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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的本质维度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认识人的本质是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人的本质为何，其实现是人本身、外部自然界抑或是超自然的范畴，在思想史长河中历来被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追问和思索。然而，无论是将人的本质寄托于超自然的神，还是将理性看作是神经细胞的自然反应的近代机械论，抑或是将人的本质归于理性或自我意识的观点，都是站在哲学思辨的角度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考察，既没有深入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也没有看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因而其对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源于某种超验性存在或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必须从“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1]530出发把握人的本质。这不仅开辟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新的认识境界，也奠定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基础。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519现实的个人在自然界中进行生命活动，与其他个人、自然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的不同阶段[2]52。当人的现实活动及其所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成为人的阻碍而能够彻底表现人的本质的时候，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得以实现，人类也真正走向了解放。

以现实的个人作为认识基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第一，现实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1]162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人的类特性。这一特性使得人与自然呈现出一种以“对象性活动”[1]209为中介的相互构造的关系。人以实践活动使自然界“人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确证和发展着自身；自然环境则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实践活动的结果体现人类的本质力量，反映人的个性。由此，人与自然彼此确证，在实践活动中实现统一。第二，人构造和改变自然背后的内在驱动是人的需要。“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531生活需要驱动人从事生产，通过实践活动构造和改变自然界，通过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3]56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身发展。第三，人的本质的现实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从事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同时也生产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人的需要驱动人从事实践活动，生产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现实表现。因此，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实现人的本质，使得自然成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必须落脚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上。第四，自然与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自然是人实现其本质的基础。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61自然界不仅是人生产生活的物质前提，也为人的感性提供材料，因而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社会经济系统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异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成为谋生手段，丧失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性质。人的劳动产品与人相分离，成为日益崛起的资本力量的部分，不仅不能成为人本质力量的体现，反而成为主宰人的存在。人的需要被异化，被固定在物质领域，服务于资本增殖的要求。人被固定在狭隘的分工中，社会关系不再确证人的本质反而成为限制和压迫人的力量。人与人的关系不再互为条件而是相互对立。总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本质、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被异化了。要消除异化，走向人类与自然、人类本身的两个“和解”[1]63，就必须扬弃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依照规律按比例调节生产，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1]217，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根本途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继承与发展,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人的本质，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人的本质的问题，开辟了新时代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两个“和解”的新路径。

 

第一，提出能动的、全面的人的观点，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习近平提出，人本质“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4]150。“能动的人”强调人能够将自己的本质性力量加注于对象之上，充分彰显其主体性。“全面的人”则包含各个维度的全面发展。这一观点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更生动彰显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为了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全面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包括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更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习近平强调：“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5]360-361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方面，与其他方面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揭示生态文明建设与满足人的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民生保障的维度拓展到生态环境领域。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需要的重视，将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作为人民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6]362。新时代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在民生建设中的地位愈发凸显，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民生发展的重要问题。对此，习近平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6]368，不仅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民生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拓展了民生保障的维度。他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6]362习近平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为民造福的百年大计”[5]55，指出“要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5]436，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以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呼吁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启示我们，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更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6]36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张以制度与法治作为保障，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5]366。这是通过制度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此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对“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6]41的要求也旨在对生态保护所需的机会成本与保护成本予以补偿，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生态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国努力所能实现，需要世界各国的团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6]46，这就将社会关系协调的范围拓展到全球，强调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全球性生态问题。

 

第四，将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统一起来，探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绿色发展新路径。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在通过实践活动推动自然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探索自然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对此，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6]361“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经济社会价值”[5]365“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6]361等论断，强调要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5]360，这就在理论层面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统一关系。习近平结合新时代的时代背景，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议题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结合起来，将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同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将环境保护同扶贫开发、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践举措。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5]365，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促进乡村振兴，“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5]363，等等。由此开辟出一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绿色发展道路。

 

  总之，在人的本质维度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基础上，将之嵌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发展创新，提出了环境就是民生、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原创性观点，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人的本质，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人的本质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从人的本质维度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天人合一”生态观中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同时超越了中国传统生态观的内在局限性，立足新时代的背景解决了人如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中实现其本质的问题，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观的吸收与重塑。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在个体层面的统合，同时又在人的主体性实现方面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观的超越。

  “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天地秩序与社会道德是同构的，那么人对自然的感悟和体验同时也是对“天”的认识过程，这种对自然的体悟便可以加深人对社会道德的理解，进而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具有的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欲望会阻碍人对“天”的感悟，因而需要被革除。正是在这种一步步接近“天理”的过程中，人逐渐革除那些本身具有的与伦理纲常不相符的部分，不断趋于“至善”的理想境界，人的“本质”得以实现。但很显然，这种“本质”实现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自然欲望被克服，从而被儒家伦理所改造的过程。那么儒家伦理对人的本质界定是怎样的呢？正如荀子所言，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辨也”[7]35。“辨”是对父子之亲、男女之别的认识，即对伦理纲常的认识。这种对人本质的界定实质上立足于封建等级秩序，把人作为血缘结构中的一部分，在宗法制和等级秩序中勘定人的本质。因而，所谓的人在感悟自然的过程中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以发挥自身“本质”的过程实质上是人服从于“天道”和等级秩序的过程，是人的个性被消解的过程。与之类似，道家同样强调通过对自然的感悟与体验以达到个人的超越境界。在道家看来，人的最高境界在于与道合二为一，无欲无求、顺应自然。但是，其片面强调人对“天道”的顺应，否认人改造世界的力量，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同时，道家认为人与人的矛盾产生于彼此间的交往，向往小国寡民，人民互不往来的社会。此亦否认人的社会性质，没有正确认识人的本质。与之相比，习近平继承了中国传统生态观中天人互通的精神，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5]355，强调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统合关系。同时，与中国传统生态观中消解人的主体性的人与自然关系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通过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不是人对“天道”的片面顺应或是依据伦理道德对人的个性的消解，而是以生态文明理念重塑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之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生态环境的进步。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宣传绿色文明，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5]366，“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6]368，使人在发展自身、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彰显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更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建设美丽中国是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这就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人的主体性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得以在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实现其发展。

  第二，在社会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天人合一”对天人之间在社会层面的统合关系的同时，剔除了其中的等级思想与迷信内容，形成了强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间兴衰与共关系的生态文明观。

  “天人合一”的观念建立起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汉代的“天人感应”理论、魏晋玄学的“名教即自然”、宋明理学的“天理即礼”，都在试图建立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内在联系，使自然秩序为世俗道德秩序提供合法性证明。这样，世俗社会道德的依据就成了社会之外的“天理”“天道”，成为人类不可置疑和动摇的存在。这种建构无疑有利于封建等级秩序的稳定，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提供了依据，但也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被限制在封建等级秩序的窠臼之中，阻碍了人的解放与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同样有对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概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6]374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论断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更从文明兴衰的角度提炼了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间血脉与共的关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与文明之间不是中国传统生态观中“天人感应”式的形而上的联系，而是立足于科学分析和历史经验的实在联系。“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5]361由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剔除了传统生态观中的等级思想与迷信内容，通过科学论证阐述了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实践中，习近平强调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5]371的观点，旨在通过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三，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样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观的吸收与重塑。

我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主要以经验性的方式进行。人们重视对自然现象的记录和规律性的总结，却鲜有对自然规律背后的机理进行探索和研究的兴趣。究其深层原因，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往往将“天道”作为绝对真理，将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作为“常识”，而并非可供研究的对象。这种观念决定了人们视“常识”为合理，不再去追寻和探索其背后的根源，而是倾向于通过经验性观察，总结出某种规律，并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在对自然规律的利用上，儒家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以获得丰富的农业产品。道家认为，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获得相对幸福。人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的状态，但是，人的改造行为要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便会招致恶果。正可谓“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8]152。基于此，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以指导农业生产，维护社会稳定，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但是，如果将自然规律当作不言自明的应然性，并拒绝对自然界进行合理的改造和利用，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如庄子视技术为“机心”，认为改造自然的技术会阻碍人对“道”的领悟[9]166。此等观点不仅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更阻碍了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压抑人的创造力和个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生态观中尊重自然的基本观念，认为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可恣意妄为，而且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背后的根源进行科学探索，积极利用自然规律改造世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一系列探索和利用自然规律实现发展的要求，诸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解决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科技支撑不足问题，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等科技攻关”，“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5]363，等等。由此，人的主体性与本质力量得以在遵循自然规律与科技进步发展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在认识上重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更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思维，在制度建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国际秩序上提供了一整套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路径方案，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观的吸收与重塑。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虽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统合关系，但这种统合关系本质上将人放在从属于自然的地位，认为人应当服从“天道”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统治秩序。在实际的生产生活活动中，这种观念阻碍了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以实现自身发展的进程。对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了“天人合一”中人与自然的统合关系的同时，剔除了传统文化中的等级思想与迷信内容，将人从服从自然、服务于“天道”的客体地位中解放出来，真正赋予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使之可以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中实现自己的本质。从人的本质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观的吸收与重塑。

  从人的本质维度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问题纳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视域中予以考察，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超越。

  马克思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观念形态。“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189“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使得人与自然原本相互确证的对象性关系被遮蔽。人从事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这本身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人类中心主义”却将其视为人对自然的统治过程，乃至对自然界否定的过程。这不仅使自然沦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更使人服从于不断扩大的欲望，沉醉于对自然的拥有和掠夺的幻象中，忽视人与自然彼此确证的关系。即使随着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修正对自然盲目索取的态度，呼吁可持续发展的主张，但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可持续的自然环境，本质上服务于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需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则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与科学技术的运用视为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这种价值观混淆了价值概念中的主客体关系，模糊了人与其他动物乃至生态系统的边界。其宣扬的自然主义式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实质是用外在的、异己的、客观的所谓“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来压制人的实践活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阻碍了人本质的实现。总之，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没有把握人与自然相互确证、和谐共生的内在联系，本质上都是将主客体对立，因而无法把握人的本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这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点。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5]355，从而将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问题纳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视域。这一共同体中，自然既不是服务于资本扩张的工具性存在，也不是必须服从的必然性，而是与人类血脉相连，与人的本质相互确证的存在。自然与人并非是对立的、一者统治另一者的关系，习近平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209，从而将人与自然真正视为彼此依存、互相确证的整体。如何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关怀。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5]36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阐释了将保护生态环境与满足人的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安排。这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视域中对人的本质及其实现问题予以科学回答的具体体现。

  在生态环境领域，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倡导自然资源私有化，认为通过市场手段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从人的本质维度去审视这种主张，可以发现，其对人的基本观点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人”假说。在这种假说中，人受自利本性的驱动，市场的调节足以保证整体与公共利益的实现。然而，这种具有自利本性的“经济人”概念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割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2]50在“经济人”组成的社会中，人被看作是“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1]42，“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2]52。人不仅没有成为其他人实现本质的条件，反而成为彼此利益的障碍。这阻碍了人与人相互联合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诞生。这种对人的假设忽视了人的社会性质，将人看作是原子式的个人，将人对自然生态保护的责任狭隘地理解为出于保护私人财产和利己心的目的，将生态保护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片面地等同于市场关系。究其根本，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人对货币的依赖关系，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5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这种将人与人对立的观念，在人与人联合的基础之上探索生态问题的解决。在总体目标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美丽中国”作为纽带，通过饱含深情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6]361的话语表达，唤起全国人民的共鸣，将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统一起来。这种观念下，个人之间的利益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互为条件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也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变为现实。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10]396要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11]，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生态文明事业进一步发展。习近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10]393，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总体布局，探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生态环境制度体系，旨在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整合更多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不排斥市场在生态保护领域的积极作用，指出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进程，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6]371。但是，市场化的前提是我国坚持自然资源的公有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享有的事业。此外，生态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一国，而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6]364“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10]525的提法统合了世界人民的生态目标，打破了区域、民族的限制，要求各国密切协作。习近平不仅以博大的胸怀将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利益统一起来，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6]375，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5]438，更在实践中提出“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平台”[5]494等举措切实造福世界各国。这同新帝国主义通过转移国内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掠夺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等手段来谋求国内生态问题解决的做法相比，无疑是一种新高度。

  总之，在人的本质维度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思想的反思与超越。这种反思与超越不是纯粹经验意义上的对西方教训的规避，其实质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理论先进性。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将自然与人、人与人纳入彼此依存的共同体视域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才真正完成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表达，在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对西方生态思想的反思与超越。

任何文明的建构都离不开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对人本质的认识，是古往今来的生态思想所必须回应和解决的问题，也构成其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与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价值取向与先进性所在。从人的本质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在生态领域的嵌入与展开，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人的本质，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本质的重要问题，并在新时代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不断深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对人类思想史的接续发展。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