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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这不仅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也表明理论界对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层次和水平，向新的高度和深度提升。体系化注重理论观点之间的逻辑结构、总体框架及其构成的完整性、完备性，学理化注重思想挖掘的深入化、话语表达的学理化、内容阐释的学理化、精髓概括的学理化、理论建构的逻辑化，且深入挖掘重大政治命题和论断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体系化内在要求学理化，学理化服务于体系化。本文严格按照中央关于“体系化、学理化”的要求，在研究和表述中，既知其言更知其义、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既知其语更知其道，在严格同“中央精神”对表并尊重“文本原意”的前提下，力求以学理化方式，精准挖掘相关重大政治命题和论断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且上升到科学体系高度、深入到学理深层面。

　　以学理化方式提炼概括、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首先需要确定一种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基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实践来把握其科学体系的板块结构、内在逻辑和总体框架。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意味着首先要搞清楚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及其所处的时间、空间、条件即“历史方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每个时代只能提出它能解决的问题、提出它能完成的任务。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所解决的时代性问题，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集中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解决时代性问题、完成历史任务、实现奋斗目标，在习近平那里，既运用“哲学方法”，也采取“总体方略”，还提供“全面保障”。最为关键的是更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主体”。

　　二是从比喻意义上理解科学体系的板块结构、内在逻辑和总体框架。这可从把握“一棵参天大树”的板块结构入手。一棵参天大树，首先要搞清楚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栽的”，这好比科学体系所在的“历史方位”；其次要搞清楚这棵大树的“根深不深、实不实、牢不牢”，根深才能叶茂，这好比科学体系的“哲学根基”；再次要搞清楚这棵大树的“主干高不高、粗不粗”，这好比科学体系的“体系主干”；接下来，也需要搞清楚这棵大树主干上长出来的“枝干多不多、旺不旺、茂不茂”，这好比科学体系的“体系枝干”；接下来，又需要搞清楚这棵大树“所需要的环境、维护和保障”，这好比科学体系中的所谓“全面保障”；再接下来，还要进一步搞清楚负责这棵大树“管理、栽培、浇水、施肥、扎根、开花、结果、收获的主体”，这好比科学体系中的所谓“领导主体”；最后，经过各方努力，这棵大树要结出果实了，还需要搞清楚这棵大树及“枝干上结的是什么果实，果实大不大、多不多、好不好”，这好比科学体系的“原创贡献”。

　　综合“实践逻辑”和“大树比喻”两方面的分析并加以提炼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板块结构、内在逻辑和总体框架就是：历史方位—哲学根基—体系主干（奋斗目标）—体系枝干（总体方略）—全面保障—领导主体—原创贡献。全面深入研究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上述7个基本板块结构必不可少。

　　本文对人们谈论较多的“全面保障”“领导主体”两个板块不再赘述，集中分析和阐述“历史方位”“哲学根基”“体系主干”“体系枝干”“原创贡献”。

　　新时代、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两个大局、社会主要矛盾、大国成为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方位”判断的基本框架。

　　顾名思义，历史方位就是关于历史发展的位置，主要回答“由何而来”“现在何处”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的“时代定位”问题。从相关文献看，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个部分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意味着”“五句话时代特征”“社会主要矛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所讲的“两个大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共同构成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历史方位”的文本依据。

　　深入分析上述文本可以看出，“三个意味着”本质上是从中华民族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三个维度，对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确定，实质上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第一个意味着”，指的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了实现强起来新的历史起点上，聚焦的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讲的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核心点是“中华民族”之主体和“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宏大历史进程。“第二个意味着”，指的是社会主义由低谷到高潮，站在了焕发强大生机活力新的历史起点上，聚焦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强大生机活力”的叙事，主体是“科学社会主义”，总体趋势是“走出低谷—焕发生机”。“第三个意味着”，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了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的历史起点上，聚焦的是“人类实现现代化发展进程”，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世界意义”的叙事，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关键点是在世界现代化版图中，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意义，能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一种具有光明前景的新的选择。由此不难看出，聚焦中华民族，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聚焦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聚焦人类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者构成上述文本的内在逻辑和核心线索。分析这一逻辑和线索可以发现，通过“中华民族—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人类实现现代化”这一层次递进的主体比较，通过我国发展起来“前后”的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这三种不同的视野对照，关于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时代境遇是什么就基本清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即实现强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讲的五个“时代特征”，就是从五个角度对新时代及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行的阐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从解决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国家和民族“强不强”两个根本方面，对新时代及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行的阐释。

　　进一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历史方位”进行界定的同时，还蕴含两个明显的方法论框架。一个是横向上，“两个大局”的分析框架贯穿党的十九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始终。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五个“时代特征”，就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与世界现代化框架中思考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三个部分，在对世界历史趋势的观察、把握中，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体现一种“中国—世界”或“民族—人类”的“两个大局”观察方式和分析框架，其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战略全局，世界视野就是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个是纵向上，“大国建设→强国建设”成为一种贯通始终的逻辑分析进路。在对新时代10年的总结中，从基于中国人民创造“两大奇迹”，到转向“强起来”的历史判断；从基于探索世界或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全新选择”，到形成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的历史自信等，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中国发展从大国走向强国的理性自觉和自立自信。

　　理论的学理化、“时代、实践、文本、理论的根据”、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是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根基的基本要素。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

　　这表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要向纵深推进。即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向理论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建构推进，体系化内在要求学理化、学术化，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建构内在要求必须深入揭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根基。没有哲学根基的理论根本谈不上体系化、学理化，没有哲学的体系就没有“根”。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对这一科学体系进行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最为纵深最为根本最为厚重的就是理解其中蕴含的哲学根基。这应当看作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科学体系的深化，在这方面现有的相关成果还缺乏深入研究。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基于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所破解的根本问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六个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根基，若从学理上加以分析、提炼和概括，就是“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

　　“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是指在系统性实践和战略性谋划中运用辩证法，把辩证法运用于系统性实践和战略性谋划，在战略中有系统辩证法，在系统辩证法中有战略思维。它有四层含义：时间上，跳出眼前从长远眼光看眼前，具有长远视野；空间上，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具有宽广视野；系统上，跳出部分从整体看部分，具有整体视野；事物上，跳出现象从本质看现象，具有纵深视野。需要说明的是，“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根基，是蕴含“实践”这一元素的，这里讲的“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主要是从实践方面讲的。

　　对“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需要进一步从历史、实践、文本、理论四方面作出深入说明和论证。

　　首先，“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有历史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初，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使然，我国发展在实践上相对注重“重点突破”，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的重点在经济领域，意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和谐不稳定，针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当年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实质是强调“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注重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针对全面深化改革及其总目标，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方法取决于问题的本性。既然问题大都是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而且破解这些问题必然涉及系统以及其中的历史和现实、现象和本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由此就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谋划”，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且要运用辩证思维来正确处理系统中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是“划时代”的，就在于它具有转折性、根本性、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需要从战略上进行“系统整体设计”。这就把运用辩证思维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谋划”推到历史前台。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鲜明提出坚持系统观念，进一步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并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在对系统观念进行阐释时，专门谈到了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

　　其次，“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反映了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的本质特征，有实践依据。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解决的问题很多，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时代性问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就是“两个大局”中的重大问题，就是在大国成为强国进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上述问题都是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运用“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

　　再次，“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体现了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中的思想，有文本依据。关乎“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的相关文本论述，一是习近平关于“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二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蕴涵丰富且有深意。“基础性”有其深意，意味着其他观念如战略观念、辩证观念等都是建立在系统观念基础上的；思想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工作方法是改变世界的方法，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是哲学的两个根本功能。显然，“基础性”及其“思想和工作方法”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况且，任何系统都会涉及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现象和本质、部分和整体、结构和功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等关系，这些关系都具有战略性、实践性，需要运用辩证思维来分析和破解。把上述分析加以整合、提升和概括，就蕴含“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哲学精髓之一，就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时，是把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谈的，将此加以整合，就可以提炼为“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此外，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较多地使用了“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战略性”“总体性”“辩证性”等话语表述。

　　最后，“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有理论依据。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所解决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反映这种实践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也多是以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特征呈现的。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其中就涉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步走”总的战略安排、“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这些主要内容都鲜明地以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特征呈现出来。显然，从学理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

　　哲学根基、时代课题、社会主要矛盾、“四大之问”、“历史意义”“主要内容”和“五为五谋”，是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主干的基本路径。

　　扎根于“根基”的是树干，植根于哲学根基的是体系主干，体系主干都是扎根于哲学根基上的，没有离开哲学根基的体系主干。这一“体系主干”承上启下，既扎根于“哲学根基”之上，又长出“体系枝干”。

　　如何确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主干”？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短板，因为没有“主干”的思想只是思想的“散叶”，有“主干”的思想再加上其“哲学根基”，就抓住了科学体系的“思想芯片”。

　　要确定“体系主干”，需要从哲学根基、时代课题、社会主要矛盾、“四大之问”“历史意义”“主要内容”的文本表述中，有逻辑地提升概括出来。

　　第一，从“哲学根基”提升概括。“哲学根基”具有根本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根基的“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可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一个依据。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理解和把握其中蕴含的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指出：以前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这里的“好不好”，核心就是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当选我们党的总书记以后面对中外记者发表演讲，主题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况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社会主要矛盾影响我国发展的根本、全局、长远和整体），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史必然地推到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前台和中心，其中蕴含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实质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战略全局，它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任何国家和势力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我国已经开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看作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显然这既是战略性问题又是全局性问题，其实质就是解决国家和民族“强不强”的问题，从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讲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治国理政具有世界眼光，坚持胸怀天下，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提出的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就是致力于解决世界“和平不和平”的问题，“为世界谋大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总体上是围绕“打铁必须自身硬”展开的，他所讲的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讲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个明确”之首尾、“十四个坚持”之首尾、党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之首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等等，都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统一置于核心地位，其实质就是聚焦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这里，“旗帜”“根本指导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等，都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的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实质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始终保持蓬勃生机、旺盛活力的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归结起来，从哲学根基所蕴含的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中，我们分析和揭示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五大内核，这五大内核涉及“人民”“中华民族”“世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这恰恰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中最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问题，居于核心地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主干”，若用学理的话语来表达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简称“五为五谋”。

　　第二，从“时代课题”提升概括。“时代课题”管根本、管全局、管整体、管长远，具有系统性和战略性，能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二个依据。习近平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本质上就是解决国家和民族“强不强”的问题，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上就是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的问题，是“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相联，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其实质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始终保持蓬勃生机、旺盛活力的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是从“时代课题”中提炼概括出的“体系主干”。

　　第三，从“社会主要矛盾”提升概括。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能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三个依据。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要是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的问题，其实质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解决国家和民族“强不强”的问题，其实质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第四，从“四大之问”提升概括。“四大之问”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涉及党和国家事业的整体、全局、根本和战略，能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四个依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出版说明”强调：“习近平在领导党和人民应变局、开新局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新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之根本，就是解决国家和民族“强不强”的问题，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世界之问”之核心，就是解决“世界和平不和平”或“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是“为世界谋大同”；“人民之问”之关键，就是解决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的问题，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时代之问”与“新时代及其时代特征”和“时代课题”本质相关，其内核涉及如何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涉及新时代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进程中如何“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显然，“四大之问”蕴含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世界谋大同”“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这是从“四大之问”中提炼概括出的“体系主干”。

　　第五，从“历史意义”提升概括。这里讲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用大历史观，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发展史这种宽广、长远、整体、纵深视野，来分析和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史意义，其“历史意义”能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五个依据。它所讲的伟大“历史意义”，是分别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中国共产党”五大根本主题来讲的。深读文本可以明确看出，其核心内容分别讲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党为世界谋大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其实质显然讲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这是从“历史意义”中提炼概括出的“体系主干”。

　　第六，从“主要内容”提升概括。“主要内容”具有涵盖性、根本性、核心性、直接性，能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六个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十四个坚持”中的第二个坚持第八个坚持第九个坚持、第十一个坚持第十二个坚持、第十三个坚持、第一个坚持第十四个坚持，本质上分别讲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尤其是“十个明确”，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观点，其中第三个明确、第二个明确、第九个明确、第一个明确和第十个明确，就分别讲到了“人民”“中华民族”“世界”“中国共产党”，从更为本质和深层的意义上加以提升，其实质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

　　综合上述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体系主干”，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

　　“新发展理念”“两大布局”“战略安排”，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枝干的基本逻辑。

　　从逻辑上讲，体系之所以成为体系，要旨就在“体”和“系”要完备，整体逻辑要自洽。其中，核心在“体”，即要有主体或主干结构，“主干”内生出各种“枝干”；“系”，它附着于“体”，是从“体”生长出来“枝干”，它要“枝叶繁茂”。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样如此。

　　从学理逻辑上，如果说“五为五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主干”，那么，“新发展理念”“两大布局”和“战略安排”就是从“五为五谋”生长出来的“体系枝干”之核心内容，可概括为“总体方略”。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多从“体系枝干”及其他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述，而从“哲学根基”“体系主干”层面研究的比较少，甚至缺乏系统深入研究。

　　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主要内容中，我们可提炼概括出最为核心的内核，即“新发展理念”“两大布局”和“战略安排”，这分别是从“道”“术”“行”三个维度讲的。“十个明确”的逻辑是：方向道路—历史方位—奋斗目标—重大布局—政治保障；“十四个坚持”的逻辑是：治党治国治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十三个方面成就”的逻辑是：党的领导—“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防、安全、统一、外交。如果暂且不谈上述属于“历史方位”“体系主干”“全面保障”“领导主体”等的内容的话，留下的核心内容就是“新发展理念”“两大布局”和“战略安排”。这方面的内容就是“体系”之“系”，属于“体系枝干”，亦即为实现“五为五谋”所确定的总体方略。

　　“新发展理念”既然是“理念”，就属于“道”的范畴，是为实现“五为五谋”提供“道”上的总体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路”就是路径，路径属于方略范畴。新发展理念是从道的层面讲的“我国发展壮大”亦即“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总体方略，其根本支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说，它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总体方略。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他又明确强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不言而喻，新发展理念发源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之“根”，同时也是引领“两大布局”之道。

　　“两大布局”既然是“布局”，就属于“术”的范畴，是为实现“五为五谋”提供“术”上的总体方略。习近平治国理政在实践上谈的相对多的就是“两大布局”：一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二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两大布局”，把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改革、法治、强国建设、党的建设等都包括进来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都是围绕这些内容展开的，有合理性，然而还需要从中深入挖掘和提炼概括出科学体系的“思想芯片”。

　　“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既然是“安排”，就属于“行”的范畴，它是从“行”的层面为实现“五为五谋”提供的总体方略。

　　我们应基于“科学体系”，着重从历史方位、哲学根基、体系主干、体系枝干四个层面，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离开“科学体系”谈原创性贡献，就既无“体”又无“系”。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

　　一般来讲，谈论原创性贡献有两种思路：一是“条条思维”，用许多条条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二是“块块思维”，分几大块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我采取“块块思维”，着重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科学体系”的分析框架，来解析其原创性贡献。

　　第一，历史方位上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为提出并致力于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与“新时代课题、新社会主要矛盾、新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党史、新中国史上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新的历史方位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逻辑起点，这可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说。

　　从纵向来讲，集中体现在新时代提出并致力于解决“实现强起来”问题。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论创新源于新时代。新时代集中体现为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要紧紧围绕“实现强起来”这个时代主题，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这是理解原创性贡献的“主题”，也是理解原创性贡献的时代依据。这方面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史上，立足强国时代和强国逻辑，建构起“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强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原创性贡献。

　　从横向来讲，集中体现为提出并从实践上致力于解决新时代背景下新的时代课题、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奋斗目标问题。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创新也源于新实践。要紧紧围绕“新时代背景下新的时代课题、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奋斗目标”这个实践主线，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这是理解原创性贡献的“主线”，也是理解原创性贡献的实践依据。新的时代背景就是“两个大局”，新的时代课题就是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蕴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解决的根本问题，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蕴含新的奋斗目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

　　第二，哲学根基上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在把“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作为哲学基础，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是理解原创性贡献的哲学“主源”，也是理解原创性贡献的哲学依据，要基于这一哲学根基理解原创性贡献。唯物主义辩证法具有总体性，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这是共性。同时，这种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呈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辩证法主要呈现为“历史辩证法”。因为他们最注重的是在历史领域实现哲学变革，由“上半截子”唯物主义发展到“下半截子”唯物主义，确立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权威，这只有借助唯物主义辩证法才有可能。这种辩证法直接通达、走向现实世界和历史领域，揭示其内在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及其一般规律。在列宁那里，唯物主义辩证法主要采取“认识辩证法”形态。列宁着力思考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这首先需要认识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欧社会的具有独特性的俄国国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确定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俄国国情。这就把唯物主义认识论突出出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作。从俄国特殊国情出发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特殊实际相结合。这就要处理好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需要辩证法，《哲学笔记》就是辩证法的代表作。所以，列宁把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看作同一的。在毛泽东那里，唯物主义辩证法呈现为“实践辩证法”。要解决农民占大多数的落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涉及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辩证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党要用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这就涉及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由此便有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两部哲学代表作。前者讲矛盾论，要处理一般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后者讲实践论，要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二者有机统一，就是“实践辩证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治国理政也特别注重唯物主义辩证法，同时在总体上也注重实践，由此也可以把他们的哲学思想总体上归为实践辩证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历史辩证法、认识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但更为鲜明的特质，就是注重“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在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系统性、战略性矛盾和问题，需要把辩证法运用于系统性和战略性问题之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的一种具有总体性的原创性贡献。

　　第三，体系主干上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为提出并致力于解决“五为五谋”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包括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党史上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是理解原创性贡献的哲学“主干”。（1）提出并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以“人民至上”的“民本逻辑”超越“资本主导”的“资本逻辑”，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原创贡献；（2）提出并致力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注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第一次建构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它区别并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拥有了思想文化的主体性，掌握了思想和文化的领导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新中国史上作出了原创性贡献；（3）提出并致力于为世界谋大同，由过去“被开除球籍”的“世界失我”，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性”的“世界有我”，走向“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的“世界向我”，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作出了原创性贡献；（4）提出并致力于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通过以党的自我革命等方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在党史上作出了原创性贡献；（5）提出并致力于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注重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解释21世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贡献了中国理论，掌握了解释21世纪世界的理论话语权，它区别并高于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第四，体系枝干上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为从道、术、行三方面提出了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两大布局”和“两步走”战略安排，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方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后半程”问题，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可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优势更好地治理国家，以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幸福安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道），这是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统筹推进“两大布局”（术），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体落实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行），这三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方略。

　　第五，从总体上，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在：它破解了超越资本主导逻辑、走向民本逻辑的问题；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全面治理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解决了“两制并存”格局中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世界向何处去”开辟新路的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解决了在世界历史大趋势中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问题；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长进程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问题；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总体方略问题；等等。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一级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