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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要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辩证法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民本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及其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运用来实现的。这几个方面的思想，涵摄了中国传统哲学各主要领域（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精粹，积淀了中华民族对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特体认和感知，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家们的认知水平、精神境界、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结晶，其中的许多思想和理念都历久弥新，具有跨越时空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通过对这些思想和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习近平充分激活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并由此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具有对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自觉意识，而且也表现出对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高度理论自觉，其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在这种高度理论自觉导引下的创造性活动，这种高度理论自觉又是建立在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基础上的。

　　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对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高度理论自觉也内在地含蕴于他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大量论述中。他指出，我们“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P83）。所谓“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1］（P90），也就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P57）在这里，习近平明确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显然，习近平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根据习近平的有关论述，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构成方面。习近平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P82）。“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1］（P90）在他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历经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它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内心，内化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只是一种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上的东西，它至今仍然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因而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然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特别强调，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3］。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思想理念都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普遍意义。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可以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4］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今天，我们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1］（P75）因此，习近平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P68-69）。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1］（P215-216）他指出，这些文化遗产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加强对这些思想资源的挖掘和阐发，努力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即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哲学的各家各派特别是儒家和道家学说都含有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是统一的。按照张岱年先生的看法，“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是指对立的两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5］，因此，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天人统一。当然，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学说对天人统一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其中，道家从本原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统一。老子认为，天人具有共同的本原即“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在庄子看来，天人是一体的。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儒家则往往从义理上理解天人统一，认为人道与天道、人性与天理是相通的。孔子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22章）孟子则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强调天道与人性、知天与知人的统一性。程颖也主张天人统一。他甚至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因此，“知性便知天”（《二程遗书·卷二上》）。

　　第二，天人服从共同的普遍规律。道家天人统一的本原论本身就内含着天人都遵循共同规律的思想。老子认为，既然道生成天地万物和人，天地万物和人也就都效法道，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也明确主张人应遵循天地固有之“常”即规律。他说：“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庄子·天道》）儒家天人统一的义理论也能得出天人有共同规律的结论。孔子常说的“天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天人都遵循的普遍规律。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在他看来，天命虽不可违逆，但却是可知的，并且“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孟子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讲天命，并且在他那里天本身就是不可违抗的命运，正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荀子主张“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认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朱熹所谓的天理实际上也是天人都遵循的普遍规律。他说：“天之所以为天，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朱子语类·卷二十五》）在他看来，理是天地万物之根本，天得此理为天理，人得此理为性，天地人相通即在于此理。

　　第三，人只有敬天爱物才能达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人合一也是天人关系的理想境界即天人和谐，它须通过人们敬天爱物来达至。在如何敬天爱物的问题上，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其中，自然即自然而然、依其本性发展，无为即不妄为，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老子讲“道法自然”，就是强调道对天地万物都不妄加干涉，只是让它们按其本性自然发展，“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在老子看来，人效法道，就要效法其自然无为的精神，“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这样才能与天地万物“玄同”。庄子也认为，“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万物生灭变化无穷，人应“正而待之”、顺应其自然变化（《庄子·山木》）。如果说敬天爱物在道家思想中主要表现为顺应万物的自然变化，那么，儒家则赋予其更多的人文内涵。孔子强调要敬畏天命，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在他看来，人顺应天命则有德，以德合天才能“与天地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要求人们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易传》提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张岱年先生认为它集中表达了天人调谐的理想境界［5］。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6］（P62），也主张要像对待同胞那样珍爱万物。上述这些敬天爱物的思想不仅强调人们要“知常”“知和”，而且也告诫人们要“知足”“知止”。例如，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第四十六章》），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吕氏春秋》反对“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等等。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多次提到“天人合一”这一命题。例如，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7］。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许多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的思想和理念，其中就包括“天人合一”［1］（P75）。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时，也讲到了“天人合一”思想［4］。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8］（P530）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8］（P544）。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在二。一九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9］。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10］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在列举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时，又一次谈到了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3］。

　　习近平对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视绝不是偶然的。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以往30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出高强度频发的态势，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努力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习近平极为珍重中国传统哲学中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代表的生态智慧，并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所思考的天人关系。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演变过程中，各家各派学说及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天”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例如，道家所谓的“天”主要是指自然之天。而在庄子那里，自然之天又可分为两类，即与地相对的物质之天和表示万物本然之性的天。道家也经常谈论“自然”，如“道法自然”等，但道家所说的“自然”并非自然界，而是指万物的本然之性即自然而然。儒家所谓的“天”则主要是一种义理之天。其中，孔子有时也会谈论自然之天，但他所说的天更多的是指有意志的主宰之天；孟子之“天”至少有主宰之天和命运之天两种情况；荀子之“天”有时指自然之天，有时又指有意志的天；而在董仲舒那里，天又呈现为一种“有意志的人格神”，天人合一的根本在于天人感应［11］。正因如此，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杂糅着一些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因素。习近平剔除了这些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因素，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直接理解为自然，将其所谓的天人关系直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习近平还将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中的自然理解为自然界，将“道法自然”理解为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通过这一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就能成为今天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念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

　　第二，把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或世界观转化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说它是一种宇宙观，是因为它内含对于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普遍规律的思辨；而说它是一种世界观，则是因为它所思考的天人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后者正是哲学世界观的内容。习近平在把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所谓的天人关系理解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把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或世界观转化为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该秉持的价值观。按照这种价值观，人们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努力建设生态文明。而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目标，生态文明的核心要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习近平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2］“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13］（P24）。

　　第三，把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智慧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原则。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但其中积淀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习近平对这些生态智慧进行了充分发掘，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原则：一是要像保护眼睛和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统一观，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命题。他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4］（P167）。他还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13］（P55）。正因如此，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必然伤及人类自身。因此，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3］（P8）。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还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统一观运用于考察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提出了“两山”理论。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3］（P21）。也就是说，“要克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冲突思维，……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15］（P216）。三是对自然资源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习近平引用孔子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荀子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等，强调“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6］（P164）。四是要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习近平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话“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13］（P118），以此说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强调要“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8］（P396）。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国际国内形势更趋复杂，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异常繁荣，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凸显出来的新矛盾、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成倍增长，特别需要运用辩证思维驾驭复杂局面，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有利的战略抉择。例如，“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在推进改革中，我们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P129-130）。为此，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一方面注重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并要求人们用唯物辩证法武装头脑，另一方面也注重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辩证法智慧。习近平用典中有大量来自中国古代典籍的富含辩证法思想的命题和论断，习近平运用它们来阐释党的方针政策、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和体现了以下几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辩证思维。

　　一是注重整体的战略思维。注重整体、讲求统筹谋划是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特点。上述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就突出体现了这种注重整体的辩证思维。例如，《老子》描绘的就是一幅“道生万物、天人一体”的整体宇宙图景。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既然宇宙万物本身是整体性的，那么，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就应该从整体着眼去把握事物、从全局出发去谋划事情。习近平极为重视中国传统哲学这种注重整体的辩证思维，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战略思维。他多次引用中国传统典籍中的经典名句，告诫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这种注重整体的战略思维。例如，习近平在2013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17］（P43）。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再次引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一清末举人陈澹然《迁都建藩议》里的名句，要求党的新闻工作领导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到坐标、找准定位，做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不错位”［18］（P88）。习近平还引用战国尸佼《尸子》中的“见骥一毛，不知其状；见画一色，不知其美”，来说明在“经济大合唱”中，每个部门、每个人都应该有“整体战略的意识”，都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并自觉地服务于整体［19］（P12）。事实上，注重整体的战略思维统驭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无不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注重整体的战略思维。

　　二是革故鼎新的创新思维。崇尚变通、追求创新也是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鲜明特点。中国传统哲学中充满了“万物皆化”的常变思想，按照这种常变思想，“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1］（P126）。中国古代哲学家们认为，既然变化是天地万物的本性，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也应该善于变通、革故鼎新和不断进取。习近平承继了这种崇尚变通、追求创新的辩证思维，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创新思维。他引用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新故相推，日生不滞”［20］，说明新旧事物交替变更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停滞不前。他多次引用汉代桓宽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1］（P16）［21］［22］，由此反对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要求人们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他也多次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希望人们不断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永葆发展的动能和活力［23］［24］［25］。他还引用《礼记·大学》中的话勉励青年勇于创新：“广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26］

　　三是和而不同的和合思维。面对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国传统哲学表现出强调和而不同的鲜明特点。和，是指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即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和相互转化；同，则是指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西周史伯则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因此，和而不同就是“尚和去同”。习近平充分吸收了这种和而不同、“尚和去同”的辩证思维，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分析和处理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和合思维。他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27］他引用庄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强调“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4］，并用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的“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以及《三国志·夏侯玄传》中“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的名言，对和而不同的重要性作了说明。他还引用《礼记·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强调“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28］。习近平指出，“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8］。而按照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和而不同、和合思维的具体表现［29］（P167-170）。

　　习近平用典中还有许多其他体现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智慧的名句，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独阴不成，独阳不生”“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积羽沉舟，群轻折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习近平对这些名句的引用和阐释，以及他对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典故的分析和批判，都体现出他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家们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哲学所谓的知，往往既包括“德性之知”即道德意识或道德自觉，也包括“见闻之知”即关于事实的知识。中国传统哲学所谓的行，则“是指人的所有行为实践的总和”。而至明末清初，王夫之进一步把行明确地界定为“实践”［30］。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素有重行的传统。《尚书》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孔子认为，真正有学问的人必然懂得如何把知付诸于行、能够学以致用。荀子更是儒家重行的代表，他主张“行高于知”，把行视为知的目的和检验知的标准。墨家主张“取名予实”，而其所谓的实，既包括实情，也包括实效。道家反对坐而论道，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悟道”和“行道”。宋代以后，人们对知行关系作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其中，程颐主张“知先行后”，朱熹主张“知轻行重”，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王夫之主张“行先知后”，等等。

　　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中，习近平特别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不断重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决反对知行不一、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坐而论道和其他各种“假”“大”“虚”“空”的形式主义飘浮作风，反复强调要“学以致用”“行胜于言”“承诺一千，不如落实一件”“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和发扬“钉钉子的精神”，同时告诫人们要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要求人们努力以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以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中国传统哲学中素来重行的知行观，特别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恰好契合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需要。因此，习近平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为切入点，通过对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合理因素并使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行观。习近平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王阳明“知”“行”范畴的改造。王阳明所谓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即“良知”，如“知爱知敬，知是知非，当恻隐自然恻隐，当羞恶自然羞恶，当辞让自然辞让”［31］。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须了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的目的。对此，他本人就曾有明确的说明。“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过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黄直录》）可见，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善的念”。这样一来，他所谓的“知行合一”中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即良知也就很好理解了。在他看来，作为一种道德意识或道德自觉，良知是道德原则与道德情感的统一，是一种发乎性体的先验知识，它不仅使我们明辨是非，而且使我们“好”是“恶”非。他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徐爱录》）这里所说的“自然”，就是强调良知的先验性，即认为它是人的内心先天本有、与生俱来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环境因素如教育等影响的结果或实践经验的内化。王阳明所谓的行，是指人的一切行为，也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行为。王阳明说：“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辩的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若谓学问思辩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辩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辩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传习录·答友人问》）按照这种说法，只要“着实去做”，学、问、思辨也皆是行，甚至“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黄直录》）。可见，王阳明在把知行混为一谈的同时，也把行主观化了。

　　习近平对王阳明的“知”“行”范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一是对王阳明“知”的范畴的改造。如前所述，王阳明所谓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即良知，“德性之知”也构成习近平所谓的知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那里，“德性之知”既包括理想信念，也包括道德修养。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四个意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四个自信”以及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修为，都是习近平特别强调的德性之知。可以说，这种德性之知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统一。重视德性之知，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特别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继承和弘扬。但是，习近平从根本上反对了王阳明关于德性之知或良知的先验论，认为人们只有通过教育和学习才能获得上述各方面的德性之知。因此，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着力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坚定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2］。同时，习近平所谓的知，绝不仅限于这种德性之知，而是也包括各种见闻之知，即通过学习而把握到的各种科学知识和通过实践而掌握的经验知识。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对知的理解也克服了王阳明往往把知归结为良知的缺陷，表现出回归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大多将知视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统一的特点。二是对王阳明“行”的范畴的改造。前述表明，王阳明往往知行不分、以知为行并由此把行主观化了。习近平克服了这种对行的唯心主义理解，他所说的行就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活动，它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表述。当然，习近平知行观中的行也有行动、践行、躬行等意味，旨在区别于和反对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形式主义作风。这一点，也体现了习近平知行观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素来重视行的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第二，对王阳明知行关系思想的扬弃。从总体上看，王阳明反对“知先行后”说，主张知行合一。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曾用三个命题来加说明：一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传习录》载：“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得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传习录·徐爱录》）按照这一命题，知是行的依据并主导着行，而行则是知的实现和结果，因而知行是合一的。二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徐爱录》）根据这一命题，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因而知行是合一的。三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答顾东桥书》）这一命题是说，知达到真切笃实的地步就是行，而行表现出明觉精察时就是知，因而知行是合一的。上述王阳明用以说明知行合一的三个命题，都是旨在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或知离不开行、行也离不开知，这也正是他说的“知行合一”的要义。王阳明举例说：“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是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传习录·徐爱录》）

　　习近平高度重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自2013年以来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多次使用“知行合一”的命题。但是，习近平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进行了辩证的扬弃。与王阳明把“知行合一”视为一个事实命题、认为知行本是合一的看法不同，在习近平那里，“知行合一”是一个规范命题，或者说是对广大党员和干部提出的一项要求。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习近平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根本区别：首先，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是一种必然，而习近平则认为知行合一并非必然。王阳明认为知行本是合一的，因而实际上把知行合一视为一种必然。与此不同，习近平指出并批评了知行关系上的种种错位现象：一是不知不行，即既不认真学习也不努力作为；二是知而不行，即一切停留在口头言语上；三是不知却行，如盲目行动、瞎指挥；四是虽知硬行，如明知故犯、顶风违纪。知行关系上的种种错位现象表明，知行合一并非是必然的。其次，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是一种实然，习近平则强调知行合一是一种应然。在王阳明那里，既然知行本是合一的，那么，知行合一就是一种事实、一种实然。与此不同，在习近平看来，知行合一是只有通过克服上述各种错位现象才能达致的知行关系的应然状态。他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33］。之所以出现上述区别，其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命题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把知行合一理解为知行统一，并强调在知行关系中行是重点和关键，强调必须以行促知、把思想转化为行动。他说：“我国古人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述，强调的也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如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西汉刘向的‘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宋代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明代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等等。我们推进各项工作，根本的还是要靠实践出真知。”［1］（P131）由此可见，习近平实际上是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为切入点而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源远流长、极为宏富的民本思想。它发端于殷周之际，绵延不绝地演进至明清时期，贯穿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民本思想在商周先秦时代已有萌芽出现；民本主义形成思想体系，则在汉晋时代；到明清日趋完善。”［34］（P594）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民本思想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它在防范君权滥用、保障民生、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受到习近平的高度重视。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35］（P164）。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重民本”等思想理念，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36］。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其“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10］。2019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其中就包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37］。不仅如此，习近平在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同新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还对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包括人民主体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变革了民本思想的历史观基础。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是贵民、敬民、安民、爱民、惠民。习近平用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第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凡治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张居正《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刘向《说苑·政理》）、“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苏辙《上皇帝书》）、“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天官》）、“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荀悦《中鉴·政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文子·上义》），等等，莫不体现了上述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一种英雄史观。在这种民本思想看来，君主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是皇恩浩荡、君主有德和施仁政的表现，君主才是国家兴亡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与此不同，习近平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基础上的。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38］；“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39］。

　　二是重置了民本思想的价值本位。以一定的历史观为基础的民本思想，本身属于社会价值观的范畴，是对为国者或当政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或人民的一种规范性回答。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以贵民、敬民、安民、爱民、惠民为其核心理念，但它本质上并不是真正以民为本或以民为价值本位的，即并没有真的确认民的主体地位、把民视为国家或社会的主人。人们通常认为，《尚书》是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的源头，但在《尚书》中，君民关系是天命使然，君王只有“用康保民”（《尚书·康诰》），才能体现自己的德性，也才配受天命。因此，《尚书》里所谓的“民惟邦本”，实际上是强调君王要以民作为“邦本”。显然，在这里，君王才是真正的价值本位或国家主人，它所体现的实质上是“君本”而非“民本”。孔子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开创者，其“仁政”“养民”“富民”“信民”“宽民”思想对后世民本思想有重要影响。但孔子明确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论语·季氏第十六》）。这同样也是不折不扣的“君本”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常为人们所乐道，但孟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根据这一论述，“贵民”的主体亦即居于价值本位上的乃是最高君王即天子，它表达的同样还是一种“君本”思想。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基础上，从根本上重置了民本思想的价值本位，真正确立了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强调“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39］，从而使人民真正成为价值本位。

　　三是转换了民本思想的价值诉求。由其英雄史观和“君本”思想所决定，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的价值诉求也不是真正为民谋利。孟子曾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强调“贵民”，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贵民”，君王才能得民心，进而才能得天下。荀子曾有著名的君民舟水之喻：“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显然，虽然这一君民舟水之喻内含的敬民、安民、惠民思想在客观上能促成一些利民的“仁政”，但它本身的目的却是为了“君子安位”，即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荀子还强调：“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君道》）这就说得更明白了：他之所以主张亲民爱民乃是为了用民，他的民本思想追求的是民为君用、民为君死。管子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的重要代表。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就是说，如果想要称霸诸侯、夺得天下，就必须以人为本。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的价值诉求都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都是“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40］（P35）的。习近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诉求作了根本转换，牢固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特别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5］（P4），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他在引用《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语时强调，“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全党同志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我们的工作和决策必须识民情、接地气，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41］。

　　上述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辩证法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是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方面。除此以外，习近平的传统文化用典中还包括“为政篇”“治理篇”“立德篇”“修身篇”“笃行篇”“劝学篇”“任贤篇”“天下篇”“廉政篇”“信念篇”“法治篇”“文学篇”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42］［43］，其中也含蕴着独特而深刻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义利合一的利益观等，习近平同样也对这些方面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有这些，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