社会意识的先进表现形式，习近平文化思想亦是继承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能动性的阐释，将文化特有的价值引领功能置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层面。习近平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倘若将文化局限在虚舟飘瓦的定势思维中，文化自觉也将无从彰显。也正如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坚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总体而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新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现实反映，也是追赶历史发展潮流的明灯；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层面的具体体现，亦是对唯心史观漠视现实的理论超越。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精神层面作为高层次的价值趋向，生成于“传统”的理论胚胎之中。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延续的时间表象，亦是现实的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马克思这一论断将希腊神话比作“素材”，其包含的历史内容为后世希腊文艺提供了培育“土壤”。换言之，神话保留了民族精神的意象，后世文学亦脱离不开这种民族的文脉传承。马克思这里所意指的传承，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自是内蕴着批判和超越性，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传统观念作为历史积淀的精神遗产，总是具有合乎目的和时代需要的历史性形式和内容，因而这里所说的“决裂”，不是“分裂”亦或“断裂”的狭隘视域，而是对传统观念的“扬弃”。从本质上看，当私有制取代封建所有制时，传统的血缘宗法关系也随之被私利观念所取代，同样的，当私有制被取代时，利己观念也会随之发生转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强调传统观念是一个复杂的组成，各个组成部分都各自有其特点，它们与历史变革并非是同步的。革命性的变革并非是对传统观念的整体倾覆，而是从批判性思维出发，经由历史沉淀出“纯粹”的理论结晶。资本文明深谙局限性的同时，其张力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资本的出现颠覆了人对自然的单方面依赖，开创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从一定程度上说，资本文明亦有其正向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社会制度演变出发，指明资本文明具有的“双面性”，引申出批判继承、创新超越的“大历史观”。

　　历史不断证明，每逢外敌入侵，古圣先贤中所蕴含的民族自强的文化基因便凸显出来，激励着中华儿女团结奋起，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历史的积淀无法穿越时代成为当下文化发展的限定，唯有创新超越才能再现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彰显其内在生命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时代精华，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现实演绎；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观点，找到了探究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钥匙，挣脱了特定的历史局限，拨开了一切掩盖中华文化成果的乌云遮蔽，自觉站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审思文化建构的时代命题，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书写中华文明新画卷、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文化发展新高度，为中华文明的时代诉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文明前景和多元特质。

　　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历史之思”，守正创新，是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塑新时代中华文明“根脉”守于牢、创于新的支点所在。“‘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赓续中华文脉，夯实文化历史底蕴。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体系并非一蹴即至、安常守故，而是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正是这种“以史为鉴”的历史态度使得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住中华文明民族团结统一的突出特性，广泛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夺取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观之，中国道路正是从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走来，亦是中华文明的“代言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独有元素，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特有精髓，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中华文明熔铸延伸之“路”。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自觉深邃的历史眼光、价值诉求的高度同构性、内涵底蕴的现实创新性实现“新旧”文化共通。在社会理想层面：《尚书》记载尧帝时期凭借大公之德，以钦、明、文、思四德教化百姓，感化了天下人，遂而群贤毕至，实现了天下安定的美好景象，故孔子将其看作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即明了天地万物共为一体，以博大胸怀对待万事万物，“为公”亦“为共”，天下为天下人共有，注重以“公心”治理社会。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高度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现状的创新方案，是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阶梯，亦是中华文明观照世界的历史写照。在家国情怀层面，《易经·乾卦·象曰》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省自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关键期，习近平指出：“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民族复兴不是轻而易举实现的，不是少数人的奋斗使命，而是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不难看出，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浓厚的思想底蕴。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柢，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彰显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日新又新的连续性，亦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超越的真理表达。

　　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中，实践蕴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秘密”，文化强大的精神纽带功能亦是源于其特有的实践性。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无产阶级意识“灌输”群众，培塑社会主义意识，开展无产阶级斗争。今天，意识形态斗争极为隐秘复杂，西方价值观“见缝插针”，在方式方法上费尽心机，“混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中。面对如此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何以稳固、何以彰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现实条件下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亦是驳斥西方价值观的历史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观念的集中呈现，是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价值诉求，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迥然有异的两种社会形态，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大异其趣，无论是从民族立场还是从人民立场，意识形态的建构始终是关系文化安全的重要维度。为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清晰定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从意识形态建设的引领力、凝聚力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和文化前进方向，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变的指导准则，以维护文化安全层面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在理论观点与方法实践基础上与历史唯物主义同频共振。

　　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厚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底色的核心所在。“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以不变应万变，除了坚定道路自信之外，还要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如若意识形态领导权旁落，各种错误思潮必将伺机炒作蔓延，造成思想杂乱、社会割裂、政局动荡的危险局面。基于此，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高扬马克思主义主旋律，着眼于提升意识形态凝聚力，高度肯定了文化对增进社会共识的巨大反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要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打造主流舆论新格局。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更是高度重视“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如此种种，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方向，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激浊扬清，在恶浪考验中稳定政治本色，激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舆论工作，着眼于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从思想舆论工作的预设中开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固和创新。“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全局战略高度，就抓好新闻舆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到肩负重大政治责任、从坚守阵地意识到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从打造强势传媒到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从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到讲好中国故事……新思想解决新问题，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尤其需要举旗帜筑同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健康发展。概括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和凝聚力正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话语传播和自身价值的展现来实现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不断提高意识形态供给力的“最优解”。

　　中国式现代化萌生于消弭资本逻辑对人的裹挟，渗透着还原“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及价值旨向的历史态度，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特质拆穿西方现代化虚伪性的历史进步，充分显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主体自觉。新征程新任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昭示共同富裕的推进有了新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旨向，故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层面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创造性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上升到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深入探析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文化的需要，并从价值观入手，鲜明地提出了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断，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文化主体性的科学立论的进一步阐释与发展。习近平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着人民群众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凝聚社会共识，戮力同心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为逻辑主导，以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逻辑链条，力求破解“现实的人”何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了基于唯物史观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主体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主体、践行路径、目标旨向，深刻阐释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关系。其一，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是造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然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聚焦思想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成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参与者。其二，重视发挥文学艺术的熏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文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20年国家文物局向社会推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2023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更是以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彰显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价值情怀。影视剧《我和我的祖国》《人世间》等生动诠释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弘扬了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是提升人民群众思想觉悟，丰富精神素养的实践养成过程。形式多元的文艺作品以无声之音弘扬高尚道德理念和崇高的理想信念，对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发挥着感染和熏陶作用，人民群众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享有者。其三，明确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核心价值观承载着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关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在潜意识里能够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引导人们不断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又绘就了人民对历史发展的期许，同时彰显了人民精神追求的价值表达。概括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现实的人”的历史限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动性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由“主观样态”上升到“客观样态”，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人”的主体肯认及价值认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新征程。革命时期，党十分注重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通过“普及政治宣传”，用文化联系、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思想保障。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的提出，更是党初步探索、思考文化发展出路的经验积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政治担当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激发了文化发展活力，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为根本依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的互构逻辑在无产阶级领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文化领导主体作用的同时，从领导力量与人民群众的现实关系出发，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的理论升华。从文化发展主体到文化领导主体，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历史主动性、阐明了理论立场对于文化建构的重大影响，更是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文化建设的现代性中国话语叙事。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一以贯之地坚持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其一，从理论层面看，新时代文化建设成就与党的领导紧密相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工作为载体，坚持党的领导，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为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其二，从实践层面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党的领导定航导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进一步强化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党的领导充分保障了人民对文化发展成果的享有和权益。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2019年习近平在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2020年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无论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文化教育，党的领导始终围绕关切文化发展的大事，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文化建设集聚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领导与文化建设的内在统一，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领导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载体，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真理之光”。

　　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的形成促使世界各地相对封闭状态被打破，文明交流成为普遍现象。世界历史推动文明交往突破地域隔阂，以交流促共生，实现文明的延承与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本家们争相扩大产品出售市场，生产和产品等要素逐渐带有世界性色彩，世界各地结束了封闭割据状态成为一个整体，为各文明的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文明交往促使封建文明脱离愚昧、腐朽走向资本主义文明；农耕文明脱离原始、落后走向发达工业文明。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文明的交流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为共产主义文明创造了历史前提。全新的文明形态批判了资产阶级狭隘的逐利视野，将人的自由解放纳入文明发展进程之中，自由解放成为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但在形式上又是多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实现了不同文明在空间层面的共存共生。以“世界历史”为内在前提的人类各文明的普遍交往得以确证。

　　既然世界文明的最终归宿是经由文明交往汇就“自由联合体”，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重大问题“何以建构？”西方文明长期占据话语主导权，在其视域下，“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的论调实质上是以极度的傲慢蔑视“他者”，将“他者”视作“另类”，无法正确看待文明差异，甚者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与西方不同，中华文明更为强调文明平等、文明交流、文明共生，致力于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合共生。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全球文明倡议廓清文明发展迷雾，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浓缩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理论精华。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种实践层面的历史主动，更是一种把握世界历史大势的唯物史观。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时代新变和全球发展，积极探索中国的叙事话语，破除言说藩篱，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融通世界，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路径，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张力中实现超越。这一探索彰显着文化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结合，其价值指向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世界文明发展本质的丰富内涵。

　　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着力点，促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和合共生。其一，创新国际传播方式，以传播动能彰显中华文明精神底色。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利用互联网平台传播打破西方“垄断”地位，提升外部报道的真实可靠性，“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与认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其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探寻文明交流支点。“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是中华文明内涵的外在彰显，是提升中华文明感染力的关键举措，“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打破西方文明对中国形象的歪曲捏造，消弭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距离感，“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其三，提升国家影响力，推进国际文化新互动。习近平指出：“要重视公共外交，广泛参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公共外交是化解文明冲突，提升国家影响力，向世界其他文明展现真实、和平的中华文明的关键举措，能够真正做到国际文明交流“不失语”，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尊重多元之态兼收并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者简介：韩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雪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