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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辞海》中，“复兴”一词主要指“衰败后再兴盛起来”。(2)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复兴”这一概念来描绘和概括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的历史走向，其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历经“兴盛—暂时落后—未来再兴盛”的认识自觉。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究竟是如何出场的呢？其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不是凭空产生来的，而是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中产生的。

　　第一，从历史动因看，这是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既有救国方案相继探索失败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孕育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并曾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此，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明确指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这就是“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3)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4)在这里，他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充分肯定了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特点和成就，并对这两种文明进行对话充满了强烈期待。

　　然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封建统治者没能自行完成对封建制度的扬弃，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又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闭关锁国阻滞了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交流，这最终导致清王朝在生产力发展上开始落伍于时代，并变得孱弱无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此同时，以荷兰、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思想启蒙和生产方式变革，新的生产力推动世界市场不断扩大，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极尽手段地攫取世界各国权益。当英国通过坚船利炮轰开清政府的大门时，中国便渐次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也就是从这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5)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竞相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大致循着“西学科技”—“西学制度”—“西学观念”(6)的逻辑进路，开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国药方，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其中，孙中山不仅在组织成立兴中会时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他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推翻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尽管如此，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再加上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向何处走”的领导阶级以及正确道路，辛亥革命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凄惨命运，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愿望也没有化为现实。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必须进一步突破既有的认识思路而寻找新的救国方案。

　　第二，从内在机理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科学思想的指导和先进政治组织的引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科学思想的指导和先进政治组织的引领，两者缺一不可，这诚如《决议》所指出：“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7)其实，五四运动以前，各种救国方案之所以屡屡破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科学的思想引领，这就需要寻找新的思想。（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指导思想的选择上看，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它们都企图依循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其失败的结果一再表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它“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8)特别是一战的爆发，其“开亘古未有之斗局，贻人类莫大之惨祸”(9)的激烈程度，使资本主义文明的罅漏暴露无遗，这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避害”意识，进而形成对资本主义的“认异”。而在这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及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诸多相融和相通之处，从而愈益受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和重视，他们经过反复比较，反复试验，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政治信仰。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0)这就是说，“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是交相为用、相辅相成的。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指导思想后，迫切需要组织起来，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却是一盘散沙，由于“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1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8页。辛亥革命后，虽然政党政治现象盛极一时，甚至以各种名目成立的政党多达300多个，但由于这些政党的宗旨并非出于“公心”，而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故“今日之所谓政党……盖不过一二野心家借政党名目，以为争权夺利之具也。”(12)那些只为“争权夺利”的政党组织，必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愈益走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更遑论能够引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就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呼唤一种以先进思想为指导、新的先进的政党组织。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只为少数人谋私利”的局限，而始终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这种强烈的“公心”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促使中国共产党天然是一种使命型政党，具有高尚的政治品格和高远的历史使命，这诚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忠诚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能够很好地将各种社会力量整合起来，表现出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定盘星”，并“展现出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14)

　　第三，从叙事方式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叙事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历史主题往往是历史发展规律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体现，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总纲，反映和规约着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历史主题的彰显，离不开特定的叙事方式，甚至有历史学家曾发出“没有叙事便没有史学”(克罗齐)的感慨。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的叙事，主要有“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之辩，前者在改革开放以前占据主流地位，后者则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历史画卷的铺展而愈益繁盛。(15)

　　在我们党内，以往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的认识主要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即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归纳出一个主题。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党的奋斗主题就是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的奋斗主题就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种对党的历史主题的阶段性划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成果，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疏离整体视角的阶段性划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仅潜在地折射出“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内在张力，而且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据此炮制不同历史阶段相互否定的话题。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进程，从大历史观的视域将党的百年史的主题归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首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结为党的百年史的主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毋宁说是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叙事的出场，是对学界长期以来历史叙事范式之辩的突破和创新，它将“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有机结合和融为一体，拆除了两者之间相互区隔的藩篱，从而大大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及两者内在关系的认识。其次，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结为党的百年史的主题，不仅有利于研判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结构，而且还能将党的四个历史时期有机统一起来，阐明这四个历史时期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进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为地将历史相互割裂的错误做法。再次，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结为党的百年史的主题，能够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意识，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党的执政合理性。这诚如《决议》所指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16)

　　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出场，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认识反思，也是百年来我们党对近代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共党史的认识重构，这种宏大的理论创新，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出场的逻辑起点。

　　百年来，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奋斗姿态，在实践中接续创造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等在内的四个“伟大成就”。这四个“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在时空的坐标轴上的依次展开。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一般而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以自身的独立解放为根本社会条件。早在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要员的蒋廷黻在其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的开篇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17)在这里，蒋氏虽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发达的物质技术和科学的文化观念，但却由于自身阶级立场的局限性而有意遮蔽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应该说，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它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却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尚且堪忧，更遑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其中，最低纲领的前两个目标——“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8)这实际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社会条件的科学认识，即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根本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基于这样的运思理路，着力解决这一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提出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9)这里的“新”的首要含义就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建设新社会、新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无法逾越的先决性条件。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党领导人民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以独立统一的国家为主导力量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实现国家现代化进行谋划。1954年9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0)后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则进一步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1)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制度具有根本性作用，而社会主义改造所要解决的正是社会制度的属性问题，这就是要从非独立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1956年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下，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当然，统观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认识的不足和外部环境的严峻，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从而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尽管如此，经过努力我国最终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发展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新”，即新道路、新动力和新目标。

　　一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新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从一定意义上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即是一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寻路”的历史。改革开放前，我们先后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之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并积极借鉴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由此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2)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二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掘出新动力。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产力本应快速发展，但一段时间内我国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挫折。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成为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了长期以来党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式的认识，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是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制定了新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一系列阶段性目标的历史接力中展开和实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定位更加具体和清晰。从概念使用上看，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并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界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由此，这一概念便愈益频繁地出现在党的文件和话语中，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从时间上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三步走”设想和“两个一百年”目标，这些阶段性目标的制定和如期完成，夯实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第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由此正式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摆上党的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地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专题来研究，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制度，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等，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共同型构而成的科学制度体系。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的系统集成释放出更高的治理效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1978年，我国GDP仅有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居全球第11位；2020年，我国GDP首度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7%，人均GDP按照可比口径来推算，相较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约27倍。(23）从科学技术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这些基本交通工具都不能制造，而今，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天眼、蛟龙、5G、墨子、北斗、天宫、天问、羲和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系列重大成就，无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精神的力量，不仅创造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焕发出强大的精神魅力。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仅继续创造和凝练了新的伟大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议》明确指出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24)“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25)这“两个确立”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这四个“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弘的史诗，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由此开启了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新征程需要新作为。在新征程上，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议》给出了明确回答，这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6)那么，在新征程中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统观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凡是有能力开创和保持繁荣兴盛的时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都往往注重中外的交流和交往。正是在中外的频繁互动中，域外文明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它们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这也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中华文明何以能够成为人类古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立足新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决不像敲锣打鼓那般轻松，而是需要一种“大智慧”，而要拥有这种“大智慧”，就必须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批判性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7)一样，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始终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而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融合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视野、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8)习近平也强调指出：“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29)将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这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大的后发优势，正是得益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短短70多年的时间内，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40多年内，（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而且还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一百年前衰败凋零景象到今天呈现出的一派欣欣向荣气象的根本转变。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单向度的扁平化结构，而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30)这种复合式的现代化类型，合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形成了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呈现出以往其他现代化形态所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1)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和开拓出来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如前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由于吸收了人类社会文明一切成果，因而具有深刻的国际基因，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其他现代化形态的再版和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实践中的独特性创造。

历史经验深刻证明，“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3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为了尽快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纷纷效仿西方，它们视西方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甚至还将“现代化”径直化约为“西方化”。其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国家要么陷入长期的社会动乱而造成自身现代化的“夭折”，要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33)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走通、走得稳、走得好，关键就在于它是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原创。

　　一方面，从概念内涵来看，“中国式”与“中国化”“本土化”是一组相近概念，它们内在地包孕了“具有中国特性”或“具有中国风格”之意，用“中国式”概念来修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能够形象地体现出它浓厚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意味，而且这种概念创新对于丰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以及在国际社会上探索构建新的话语言说方式，进而提升国际话语权都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从历史进程来看，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其在精神层面便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形成认识自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毛泽东便以史为鉴，自觉主动地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更是在历史主动中自觉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坚持“走自己的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35)这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本质性区别。从历时性看，自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为了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世界各主要大国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往往都选择采用侵略扩张的血腥方式。这诚如马克思所言，自从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和毛细血管都浸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据统计，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西方殖民者仅从中南美洲就抢走了250万公斤黄金、1亿公斤白银。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西进运动”以及罪恶的奴隶贸易，都标注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罪”。(36)

　　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国强必霸”的残酷逻辑，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却无法自我克服的罅漏，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一方面，从文化基因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如儒家追求“大同”社会，墨家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37)的和谐理念等。这种镌刻在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和合”传统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38)另一方面，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党，其初心和使命不仅要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也要“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9)。（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到任何时候都不会采取“国强必霸”的逻辑去破坏人类幸福安宁的美好生活。相反，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恰恰是中华民族遭受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严重侵略和剥削，受尽了屈辱和辛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知，这就决定了向来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中华民族不仅不会再把同样的苦难带给其他国家，而且还会极力避免这种苦难再次重演。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稳步提升，中国愈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40)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在近代以来拯救民族危亡、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出场，在历时性解决四个不同时期主要任务和取得“四个伟大成就”中依次展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走向逻辑归宿，层层递进，最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