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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新经济范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此，理论界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对其理论内容和思想内涵的探究主要聚焦在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新发展格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思想要素方面，并且从理论逻辑上进行了种种学理性分析，其中涉及逻辑起点、逻辑主线以及逻辑终点等基本问题。探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关于逻辑起点就有“商品论”“制度论”，关于逻辑主线则有“发展论”“以人民为中心论”“共享发展论”，关于逻辑终点有“共同富裕论”“美好生活论”“现代化强国论”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开放性经济思想，已经具有明晰的逻辑线索和框架的雏形，对此进行学理性分析，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依据这个逻辑基础才能勾勒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脉络。

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科学的方法论总是能够指导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去探索世界和认识世界，它使人们不会被事物的发展变化所迷惑，不会因为历史事件的偶然出现而打断科学探索道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列宁称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认为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动态演变规律，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

　　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与精髓

　　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逐步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内在结构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认为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在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将社会生产关系纳入经济社会运行整体系统中进行研究，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并据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从而构建起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找到了商品这个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并从商品中找到并确立了价值这一范畴。通过分析商品、价值和劳动的内在关系，从商品的二因素到劳动二重性，从劳动二重性到抽象劳动，彻底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使劳动价值论变为科学。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互分离的历史条件到劳动力成为商品，从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到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沿着历史的逻辑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奥秘，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又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自身的生产过程，即资本积累过程，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到资本积累，从资本积累与发展生产力的相互促进关系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内在矛盾，创立了资本积累理论，并进一步揭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流通领域，分析了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从个别资本运动的连续性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实现条件，又从生产和流通过程拓展到包括生产、流通和分配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依托于唯物史观，从本质到表象，从抽象到具体，一步步接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层面，从而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厦。

　　2.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标志

　　方法论的差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是唯物史观，就是用唯物的、历史的观点看待经济事物，来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形态和最一般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如用唯物的观点探讨经济事物的本质，经济事物本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经济事物，任何经济事物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是现代西方哲学在经济领域应用的产物，遵循唯心主义和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人的意志是万物的基础和本原，将经验事实和实际效用作为探究的范围和目标。

　　方法论分歧决定了两者的理论分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阐述了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运行的基础，提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流通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价格理论等基本经济原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进行了系统阐述和理论推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拘泥于对特定生产关系和特定社会形态的固化分析，而是注重分析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

　　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从经济运行的本质出发，而是从经济运行的表象出发，试图构建经济变量之间的表层逻辑关系，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一成不变的永恒制度，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和以追求利润率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终极状态。在此基础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利己动机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演绎出自由市场能够带来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无视社会在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性问题，提倡资本不受限制、政府最小化的政策和治理逻辑。

　　3.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思想，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可以归结为四个基本命题：（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释经济社会关系的演变；（2）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和基础，分析和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3）依据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解释政治和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4）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虽然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如何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有较大的分歧，但是大家都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思想，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强调一切思想理论都要以时代条件和经济基础变化为依据，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经济理论。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所形成的经济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时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唯物史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贯彻和应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调研和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前提下，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结合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积极推进工业化，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理论。在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将这一经济理论继续往前推进。

　　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唯物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唯物史观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方法论基础必然也是唯物史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新变化、科技和产业革命新动向、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实践为依据，将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提炼和总结符合新时代条件和要求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理论和新规律，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这一经济思想正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所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1)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理。坚持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注重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坚持创新作为改革发展的动力之源，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2)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基本原理。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在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方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巩固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3)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基本原理。注重制度建设，把握根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重要经济制度的区分，将上层建筑的完善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理论中加以考量；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要求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建立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唯物史观是两者共同的方法论基础。

　　2.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充分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这集中体现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经济工作的主要方面，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面对新问题和新情况，需要有新理念新举措，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遵循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武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其逻辑框架，既反映了新发展阶段对发展观的深刻变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遵循和贯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坚持创新作为改革发展的动力之源，特别是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对生产力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肯定。

　　（2）坚持协调发展作为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注重科学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产业关系以及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等，推动经济平衡发展。这是对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

　　（3）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实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是对唯物史观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遵循，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改革发展的一切成果应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体现了对群众史观的基本遵循，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

　　（5）秉承开放理念，强调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建设开放经济体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一国的发展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加以考量，是对唯物史观分析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理论和基本方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应用

　　基于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演变趋势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当前中国经济处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形成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理论和基本方略。这些理论和方略是建立在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

　　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基本框架，这些理论和方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所有制关系的理论和方略。在马克思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这既确保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又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方略。结合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强调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3）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和方略。在马克思关于生产与分配关系理论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完善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促进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加强调分配公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4）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方略。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新发展阶段的判断，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坚持和完善“四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形成农地“三权分置”理论和制度。

　　（5）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和方略。继续坚持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6）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略。将生态文明与经济看作一个系统加以把握，注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提出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7）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方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优势效应。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方法论基础与逻辑体系的关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由逻辑起点、逻辑主线、逻辑终点、逻辑保障和逻辑引领等各个逻辑要素组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唯物史观不仅是探索逻辑起点的方法论基础，与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人民美好生活的逻辑终点、基本经济制度的逻辑保障、党的领导的逻辑引领等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才能构建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个逻辑体系。

　　1.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才能科学探索逻辑起点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找到了探索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一般方法。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起始范畴的简单的、抽象的范畴，因为是从复杂的具体的现实要素中探索得来的，必然带有一定现实的痕迹，反映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以《资本论》为主要载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为普遍存在且最简单的“商品”作为分析的起点和出发点。同样地，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亦是最普遍、最大量的现象，也是相对基本和简单的范畴。因而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商品”。同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完整的分析过程应该是先从具体和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简单的范畴，然后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必须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之上，根据我国具体的现实的国情抽象出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要素和简单范畴。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地上。因此，这一经济思想体系既具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也具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特殊性。

　　为此，我们认为，尽管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商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但是，体现“商品”背后的特殊经济利益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展开却是商品这一普遍和简单元素的更深层次。所谓的经济利益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从“叙述起点”的维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使用价值形态的特殊商品，这个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普遍、最简单的范畴。从“研究起点”的维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是特色商品所负载的特殊价值关系，即特殊利益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生产关系的规定性，在我国现阶段就表现为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利益关系、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然而，从叙述和研究视角所概括出来的逻辑起点不是分离的，而是具有统一性，即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公有商品”“私有商品”以及“混合商品”等不同性质的“特殊商品”，虽然是简单抽象的范畴，但是本身包含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反映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即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

　　2.只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才能导出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无数个单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产生的整体结果。恩格斯曾经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这一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取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进步的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变成阻碍其发展的根本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少数资本家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是导致这一基本矛盾存在的关键环节，而私有制是根源。只有打破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消灭私有制，让广大的劳动者获得解放，社会生产力才能够重新获得解放。而打破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他们将通过“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者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马克思认为，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是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体，是打破资本主义发展桎梏的最主要的动力，并且最终也会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将唯物史观作为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方法论指导。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工农联盟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接着又以无产阶级为主体，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引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随着对社会主义探索的不断深入，我们党意识到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群众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由全体人民共建美好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在经济上追求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人民对高质量产品、优美环境需要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和方向。在实践中积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不断保障和改进民生，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群众史观的集中体现，也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刻诠释和现代拓展。只有将唯物史观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才能更好地坚持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只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才能导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逻辑终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发展规律总是表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共产主义社会将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彻底消灭阶级对立，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现代形态，其取得的文明成果可谓是空前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它的基本矛盾，更不能取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围绕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揭示和阐发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认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影响下，资本积累一方面会造成财富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堆积，另一方面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不断贫困化。这种伴随劳动异化的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够打破两极分化的制度枷锁，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唯物史观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制度性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将消灭剥削压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推翻“三座大山”作为实现人民幸福的首要任务，同时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确保了劳动者能够不受剥削，平等占有生产资料。改革开放后，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同时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的号召，并且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转变，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而，我们要全面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实现阶段性目标的历史过程。

　　4.只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才能导出基本经济制度的逻辑保障

　　唯物史观认为，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制度正是经济基础的集中体现。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正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如列宁所强调的：“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一方面，经济制度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行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便要求有相应的经济制度与其相适应。与此同时，生产关系及其总和的经济制度又对社会生产力起着反作用，一定时期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制度又决定着这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意识等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的生产关系，又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三个部分组成。生产关系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形成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其中最基本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根本经济制度。

　　唯物史观的这一原理表明了经济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是维系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和性质，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又决定上层建筑变革方向的基础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我国对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变革，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把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作为制度前提，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保障了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同时又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存在，能确保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进而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创建的科学的制度保障。

　　5.只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才能导出坚持党的领导的逻辑引领

　　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中，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关系。党的领导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在革命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作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这不仅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历史结论。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和国家建设来说同样重要。列宁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必然性，强调“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这就需要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毛泽东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邓小平更加明确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又体现为经济与政治的有机统一性，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方面能够确保我国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经济建设的实践也表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巩固，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 由此可见，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的经济理论创新与改革实践，必然需要坚持党的领导。

　　总之，唯物史观遵循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观，遵循彻底消灭阶级对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发展观，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观，遵循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政党观。这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价值追求，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发展保障，以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引领是高度一致的。在新时代，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基础，才能导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部逻辑要素，才能将这一完整的理论体系系统全面地阐述和勾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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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欣然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