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既成事物的发生，都有其相应的条件和内在逻辑，即生成逻辑。科学的理论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也不例外。从发生学意义上认识和把握其生成逻辑，是认识和把握一种理论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要真正认识和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认识和把握其生成逻辑，搞清楚它从何而来、如何而来。实事求是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当习近平2022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和阐述“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P18-19)的要求之后，这一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重点问题之一。对此，研究已取得一批有相当高度、深度和新度的成果。而从总体上看，已有的研究多是聚焦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本身，对于它的生成逻辑的研究相对不足。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着眼于“把握好、坚持好、运用好”的要求，力求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逻辑作出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时代背景：直面时代问题的哲学反思
哲学发生学告诉我们，哲学是离不开时代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时代问题的哲学反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产生具有宏阔深刻的时代背景。
第一，从世界视野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是国际秩序和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前所未有。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国际力量更趋均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当今世界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又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领域的创新性突破，带动几乎所有领域都发生了以绿色、智能等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创新源泉，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态正在经历新的重大变化，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变得更加突出。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和一系列新变化，既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影响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全球治理理念和规则正在加速演变，全球治理平台更加丰富。这一切表明，一个多层面、多领域、多维度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形成。在世界这样一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情势之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世人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回答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生成发展的。
第二，从国内情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承前启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理论和实践主题进行了积极而又卓有成效的创造性探索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而深刻的里程碑意义，鲜明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崭新历史方位。立足这一崭新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遭遇着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既拥有着蓬勃光辉的发展前景，也肩负着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等显著提升，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继续前进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底气；另一方面，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和“树大招风”效应的显现，中国在前进征程中也面临着一些亟待破解的新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譬如，如何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如何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强大政党；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化解民族复兴关键期所遭遇的来自国内外各领域的重大风险挑战；如此等等。可以说，在新时代，新要求的满足、新问题的解决、新任务的实现，需要哲学的理念和方法，需要哲学的反思和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回答新时代重大课题、解决新时代矛盾、实现新时代主要任务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二、实践基础：历史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哲学虽然是人类特殊的认识，但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也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哲学理论，来自不同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生，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进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跌宕起伏，既有高歌猛进的高峰，也有步入歧途的低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此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登上历史舞台，引领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在20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在发展中也出现过曲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无产阶级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发展进入低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就其内因来说也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方向问题，经济发展不足问题，也有意识形态变化问题，等等。但是，不管怎样，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生问题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比如，价值取向上人民立场的偏离，社会发展动力上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忽视，内外因关系上独立自主意识的抛弃，社会意识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等等。这一切，为人们从哲学上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曲折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是特别注重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和汲取的。20世纪50年代，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2](P195)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也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P37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大历史观，更加重视从哲学上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并用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比如：习近平在2018年1月5日明确指出：“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4]还是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在论述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时，结合列宁当时的做法和经验，引用了列宁的重要观点，指出“列宁认为，党应该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无产阶级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1920年，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4]这个讲话只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经验教训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联系，可以说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第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进程。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是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伟大历史进程；是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是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5](P2)“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5](P65)这些经验集中表现为“十个坚持”，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个坚持”作为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概括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三、理论渊源：对以往优秀哲学成果的继承发展和借鉴吸收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告诉我们，社会意识在从根本上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有的发展形式和发展规律，其中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社会意识诸形式均有前后相继的历史链条，具有历史继承性。哲学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其发展当然也不例外。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继承发展、吸收借鉴以往优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其根本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这一“新的世界观”，以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为主题，以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内容，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社会进步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世界上一切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自然成其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根本遵循。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一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来学习和把握，并用之于指导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这一点，在习近平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中均得以充分彰显。另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上看，习近平强调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中，引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表述。这从《习近平用典》第三辑（马克思主义经典篇）一书中可见一斑。其中，选取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近百条，哲学方面的就有29条。总之，从根本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在创造性地继承、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是其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就进入了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相继产生了两大哲学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思想。这两大哲学理论成果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直接理论来源。从毛泽东哲学思想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验的最高理论概括，是中国化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从其哲学原理上说，它是一个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科学理论体系，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创造性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同时，还将其运用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各个领域，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6](P48)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特别珍惜这笔财富，不断强调学习把握、自觉坚持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对这一点，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集中体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看，其哲学思想，是由邓小平理论中的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思想构成的。概括起来说，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和发展了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各种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原理，等等。[7](P489-452)这一哲学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特别珍惜这笔精神财富，并自觉地运用其指导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一点，从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讲话、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总体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是其重要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也有联系，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的哲学思想相当丰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8](P4-5)这些文化遗产中蕴含着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宇宙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认知思维方式等哲学智慧。对此，人们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在其精神传统上，以下几方面，确是大家的共识，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真善统一的致思路经、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阴阳相生的辩证法传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等等。[9](P6-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在新时代，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基本内涵、重要特征，评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思想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说明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其中，关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0](P261)的论述，关于“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1](P650)的论述，关于“四个讲清楚”[10](P17)的论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2](P23)的论述，关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3](P13)的论述等，尤其引人注目，发人深省，启人心扉。以上这一切足以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地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思想，正是在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四、主观条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哲学结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是由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哲学结晶。其中，习近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客观条件基础上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由其主观上多方面的优秀素质条件决定的。择其要者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富有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精神因素的作用是很大的。正可谓人无精神则不立，党无精神则不振，国无精神则不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其富有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分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指的是直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感、意志、性格、能力、道德情操、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等方面各种精神因素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伟大建党精神和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之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种精神，存在于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也得以充分彰显。他们具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执着，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认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他们具有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始终牢记自身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他们具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既敢于革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又勇于奋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具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把对党忠诚视为首要的政治品质，把人民视为江山，始终坚持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观念，笃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追求，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富有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为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拥有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地具备了这一条件。他们十分重视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主持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以及“《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等主题的集体学习活动。他们结合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不断探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独具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全面准确完整系统的理解和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精到的理解。他们具有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勇气和能力，对于“过时论”“说教论”等错误思潮和“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等不良现象能够给予有力批判。这些方面，从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献中可以体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为重视，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意义，视其为看家本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出多方面的创造性说明和发挥。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发表在《求是》上的两篇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等文章中得以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丰富的实践阅历。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作为来自实践的理论，是和理论创立者的实践阅历分不开的。许多科学理论都是由具有丰富实践阅历的人创立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具有丰富实践阅历的人，才能创立真正科学的理论。毛泽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都与他们非同一般的实践阅历分不开。同样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生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实践阅历和充盈的实践经验是紧密联系的。就习近平本人而言，他有着陕北插队七年的艰苦岁月。这是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第一站。之后，他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知识、开阔视野，毕业后，进入高层领导机关工作。此后，一直在县、市、省重要领导岗位做基层工作。在党的十八大上当选党的总书记至今。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都留下了他从政的足迹，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都当过。[14](P450)这样丰富的实践经历，使习近平对中国国情能够深刻把握，对群众疾苦能够深刻感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深刻体悟。也正是由于这样丰富的实践阅历，使他能够和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集中全党的智慧，从而形成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四，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然而，利用好这一思想资源，却需要具备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很好地满足了这一条件。就习近平本人而言，他阅读了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史典籍，如《诗经》《春秋》《论语》《史记》等；抓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世致用、日久弥新、与时俱进，等等；熟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思想内容，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看到和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方面的价值，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等等；把握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如坚定自信、多多尊重、加强保护、开展学习、科学研究、加以阐释、深入挖掘、多做宣传、重视教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等。正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才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充分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思想中得以形成和发展。
五、结语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有条件的，而且促使事物得以产生的条件，往往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事物的生成逻辑就存在于这些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中。在人所干预的事物中，事物产生条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客观条件，二是主观条件。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都是多方面的。事物的生成，正是多方面客观条件和多方面主观条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就是这样。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坐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其产生的时代条件；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史实践，为其提供了久远的历史根据和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其产生的实践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是其产生的理论条件。时代条件、实践条件和理论条件，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生的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提供了其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素质，包括富有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阅历、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等等，则是其主观条件。如果说，客观条件提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可以说，主观条件则使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变为了现实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其生成逻辑就存在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中。准确阐释这一生成逻辑，是科学理解、正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
（作者简介：周向军，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名誉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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