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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改革攻坚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难点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①，并郑重提醒，“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践行了这个要求，党的治国理政正是针对重大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在科学的问题意识指引下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我国之所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基本出发点是“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③。诸如，依然突出的总体发展“三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经济发展“四不”(科技创新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不精细、城乡区域不均衡)问题，党员干部“四风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客观存在又颇为突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一系列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刘云山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谋篇布局、推动工作，都是从问题入手，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比如，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出台的第一项规定就是八项规定，针对的就是当时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总书记到地方考察调研，更多的也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针对工作部署任务，习近平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直奔主题、直面问题，从不凌空蹈虚”。④党的十九大强调，自从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⑤质言之，这些成就和变革是带着问题导向、通过不断解决难题实现的。针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推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战略；针对社会发展精神力量问题，提出实现“中国梦”、坚定“四个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解决之道；针对国内社会活力没有充分激活、国内国外问题联动性愈益增强的问题，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习近平强调指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以“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的务实态度展开和完成各项工作。⑥与之相对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⑦“几乎都要讲问题，直奔主题、直面问题”⑧。

　　这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和科学前瞻，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在要素和推动力量，也因之构成其重要的理论特质。

　　其一，习近平概括说：“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⑨马克思曾明确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⑩；而且，“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1)。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只有不断地思索重大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探究其各种成因及其内在联系，才能把握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基本规律。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正是针对现实中遇见的“物质利益和法律关系问题”，进而重新思考该问题背后的理论问题，即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才促使他转向用唯物主义的立场思考、研究社会，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唯物史观；正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诸如劳动异化、剥削和社会两极分化、三大拜物教等社会问题的不断探究，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不断深化、成熟。陈先达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典范，他们的全部著作，没有不是为解决他们时代的大问题而作的。”(12)质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视问题、问题导向不过是对其理论根源即经典马克思主义上述理论基因的传承和时代化创新、上述鲜明特点的继承和时代化彰显。

　　其二，习近平多次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3)的确，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之日，就面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巨大难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叠加造成的国族贫弱、民不聊生的重大时代问题，直面这些问题，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勇往直前、努力求解，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百年的伟大征程，就是在勇敢面对问题、不断解决重大问题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目标、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赢得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创造性地解决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问题”，顺利完成了伟大过渡，社会主义全面建设走上新征程；改革开放以来，聚焦于求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成功开辟并不断健康发展。(14)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代的拓展和深化，它致力于在实践中探索和求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对这个重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的深入解答、系统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重视，是对中国共产党这方面优良传统的赓续和发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问题意识，固然是对前述理论基因的继承、优良传统的赓续，但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新时代的新变化、新诉求，在全面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整合、守正出新，大大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形成了对问题颇具特色的科学关注。这种颇为独特的科学关注明显地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层层推进的基本方面，即问题(本质上)是什么、(现实中)有什么(价值和地位)、做什么(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对每一个方面都有独特看法，又同时在整体上形成对问题颇具特色系统的科学把握。

　　问题几乎无时无处不在，其概念指向和内涵也非常宽泛，中西语境下都如此。比如在英语中，issue(双方论点争议之处)、matter(需要解决的麻烦或矛盾)、problem(有待分析、解决的疑难、困惑)、question(有针对性的质疑、设问、询问)，等等，这些词汇都可以视为“问题”的同义词。在汉语中，要求解答的题目或设问、询问，需要化解的疑难、冲突或矛盾，意外发生的事故，理想(或设计、规划)与现实的不一致，事情或事物的关键、要害之处，等等，都可以被称为“问题”。也正因此，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引起很多著名思想家的专门关注，国内外对问题的定义林林总总、各式各样。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例外，对此也有很多关注。

　　1842年马克思撰文《德国和法国在集权问题上的态度》批评赫斯：“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5)此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固然还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但他对问题的认识无疑是正确而又深刻的，科学地把握了问题的某种本质：问题就是以浓缩、汇聚却又生动、具体的形式表征或反映着时代，时代主题、时代主潮、时代任务等都通过问题呈现出来，我们通过问题可以准确把握时代、找到社会发展的症结和突破点；换言之，一定的问题总是具有时代属性、带有时代烙印。马克思还强调，“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16)，这意味着我们通过科学分析、深入解析各种时代问题，可以把握“历史之谜”，掌握历史发展内在的脉络、趋势和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遵循这种理路逐渐形成。

　　正是依据对问题与时代关系的本质性理解，20世纪初，列宁有力批评了俄国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等人对当时俄国历史方位的错误理解，提出遍及欧洲的民族问题以及由之爆发的民族运动清楚地昭示当时已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是无产阶级主导革命的时代，再一味地鼓吹民族自决已不合时宜。基于此，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时代论”，也因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把握重大问题实质、通过问题把握时代的成功典范。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情势的变化，明确提出具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真正大的问题是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它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内在呼唤和声音，当步入了和平和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我们就要主动改革开放，谋求发展、融入世界、赶上时代。(17)邓小平的这些分析和判断同样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就强调“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现阶段就业、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收入分配、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号，就是时代的声音”；他还特别指出，“对这些时代问题”，必须“要从时代的高度、大局的高度去看待、去研究”，才能把握其要害、真正弄懂弄透。(18)换言之，既要立足于问题把握时代，又要站在时代高度、立足于时代背景把握问题。这实际上结合当时的“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把问题与时代的本质性关联，以及问题作为时代的声音、表征时代本质属性很好地彰显出来，拓深了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也正因此，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很多重要场合都反复提及这一观点。例如，在2014年底举行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他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19)；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要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2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口号”，这种对问题与时代本质关联的把握，显然是有偏重的，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它偏重于总体性的表达，即所有的问题都与时代有关，都打上了时代烙印，反过来这决定了时代本质、时代诉求等要通过这些问题的系列组合或者说问题群来表征；其二，我们不可能通过把握所有的问题来把握时代，最能反映时代本质、时代吁求的，往往是重大而又突出的社会问题，要么通过问题群中的共性，要么通过重大、突出的社会问题把握时代。换言之，通过时代一些鲜明或突出的特点更容易把握的往往是问题的共性或重大社会问题，那如何把握日常工作、生活等实践中遇见的大量具体问题呢?

　　这方面，毛泽东做出了创造性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这个“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一方面认识到社会发展根源于事物本身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分析各种问题的时候，认识到问题与矛盾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将之凸显出来。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一方面对问题导向的重要性有愈益深刻的认识，结合自身的经历强调“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理论家”；(21)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1937年先后完成《实践论》《矛盾论》(当时作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章节)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典范之作。在此基础上，1942年，毛泽东在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中，强调写文章“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是没有价值的，接着对问题进行了界定：“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22)问题和矛盾深层次上是一致的，两者具有本质性关联。这意味着，我们既可以通过问题中蕴含的矛盾来更好地分析、把握问题及其实质，这对所有问题都是适用的，也可以通过问题把握矛盾、通过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为此，毛泽东要求“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3)，把矛盾分析法深入运用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对于特殊问题，毛泽东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厘清具体问题的内涵、把握客观真实、抓住客观事实。(24)毛泽东立足于普遍性存在和求解角度对问题本质的论断和分析，为我们把握各个不同的具体问题进而解决它们，提供了更为具体可行的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视通过不断解决具体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背景下，2015年初，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25)“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虽然脱胎于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但习近平的阐析，一是对问题与矛盾的本质关联、对问题本质的论断无疑更为明确和准确，矛盾是内容、问题是其表现形式，两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二是也因之更为明确了问题和矛盾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强调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实际上也就是解决问题特别是关键问题的突破口。

　　综上，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偏重于从宏观的和抽象的维度把握问题的本质，毛泽东思想则更重视从具体求解维度进行把握，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以上两种维度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深化和推进；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又强调问题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对问题的把握更为全面和系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提供了一种对问题本质独特而又正确看法的同时，也为合理把握、处理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主张是“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26)。受此影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高度肯定道：“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7)依据这个核心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充分汲取古典经济学的养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内部矛盾运动为主轴，建构了把握人类社会变迁和演进的基本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和基本规律。《矛盾论》进一步明确：“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28)不过，毛泽东在厘清问题和矛盾的本质关联、反复倡导问题导向时，同时彰显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的发展是通过缓解或解决矛盾实现的，而问题不过是矛盾的表现形式，研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并且理应成为社会主体发挥能动性、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式。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通过不断解决现实中的急迫问题、重要问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推动革命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反对党八股》强调，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不断地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29)。《论十大关系》再次强调，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就是在处理各种矛盾中发展的，在此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30)矛盾、问题虽使我们的事业有障碍、阻力，但同样会成为前进的动力和助力。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现实中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有了更为丰富的认知，也在实践中将其不断凸显出来。邓小平明确提醒人们，“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事实上，通过改革，虽然不断取得发展，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获得实际发展，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只能沦为笑谈，我们只有“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才能“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31)关于问题和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邓小平多次用“坏事变好事”这种通俗易懂而又形象生动的说法进行表达。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发展“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32)胡锦涛在世纪之交多次强调要加快解决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群众生产生活迫切问题、党的建设中突出问题，从而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遵循‘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逻辑理路，在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形成了丰富的发展思想”(33)。

　　如前所述，习近平早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就深刻把握了问题与时代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蕴含着对问题与发展辩证关系的理解。他明确说：“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这些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号角”“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34)党的十八大以来，本着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强调问题导向，聚焦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想方设法、不断求解，在很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充分彰显了现实中问题的重要性和问题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习近平立足于大历史观，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际，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讲话中明确总结说：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35)。这个概括，既具有历史深度，又具有哲学思辨深度，深刻地揭示了问题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围绕这种辩证关系，习近平在很多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展开论析，建构了较为系统的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首先，这种辩证法强调了新时代问题和发展的共存性，认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36)，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而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发展越深入，往往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所以对新时代涌现的各种问题，不要大惊小怪甚至盲目悲观，因为它们“都是前进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我们坚定向前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37)其次，这种辩证法强调针对问题谋划发展、通过解决问题促进发展。因为问题是最集中、最鲜活的现实，是各种现实因素的聚集，作为矛盾的表现形式，问题既是发展的困境、难处，同时也蕴含着发展的机遇、转折点或突破口，甚至可能是发生根本性进步或跃迁的机会；问题是发展阻力、障碍的聚集和交汇，同时也可能集中地反映人民的吁求，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会形成发展的压力，但亦可能转化为前进的动力。(38)再次，更重要的是，诚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的，新时代的发展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39)改革日益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对这些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疑难问题等深层次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都会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反之，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科学把握、有效求解，就会直接推动改革取得新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台阶、社会获得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离京首次到地方调研时就提醒全党，我们必须“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进而才会在推进社会发展上“牢牢把握主动权”。(40)习近平还多次说过，要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困难、风险，力求通过它们做到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他郑重地号召全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41)

　　与此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从另外一个重要角度即创新，同样在历史和现实结合中凸显问题的重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明确说，“纵观人类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42)；另一方面也强调，“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43)，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44)，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表现在创新能力上。为此我们在新时代反复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时代坚持创新发展、执行创新驱动战略“是我们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45)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那么，如何进行创新呢?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创新，归根结底源于“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46)。面对无法回避的新情况、新变化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新任务，人类必须及时发现、有效应对，才能化险为夷、不断进步。创新总是在发现问题、调研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中实现的，因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么更新观念，颠覆已有的认知图式，寻找新的知识体系进行解释；要么变换运思逻辑，采用新的解题思路；要么更换策略，采用新的解决方法；要么寻找新的条件，采用新的解决手段。这就是创新。质言之，是问题促进和推动人们致力于去发现和创造新答案、新思路、新办法、新工具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所以，习近平总结说：“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他还针对理论创新专门强调：“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47)针对具体工作他还强调，“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48)。这把创新和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无误地呈现出来：创新源于发现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结合人类历史一般进程的基本经验和普遍规律，彰显了问题的重要性：人类整个历史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获得进步的，是通过不断创新来发现问题、求解问题谋取发展和竞争优势的，通过问题实现创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又结合新时代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问题的独特性、创新的紧迫性，来彰显问题在新时代建设中的重要性。正是对这些难题的不断求解，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中国不断践行，同时又得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求解这些难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9)这种把历史和现实、发展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双重凸显，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相应的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在现实发展中的突出地位。

　　如前所述，问题之所以重要，归根结底是因为问题的解决，直接层面上可以促进特定社会任务的完成、困境的解除、疑难的解析，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问题的发现、研究、分析，最终都是为了问题的解决。那么，如何正确而又富有成效地解决问题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党百年征程的成功经验，对此进行了系统探究。这种系统探究，以建构和确立正确、有效的方法为核心，将主义、方法、思维和学习有机融合和贯通起来，形成“四位一体”的模式。这种“四位一体”，既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问题”科学而又独特看法的关键一环，也成为其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特有标识。

　　1919年中国爆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很多“主义”只会空谈，或者奢谈“根本”，无益于现实中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把问题和主义严格对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对此作了有力回应，强调“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正确的“主义”，既可因其理想而让人们关注到与大家都相关的普遍问题，大家普遍关注才有解决的希望；也可因其科学性而洞察到“根本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李大钊还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但能提供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即革命)，而且“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50)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实践不断展开，方法与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日益凸显。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中明确提出，“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1)李大钊上述认识的重要性被中国共产党不断领悟到。具体言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可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变成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处事方法，中国共产党对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同和行动自觉。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52)“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说法，提醒人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既可以提供事关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根本方法，也可转化为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后来，《改造我们的学习》明确要求全党“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53)；《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则进一步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54)。毛泽东还先后写过诸如《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直接事关解决问题方法的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依据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不断创造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构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也因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向度之一，并形成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调查研究、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矛盾分析等著名方法。这些方法不但在长期实践中被反复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具体问题不断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生成、创造出新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这个基本经验，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继承的优良传统。1978年，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认为“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55)，告诫全党全军，改革开放仍必须坚持这一点，否则就会走向失败。江泽民、胡锦涛都代表全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务必要学会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把握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创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这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很重要的内生要素。

　　鉴于此，习近平指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56)新时代要非常重视对“传家宝”的继承，努力“守正出新”，实现“主义和问题”更好的结合，形成更多、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2010年3月初，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专门做了主题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要求”的讲话，随后于2012年5月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做了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讲话。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其中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次专题都聚焦于方法论的学习，习近平还专门批示要求全党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习近平还专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57)新时代在以下方面做出了颇有成效的工作。其一，习近平代表全党，在很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了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方法的重要性，强调新时代它们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二，对这些经典方法结合新时代的中国实际，进行“守正出新”。比如针对群众路线，不但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一切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以及一切由人民检验)等创新性的表达来推动它的深化，而且进一步用创新的理念和举措来更好地落实这些方法，如反复强调“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为了更好地密切党群关系、深化干群交往，强调党员干部“要把开门搞活动作为重要方法”。(58)针对调查研究，强调“三深三多”(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要求“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59)其三，建构了系统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如明确提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60)，核心是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实现“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的改革方法。(61)

　　问题和主义、方法的有机结合、有效融合，离不开正确思维方式的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已深知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转化为党员干部面对问题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等。新时代面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复杂性、深层次性，中国共产党一是更为凸显这些正确思维方式的重要性；二是总结百年党史的经验，进行了系统建构，提出党员干部要具备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精准思维等等；三是对主要的思维方式，结合实际给予了更为明确的界定或具体要求。比如，习近平多次强调“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要求党员干部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知大局，要有总揽全局的自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走偏，决不犯颠覆性错误；明确告诫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向纵深处发展，就越需要辩证思维，核心是“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62)这同时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注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

　　社会主体的科学方法论自觉和正确思维方式，是培育和养成的，关键在于坚持学习。中国共产党也形成了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63)。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这个优良传统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情况是出现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而“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为此我们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把“学习型”置于最前列。习近平多次号召，“依靠学习走向未来”。(64)在极力凸显学习对于新时代重要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建构了系统的学习方法论。其一，针对理论学习，习近平要求全党同志“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强调“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65)其二，针对常态性和一般性学习，习近平要求，“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66)

　　由此，马克思主义、方法、思维和学习，在和问题的结合中相互融贯、统一起来，这种“四位一体”的“解题”模式，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征程伟大经验的深刻汲取、有机合成，也是其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突出特点，同时构成其关注问题的显著特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征程的历史经验，立足于本质论、价值论、求解论(实效论)三层基本维度对“问题”的科学关注和深入解析，构成其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基本内容，对这三层维度的准确理解和深入把握，因之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和践行它的基本要求。

　　更重要的是，把握好这三层维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的实质、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更好地结合实际化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更好地书写中国故事、奉献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又使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问题解决中不断被推进且统一起来。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因之更为兴盛蓬勃，人类文明新形态前景因之更为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