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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现实所得出的高瞻远瞩的科学结论。走和平发展道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上，实现14亿多人口大国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必将是中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

　　共同富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而在中国实现这一理想则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途。这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因为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现代化如果不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而以西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迫的附庸式“现代化”国家，从而沦为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世界体系中的贫困极，并且中国国内也必然出现两极分化。这种双重叠加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具有巨量人口的中国人民沦为全球最贫困的人民。这样的所谓“现代化”不是中国人民的福音，而是灾难，必将受到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而注定行不通。走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必然选择。

　　正因如此，实现共同富裕的论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在回顾和总结他在重要时间节点上提出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时，突出强调其重要意义：“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我就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我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我进一步强调要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他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深刻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面对新科技革命，习近平最近又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从这一系列的论述中可见，实现共同富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可谓重中之重。从实践上看，实现共同富裕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因此，习近平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是对人类反贫困思想的历史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

一、“共同富裕”的科学界定、制度基础与主要问题

　　为了理解习近平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论，我们应当首先理解习近平对于“共同富裕”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分析实现这样的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1.共同富裕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及与其对立的两种趋势

　　一切方法论都旨在实现某种目的。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方法论乃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因此要理解这一方法论，必须弄清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弄清楚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习近平对此有深刻而全面的论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是对共同富裕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固定静止的状态，而是分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同时指出了与共同富裕相悖的两种趋势与状态——平均主义与少数人富裕和多数人贫困的两极分化。

　　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消除两极分化。《资本论》早就科学地揭示了由“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所产生的两极分化，指出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诞生。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预言。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占有的国际产业链、金融链，以数字科技为载体的平台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将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这导致中产阶级的财富不断缩水，社会财富分配呈现“K”型分布走势，造成各阶层之间的两极分化。而富国与穷国之间国际差距也呈现“K”型分布走势，造成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如果发生两极分化，其后果更为严重。因为社会财富一旦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不但直接造成人民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社会对立加剧，而且由于资本寡头必然会形成某种势力集团，企图染指政治和社会舆论以获取其权势地位。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时代，这些势力集团与外国垄断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必然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并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东欧一些寡头化的国家是这方面的前车之鉴。习近平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规律的高度，结合中国治国理政实践，旗帜鲜明地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习近平同时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科学判断。中国具有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近代以来，空想社会主义所奉行的平均主义观念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马克思曾经严厉批评这种平均主义是“粗陋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观念的特殊表现：“任何私有财产本身所产生的思想，至少对于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财产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在这种共产主义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从道义上说，平均主义是人的自私性和物欲性的表现形式，是“平均私有”而非“共同富裕”；从社会后果上说，平均主义不是引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而是由“平均私有”走向“共同贫穷”。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反对平均主义。

　　2.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要实现这种既反对两极分化，又反对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的根本保证，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如果没有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在市场的自发力量下，“由于各类生产要素同时进入市场，先富者和后富者也共同面对同一个市场，必然相互联系并产生利益差别……单纯通过市场行为并不能自发地使后富者共同致富”。因此，“一旦离开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便不复存在，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就更无可能”。但是，如果不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又难以激发经济主体和各种要素的活力，必然走向平均主义的“共同贫穷”。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方法论的制度基础。

　　3.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辩证关系

　　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还必须将唯物辩证法贯穿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的全过程，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找到解决矛盾的科学的方法。我国决不能走掠夺他国财富来实现本国富裕，造成国际两极分化的道路，只能走依靠本国人民创造财富，与世界人民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所要应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人民“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辩证关系：“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而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路径，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科学地把握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二是在社会宏观财富结构层面上，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科学地把握公共财富与个人财富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断增进共同富裕；三是在个人财富收入结构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通过高质量发展，建立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充满活力与流动性的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上述三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作为整体的方法论体系。

二、在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过程正是“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按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由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走向平衡充分的发展，由此又将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要的水平上，产生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个辩证发展过程为我们处理“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辩证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发展空间与动力。

　　从哲学上说，事物的不平衡状态必然产生出趋向平衡的运动，这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关键取决于走向平衡的方向与条件。19世纪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只看到其消极方面，将其描述为宇宙走向“热寂状态”的死亡过程。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杰里米·里夫金将这种悲观论移植到社会历史发展领域，提出所谓“熵世界观”，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不过是一种不断将有效能量转变为无效能量，从而使熵不断增大的“退化过程”。人类“无法逆转时间或熵的过程，那是早已定了的”，因此必须终止发展步伐，以缓期执行对人类的“死刑”。这一观念固然有提醒人类要节制资源环境消耗的警世意义，但由此而提出的“零发展观”实质上是要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成为违背历史规律的错误观点。他没有看到，在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引导下，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的过程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可以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正是要通过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推动财富创造：第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乃是潜在的发展空间，因此按照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进行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到平衡充分的发展的过程，正是使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经济空间（例如贫困地区与贫困阶层、产业短板、薄弱环节等等）获得平衡充分发展，从而形成推动社会财富创造的强大动力。第二，这种趋向平衡的过程，不会走向所谓“热寂状态”，而会产生出更高水平的不平衡，使事物发展进入新阶段。恩格斯早就指出：“单个运动趋向平衡，而总体运动又破坏单个平衡……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我国在解决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使贫困地区、贫困阶层、产业短板和薄弱环节得到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促进总体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引导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总体上的变化又会产生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空间，由此引起新的走向平衡的运动。这种螺旋式发展形成“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正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的原创性贡献之一。

　　那么，如何使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呢？习近平关于这方面的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相关内容极其丰富，这里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升劳动人民创造财富的客观劳动条件和主体劳动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是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因此要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抓住产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这一决定性因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贫困问题的应对方法局限于生活资料的分配的福利主义政策，即对失业者等贫困阶层进行生活资料的“人道主义”救助，其主要方式无非是滥发货币、增加社会福利、鼓励发展慈善事业等。这被一些人作为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体现，然而事实上却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因为这些所谓“人道主义”的救助只能使贫困阶层得以勉强生存，而劳动者的劳动条件（生产资料）仍被资本家占有。同时教育的资本化剥夺了劳动者提升自己主体劳动能力的权利。这些才是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福利主义制度舍本求末，导致劳动人民对资本的双重依附：在生产中依附资本占有的生产资料，在生活上则依附资本的福利救助，这种依附状态进而成为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政党争夺国家的公共权力的社会资源。于是表面看来这是实施人道主义的救助，实质上已成为强化垄断资本对贫困阶层经济支配、政治统治与精神文化统治的手段。与此同时，这种福利制度也使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不断提高，引发经济滞胀危机、金融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西方社会虽然生产力高度发达，仍然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习近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论，与上述西方福利主义具有本质区别。这首先体现在价值目的上的本质区别：西方福利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以人民为中心，旨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价值目的上的根本区别决定了方法路径的本质区别：生活资料的救助虽然也是必要的，但只是临时性应急手段与治标之策，而治本之路则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劳动者提供创造财富所需要的客观劳动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生产资料），并且在实践中培育和提高贫困者创造财富的主体劳动能力。习近平亲自领导的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成为彪炳史册的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方法论范例。

　　一是发挥公有制主体作用，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劳动者提供创造财富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这里讲的“自然界”泛指一切物质资源条件，即生产资料。马克思这一判断的根本意义在于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被资本权力所支配。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根本缺陷，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给劳动者提供创造财富的物质条件，通过做大“蛋糕”来合理分配“蛋糕”，消灭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空话，其重要体现之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力量，建立全国一盘棋的巨大的基础设施体系，这是生产资料中最基础的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提供普惠的高质量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对贫困地区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地体现为实现“五通”：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电视、通互联网。“五通”带来贫困地区的根本性改变，为劳动者发展新产业、改善生产生活设施、发展教育提供了高水平的物质条件，由此通过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是培育和提升劳动者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根据现实的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提升和改造现有产业结构，以此为目标来精准培育劳动人民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开拓新的致富路径，使人民切切实实感受到劳动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现实利益。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实施义务教育全覆盖，是阻断贫困世代传递的治本之策。实现“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组织各种科技文化教育资源，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来培育劳动者相应的科技文化能力。这种能力的不断的历史积累，形成从根本上提高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能力的基础。

　　上述举措增强了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使贫困地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习近平指出：“我们加强产业扶贫，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和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新业态快速发展，增强了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增强，又必然带动全社会的生产要素流动，在推动财富创造的同时，促进共同富裕。

　　（2）通过趋向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带动生产要素流动，激活全社会创造财富的活力，提升全社会产业结构。上述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强劳动者创造财富的主体能力的过程，必将带动生产要素的全国性流动。特别是对贫困地区与贫困阶层进行以创造财富为主的“生产性脱贫”，能够大大增加广大贫困地区的财富生产能力，从而实现“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辩证统一。这种生产性的趋向平衡的过程，在提升贫困地区与贫困主体的生产财富的能力的同时，必将引起一系列促进社会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正反馈式的连锁反应，从而在走向平衡的同时，产生更高水平的不平衡。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过程，特别是广大贫困地区从“一无所有”到“一步到位”的跨越式新基础设施建设，必然拉动我国相关产业发展与提升。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要，生成了摆脱房地产依赖型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新兴产业群，推动相关产业的规模升级与高质量发展。通路架桥不仅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生产营销能力，而且直接推进交通工程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使我国这方面的技术水平跃居世界首位，进而连锁反应式地促进钢铁、汽车、芯片、旅游等一系列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通电工程大大促进了我国高压输电网建设，使我国这方面的技术荣居全球之冠。通网建设使我国的互联网基站建设居于世界首位。在数字经济时代，所有这些产业在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中的发展，必将提升数字技术向各个产业的渗透率，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这个过程必然打破原有的产业结构的平衡状态，特别是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房地产低水平扩张为动力、以低水平高能耗制造业为重心的产业平衡，开启了建立以新基础设施建设为领头羊的新产业结构的发展进程，从而出现更高水平上的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趋向平衡充分发展的进程，通过市场传递效应而带动一系列上下游产业的创新发展，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脱贫过程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城乡市场流通与人员交流，产生了城乡一体化结构，使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农民进城打工，开阔了眼界，学会了新的劳动技能，为回乡创业奠定基础。生产力先进的城市帮助生产力落后的乡村进行产业结构改造，既提高了乡村农民购买力，同时也开拓了城市工业产品的市场空间；乡村生产能力提高，必然生产出更多农产品，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城乡之间互补关系正反馈式地不断发展，提高到新的水平。当然，在新的水平上又会产生新的不平衡，形成螺旋式上升发展。

　　总之，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走向平衡充分的发展——产生更高水平上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由此形成“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2020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脱贫攻坚伟大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由此我国现代化进程又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开启了走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正是这种阶段性发展在宏大历史跨度上的表现。

三、走共享发展之路：科学把握公共利益与个人收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上述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发展过程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总过程。在此过程中，在宏观的社会财富结构层面上，要遵循新发展理念，按照生产力的社会化的发展要求，科学地处理社会总体财富与个人财富之间的关系，不断增进共享发展，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人们享有的社会财富有两个部分。一是个人收入部分，二是共享的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如国家军事政治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保障等。这些共享的公共财富虽不计入个人收入，但却为人们社会生活所必需，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如何处理好公共财富与个人财富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随着生产力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共享的公共财富消费的比重将会不断增长，共同富裕的水平随之不断提高。这种公共产品具有“按需分配”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尽力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普遍的“按需分配”创造条件。习近平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但这并非意味着公共财富在社会全部财富中的占比越多越好。因为在共享过程中消耗的社会财富必须由全社会人民来创造，所以一定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旦公共财富的消费占比过高，将导致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带来税收过度增长，个人收入减少，降低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导致“吃大锅饭”现象，进而引发国家财政危机。习近平深刻地指出：“我国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科学把握共享的公共产品消费与个人收入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共享公共产品与激发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深刻地概括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为把握这种辩证关系指出了方向：“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四是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这4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在这里，“全民共享”“全面共享”是目标，而“共建共享”“渐近共享”是实现目标的方法。

　　其一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根据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逐步提高物质生产条件（生产资料）的“共建共享”。“共享发展”是习近平对人权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应当共享的最基本的人权，而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根本路径是由劳动者共享劳动的物质条件（生产资料），从而使人民能够参加劳动进行“共建”，通过共建来实现共享，而“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首先是共享社会劳动条件的过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应当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具有全局性公共性影响的生产资料则应当由人民共享，这就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意义所在。新中国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最大福利和最大公平正义，不是像梁山好汉那样瓜分财主的生活资料，“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是进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确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等，使人民能够共享土地——农民创造财富的基本物质条件。随着生产力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人民需要共享的公共生产资料的规模越来越巨大，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络、通信网络、能源网络、给水网络等基础设施网络，以及生产链、金融链、生态链中的基础环节。它们是连接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生产和生活的纽带，成为人民须臾不能离开的基础性物质条件。这些公共基础设施是全民共建共享还是被少数人所垄断，这体现着社会制度的本质。组织人民共建共享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是“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的物质基础，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前面说过，中国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五通”功不可没。在新时代，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地铁、公路网、特高压输电网、5G通信基站建设等，均居世界前列。生态环境建设也在不断提升，这些方面的“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已经居于世界前列。这些都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我国一些高科技企业正在逐步探索由劳动者参加的股份合作形式。这种探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共建共享”的有益尝试。

　　其二是尽可能实行生产型社会保障制度，为增加就业岗位创造条件，推进“共建共享”。提高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表现在社会劳动保障上，特别是要为失业者提供生存与发展条件。西方的失业保障制度单纯依靠政府发放救济金，而劳动者并未获得创造财富的劳动条件。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消耗性社会福利政策，既增加了社会负担，又强化了贫困者对政府的依赖性。而我国将增加就业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政府资助、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共同通过创造就业条件来实现社会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广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创造财富”与“分好财富”的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范例之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政府将公有土地的经营权与收益权交给农民，再加上免征农业税的政策，这就为广大农民工在临时“失业”状态下，创造了从事农业劳动的条件，为自己提供生活保障。以工代赈、环境养护等，也属此类。在城市，政府一方面发放救济物资以解决劳动者的燃眉之急，同时也创造各种生产条件帮助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创业就业，例如通过免税政策与普惠金融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行职业培训等，这是中国的“生产型社会保障制度”，它直接将“共建”与“共享”相结合，形成“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　　其三是在生活资料的保障上，推行“渐进共享”，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以逐步推进“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对于生活困难和缺乏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社会应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保障，家庭应尽其伦理责任。这是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但是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福利要把握适度。习近平总结了我国和世界各国福利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深刻地指出：“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是保障人权、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法，是实现“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的现实途径。我国尽最大财力给全体国民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破30亿剂次，对老弱病残者的生活保障，“两不愁、三保障”等就是生动范例，这样既能确保基本人权和促进共同富裕，同时也没有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水平也将不断提高，由此形成共同富裕的渐进发展。

四、创建橄榄型收入结构：在激励财富创造中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实施共享发展理念，以人民共享公共服务作为垫底，保障了基本人权，部分消除两极分化，逐步筑牢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将“共享发展”理念深入到个人收入结构领域，以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层面上处理“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要求既避免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建立起既能激励人民创造财富，又能促进共同富裕的个人收入结构。习近平指出了总体方向：“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要建立这样的收入结构，其基本方法与途径是：在初次分配中，建立按劳分配为主，各种要素参加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其主要任务是使个人收入与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所作的贡献成比例。这种贡献可以通过市场评价、同行评价、民间评价与政府评价等多种方式进行，由此产生的适当收入差距将会鼓励人们培育自己和其后代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激发市场主体与劳动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允许各种要素参加分配，可以吸引个人拥有的资金、技术、土地使用权等生产要素最大程度地进入财富创造过程。在收入再分配中，贯彻以共同富裕为主的原则，减少由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这种调节要以不严重影响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为约束条件。同时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进行三次分配，以弥补初次分配、再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上的不足。由此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要素共同分配，由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共同形成的分配模式。这种分配模式的目标，是建立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应当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形成无断层、多层级交叉型收入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模式应当使每个创造财富的劳动者都有上升空间，形成习近平所说的“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这就要求消除“收入断层”——收入差距过大而形成的没有过渡性层级的断裂。这种断层的危害性在于：一是产生创造财富动力的断层，导致处于断层下端的劳动者因失去可以上升的空间而“躺平”，无法实现用收入差距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政策目的；二是导致消费结构的断层，不利于创新产品所必需的市场发育过程——由少数人消费逐层向大众化普及的过程，创新产品将无法不断扩大市场而逐步实现大众化；三是构成孕育两极分化的胚胎，消除两极分化应当从消除收入断层开始。企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应当将收入分级细化，给每一层级都留有鼓励创造财富的劳动的上升空间，在各个层级之间设置交叉地带，使不同层级之间既有差异，又相互交融，消除等级森严的经济不民主现象。

　　第二，形成非固化、流动型动态收入结构。两极分化的结果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包括劳动者自身的流动性与各阶层之间的代际流动性。等级制社会的重要缺陷是各个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导致社会结构僵化。资本主义制度打破了等级制固化结构，是历史的进步。但是随着资本的集中与积累，在打破由身份构成的等级的同时，产生了用资本筑起的两极分化的阶级与阶层壁垒，特别是教育资本化和人才资本化之后，阶层固化现象日益严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打破由身份等级、金钱等级筑起的阶层固化现象，使各阶层之间能够实现低门槛流动，由此形成每个人都有上升空间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收入结构。

　　上述收入结构将会产生习近平指出的积极向上的环境：“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由此会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社会收入差异依然存在，此为维系社会创造活力和每个人的上升空间所必需，同时避免了两极分化，使社会经济体系处于总体上升的态势，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这将是我国社会在个人收入分配上的目标模式。

五、习近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论体系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论，其内容极其丰富，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上所述力图探索这一方法论体系的基本轮廓。首先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科学界定、制度基础与主要问题，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论的思想基础。在此思想基础上，要将唯物辩证法贯穿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全过程中，通过三个层面的方法来不断推进共同富裕：一是通过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走向平衡充分的发展的过程，既促进共同富裕，又促进财富创造，并且由此将社会发展推向新的水平，产生更高水平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从而又开展更高水平上的趋向平衡的运动，由此通过螺旋式发展来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二是在宏观财富分配结构上，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要求，增加劳动者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共建共享机会，适度增加财富分配中共享成分促进共同富裕。三是建构无断层流动性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使其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又激励财富创造。唯物辩证法贯穿于三大层面中，形成建立在前述思想基础上的严密的方法论体系。

　　习近平的这一方法论体系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不仅将人类的千年梦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而且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自现代化历程开启以来，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与地区，其现代化路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掠夺性现代化，即通过全球殖民扩张与霸权秩序来掠夺全球资源财富，剥削他国的剩余价值来实现本国少数人的富裕，然后再通过福利主义政策解决本国的贫困问题，使人民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上双重依附于资本；二是中小型经济体的依附性现代化，即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程度不等地依附于霸权主义国家，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霸权国家的“保护”而实现和维系其现代化。当然也有二者兼而有之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由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它们都建立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富国与穷国之间在财富上的国际性两极分化，同时其国内阶级在财富上的两极分化。因而归根到底这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少数人的富裕”的现代化，其建立在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的基础上，为此必然千方百计剥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权，企图将这些发展中国家永远排斥在现代化富裕国家之外。正因如此，这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与地区为数不多，总人口大约9.2亿，只占全世界人口的约1/8，且这9.2亿人口中的大部分劳动者依然贫困。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能够容纳的现代化人口已经饱和，再也没有新的经济体进入其阵营。为了维系这种不公正的现代化，霸权主义国家必然以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为支点，用横行全世界的军事威胁来制造紧张局势，挑动国际冲突，以加强相关国家和地区对自己的依附性，使整个世界不得安宁，人类的前途与命运面临严重威胁。从伊拉克战争到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从科索沃战争到北约东扩引发的紧张局势，再到制造中国台海、南海的紧张局势，霸权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习近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论，开辟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这就是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本国人民创造财富的劳动，各国人民共同建构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现本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有利于他国的共同发展。这就给处于资本主义危机威胁下的全人类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它不仅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结合其本国国情可资借鉴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也给发达国家提供了真知灼见：如何通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以充分发挥其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而和平地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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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