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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6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什么是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为什么要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学界如何努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体系化、学理化？本文试就此做一些讨论。

　　习近平提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我们党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性认识的重要体现。必须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党的理论创新的一条规律。

　　习近平在主持党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什么取得更为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需要不断深化对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这是因为，党的理论创新有自身规律，只有深入研究规律、自觉运用规律，才能使理论创新活动符合客观规律。

　　党的理论创新是一种实践基础上的认识活动，同其他一切认识活动一样，有自身规律。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规律，同外部世界规律相比，在表现上不同，但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都具有客观性。马克思说：“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他同时指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同外部自然过程一样，人的认识和思维过程是在一定条件下生成的有规律的运动。一切规律作为事物固有本质的必然联系，都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具有客观性的规律是不存在的。理论创新作为一种有规律的认识活动，不能违背规律，但可以自觉认识规律、运用规律，积极主动遵循规律，获取思想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和真理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人类认识发展基本规律。党的理论创新也要遵循这些普遍、基本的规律。同时，党的理论创新作为一种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高度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又有其特殊规律。党的理论创新规律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的接力奋斗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经验。总结经验深化规律性认识，对于推动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提出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探求规律、遵循规律进行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

　　党的理论创新规律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党的理论创新的丰富经验，从多方面揭示和阐述了理论创新的规律。“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就是其中一条重要规律。我们应认真学习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的精神，进行深入研究。

　　为什么说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决定的。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才使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得以成为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存在众多不同甚至相互根本对立的学说，这些学说并非都称得上科学。就理论、学说中不同部分、方面的具体内容而言，各种理论都可能包含这样或那样的真理颗粒，但从总体上说，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中具有真理性的科学体系只能有一个。认识是多元的，而真理是一元的。坚持唯物史观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能够从总体上成为科学的基本前提。由此就决定了，科学性并不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切理论的共同性质，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特有的性质。

　　为什么科学的理论是体系化、学理化的？这是由科学理论同客观对象的关系决定的。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结晶，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为与其对象相符合的真理性认识。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一种思想理论，只有当它正确反映自己的对象即与客观对象相符合时，才具有真理性，才能成为科学理论。

　　理论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反映的客观对象决定的。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普遍联系和系统性，决定了科学理论的系统性和体系化。习近平指出：“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统一的物质世界是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整体。恩格斯说：“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还写道：“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把世界看作各种运动变化着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交织起来构成的整体，虽然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朴素辩证法的世界观，后来由于缺乏科学认识的基础而被形而上学所取代，但是，不仅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充分揭示了自然界各种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且当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发展和社会实践已经证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不是孤立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运动、发展着的普遍联系的整体。

　　当代系统科学把事物看作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的系统，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物质世界事物的普遍联系。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的科学理论，必然是体系化的理论。列宁指出：“真理是全面的”“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全面反映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之总和的真理性认识，必然是系统化、体系化的认识。只有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才能正确反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事物和普遍联系的整个世界，成为科学的理论。一门科学的“体系化”，意味着包含在其中的各种知识、观点、结论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构成一个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完整体系。科学的理论必然是体系化的理论。科学是以体系化的形式存在、发展和发挥作用的。体系化是科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全面、完整的体系呈现出来的学科，才是成熟的学科。

　　科学的体系化和学理化密切关联。人对客观对象的完整认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感性认识以感觉、知觉、表象反映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理性认识以概念、判断、推理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以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实践，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是在社会实践和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以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形式反映客观对象的理性认识。科学概念的产生，标志着认识过程中的突变或飞跃。毛泽东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科学的“学理化”就在于，其内容深刻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不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其形式是由概念、判断、推理构成的逻辑严谨的体系，始终遵循逻辑思维的规则。

　　科学的体系化、学理化是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直到18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而到19世纪后，“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从搜集材料到整理材料，从认识既成事物到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从研究不同事物到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不仅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而且是理论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科学史显现出来的科学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和深化的规律，也就是科学的体系化、学理化不断发展的规律。

　　科学的体系化、学理化既表现在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中，也表现在各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人类认识和思维发展规律的体现。列宁认为，人的认识对自然界的反映，“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人不能完全把握整个自然界的“直接的总体”“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列宁总结的“辩证法的要素”，包括“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恩格斯认为，当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依据其内在联系来系统整理这些材料，并且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建立正确关系的时候，“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他强调：“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人类科学是一个体系，构成人类科学体系的各学科各自也是体系。无论是反映自然界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自然科学，反映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还是反映物质世界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哲学，都是不断发展、完善和深化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也是科学体系化、学理化的最高成就，至今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列宁强调：“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他还批驳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以哲学为世界观基础，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内容，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构成了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广泛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共中央印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科学体系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全面、博大精深，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等各领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构成这个体系的各部分、各方面的重要思想，各自也是一个体系。这是一个随着社会实践发展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发展着的体系。这一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也是其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内在要求不断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

　　既然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体现了理论创新的规律，那么自觉遵循规律，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就必然带来丰富的理论成果，因而是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第一，人的认识发展中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规律，分析和综合相互转化的规律表明，推进体系化、学理化在科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研究一定的事物，应当去发现其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进行概括，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再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更多的新事物，找出其特殊本质，进而丰富和发展对共同本质的认识。“这是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同时，客观事物中普遍存在部分和整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人的认识是在从部分到整体，又从整体到部分的循环往复中前进的。恩格斯说：“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由部分到整体，又由整体到部分的认识过程，是人的思维中综合和分析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过程。分析是在思维中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深入各部分去考察事物。综合是在思维中把对事物各个部分的认识统一起来，揭示事物整体的本质和规律。在分析与综合相互交替、转化的过程中，人们对事物整体和部分的认识相互促进、不断深入。从这一视角看，认识过程又是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过程。由于客观事物中同时存在多种矛盾，各种矛盾都会反映到认识过程中来，所以认识发展过程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每一对矛盾双方之间的本质联系，都会作为一种认识规律在认识和科学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基本规律揭示出来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无限发展的过程，同时包含着认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过程，包含着从分析到综合，又从综合到分析的循环往复过程。

　　不论自觉与否，科学在其发展历程中都受这些认识规律支配。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认识的基本规律时所指出，“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这表明，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地从个别中找到一般，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从分析到综合，从认识部分到认识整体，由表及里、由此达彼，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不断把所获得的知识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也就是科学的体系化、学理化过程。因此，科学知识的积累和这些知识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相伴而行的。一门科学的发展，既是反映其客观对象的知识不断增加、内容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又是将这些知识相互结合起来，揭示其间的内在关联，整合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过程。从总体上看，一门科学的产生、发展和其体系化、学理化是同一过程，但是存在自觉或不自觉、或快或慢的区别。人们越是自觉推进学科的体系化、学理化，就越能强有力地把科学推向前进。

　　第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显示了推进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作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随着实践和科学发展总结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在增添新的思想内容、丰富理论宝库的同时，不断推进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历史。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整体还是其中各不同部分的发展来看，都是如此。

　　例如，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其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历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以此为基础批判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简要提出了真理的标准、人与环境的关系、宗教的本质和起源、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等一系列关于社会历史重大问题的根本观点，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和“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秋至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活的生产，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必须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把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由此阐明意识的各种不同理论产物和形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萌芽”在这部当时未发表的著作中长成了“大树”。这本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马克思在1847年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中，以论战的形式第一次科学表达了唯物史观的观点。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公开宣示了新的世界观，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问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运用并检验了自己的理论。马克思论述法国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12月波拿巴政变历史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成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范例”。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运用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经过一生中黄金时代15年的研究，在1859年发表其经济学理论第一个重要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马克思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就对唯物史观做出了概括性表述。他说这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这段经典性表述一开头就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明确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四个基本范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并界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运用这些范畴勾画出了人类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揭示了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本质联系。

　　马克思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论断确立了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回答了在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又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确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标志着在整个世界观史上实现了变革，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之上。

　　马克思还阐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样就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导致社会革命、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一般进程。马克思进而指出分析社会变革的根据不是社会意识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并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

　　在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指明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最后得出了资产阶级社会必然灭亡的结论，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一段论述虽然只有800多字，但整合了一系列新创立的基本概念、范畴，运用这些概念作出明确科学判断和严密逻辑推理，构成了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扼要的然而是体系化、学理化的表述。这是马克思本人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最完整的概括，成为人们理解唯物史观最重要的经典文本依据。马克思在一篇书信中说：“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恩格斯当时发表书评指出：“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100多年来，包括列宁、毛泽东、习近平等在内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引用这些论述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做了更详细的阐述，并根据实践和科学的新发展，运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成果和马克思对这本书的摘要、批注，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明了原始社会的历史和阶级、国家的产生，针对歪曲唯物史观的错误观点阐明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论述了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基础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深化发展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发展唯物史观，为我们树立了推进科学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典范。

　　又如，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的写作，也是推进科学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范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对待国家”成为最迫切的政治实践问题被提上日程时，列宁就对国家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谈及国家问题的论著。

　　在1917年1月到2月写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列宁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篇著作中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反复研究，写下批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8月到9月，列宁写下了《国家与革命》。在这本书的写作提纲中，列宁推敲了采用历史的还是逻辑的叙述方法的问题，并按年代顺序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发展。后来，他采用的是把逻辑叙述和历史叙述结合在一起的写作方法。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中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中的论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等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不能不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将会“自行消亡”。然后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按照历史顺序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以及这之后关于国家问题的重要论述。在第五章中，又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阐明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指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不仅系统阐述，而且结合新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驳了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体系化、学理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做了充分理论准备。

　　再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体系化、学理化的范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深刻论述了人类认识的基础、本质和规律问题，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列宁还概括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回答了什么是认识的基础的问题；阐述了关于认识发展过程中“两次飞跃”多次反复、无限发展的理论，回答了“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的问题；论述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揭示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真理发展过程，从而构建了系统化、学理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对事物的矛盾运动做过大量精辟论述。列宁还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写道：“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各自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对立，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相互转化；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两种基本属性以及这二者的统一；矛盾斗争的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形式及其相互转化。

　　这样，毛泽东不仅完成了列宁提出但未能完成的“说明和发挥”的工作，而且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建构起体系化、学理化的对立统一规律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体系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

　　认识规律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都需要在不断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上多下功夫。

　　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党团结带领的中国人民。这个主体是领袖和群众的统一。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理论中新的思想、观点的形成和确立，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述为代表，以党中央的决议为依据，同时，理论工作者作为群众的一部分，其工作也是党的理论创新链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校科研要在党的思想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努力”。他特别强调，要“在研究上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研究”。通过进行“集成”“总装”来实现“自主创新”“综合创新”，是典型的推进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工作，学界大有用武之地，应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努力为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作出应有贡献。

　　党中央提出不断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并将其概括为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习近平提出要求：“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相互关联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多层级的体系，其中各个学科又是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习近平说：“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各个学科都可以构建起体系化、学理化的科学体系，但是实现这一任务要靠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一个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同时是推进其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

　　学界应当怎样努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化、学理化？笔者这里谈两点认识。

　　第一，推进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学理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变与不变的统一，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发展，在不断增添新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保持着自身质的规定性。习近平强调：“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视野、作出新概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应该成为推进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只有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熟读精思，学深悟透，领会精神实质，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深刻理解、阐释党的理论创新中产生的新成果及其同现有基本原理、重要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融会贯通，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和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三大体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第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化、学理化，必须坚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

　　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他强调：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坚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是推进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遵循的又一条基本原则。党的理论发展中新产生的思想成果，都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如果脱离社会实际生活去研究理论，坐在象牙塔内空想，从概念到概念，就理论谈理论，就不能真正理解党的创新理论，更不能理解和阐释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理论研究”不等于“研究理论”，理论研究工作绝不是仅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工作。从事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学者，从根本上说是以包括社会意识在内的统一的物质世界、首先是现实的社会实际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不能仅以思想、理论、学说为对象去做学问。必须面向社会实际生活，把对客观实际的研究和对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辩证思维的重要方法，更是辩证思维的基本原则。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党的创新理论体现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构成科学理论体系的各个部分、各个思想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作为理论对象的客观事物各部分、各方面之间内在联系的反映。如果不思考、研究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就不能真正理解科学理论的概念、判断、思想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能把握作为完整体系的科学理论，不能弄懂、弄通并阐释新观点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还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现实社会实践，才能合理取舍、正确对待不同学术资源，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构建本学科的三大体系。

　　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理论发展中新的概念、观点的产生，是同其已有的概念、观点以及来自其他方面学术资源相关联的，在形式上表现为遵循逻辑思维规则对原有的概念、判断以及其他学术资源进行思维加工的产物，并因此而融入理论体系，成为其中新的有机构成部分。但是，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如恩格斯指出，“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理论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集成”“总装”，实现综合创新，需要认真推敲概念、研究判断、完善推理，做好逻辑思维加工工作，但是绝不能脱离实际，离开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对象去做空洞、抽象的概念演绎，必须把理论研究、学术探讨建立在对社会实际生活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

　　习近平提出的“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的规律性认识，也需要构建成为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这只有经过学界共同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讨论才能实现。

　　（作者简介：田心铭，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