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全国两会、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党的二十大等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论党的青年工作》《论“三农”工作》《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二卷）、《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等著作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的出版，为理论界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权威文献支撑。从整体上看，过去一年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热点纷呈、内容广博，整体性研究视野宽广、格局宏大，专题性研究钻坚仰高、研精覃思，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有力助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进一步学术化、学理化、学科化。
一、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
2022年10月16—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在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党的二十大精神迅即成为理论研究前沿热点。
1.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是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是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何毅亭认为，党的二十大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新时代更大光荣的大会，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大会，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会，是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大会，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大会。詹成付认为，党的二十大绘就一幅中国人民更加美好未来的壮美蓝图，郑重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刘同舫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彰显出科学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景的前瞻意识，体现出统筹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系统观念，展现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拓境界。
2.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新概括、新论断、新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提出了很多新概括、新论断、新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新提法、新表述令人耳目一新，理论界及时跟进研究阐释。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曲青山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造、实践探索、政治品格的集中体现，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理论宝库的一把“金钥匙”。陈理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既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揭示，又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要求和鲜明指向。黄坤明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既是深刻理解这一科学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点，也是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贯穿体现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全部内容之中。辛向阳认为，“六个必须坚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发展观、现代化观和文明观。张东刚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深邃的理论观点、科学的思想方法。董振华认为，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把握贯穿其中的根本价值立场、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观点。
关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梳理了16个方面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罗文东认为，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历史伟业、推动的社会变革史无前例、世所罕见。李正华认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是中国共产党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历史性胜利之后取得的又一次历史性胜利。夏泉等认为，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关于“三个务必”。丁俊萍等认为，“三个务必”在坚持和发展“两个务必”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力量融入其中，从理想信念、优良作风和精神力量三个层面完善基本内涵。王公龙认为，“三个务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林建华认为，“三个务必”旨在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关于“五个必由之路”。刘曙辉认为，“五个必由之路”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必然要求。刘靖北认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取得的最根本经验。刘光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于飞认为，新发展理念是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行动指南。艾四林认为，团结奋斗体现伟大民族精神、彰显伟大建党精神，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刘连生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是新时代解决党自身突出问题的必然选择，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关于“大党独有难题”。戴立兴认为，大党独有难题是指中国共产党由于党员人数众多、组织规模超大，在党的建设上带来了一些区别于规模较小政党的独有难题。房灵敏认为，政党属性的先进性、使命任务的艰巨性、宗旨意识的人民性、组织规模的宏大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必然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有难题。刘红凛认为，决定大党民心向背的主要因素，在于经济发展与执政绩效问题、利益集团与贫富分化问题、权力腐败与政治腐败问题、政党官僚化与僵化保守问题、党内团结与政党分裂问题、颠覆性错误与改革失败问题等。
3.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2022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要求全党全面准确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关于落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王易认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关于落实“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认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关于落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孟祥锋认为，要锚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把法治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干事创业、管人治权，依法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性研究
坚持系统观念既是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理论界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从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视角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党的二十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泰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华文化血脉赓续于新时代，使中国精神之花绽放于新征程，凝聚成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韩庆祥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实践、理论和历史三个层面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解释当今世界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提供了科学理论体系。刘光明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辛向阳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21世纪中国、世界、人类和时代发展最深层次的问题，发出了21世纪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强音。金民卿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新境界，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姜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龚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原创贡献，把世界马克思主义推进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韩庆祥认为，新的历史方位、时代背景、时代课题、主要矛盾、哲学范式，既为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和历史地位提供了依据，从广义上讲又属于这一原创性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和历史地位，更鲜明且主要地是从“理论维度”和“历史维度”两个层面呈现出来。康晓强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结构、严密逻辑、严整系统的科学体系，其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性贡献的层次结构可分为创造性运用贡献、拓展性贡献和独创性贡献三个层面。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鉴于近年来对“第一个结合”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2022年理论界主要侧重对“第二个结合”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探索。王易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体现，其既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又利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张卫波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源头活水。孟宪平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小及大、由渐而速、由潜而显的过程，必须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中的“变与不变”“新与旧”“承与创”的关系。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思维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韩庆祥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用战略思维，能够对国内外发展全局、长远和大势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对影响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作出科学的战略谋划，体现出高超的战略应对能力。刘靖北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思维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从政治上、全局上、长远上、整体上看问题、想问题是其鲜明特征。赵朝峰认为，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涵养战略格局，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增强战略定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塑造有利战略态势，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该决议深刻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品格和实践意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
1.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鲜明特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陈金龙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的叙事和评价，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评价，彰显了大历史观作为历史叙事和评价方法的魅力。刘同舫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自我认知达到新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进入更为理性、更加成熟的自觉发展阶段。杨明伟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从百年宏阔视野角度，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密码，是中国共产党又一个“宝贵的历史教材”。
2.三个历史决议比较研究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通过三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能够让我们在历史纵深中深化对第三个历史决议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理解。欧阳奇认为，三个历史决议从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出发，集中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实践路径、重要价值，整体上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要义。裴植认为，通览三个历史决议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突出表现为自觉通过“历史决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确立正确政治路线、自觉通过“历史决议”凝聚全党共识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思想自觉突出表现为思想方法论自觉和理论创新自觉。周良书认为，三个历史决议的共同点在于：用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人物与事件，关注并尊重历史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分析历史的联系、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朱佳木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发展时间的长度和活动空间的宽度都要比前两个历史决议长得多、广得多，这个决议叙述历史过程更加突出主线主流，对存在的问题更多地采用正面表述的方式。石仲泉认为，如果说前两个历史决议对成就党的百年辉煌起了定海神针作用，那么第三个历史决议与时俱进对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所作的全面深刻总结，则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
3.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第三个历史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陈志刚认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路宽认为，坚定历史自信的要义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和运用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历史大势，增强开拓进取的勇气和力量。侯衍社等认为，把握历史主动，前提在于遵循历史规律，基础在于坚定历史自信，动力在于尊重历史主体，重点在于增强历史担当，关键在于抓住历史机遇，精髓在于勇于自我革命。高翔认为，要把握历史主动，准确判断时与势，发挥主观能动性，勇于担当作为，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斗争准备。
四、“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研究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强调，“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理论界对“两个确立”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决定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两个维护”的理论探索也有新的进展。
1.“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理论界普遍认为，“两个确立”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曲青山认为，“两个确立”是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李君如认为，对于一个党的领导集体来说，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两个确立”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根本走向的前提和关键。李慎明认为，“两个确立”为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以及舆论基础；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我们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颜晓峰认为，“两个确立”强化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吴学琴认为，“两个确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和领袖、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规律，满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求，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2.“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学界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等多个层面研究阐释新时代“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金民卿认为，“两个确立”既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又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传统的继承弘扬，更是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然要求的自觉把握，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张东刚认为，“两个确立”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李斌雄认为，“两个确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选择，是总结百年党史经验的必然选择，是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曲青山认为，从未来维度来看，“两个确立”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迫切需要。沈泉鑫认为，“两个确立”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指挥棒”，是新时代党的建设迈向更高阶段的“助推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
3.拥护“两个确立”和做到“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政治论断，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李毅认为，要在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中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韩喜平认为，要把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转化为精准发力、破解时代难题的主动作为，转化为履职尽责、开拓创新的担当奉献，转化为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宫玉涛认为，要通过加强理论武装、锤炼政治品格、强化履职担当，增强党员干部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陈理认为，新形势下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就要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
五、习近平五大重要思想研究
2022年，理论界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从研究成果来看，学界更加注重挖掘蕴含于五大重要思想之中的政理、法理、学理、道理、哲理，更加注重从“大历史观”“两个大局”“国之大者”的宏阔视野研究具体问题。
1.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
理论界围绕习近平强军思想形成背景、发展脉络、理论渊源、科学方法论等主题开展研究。刘光明等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精华，借鉴了世界军事理论优秀成果，具有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蕴含丰富的科学方法论。赵周贤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回答了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处于由大向强发展关键阶段的时代条件下，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凌胜银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强国必须强军、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强军布局、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举措，创造性地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龙凤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的实践经验和智慧结晶，重振了政治纲纪、重整了斗争格局、重构了建设布局、重树了作风形象。
2.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2022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精神、内容和要求，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理论界围绕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原则、路径选择、鲜明主题、制度基础、战略举措、创新驱动等专题开展研究。石泰峰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韩保江认为，新时代中国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保障高质量发展，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问题。余斌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把握住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本质和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本质特色在于立足实体经济，满足人民需要。陈景彪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超越，是当前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推进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行动指南。刘守英等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仍需要我国经济学界进一步加强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加快构建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学，并使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2022年7月出版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理论界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核心理念、宗旨要求、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全球倡议等专题开展研究。张辉等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根本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掌舵领航。黄承梁等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又从根本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价值追求。张云飞等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和生命共同体，要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唯物辩证法系统方法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贡献。叶海涛认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理念、以系统论思维为基本思路、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为实施保障，形塑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逻辑和理论体系。
4.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2022年5月出版的《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二卷）为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理论界持续针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思想渊源、理论体系、哲学意蕴、时代意义等开展学术探索。郭树勇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四梁八柱”已经形成，其理论内涵主要包括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丰富完善、提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赵可金等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构成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共同体理论作为解释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理基础，是中华文明天下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重要内容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依然热度不减。万俊人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解释力和彻底性上优于既有的诸如“普世主义”“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吴志成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世界观基于地球村时代人类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以及天下一家的整体性共识和包容性特质，超越时空范围、问题领域与政治制度，成为党的天下胸怀的当代表达。刘同舫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性普遍交往的形式与秩序，在与交往关系的互动呈现中构设出交往主体的实际感知、交往内容的差异互补以及交往主旨的价值共生，实现了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5.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以“十一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张文显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彰显出党全面领导的政治定力、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奉法强国的坚定信念、求真务实的实践理性、全面推进的系统观念、精准练达的辩证方法、融通古今的文化底蕴、统筹内外的法治布局、尊法循理的法治思维、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等鲜明特色。李林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段凡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开辟、法治理论创新、法治制度完善、法治文化发展的实践方向，创造性地指明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建设法治中国的方向。邱水平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实践的鲜活指导证明，西方国家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并非法治的必由之路，各国完全有可能在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身政治实践的法治现代化路径。陈柏峰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根本立场、正确道路、制度依据，统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和时代走向。
六、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022年，理论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研究热情依然高涨，重点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优势、真假民主的判断标准等论题开展研究。
1.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
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是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新型民主形态。辛向阳阐述了检验真假民主的“四条标准”：真假民主的区分要看投票权的真实性，更要看参与权的广泛性；要看选举中的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承诺的实现；要看政治程序和规则性，更要看制度和法律的执行性；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的民主性，更要看权力的人民制约性。按照这“四条标准”，全过程人民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林毅认为，沿着非西方化道路发展民主的国家不仅要坚守民主发展可行性的底线，更需要从澄清对西方民主的误解、讲明非西方化的发展趋势、批判西方民主实践与总结“民主化”教训的角度，建构起针对西方民主失效问题的经验性反思维度。陈怀平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真实的人民“在场”超越西方民主的人民“虚化”，以全链条的参与逻辑超越西方的休眠式民主，以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民主竞争性博弈的价值撕裂，以真实、管用、有序、高效的实践效能超越西方民主的掣肘低效。
2.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李合亮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在价值理念上追求人民至上，在道路选择上坚持走中国式民主新道路，在民主实现形式上注重独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制度实践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陈家刚等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设了以诉求表达、利益整合和权力分配为核心的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平衡机制，创立了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具体环节，将民主协商贯穿于各个环节的始终，构筑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体系。杨渊浩等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构成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政治保证和有效途径，这集中体现在两者的内在逻辑、价值理念、制度体系、发展动力和实现路径等方面之必然联系。胡玉鸿认为，持续民主意味着民主在阶段上、时间上、空间上是连续而不间断的机制；真实民主体现为让群众拥有更多渠道、更多方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注重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广泛民主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社会事务以及自身事务的管理之中；协商民主以商量为形式，以真实为标准，以共识为目标。桑玉成认为，那种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需要重视选举民主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3.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
民主不是装饰品，而是用来解决人民实际问题的，如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落到实处成为理论界重点关注的议题。王晨认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遵循四条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中国道路。王宗礼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人民本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人民有序参与政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佟德志认为，要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效应，吸引更多的主体参与到民主过程中来，持续接纳其他行之有效的民主机制，不断扩大民主客体的覆盖面。章羽认为，民主教育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奠基工程，必须有序补上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这一课。赵春丽认为，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创新为抓手，从学术自觉意识、制度绩效、国际传播、宣传教育等方面逐步提升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七、实现共同富裕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关于共同富裕的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8处提到“共同富裕”，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理论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1.共同富裕内涵的多维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针对共同富裕的“公正”之维和“效率”之维，理论界展开了充分的研讨。高培勇认为，促进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牵动社会再生产各方面和国家治理各领域，必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土壤。周文等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与“全面小康社会”接续的、提档升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奋斗目标。赵凌云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确立了现实路径，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田超伟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是分阶段渐进实现的过程。郁建兴等认为，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涵盖了多个社会子系统和子场域，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橄榄型社会结构构建、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文化发展、数字化发展、绿色发展等多元复合目标。
2.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理念。理论界也提出了与物质扶贫相对应的概念——心理扶贫。龚天平等认为，精神生活富裕在伦理方面是指道德生活富有，包括道德活动能力普遍提升、道德交往多维拓展、道德自由个性充分展现。周泉等认为，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蕴含多层价值追求，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价值追求到解决人的理性和精神发展的高层次追求，都内在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价值追求。柏路认为，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和谐多样、优雅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意义充盈、凝魂聚气、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构成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样态。李斌雄等认为，自由时间的涌现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谐劳动的构建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自由劳动的联合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旨趣。
3.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的关系，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有效路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各项部署落地生效。王淑芹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面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鸿沟、“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警戒线”预警等一系列风险挑战。鲁品越认为，必须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通过共享发展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建立既能激励人们创造财富又能共享发展成果的充满活力的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罗健认为，推进共同富裕要运用矛盾统一方法，恪守“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相结合，力求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相结合，坚持顺势而为与逆势而上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与全面推进相结合。孙伯驰等认为，中国益贫式增长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极端贫困同步。包容性政策为数以千万计的贫困群体提供了政策倾斜和基本保障。杨穗等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发展型、适应性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突出社会保障旨在促进社会公平和共享发展成果的功能，着力缩小社会保障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人群差距。肖潇认为，我们要确保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健康发展，对致富行为加强引导和规范，推动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人民至上、高质量发展和科学方法为导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八、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研究
70多年前，毛泽东曾与黄炎培讨论过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当时他给出的答案是：“让人民监督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深刻指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一章收录了10篇重要文献，为学界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重要论述提供权威资料。理论界围绕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新时代意蕴、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关系、以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等议题展开研究。
1.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历史渊源和新时代意蕴
2022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提出“九个坚持”的自我革命规律性认识和“六个必须”的原则性要求。杨笑山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源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佘湘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回答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和“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楚向红认为，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遵循，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成功之道。周家彬认为，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最高原则、根本立场、战略方针、主要基调、政治方向、思想武器、组织基础、有效途径、迫切任务、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等重大问题。齐卫平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揭示了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是党赢得民心的根本原因，阐明了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和重大意义。
2.“两个革命”和“两个答案”
关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周新群认为，在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中，我们党找到了依靠不断自我革命强党、依靠不断社会革命强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强党引领强国的“强起来”路径，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党的革命性的认识。任晓伟认为，要在根本上塑造执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可持续性良性关系和有序格局，必须基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来思考和探索社会革命的新内涵和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方式，以及进一步聚焦自我革命来持之以恒地推进党的建设。周苏垭认为，必须统筹推进两个伟大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
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与“第二个答案”的关系。黄峰等认为，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吕永祥认为，“两个答案”在内容上体现继承性和发展性的有机统一，在作用机制上体现自律和他律的分工与协同，在时代课题上体现巩固党的执政与党长期执政的接续与发展。陈明凡等认为，“两个答案”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统一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实践。丁忠毅认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需要在发挥两个答案各自独特优势基础上，着力发挥二者相互促进的正向效应，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党的自我革命协同发展，更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治理效能。
3.以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面对党内依然存在的作风问题和违纪问题，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甄占民等认为，必须用自我革命的确定性去回应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克服自我革命“阵痛”的挑战，推动党的建设水平整体升级。杨晓渡认为，必须继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保障，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辛向阳认为，要以严密有效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永远做到不代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的利益，彻底消除“七个有之”，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切实解决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吴光会等认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提高和增强自我革命能力，健全和完善自我革命体制机制，锤炼和锻造自我革命骨干队伍。
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022年，理论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本质要求、实践路径、创新贡献、文明底蕴等开展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
1.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品格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陈金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臧峰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吴忠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强调现代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极为重视对外开放，十分重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视系统性社会风险的防范。沈湘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及其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而来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理念与实践是其内在底蕴和重要基因。辛向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原创性、民主性、世界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原因。杨荣刚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全面性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客观必然性与主观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赵义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的现代化，它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以“人本”代替“物本”、“人—自然—社会”协同进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2.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贡献
理论界致力于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与西方文明观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作出了哪些世界性贡献等问题。辛向阳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以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气魄使人类文明向着进步的一面不断发展，新在以中华文明为根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新在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指向推动人类文明的新进步。林建华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体现在它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使中华文明实现了当代化的文明形态，是内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和鲜明世界意义的文明形态。丰子义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扩展了原有的人类文明，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格局，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导引了人类文明的走向，给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吴宏政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占据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方位制高点，引领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潮流，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王正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工具理性“铁笼”、柔性专制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世俗主义、虚无主义等弊病，极大提升了人类的文明程度。田旭明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了中华文明发展新生机，筑牢了对马克思主义理想文明形态学说的信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能力，建构了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中国话语，同时也为构建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颜晓峰认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作出重大贡献，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创造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漆思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东升西降”的趋势加速演进。
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现代性与国家独立性之间的悖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超越。刘军等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绝不是文明发展的既定逻辑和“普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推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逻辑，为人类文明进步开创了更加光明的前景。龚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的终结，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刘须宽认为，要深刻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既有文明的本质性超越，矫正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不平等，创造“真实共同体”，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虚假共同体”。唐爱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解构了西方现代化霸权，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类型，其效应不仅表现为推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而且更表现为积极解答“世界之问”，承担着引领世界文明走向、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任务。陈曙光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仅仅意味着其经济的成功，在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西方中心论横行世界数百年后第一次面临真正的挑战。
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中国式现代化是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理论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积极出谋划策。周康林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方法论上看，主要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与远见卓识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坚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等方面。洪银兴认为，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的独特创造，不仅需要准确把握这“四化”在新时代的新内容，还要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建立彰显优势联动的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体系。燕继荣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领导人民构建了现代“新国家”的框架：一个在国际体系中保持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一个融合多个民族，承载和推动国家整体性发展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一个体现“人民性”的社会主义富强民主国家。吴忠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要协调推进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使两者之间的张力转化成一种强劲的现代化内生动力，超越“资本至上陷阱”和“福利过度陷阱”。韩保江等认为，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始终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和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体体现，从被提出的那刻便引起理论界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研究仍将是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
1.新发展阶段研究
2022年，理论界对“新发展阶段”本体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绝大多数研究把“新发展阶段”作为相关议题的“限定条件”，比如：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研究、新发展阶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研究、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研究等。理论界主要围绕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意义、主要内涵、重大任务等议题展开研究。姜辉等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等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对于自觉遵循当代中国发展规律及演进逻辑，发挥历史能动性和把握历史主动性，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以推动阶段性飞跃，推进中国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石镇平认为，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阶段，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凝固化、永恒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颜晓峰认为，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站到了新的起点上，其战略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实现了大跨越。
2.新发展理念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2022年，理论界比较关注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实践价值、实施路径等议题，既有综合性、整体性研究，也有选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的一个理念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侯衍社认为，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的指导原则、发展动力、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发展目的、发展环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集中回答了21世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原则、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目的等核心问题，展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核心要义。洪银兴认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是发展中大国特有的现代化之路。王炳林认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价值目标和科学指引。黄群慧认为，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也是一种新发展理念——安全发展理念。
3.新发展格局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2022年，理论界比较关注新发展格局中如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进行产业链升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问题，继续从内涵意蕴、生成逻辑、实施路径等角度切入，试图回答“什么是新发展格局”“为何提出新发展格局”以及“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基本问题。谢富胜等认为，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核心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中产能相对过剩、供给不适应需求以及高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三大堵点。张占斌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内需主导、内部可循环的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发展路径，呈现从二元体制变为统一大市场、从依赖国际转向国内为主体、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平衡不充分转向平衡充分发展的趋势特征。孙宗伟认为，新发展格局具有把握主动权的战略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势，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理论优势，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等。
4.高质量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2年，理论界比较关注碳达峰碳中和、绿色金融、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张占斌等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主动作为，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积极应对，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新时代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张效廉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锚定不平衡不充分短板扬长补短，注重统筹内外、优化环境、趋利避害，自觉按经济规律办事，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综上所述，2022年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更加完善、研究方法更加多元、成果形式更加丰富。《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要求深入开展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研究，延伸阐释深度和广度，针对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进行辨析澄清。可以预见，将有更多学术资源涌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领域。展望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精神仍将是理论界重点研究对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结构、生成机制、理论体系、哲学根基和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共同富裕”等议题仍将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我们期待理论界涌现更多高质量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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