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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历史，其发展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央关心和全国支援。为了使西藏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走上共同富裕和现代化道路，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特别是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先后于1980年、1984年、1994年、2001年和2010年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从西藏实际出发，在持续不断的支援西藏工作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对西藏政策，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推动西藏现代化发展和促进西藏人民幸福的重大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和西藏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与目标而呈现出阶段性探索、调整与完善的动态演进过程，这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省区的旨在帮助西藏发展与稳定的政策与措施倾注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心血。在探索、调整与完善的发展演进中，援藏政策与援藏工作不断地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机制化与制度化，最后形成了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如何促进西藏发展与稳定的一套“援藏机制”。目前，这种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治藏思想的“援藏机制”被证明是较为有效的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实践形式。

援藏工作随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开始并持续至今，期间没有间断过，即使在抗美援朝、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断。本文拟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央“援藏机制”的积极探索与重大贡献作一粗线条梳理与分析。　

一   西藏为什么能够一直得到有别于其他自治区的中央关心和全国支援

帮助与支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走向共同繁荣富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充分体现。中国历史形成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①]的休戚相关的民族关系的维持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离不开国家与主体民族汉族的关心与帮助。各民族不只是仅仅要享有政治权利上的一律平等，还要享有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事实上的平等。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都对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探索如何去帮助西藏改变长期相对落后的状况、加快西藏发展和提高西藏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西藏早日同其他55个民族一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1957年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就提出“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②]

西藏与内蒙古、宁夏、广西、新疆一样同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中央为什么就单对西藏“情有独钟”，自和平解放以来一直实施着一系列特殊援助政策？毛泽东在1955年底就明确指出，西藏发展问题必须要有特殊办法，他说：“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③]

毛泽东说，西藏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其特殊性在哪？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西藏自然气候条件差，地处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交通极其不便，地理单元较为封闭；第二，西藏是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跨越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社会发育低下，是我国发展中最为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且社会主义发展起步在全国最晚；第三，西藏基本上是单一民族藏族聚居的地区，藏族占总人口的85%以上；第四，西藏社会历史情况特殊，藏族群众几乎都信仰藏传佛教，佛教深深地渗透到藏族人民的“血液”当中；第五，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④]极为重要，与5个国家接壤，有着近4000公里的边境线；第六，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就成为与国际反华势力斗争的前沿与焦点；第七，有一个叛逃在外的达赖集团不时地在国外闹“西藏独立”。

毛泽东还说，“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西藏发展问题，用什么特殊办法来帮助解决西藏发展？这种特殊办法充分体现在自和平解放西藏至今的援藏政策和援藏工作中。这种特殊办法就是对“援藏机制”的一种积极探索。

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支援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理论论述

新中国成立，中国“民族关系从此根本地改变了，从民族压迫时代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⑤]“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已不是要帮助各少数民族从民族压迫制度下争取解放，而是要帮助他们彻底实现民族平等，首先帮助他们提高到新民主主义的水平，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⑥]“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⑦]因此，“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能逐步地改变其落后状态，逐步地达到事实上的平等”，[⑧]成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于是，20世纪50年代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密集出台的一段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列宁强调的国家及大民族要“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⑨]的精神，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少数民族“对不起”、“赔不是”和“还债”的思想。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强调，由于历史上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汉族应该以“还债”的心情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只能有了这种心情，才能增强帮助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提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⑩]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政务院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汉族多年来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无意中还可能犯错误，应该多想想自己的错处。凡事都‘求其在我’。”[11]1957年3月25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论及“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问题时，提出了汉族要向少数民族“还债”的观点，他说：“汉族应该帮助少数民族。但从汉族的角度说来，宁可说是赔不是、还债，而不说帮助，这样，少数民族就会说是帮助”，“不叫还债，叫赔不是也可以……严格地批评自己，不但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会促进对方对自己缺点的注意”，“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真理的。”[12]向少数民族“赔不是”和“还债”思想的执行者应该包括国家和主体民族汉族，而且是以国家为主。这种思想的价值判断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怀柔精神，而是在政策上对少数民族实行照顾和倾斜的一种政治伦理的价值体现。

“赔不是”和“还债”的政治伦理思想确立后，国家开始一如既往地通过各项政策对少数民族进行无条件的、全方位的倾斜和照顾，并视其为一项长期的只能逐步推进而不能要求过高过速的战略性任务。正如周恩来在1956年所强调的，“国家必须用特别的努力和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各民族的地位，帮助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13]

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援藏机制”的积极探索

1951年至1978年，西藏经历了和平解放、自治区筹备会成立、平叛与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西藏解放与发展倾注了心血。如，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关注着西藏，有一段时期他事必亲躬地过问着西藏的每一件大事。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下半年至1954年底的5年多时间内，仅毛泽东亲自对西藏工作作出的指示、批语、信件、谈话等，即多达50多次。[14]这一时期中央在西藏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帮助与支援西藏建设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如实物援助、经济补贴、帮助建设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和轻工业等。同时，中央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试行一种 “对口援藏”形式，这种“对口”较为简单化，主要是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负责的相关工作与全国各省市区工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确立某部门、某一个或几个省市区，负责支援西藏工农业产品以及供应各类商品，没有出台相应的中央政策予以明文规定。

这一时期中央制定的援藏政策散见于各种文件之中，这些政策性文件主要有：1951年的《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将致力于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依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逐步发展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等。1955年3月中央的《关于西藏金融、贸易工作几项措施的批复》强调要对促进西藏经济发展要采取特殊政策。1955年3月的《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提出要支援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相关决议和领导指示。1961年4月中央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特别指出，鉴于当时西藏生产力低下、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等原因，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主要考虑如何扶持生产，免除经济上任何可能造成群众负担的税收和劳役等方面的问题。1965年8月中央的《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复示》。1966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心下，中央还为西藏制定了发展交通事业，保证供给，发展教育事业，提高西藏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特殊政策。

1951年至1978年这20年中央支援帮助西藏的政策既考虑到了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照顾了西藏区情的特殊性，相对而言，是较为符合西藏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实际，对促进西藏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根本性地改变了西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西藏的改革开放和向现代化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中央对援藏工作的探索及其主要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1、保障援藏物资供应，积极探索实物援助形式。这种实物援藏的方法，既是中央早期援藏的重要方式，也是该时期中央援藏工作的鲜明特点。和平解放初，进藏部队、人民群众和社会经济建设对商品物资的需求日益增大，据当时调查，西藏本地在粮食、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上只能满足需求的15%。[15]加之旧西藏地方政府依然存在，为了不影响西藏百姓的生活和助于更好地统战上层人士，以通过《十七条协议》更快更好地争取和平民主改革，进入社会主义；为了破解和防止帝国主义及西藏反动势力利用粮食和物价来破坏《十七条协议》，饿走人民解放军，赶走人民解放军的想法，当时，毛泽东就向进藏部队发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要求中央驻藏机关工作人员和进藏人民解放军开荒生产与筑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打通与印度和内地的贸易关系，以解决其余85%的物资，努力打好“全部执行协议的物质基础”，进而奠定“全部执行协议的群众基础”。[16]

为保障物资进藏，全国人民给予大力支援，驻藏部队与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一起战胜重重艰难险阻，川藏和青藏公路于1954年通车，新藏公路于1957年通车，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地理和心里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中央和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为平抑物价和解决驻藏部队粮荒问题，中央责成西北局于1953年初在兰州组建一支专门运输队向西藏运输粮食和其他物资。截至1954年底，共由格尔木向西藏北部运送面粉、黄豆160多万公斤，医药器材4.5万多公斤[17]，暂时缓解西藏物资供给困难，粉碎了上层反动分子逼走人民解放军的幼稚想法。

1959至1965年期间，中央加大调进生产性物资与工具的力度，并通过调控价格政策，保障西藏人民在民主改革中激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生活的稳定发展。中央直接供给西藏农牧民粮食1650多万公斤，调进各类农具140万件，还给农民发放上千万斤种子。[18]为配合与推进民主改革，根据中央精神，西藏贸易总公司决定从1959年12月15日起，在西藏全区降低以粮食、茶叶和西藏人民必要的工业产品为主的198种商品价格。[19]1961年11月14日，西藏贸易部门再次对111种群众生产的必需品和生产工具进行降价。1965年4月1日，在西藏全区范围内对人民生活必需的砖茶、沱茶和金尖茶，分别降低销售价格10%到36%。[20]同时，还对全区各地出产的164种农牧产品和土特产提高了收购价格，以进一步鼓励农牧民发展生产。[21]至1965年8月，国家直接供给西藏农牧民粮食1650多万千克，调进各类农具140万件套，发放种子上千万市斤。[22]

为了保障西藏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央在实物支援上开始探索“对口援藏”方式。中央依据内地省市区的工农业生产优势，要求内地省市区负责西藏各方面的物资供应，并在政策上予以优惠。如，“供应西藏粮食和食用油的主要省份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北京、上海、江苏、山东、陕西和河南；日用工业品供应（针纺、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等）主要是上海、天津、广州；副食品供应（边销茶、冻猪肉、食糖、烟草等）主要是四川、广东、上海、广西、云南、贵州；物资供应（钢材、水泥、汽车、机电等）主要是首钢、包钢、武钢、鞍钢、兰州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吉普车制造厂、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厂等；民族用品的供应主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3]即使在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暂时出现困难的年代，各兄弟省市区在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给予了充分支持，“不仅在货源上予以保证，而且在价格上给予优惠”。[24]如，1960年福建省首批支援西藏2万多公斤茶叶，农业部和四川、青海、甘肃、陕西、吉林、新疆等省区无偿支援西藏优良种畜，表达了祖国内地人民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厚情谊。据不完全统计，和平解放到自治区成立的15年里，祖国内地城市还为西藏人民生产了3000多种特需品，从专门生产必需的藏式犁铧、藏铁锹到生活上需用的酥油壶、鼻烟等，应有尽有。[25]

实物援藏还体现在抢险救灾上。西藏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抢险救灾机制与能力非常弱，只得依靠中央与全国人民的支援。比如，1952年藏北发生特大雪灾，受灾牧民达1.8万多人，黑河分工委立即动员灾民及时转移出灾区，并发放8.1万公斤青稞，3500公斤茶叶，贷款6.4万银元，救济灾民。[26]1954年江孜特大水灾时，中央及时发出慰问电，并拨出80万银元和大批救灾物资。抢险救灾过程中给予的援助，不仅快速地使灾区百姓的生产生活得到恢复，而且获得人民好评与拥戴。

2、通过财政补贴，积极探索经济援藏形式。中央在执行《十七条协议》过程中，不断地通过财政补贴来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和提高生产生活条件。从1951年至1956年，向西藏群众“共发放138万多元低息和无息农、牧、手工业贷款，170多万元的无偿农具。”[27]195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李维汉等人的致信中谈道，“和张国华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1800万至2000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拟应实行他这个计划。”[28]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财政工作中给予西藏更加特殊的关怀与照顾：一是预算费高于一般省、市；二是国家为帮助西藏地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等，设置一笔专款，作为对西藏和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补助；三是国家每年按照上年的经济建设规模，核实今年的建设事业、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行政管理费和其他事业费的支出决算，另加5%的机动金；四是西藏地区财政收入全部留给地方，自行安排支出。另外，在税收减免、民族贸易、人员编制、开支标准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29]

当时，西藏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补贴。1952年至1958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支持主要用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基本建设投资如修路、建桥、盖房子；二是行政管理开支包括办公费、人头费（工资福利）等等。在“保证军供，调剂民需”财经政策指导下，西藏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和自身努力，确保了进藏人员、西藏上层统战人士、人民群众赈灾救灾和发展生产的财政供给。统计资料表明，1952年至1958年的6年间，西藏财政收入39290万元，仅中央的财政支持就达35717万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91％，而地方财政收入仅占9％。这些经费的供给，从客观上减轻了农牧民群众负担，刺激了经济社会发展。1951年初至1978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在西藏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年份上时有变化，但从未低于67.8％，甚至在文革时期还超过了100％。如，1952年至1958年，西藏财政收入共计3.93亿元，其中，中央累计拨款资金3.57亿元，占90.8％；1959年至1965年，西藏财政收入共计8.5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收入5.9亿元，占67.8％[30]；1963至1964年国家又拨款140万元，作为扶助西藏贫苦农牧民发展生产的无偿投资；[31]1966年至1976年，西藏财政收入21.15亿元，中央补助收入23.10 亿元，西藏财政收入净亏损1.95亿元；1977年至1979年，西藏财政收入13.38亿元，其中，中央补助收入13.86亿元，西藏财政收入净亏损0.48亿元。[32]

3、选派党政干部和业务骨干进藏，积极探索智力援藏和技术援藏形式。旧西藏，在长期的政教合一制度控制下，西藏的医疗卫生和教育设施几乎为零，文盲率和死亡率极高，其有限资源基本都被贵族与寺庙所控制。在医疗卫生方面，没有现代意义的医院，全西藏仅有的两所医疗机构是拉萨的“门孜康”（即藏医星算学校）和药王山医学利众院。此外，还有一小部分私人医生。因此，早在人民解放军进藏途中，就开始免费为西藏各族群众发药治病，受到他们的欢迎和称赞。1953年3月，中央派出了包括内科、外科、妇科等方面的125名专家组成的卫生部赴藏卫生工作队，援助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截止1956年，中央给西藏下拨了1200万元卫生事业费，在西藏全区建立了18家卫生院，免费为藏胞治病，还派出大批医疗队到农村和牧区巡回治病。[33]1957年，北京市卫生学校为西藏代培50名藏族医士专业学生；四川雅安医士学校、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为西藏设立了民族班，培养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员。[34]在文革期间，中央也没有停止医疗援藏工作。1973年9月，国家卫生部派出了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中医、放射、检验、药剂和卫生防疫、药品制造、医疗器械修理以及医学教育等专业的445名医务技术人员组成的大型赴藏医疗队。截止1974年8月17日，该医疗队共计治疗病人40多万人，做各种手术4000余例，抢救危重病人300多名，还协助西藏创办了4所卫生学校和多期训练班，训练藏族医务人员1200余名；并在1973年成立了西藏医疗器械修配所、西藏药品检验所等医药机构。[35]1973年9月，河南省援藏医疗队55人到山南地区工作。1973年，新疆防疫站派来5名医士支援阿里卫生事业，并成立了流行病防治所。1976年，中央又根据西藏建设的要求，作出支援西藏干部、科技人员的决定，4月15日，卫生部组织了北京医疗队离京，赴西藏阿里地区为群众治病。[36]这些援藏医疗队及其在藏所开展的各项工作，有效地促进了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在教育方面，旧西藏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大多被地方政府和寺庙控制，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仅有的学校主要是为服务于政教合一制度而培养僧俗官员和藏医人才的少量几所官办学校（不收女生）和寺庙教育，以及一些贵族、官员、大商人开设的家塾和私塾。因此，随着解放军进驻西藏，教育援藏工作亦随之展开。一是帮助西藏建设本土学校。自1951年首先在昌都地区创立昌都小学以来，经1952年8月拉萨小学的成立和1956年9月1日西藏历史上第一所普通初级中学——拉萨中学的成立，新西藏的人民基础教育逐步发展。到1958年底，在中央及西藏工委的支持下，全区公办小学31所，在校生达2000多人。到1976年，全区有小学6131所，中学35所。[37]随着专门为培养西藏干部的西藏公学[38]和西藏团校于1957、1958年相继在陕西咸阳创办，和1965年西藏行政干部学校的成立，[39]新西藏的中高等教育也开始起步。

二是选派教师进藏支援西藏教育。1956年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内地支援边疆地区小学教师的通知》，由四川、陕西等省选派小学教师支援西藏。1965年7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抽调初中、师范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支援西藏的通知》要求，北京、天津、河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甘肃、湖南、山西、陕西、辽宁等省市区抽调27名教师和辅导员，赴藏支援西藏的教育事业。[40]1966年，江苏省选派30名援藏教师到山南地区任教。1974年，国务院专门向有关部门、省市发文，要求支援西藏教育师资力量，指出为适应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事业，尽快地改变历史造成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状况，各有关部门、省市要根据西藏教育的需要派出教师支援西藏教育。于是，1974年8月2日，上海、四川等6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再次选派389名教师赴藏，支援西藏的教育事业；河南省40名援藏教师到山南工作。这些援藏教师，带去了内地先进的教学经验和管理方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时，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依旧保留，旧地方政府财政机构与运行方式没有触动。[41]为了统管西藏财政、金融、商贸等方面的行政和业务，统一领导和筹备西藏地方的财经工作，具体实施地方工作的财政供应和物质供给，以保证进藏人员生活、工作及机构运转的经费支出，保证上层统战工作及影响群众工作所需的各项开支，中央于1951年成立了统一的西藏工委财经委员会，1952年成立了西藏财政部。机构已成立，但人员缺乏。1951年11月，由中央西南局派遣一支财经队伍到达拉萨。1959年民改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持也由纯供给型向建设型财政转变。在全国性建设缺乏人才的情况下，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1000名财政人员进藏，有效地支持西藏经济的发展。

在党政干部方面，和平解放初期，干部严重缺乏，西藏仅有干部2200名。[42]为了加快西藏经济发展和边防巩固，50年代中期（1955、1956、1957年），中央人民政府连续派遣了人民解放军和一批德才兼备的区外干部进藏。随着平叛与民主改革的全面铺开，1959年3月至9月，中央高密度地先后下发了《关于抽调干部赴西藏工作的通知》等9个文件，从北京、四川、河南、甘肃、青海等省市和国家有关部委抽调3000多名干部进藏参加民主改革。[43]

1963年，中央再次下发了《从内地抽调干部到西藏的通知》，决定从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河北等24个省市抽调392名干部和财贸、邮电、交通、农牧、教师等专业技术干部进藏工作，充实到西藏各对口单位。[44]

20世纪50、60、70年代，中央多次在全国抽调了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进藏工作，增强了干部队伍的建设，提高了干部素质，并为西藏培养了一支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国家从各省市调进各种各样技术人才，帮助培养民族技术干部。

4、积极探索关注民生的基本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的援建。在工业方面，旧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仅有一些简单的传统民族手工业。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大力扶持手工业的基础上，非常重视发展西藏地方的矿产、机械、化学工业等现代工业。1951年，中央文委组织西藏科学综合考察队赴藏，在西藏进行了历时18个月的地质矿产调查，随后西藏工委组织筹建了乌丽煤矿（意为“美丽的乌金”），从此拉开了西藏现代矿业开发的序幕。民主改革后，根据中央逐步发展轻工业的精神，西藏在内地兄弟省区的支援下，建起了一批小型、中型轻工业企业，主要涉及到木材、食品、造纸、轻纺、塑料、玻璃、皮革等方面。[45]在60、70年代，西藏先后建设了班戈湖硼砂厂（西藏第一化工厂）、土门格拉煤矿、东风铬铁矿、马查拉煤矿、向阳煤矿、东嘎煤矿、门士煤矿及其他一些小型煤矿。1966年11月，上海市派出500名职工、技术人员援藏建设的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1967年，中央人民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在藏北安多筹建东风矿，开采铬铁矿，至1978年东风矿生产能力达到30000多吨。[46]

在交通方面，没有一条正式公路，运输方式还是原始的那种人背畜驮，十分落后。按照毛泽东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0年至1954年修通川藏和青藏公路，1956年至1957年新藏公路建成通车，1950年8月在云南下关破土动工的滇藏公路几经周折于1973年10月修通，1962年6月动工的国际中尼公路历时3年于1965年建成通车。这一时期，西藏自治区内基本形成了以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黑河-阿里噶大克、拉萨-泽当、噶大克-普兰、拉萨-浪卡子-江孜、黑河-昌都、拉孜-普兰为主的干线公路网。

和平解放西藏后，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西藏铁路建设问题。在中央指示下，1955年青藏铁路建设工程局就沿线考察了修建青藏铁路的可行性。1956年，西宁至拉萨的青藏铁路的修建计划就摆上国家铁路建设议程，铁道部正式承担修建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开始进行青藏铁路勘测设计工作。1958年9月，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分别在西宁和关角隧道开工建设，由此拉开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序幕。然而，由于经济与技术原因，1961年3月，青藏铁路工程被迫下马。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时表示：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计委报送的报告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分别作了批示。于是，1974年3月，展开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建设大会战，经过5年艰苦奋战，1979年9月西格段铺通，1984年5月正式通车运营。期间，1978年8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工程暂停。

另外，中央还投入大量人、财、物，修建机场、输油管道等。1956年中国人民空军突破“空中禁区”，飞机首次安全着陆在当雄机场，通往西藏的空中大门打开。1965年3月1日民航拉萨航站组建成立，北京-成都-拉萨的航线正式开通。西藏先后建成拉萨贡嘎机场、日喀则和平机场、[47]昌都邦达机场、林芝机场[48]，航空网络基本形成。[49]格尔木至拉萨全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也于1977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

在电力方面，旧西藏几乎是空白，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旧政府在拉萨夺底沟曾建有一座微型发电站，后因设备老化、水毁而报废。一定意义上讲，电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至文革结束，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电力发展上给予了人、财、物等大量支持，为新时期西藏电力发展打下了很好基础。1956年7月日喀则火力发电厂建成，10月新建夺底水电站。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纳金电厂建成投产。此后，陆续建成林芝八一电厂一级站、羊八井地热试验电厂一分厂、昌都电厂、拉萨西郊电厂、林芝六〇六电厂、山南沃卡电厂三级站、拉萨火电厂和那曲火电厂等一大批发电厂。1976年，拉萨又建成了1.2万千瓦的燃油凝汽式发电厂，并建成了35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至70年代后期，仅有180万人口的西藏，其电力工业已显示出相当规模。全区人均拥有装机容量达到48瓦，远高出当时全国人均装机水平。[50]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如何支援帮助西藏，从理论、重要性、政策、途径、方法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物质与思想基础，为中央“援藏机制”的最终形成完善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