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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贯之革命观”中的“革命”，指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一以贯之革命观，是具有强烈革命向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习近平多次提及两个伟大革命，但表述最系统和最完整的当属题为“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讲话。革命观折射历史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基于对百年党史的认识，主要从四个角度使用“一以贯之”：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二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三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基于互文性，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的理论图谱清晰可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场社会革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赖于两个伟大革命，又为进行两个伟大革命指明方向；自我革命是党的建设的实践方式，增强忧患意识和防范风险挑战体现党领导两个伟大革命的底线思维。归根结底，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的核心要义，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一以贯之。

一、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的生成依据

　　马克思说，共产党人理论原理是“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是在学理上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物，并以对发生学上的两个伟大革命实践的宏观审视和深刻思考为前提，具有科学性、历史性和实践性。

　　1.一以贯之革命观的学理依据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阐释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的学理依据，需要以其对概念的铸造和术语的革命为认知基础。虽然党从建立起就不断推进自身建设，但习近平在继承中发展创新，不仅系统使用“自我革命”表述，而且将党的建设称为“新的伟大工程”。虽然党从建立起就提出“社会革命”目标，但对社会革命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却存在歧义。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的总基调，是从大历史观角度，扩容和重构党的社会革命话语，将自我革命之外的所有领域变革均视为社会革命。在习近平革命话语体系中，性质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式上的大革命和暴力革命，内容上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政治革命和土地革命，以及虽无革命之“名”却有革命之“实”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等，都是社会革命的具体形式。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通过改造主观世界深化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定性为“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习近平明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要求全党“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晶。

　　自我革命体现党的存在状态，社会革命体现党的治理状态。自我革命立足“自我”，是在主观世界进行的革命；社会革命立足“社会”，是在客观世界进行的革命。在两个伟大革命进行中，共产党人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是自我革命的主体和对象，也是社会革命的研究者、设计者、领导者、实践者和展望者。

　　两个伟大革命一以贯之的进程，展示党史演进的纵向历时维形态，其本质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断革命论”；两个伟大革命一以贯之的话语叠合，展示党史演进的横向共时维形态，其本质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同向同行的“协同革命论”。自我革命的目的是要更好地推进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折射、检验和反推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两者一以贯之推进，既是社会革命的内在需要，又是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只有两个伟大革命的进程契合度和质量契合度达到最高值，两个伟大革命的合力值才能最大化。反之，如果两个伟大革命一个长期超前而另一个长期滞后，必然会使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失去平衡，从而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不赀之损。

　　2.一以贯之革命观的历史依据

　　恩格斯说：一个党若不可战胜，必须“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回看走过的路，中国共产党就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党。

　　之所以说党是“知道自己的目的”的党，是因为党的一大就围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历史任务，提出“把领导社会革命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党的二大又将这个目标具体化为打倒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最低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

　　之所以说党是“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党，是因为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把一以贯之推进两个伟大革命作为实现党的目标的途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仅用28年就实现最低纲领，完成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历时70年探索而未竟的任务，使中国实现从卑身屈体到站起来的飞跃。新中国成立后，党又围绕最高纲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探索，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辩证统一于党的奋斗史中，使中共党史既是以自我革命为主线的自强史，又是以社会革命为主线的奋斗史。

　　从党的一大到十九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历经一以贯之七个阶段。一是揭开社会革命序幕的大革命。大革命虽然使北洋军阀势力迅速崩溃，但却淹没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由胜利走向失败。二是书写社会革命新篇章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由发展到挫折，虽然颁布了史上首次付诸实施的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纲领，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但遭受到反围剿失败的打击。三是开辟社会革命新领域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根据地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以统一战线原则进行政府建制，是民族矛盾居主导地位时社会革命的主要路径。四是把近代社会革命推向顶峰的解放战争。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党获得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最终粉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五是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革命。通过三大改造，完成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以美苏为代表的两种制度对峙的国际关系格局中选择社会主义。六是摸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革命。毛泽东带领党探索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将社会革命的任务定位为由照搬苏联经验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许多突破性成就。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建设偏离正确轨道。七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以“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为指引，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过程中，党的自我革命一路相伴。大革命时期，围绕党的领导成员分裂问题，为解决在白色恐怖中“敢不敢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问题召开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避免亡党危险，使党“生长到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上”。土地革命时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批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至尊化、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倾向，召开纠正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错误、首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展延安整风运动，解决比经济恐慌和政治恐慌更可怕的本领恐慌问题，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提炼总结党的三大作风，明确“党的建设”是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警告意志薄弱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立下“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情况开展入城教育，基于党内存在的组织和思想不纯等问题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教育，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开展“开门整风”，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为党的自我革命留下深痛教训。改革开放后，以否定“两个凡是”为序幕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又一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关于党性党风的“三讲”教育活动、践行“三个代表”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以整治“四风”为核心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所进行的高压反腐、加强党纪党规建设等，使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开拓和进入新领域及新境界。

　　3.一以贯之革命观的现实依据

　　思想合为时而进。历史步入新时代，社会革命也进入新方位。习近平指出，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新问题，对党领导进行两个伟大革命提出新课题。

　　国情上，要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探索社会革命新道路。以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参照，新时代社会矛盾之“新”，表现有三：一是用意涵丰富的“发展”置换体现经济增长的“社会生产”，二是用多维多向的“美好生活”置换范围较窄的“物质文化”，三是用高特指性的“不平衡不充分”置换相对笼统的“落后”。解决这些新矛盾，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需要社会革命战略的实质性转型。在理念上，由追求总量向追求结构转变，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做好和分好；在实践上，由重土地、资源、资金和劳动力等硬要素，向重科技、质量和效益等软需求转变。

　　党情上，面临如何在“四个考验”面前战胜“四大危险”。“四大考验”体现社会革命的不同角度，“四大危险”折射自我革命的不同问题。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战胜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才能通过社会革命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习近平于危机中育先机，运用创新、辩证、系统和战略思维，开出深化两个伟大革命的“应之以治”之方。

　　自我革命层面，坚持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构建一套依法反腐和制度反腐的自我革命体系，从根本上扭转党的政治生态，展示共产党人思想上的高度自省和行动上的高度自觉，也进一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社会革命层面，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和思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史上首次实现GDP突破100万亿元、在世界人口最多大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奇迹，不断开创中国社会革命的新境界，也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

　　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来自两个伟大革命的鲜活实践，又是对两个伟大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是打开中共党史的钥匙，也是学习中共党史的根本指南。

二、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不仅具有概念上的形塑功能，也具有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定位功能。基于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可以确证党的定位、社会主义建设的定位、改革开放的定位，有助于澄清一些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定位

　　新中国成立，党的定位发生变化。关于变化走向，有人表述为“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习近平明确指出这个说法“不准确”，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以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为引领，基于两个伟大革命一以贯之实践，可将党的定位概括为三句话。

　　一是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是革命党。2018年，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必须勇于把“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这不仅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也确证一部党史就是一部一以贯之革命史。

　　二是1949年前，党是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是局部执政的革命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是局部执政的载体。社会革命层面的法制建设、政治建制和国家制度建设，自我革命层面的党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是奋斗的具体形式。

　　三是1949年后，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革命党，是长期执政的革命党。习近平说：革命和执政并非“截然不同”。执政体现党的身份地位，革命体现党的奋斗方式。党只有永保“赶考”清醒，一以贯之推进两个伟大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之窠臼。

　　“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认知偏颇至少有三：一是将革命与执政人为对立，混淆党的身份地位和党的奋斗方式；二是将社会革命概念狭义化，将内涵丰富的社会革命线性地规约为暴力革命，将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的“革命”与“暴力革命”等同，认为革命就是以“群众运动等急剧的流血的方法推翻现政权”的暴力行动；三是将执政党和革命党阶段化，将革命所具有的破旧立新的一统性功能人为拆解为“只破不立”，认为“革命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执政则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如若“沿用革命的逻辑和思维去引领人民从事建设、治理和执政，必碰壁无疑”。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都在“旧世界—新世界”的框架内阐释革命的特质。马克思提出“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磅礴命题；毛泽东要求“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习近平断定，共产主义理想是“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精神旗帜”。至于如何实现“旧世界”向“新世界”的嬗递，除了习近平采行大革命观外，马克思和毛泽东也都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多维性和长期性。马克思除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外，多次论及政治革命、哲学革命、科技革命等。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这些大革命观理念，为理解党的革命党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南。无论是局部执政的过去，还是全面执政的现在和将来，党都是不断进行两个伟大革命的革命党。

　　2.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定位

　　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定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告别革命”论者将革命与建设相对立，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党不应守持“继续革命”的大思路，而应将民族生活重心及时转向“和平建设”。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沟通革命、建设和改革，将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统一于党的革命话语和革命实践中。

　　依照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社会革命，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社会革命的全新形态，体现社会革命实践的重大变化。将社会主义建设定位为社会革命，其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至少有二。

　　一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并非泾渭分明。新中国成立之初，解决巩固民族独立、保卫胜利成果、捍卫新生政权、战胜经济困难等新课题，既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又需要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化三改”，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并推，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化”扩展至“三个现代化”和“四个现代化”。

　　二是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围绕解决特定社会矛盾推进社会革命。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矛盾变化的把握，奠定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重新定位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党争取的“中间阶级”。但“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成为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又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不复存在，党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将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并通过被习近平称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3.明确改革开放的革命定位

　　明确改革开放的革命定位之所以必要，一是因为习近平早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二是因为学术界对改革的功能、改革与革命关系的认识始终存在歧义。有人强调“既不必盲目夸大革命的历史作用，也不必为了替历史翻案或者替现实改革增强说服力而矫枉过正”，有人认为革命“涉及到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施政方针、以及社会政治领导方面的迅速、完全和剧烈的变化”，而改革则指“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

　　事实上，改革与革命并非截然不同，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方式。有鉴于此，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著名命题。习近平从两个角度继承并发展邓小平这一思想：一是提出改革开放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二是概括党的“三大历史贡献”，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成就，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断定：改革开放就是一场社会革命。习近平对改革开放的革命性定位，有助于澄清谬误以正视听和统一认识，也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何以被历史和人民选择。

　　危机是改革触媒，思想是行动先导。作为“新的伟大革命”，其“新”在于：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乱了思想和方向，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必须以思想归位为前提。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出现在雷鸣之前一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雷鸣社会革命之前的自我革命的思想闪电。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社会革命中继续推进自我革命，是改革开放期间两个伟大革命一以贯之的实践路径。

　　问题是时代之声，矛盾是前行之源。作为“新的伟大革命”，其“新”还在于：改革开放期间社会矛盾发生变化，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革命主要任务。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立足于“三个有利于”，创造性地明确革命与改革的关系、革命与生产力的关系、改革与生产力的关系、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贫穷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破除阻碍中国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既还原了党的革命党定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革命定位，而且还发展了党的革命思想，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和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和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搞乱了党的思想，使“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习近平深谙“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道理，要求汲取苏联教训，“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不止一端：理论上，通过主张“告别革命”解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其本质是否定两个伟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作为两个伟大革命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上，竭尽污蔑和攻击之能事，拿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历史做文章，无视党的历史成就，立足主观唯心主义死盯并放大党的失误。其本质是否定发生学上一以贯之的两个伟大革命，并以否定革命之“名”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实”。

　　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需以学史明理为前提。学习党史需“明”之“理”，是回答党为什么“能”。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是“能”的高度概括和理论结晶，也为理解“能”提供有效认识工具。以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为指导，分层解读党为什么“能”，需聚焦三个问题。

　　一是何谓“能”。中共一大召开时，党的影响很微弱。胡乔木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在两个伟大革命中，“能”的丰富内涵和多端表征不断凸显：数量上由简至巨，质量上由弱变强，过程上由艰难困苦到九转功成，状态上由开天辟地到百年风华，地位上由寂寂无闻到世界瞩目，趋势上由不为人知到深孚众望。

　　二是具有“能”之特质的党，为什么会犯错。从人的属性和认识规律看，人是生存的自然存在，也是生活的社会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的人，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理论上，改造世界是否具有创造性，有赖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程度，有赖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契合程度。实践中，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常有偏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常有错位。尤其是党不断回答时代之问的社会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疏失和过错定所难免。回顾百年党史，党走弯路主要在筚路蓝缕的建党早期和开启山林的新中国成立早期。前者是新民主主义启动阶段，缺乏对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后者是社会主义初创阶段，缺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三是犯过错的党还为什么“能”。回答此问题，角度一定多维多向，因为历史的结果并非源于某一因素的独立作用，而是“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但立足习近平的革命观，“两个伟大革命一以贯之”必是周延性最大的答案，因为使党“能”的纯洁性、科学性、先进性、人民性等交互作用的力，都体现在两个伟大革命的进程中。

　　通过一以贯之的自我革命，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党“能”之关键。以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是党最鲜明品格。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最显著标志”。《左传》言：“过而不悛，亡之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以有过必悛、改过不吝的气魄，及时纠正和修葺在建党早期和新中国成立早期所犯错误，形成超强纠错能力和修复机制。习近平断言：没有外力能打倒世界第一大党，“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共产党人只有不断通过自我革命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才能在思想上遏制一念之非、在实践中矫正一动之妄，才能使党的事业阪上走丸，取得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

　　通过一以贯之的理论创新，展示党的科学性，是党“能”之根本。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是立党之基和立国之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体现与时俱进理论风范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生发于一以贯之的两个伟大革命的不同阶段，又为党推进两个伟大革命提供强大思想武器。一部中共党史，既是马克思主义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过程，也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过程。

　　通过一以贯之坚守初心和使命，体现党的人民性，是党“能”之动力。回望百年党史，无论是顺逆、强弱和大小，“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都是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最初体现为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历史任务前半部分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初心和使命就具化为历史任务的后半部分。故此，国务院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明示：“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习近平基于社会革命的新形势，创造性地将“人民富裕”改成“人民幸福”。以“幸福”置换“富裕”，不仅是话语转变，更是社会革命理念变化。“富裕”和“幸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富裕依靠增长，幸福有赖发展。增长可使人民富裕，但却不能确保人民幸福。富裕是幸福的基础，但不是幸福的全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成“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实质就是由追求富裕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向追求幸福的“国家高质量发展”。

　　通过一以贯之传承革命精神，凸显党的先进性，是党“能”之源泉。恩格斯说：党若不可战胜，必须“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一以贯之的革命精神，是党领导两个伟大革命的精神结晶，是共产党人心之所归和行之所依。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大庆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都蕴藏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矗起熠熠生辉的精神丰碑，使党在新中国成立前虽风雷磅礴，却磨砺玉成，乘长风破万浪，使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虽荆棘载途，却天渊翻覆，熔铸家邦富强。

　　习近平一以贯之革命观，是来自两个伟大革命实践的具有科学性的思想，是要到两个伟大革命中去的具有实践性的行动，是党继续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定盘星、行动令和指南针。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以一以贯之的执着和坚韧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于变局中开新局，在千帆竞发和百舸争流的新发展阶段领导人民克难攻坚、续写辉煌。 

　　参考文献：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2]姜辉：《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红旗文稿》2021年第1期。

[3]秦宣：《论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优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4]韦磊：《伟大的自我革命：国际社会看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年。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河南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