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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改革与开放、发展与安全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胸怀天下、把握时代大势、确保未来发展的安全性和主动权的重大战略部署。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是增强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的重要路径。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加开放、多元和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不仅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面对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站在全人类发展高度，协调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完善与创新国际制度的需要；更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鲜明时代价值和重要世界意义。

　　第一，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中国发挥更大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推动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根据世界银行报告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仍然恢复缓慢，增长速度仅仅高于发生全球经济衰退的2009年和2020年，为近30年来经济增长的第三次低谷。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继续超过30%。2023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7%，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0.2%，其中旅行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67%。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世界提供更大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充分体现了中国胸怀天下、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大国担当。

　　第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规则体系，有利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现行国际规则主要体现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严重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国际规则是全球经济活动的规范工具和行为准则，同时体现了世界各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已不限于市场规模竞争和技术优势竞争，更多的是制度设计竞争和规则制定竞争。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与创新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国际规则的重构与创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不仅要进一步对接国际高水平规则，提高国际规则国内转化的效率和效益，更要提升中国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能力，将符合历史潮流的中国式现代化所积累的国内经验和规则上升为国际规则，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第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规制合作，有助于建设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动国际规制合作，实现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要求。流动型开放属于“边境开放”，即通过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来促进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准入开放，而制度型开放是一种“边境后开放”，更加注重制度型的对接、创新与引领。国际规制合作不仅是规则标准本身的合作，还包括制定规则标准、执行规则标准和监督规则标准执行的机构和程序等的合作。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规制合作关注较早，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已经设计了一个规制协调和相互认可的合作体系，《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美墨加协议》《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也包含国际规制合作的专门条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需要积极推动国际规制合作，准确把握国际规制合作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参与并主导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和创新。

　　第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融入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转变为推动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推动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新体系。随着美欧国家内部极端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愈加激烈。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但它并不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目前世界面临经济恢复乏力、通货膨胀严重、粮食安全和能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维护全球价值链正常运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国际贸易仍然是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经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2022年全球贸易总额达到32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纪录。其中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为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0％；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为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全球贸易需求仍然坚挺，全球贸易总量仍然具有较大潜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表明中国积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彰显了中国勇担时代重任、积极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签署合作文件、搭建合作平台、对接发展战略、深化政策沟通，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引领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结合，有力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抗击风险能力，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体现，也将为提高开放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引领国际规则重构和创新，助力建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内容涵盖投资、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战略合作持续扩容，共建“一带一路”各种体制机制建设正逐渐成形。中国先后于2017年和2019年成功主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多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高级别代表出席，共襄盛举。中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推动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截至2022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累计批准项目181个，融资额达到357亿美元；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设立的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已经在20多个国家开展投资。同时，中国牵头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支持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时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重视各国的经贸投资合作，而且将更加重视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发展模式的改革和完善，强调各国充分交流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共同参与国际议程的制定，共同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共同维护多元、合作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

　　第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动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创新打造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建设网络和贸易投资格局，有力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践行10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了一大批标志性的工程项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硕果累累。如中国与肯尼亚共建的蒙内铁路，不仅是当地经济增长“大动脉”，而且成为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客货运输量稳步增长，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雅万高铁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有力带动印尼经济增长。通过“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等海陆联动和内外统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运输效率大幅提高，贸易辐射网络不断增强，沿线各国经济融合进一步强化。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继续增加，达到13.8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贸易规模创造历史新高；2023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9.8%，比进出口总额整体增速高出7.7个百分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塑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迈进。

　　第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民心相通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从理念上对冲逆全球化思潮。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促和平、谋发展的愿望。2016年，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彰显了“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多边发展理念的高度契合，凝聚了国际社会在共同发展方面的高度共识。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中国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学互鉴和文化融合创新，共建国家民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10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合作，打造了一批“小而美”民生工程，铺就了通民心、达民意、惠民生的阳光大道。中国企业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为共建国家培训相关人才1万多人。预计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可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全球收入增加0.7%—2.9%。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造福世界的“发展带”和惠及人类的“幸福路”。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眼全局和长远而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协同推进的关键是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要义，在规则制定、政策协调、人才培养方面加大投入，提升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统筹协调国际国内规则，推动国际规则重构与创新。长期以来，由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导致全球利益分配、资源利用和制度权力严重失衡，无法满足和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需要。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方面需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类规则，重点把握新兴领域与核心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另一方面需要坚持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双轮驱动，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积极推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同创新，共同推动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全球绿色金融规则、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携手“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国际规制合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随着关税、非关税等边境措施的削减和取消，国家间不同的规则标准、执行机构和程序成为新的“边境后”贸易壁垒，对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影响已超越传统的关税壁垒。世贸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是推动国际规制合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加强国际规制合作上提质增效，准确把握国际规制合作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强化“政策沟通”的基础性工作，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建双边规制合作平台，推动规制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对接，消除或削减“边境后”公共政策壁垒；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增加有关推进国际规制合作的条款，设立专门的规制合作委员会，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倡导各国定期发布相关信息，探索建立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规制合作的模式和路径。

　　第三，大力培养综合型复合型国际治理人才。一是进一步完善国际治理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国家战略。通过制定和完善国际治理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对国际治理人才培养、选拔、培训、外派、回国安置和福利待遇等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二是强化与联合国下属国际组织合作，充分发挥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职能和作用，在为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中国管理人才的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国际治理人才。三是创新培养模式，注重发挥政府管理部门与高等院校之间的互补优势。鼓励支持相关高校打造跨学科、综合性、复合型、全方位的国际治理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积极选拔特定领域的综合型复合型国际治理专业人才。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以理想信念开启梦想，以理论知识激发创新，以实践能力促进实干，为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选拔培养政治、外交、法律、金融、卫生、教育和社会工作等领域的高端国际治理专业人才。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3年第9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