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形态更替的历史。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鲜明特征标识，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领域的具象化表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在人类生态文明理论交流互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一、从文明史观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逻辑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规律的体现，是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对历史大势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反映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深刻反思，系统总结了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拓展。
（一）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大势
马克思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来看，四大文明古国的形成印证了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形成、兴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文明的起源大多是以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依托，并较好地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结果。而众多古代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都在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了破坏。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所指出的：“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的地区。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则导致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衰落。”中华文明吸取了优良生态环境孕育和促进文明发展的经验，也吸取了生态环境破坏导致文明衰落的教训，持续积累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智慧，成为实现数千年不间断发展的人类文明。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马立博感慨：“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拥有如此丰富而广袤的生态系统；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将自己的水利系统重新整合成一个如此庞大的内河航运体系，进而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促进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让土壤连续几千年仍然保持着生产力。”历史经验表明，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在对自然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系统总结的基础上，习近平以深邃的大历史观视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强调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真正体现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这一理念提供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依据，深刻阐明了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把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
（二）深刻反思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教训
每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和确立都必须能够回应和解决上一个文明形态难以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现代化与工业文明相伴而生，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使人类深受其害，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走出传统西方式现代化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走出传统工业文明而进入新的文明形态。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各类生态危机的频发也开始对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进行反思，“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环保运动开始兴起，《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领域重量级作品陆续发表，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绿色思潮影响力逐渐增大。西方国家也开始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探索，对内从法律、制度到实践层面强化环境规制，对外开始大规模产业转移，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与自然紧张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哪里有优质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禀赋，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业就向哪里转，高污染产业经历了由西方到东方、由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大转移过程。但资本无限的扩张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难以调和的矛盾，大量对外转移环境污染、大量损耗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发展方式也引发了道德伦理危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深刻反思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历史自觉和大国担当，提出“在我们这个14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同时，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实现了生态化和现代化共融共赢，实现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协同增效，为人类文明应对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与严重危机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三）深入总结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
文明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并沉淀下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成果的总和，而文明形态标志文明发展的过程或类型，文明形态的展示过程就是人类的实践成就不断积淀和升华的过程。从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点、阶段性需求和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与时俱进、日益完善的资源环境保护理论和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的自觉自省，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积淀和重要实践来源。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已经有保护资源环境的意识，围绕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资源保护，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关法律政策。如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期成立了山林水利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陆续创建和改组建设厅、林务局、农业厅等专门机构，负责管理改良耕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农林牧工作，并制定了一些具体的保护森林、保持水土的政策措施。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努力提高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的同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发展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发展应以节约自然资源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1982年在全军植树造林表彰大会中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号召，1982年12月颁布实施的新宪法确立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责任，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宣布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开始凸显，江泽民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全面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同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发展奇迹。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首创并设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把超过25%的国土面积划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升。“十三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9项约束性指标超额完成，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深入总结百年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历史经验和新时代十年生态文明领域伟大变革深层逻辑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核心要义从“六个原则”、“八个坚持”拓展到“十个坚持”，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成为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从价值论、认识论到方法论的基础。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理论升华的结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现了对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借鉴和超越，成为人类生态文明理论的集大成者。
（一）继承深化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习近平在肯定人类史与自然史互相交融和互相促进的同时，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工业文明发展奠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促进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形态迈进，这种生态历史观不仅是对当下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史观继承发展的理论结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是站在人类整体利益、共同利益、长远利益上共谋全球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把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来认识，使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生观，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使环境成为民生的重要领域。
（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并根据新时代的新特点、新变化、新需求进行了丰富、拓展、创新，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一是体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升华上，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要生态文明理念，奠定了新时代新征程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论基础。二是强调人类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如《荀子》中讲：“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齐民要术》中讲：“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提出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只有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成效。三是倡导以科学合理的体制和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如《周礼》中讲：“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在借鉴虞衡制度等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三）借鉴和超越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收借鉴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绿色思潮、环境伦理学等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成果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知识，同时对这些生态文明理论批判性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西方环境理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大多持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观点，例如“深绿”思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运用对立起来，反对人类为了生存而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在全球环境问题上升为生态风险、国内高质量发展成为内在要求的当下，绿色发展成为解答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之问的中国选择，将绿色发展内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中，致力于破解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未能摆脱的发展与保护二元悖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而且绿色发展不能局限于表面的变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贡献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现实反映，是主动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产物。新文明形态的产生意味着在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状况等方面对旧文明的全面超越，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在价值立场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体现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生态文明成为三大共同体的交汇点，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自然要素之间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全新认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将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放至首位，强调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秉持既合理利用自然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长期存续条件。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自然要素之间唇齿相依、共存共荣的关系，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生态文明角度理解，就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高度，加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以生态文明为切入点推动人类社会由竞争走向合作，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全球性统筹、多主体参与、跨区域协调。以三大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既是造福中华民族、惠及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也是中国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担当的国际责任、做出的世界贡献。因此，习近平2018年在海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们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历史性贡献。”
（二）在文明内涵上，塑造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文明类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在我们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其他四大建设之中，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两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叠加发展”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系统观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也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整体性文明形态的有机演化和全面进步。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单向度”现代化，导致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心为物役、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等“现代性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超越了以往单一强调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和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站在人类命运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狭窄视野，从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的宏大视野衡量和规范人类行为、选择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步性。
（三）在思维模式上，跳出了西方文明的原子化思维，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思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西方文明是建立实体——机械思维之上的，本质上是一种原子化思维，就是视事物为独立的存在，视世界为离散对象的集合，认为关系不影响实体的存在。这种原子化思维方式很容易使生态问题孤立化。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整体有机生态智慧，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将人与自然、自然要素视为关联系统。例如针对如何治好“长江病”问题，习近平强调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气候变暖加速、全球环境治理乏力等全球性问题加剧，各类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复杂性不断加深，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以系统观念为方法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体现出对复杂状况更强的适应性。
（四）在发展旨归上，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作为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具有内在一致性：前者提供物质基础，后者则彰显主体力量。从社会生产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标，使人类的真实需要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社会生产的重要取向，不再单纯围绕利润而展开，充分体现了建设生态文明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立足现实的人的文明形态，超越了资本逻辑转而以人本逻辑为基础。从社会生活来看，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使环境与民生紧密关联起来。习近平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以消费方式变革为突破口架起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桥梁，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摒弃西方工业文明罔顾地球生态环境阈值的无底线的消费主义，使人的发展真正超越被物欲化的“单向度”的人，创造一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全新存在方式。同时，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还体现在人的主体作用发挥上，即“依靠人民”，强调美丽中国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事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方式由个体主义走向集体主义，注重培育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充分发挥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不同社会主体的绿色行动合力。
（五）在战略路径上，实现了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螺旋上升是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走向纵深的重要法宝，也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支撑。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们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写入党章、写进宪法，建立了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同时在将市场化机制作为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手段，不断推动基层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等方面的实践，全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意愿和能力显著提升。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有利于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减小改革代价成本，提高不同主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六）在领导力量上，加强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既体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也是全面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必然要求。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的必然选择。同时，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了实现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福祉的提升，必须借助强大的国家力量。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超越了西方环境理论和治理理论常见的政府、企业、公众的主体三分法，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和制度优势，极大增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合力。同时，加强长期执政党的领导还有利于避免短期效应、着眼长远效应，摆脱局部利益、追求公共利益，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升生态文明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总而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胸怀天下、胸怀未来的气魄解决了人类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与保护关系、短期与长期关系、民族与世界关系等领域遇到的共同问题和重大难题，摆脱了各国谋求自身发展繁荣的零和博弈思维，蕴含着对人类整体生存和永续发展的深切关怀，真正体现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思想格局，必将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版图的重新布局，并谱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篇章。
（作者王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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