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时指出，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从思想上发力，就是我们党坚持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正是由于坚持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和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才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只有科学把握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刻了解和全面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可持续性。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创新回答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着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科学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重点论”和“全面论”的有机统一，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样，通过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规定和系统构成，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集中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现代化是否具有永续性，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的统一是关键。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就是我们作出的科学选择。在科学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习近平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生态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和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生态前瞻性和发展永续性。

　　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责任。在科学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我们要“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在完善党章关于生态文明内容规定的基础上，我们既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又坚持提高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断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我们党将自身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使命和担当的重要体现。

　　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关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者”。这样，就明确和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方位。在西方学界，尽管曾经使用过“生态文明”的概念，但主要是在与“技术文明”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3]这种叙述只具有“小格局”的意义，既未成为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也未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更不可能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选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叙述具有“大格局”的意义。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科学而系统地阐述了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思想，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过去，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尚未以直接的明确的理论形态的方式呈现出来。尽管一些论者大力发掘“马克思的生态学”，但一些论者仍然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生态视野相去甚远”。这样，就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以“专门的”形态呈现出来，以更好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领域的思想领导权。现在，在创造性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贡献

　　从理论思维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为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基础上按照综合创新的方式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宝库。从这一理论思维的高度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

　　1. 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科学自然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有机自然观的代表，生发出了“桑基鱼塘”等有机农业模式。当然，这些都带有农业文明时代的色彩和局限。近代以来，以“主客二分”为主要特征的机械自然观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成因。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根据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通过总结生态危机教训，马克思提出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思想，恩格斯提出了人与自然具有“一体性”思想。这样，就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1935年，生态学中形成了“生态系统”的概念。现在，生态学和系统论将生态系统作为重要的科学理念和方法。受此影响，系统自然观（将自然看作一个系统的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一个系统的自然观）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的重要趋向。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是指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生态系统。从历史发生来看，自然是人类之母，人是在自然演化中通过劳动生成的。从现实情况来看，自然界是人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只有持续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类才能生产和生活。物质变换就是生物（人）和环境（自然）之间的地球物理化学循环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关系。从未来走向来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将会把自然真正当作自己的躯体。可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血肉联系即有机关系。因此，我们“要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这样，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摧毁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成为新时代的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的典范，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科学自然观基础。

　　2. 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从表象上看，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是不断“去自然”的过程。其实，历史和文明不外是自然不断地向人生成的过程。因此，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将“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重要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史观看作唯一的“历史科学”，研究“人类史”和“自然史”关系的科学。他们要求坚持“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实现了科学自然观和科学历史观的统一。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无可非议地被描述为‘人类生态学’”。或者说，生态史观（从人类史和自然史相互统一的角度审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维度。现在，国外学界出现了“文明的生态史观”的概念，环境史学（生态史学）成为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沿。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思想。

　　生态环境是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根基。从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来看，四大文明古国都发端于自然生态条件优越的地方。玛雅文明和楼兰文明等古代文明的衰落都与生态环境退化具有一定关系。可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生态文明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千年大计，建设美丽中国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组成部分和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既要将生态文明渗透到文明结构当中，又要将生态文明贯穿在文明演化当中。这样，就夯实了生态文明的唯物史观基础。

　　3.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的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论。近代以来，形而上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它把各种自然要素、自然过程、自然系统孤立起来，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这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方法论成因。在坚持尊重事实和规律的基础上，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坚持发展地、全面地、系统地、普遍联系地观察自然，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思维和方法是辩证思维和方法的重要维度和要求，同样适用于生物和环境、人类和自然等领域，由此就形成了生态思维和方法，可将之称为“生态辩证法”。“生态学中的辩证思维日益必要。”“随着思维的生态辩证法形式的发展必然给予被科学上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所限制和挫败的自然辩证法以新的发展动力。”生态辩证法不再是对生命的剥夺，而是突出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的思想。

　　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九龙治水”的沉疴旧疾，习近平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进而，他又提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把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地球上，人、田、水、山、土、树、草之间存在着“命脉”相依的关系，各种自然要素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即有机的生态系统或生命躯体。沙（沙漠和荒漠）、冰（冰川和冻土）同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用系统思维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求对生态环境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统一治理，要求按照系统工程方式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法论上的重大贡献。

　　过去，西方生态哲学很少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而作为其流派之一的生态中心主义只是要求“返璞归真”。他们提出：“保护非工业社会（文化）免受工业社会的入侵。前者的目标不应被视为提倡与富裕国家类似的生活方式。”受此影响，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文明看作取代和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尽管这具有反对殖民主义的色彩，但有可能成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阻力。最近，国外一些学者试图廓清生态文明的哲学地平线，但只是在批评分析哲学局限性的基础上，将以分析、统揽、综合三者统一为特征的思辨自然主义作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将思辨自然主义最终归结为谢林的先验哲学。由于谢林哲学的局限性，这种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入手的哲学尝试，难以成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相比之下，习近平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机的生态系统）确立为科学的理论思维原则，将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将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愿景。这样，立足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唯物史观的生态视野，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自然观）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方法论），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美丽中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清洁美丽的世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追求，使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之意，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科学生态哲学的科学实践。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贡献

　　人与自然的矛盾在现实中集中体现为发展（现代化）和保护（生态化）的矛盾。习近平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通过将满足人民群众生态环境需要纳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主张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指向。

　　1.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科学阐明了价值的来源。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由于其不是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是“不费资本分文”的东西。一些论者认为，我们往往“倾向于把我们自己没有创造的一切东西都看成是无价值的。甚至伟大的马克思博士在系统提出所谓‘劳动的价值法则’时，也犯了这个极其有害的错误”。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自然是“不费资本分文”的东西，主要是为了避免将自然变成私有财产。其实，自然不仅构成了使用价值的基质，而且参与了一般价值的形成和增值。劳动和自然界共同构成了财富的源泉。自然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参与了价值的形成和增值。“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可见，劳动价值论具有其生态维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其生态价值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要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的经济价值，自然资本是指自然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问题属于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目的是运用市场手段进行生态环境治理，使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成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实现外部问题的内部化，以确保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现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们正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可以为之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引入自然资本的概念是一种使自然价值嵌入经济体系的方法”。可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生态维度，将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论直接呈现了出来。

　　2. 坚持绿色发展的发展观

　　发展观（发展理念）是发展的先导。机械发展观不仅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而且存在着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弊端，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发展观成因。唯物史观同样是科学的生态发展观，要求人们用理性的长远的视野看待自然。1987年，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尽管有助于摆脱生态危机，但其重点在代际公平上，相对忽视了代内公平。因此，一些论者试图用“协同进化”来诠释可持续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视域下，人类发展的协同进化特征体现在将土地视为共同资源，致力于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对土地使用进行环境管理，在物质能源消耗更少的集约型经济和更符合自然科学和美学方向的基础上来实现人类需求和能力的多样化。”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

　　在新发展理念当中，“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它包括节约、清洁、低碳、循环、安全等要求。节约发展是通过节约资源能源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清洁发展是通过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低碳发展是通过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循环发展是通过实现废弃物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安全发展是通过统筹安全（包括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和发展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展就是要将这些要求贯彻和落实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这样，绿色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思想，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

　　3.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现代化观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社会发展不可跨越的阶段。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传统工业化的生态破坏性导致的恶果。对此，马克思提出了促进现代化的生态化的设想。“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须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12](P698-699)20世纪80年代，个别西方学者提出了生态现代化模式。这是一种沿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模式。因此，我们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可能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统一。“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否则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可承受。”在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条件下，西方社会已经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转向信息化。现在，我国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借鉴西方现代化教训，为了保证现代化的永续性，我们必须统筹推进“新四化”和绿色化，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这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基本途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样，就将马克思提出的现代化的生态化设想转化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原则和方向。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观的重大贡献。

　　在《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学思想。现在，由于作为主流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都具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亟须发展一种红绿交融的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14](P302)但国外学者的这一设想，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脱节的问题。在领导中国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立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系统表达了对生态经济的科学看法，使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固有之意，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科学生态经济学的科学实践。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贡献

　　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受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表现和表征。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适宜的社会条件。习近平提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规定、基本特征、重大追求。

　　1. 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政治立场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也存在着政治立场的抉择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严重威胁到工人和穷人的身心健康，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登上斗争舞台开始就表达了对环境污染的政治关切，要求从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的高度去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解放纳入阶级解放事业中。我们党一直坚持将“造福人民”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将“依靠群众”作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无差别地对待一切人，根本无视弱者的需要和权益。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提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思想，要求“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据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确立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两个核心要义。前者强调的是价值取向，后者强调的是行动主体。坚持和践行人民立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从价值取向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坚持以物为本，存在着资本的需要和人类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根本目的。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生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区别。在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创造了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习近平2016年提出：“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正是由于坚持从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的高度出发，坚持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社会经济发展，我们才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显然，在价值取向上，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围绕着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展开抽象的争论，而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从行动主体来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同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由于生态危机严重威胁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民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运动。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西方国家被迫开始加强生态环境管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意识空前高涨，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生态文明建设事迹。例如，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响应党的号召，六十年如一日，坚持植树造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962年的11.4%提高到现在的82%。[由于我国坚持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四十年，不仅促进了中国绿化，而且促进了全球绿化。总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群众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的伟大事业。

　　2.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国家治理观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以促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生态环境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重要职能，同样需要不断改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将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创造了中国奇迹。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要求加快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为此，习近平提出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显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治理逻辑的中国翻版，而是社会主义改革逻辑的中国创新版，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所建立和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又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建设生态文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我们始终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这是中国特色生态治理与西方多元生态治理的本质区别。其次，必须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确保这一点。同时，“实行集体所有和互相帮助的‘公社’能够将人类置于生态系统的框架体系当中。共产关系构成了完整的人类生态系统”。私有制具有排他性。因此，只有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才能切实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最后，必须将制度和法治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方式和手段。现在，我们已经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基本形成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完善了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可见，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将国家治理上升到社会主义改革的高度，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3.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治理观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和世界文明。在考察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马克思提出，人类历史将从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尽管会促进交往的普遍化，但这一过程也会造成全球性灾难。在生态上，“今天灾难资本主义造成的更大的行星裂痕，表现在气候变化和各种行星边界的跨越中，而目前的流行病危机只是另一个荒诞剧的表现”。[这是全球性问题的实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这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定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追求。

　　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治理义务，力求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例如，习近平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已经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纳入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这与美国政府对待《巴黎协定》的出尔反尔的态度和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本主义未能实施必要的二氧化碳减排，其原因可以解释为这对其作为资本积累体系存在的威胁。因此，文明面临着一种自我毁灭的威胁”。[中国政府的上述一切行动是自动和自主的选择，是中国大国风范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看作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社会，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看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和解的社会。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构想的时候，科学发展观将人与自然和谐看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要求。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造福对象和建设主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固有之意，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科学生态政治学的科学实践。因此，问题不是去发展什么“生态社会主义”，而是必须坚持和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夯实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集中体现。

　　（作者简介：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