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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过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艰辛探索。太平天国，这场代表旧式中国农民战争最高水平的农民运动，也提出了自己的共同富裕理想目标，表达了中国农民自己的理想诉求。在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人对太平天国运动大肆妖魔化的情况下，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七一讲话”中，把太平天国运动列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之一，这无疑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肯定。今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60周年，仅以此文纪念为了探索中国农民共同富裕出路而献身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

一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中国在迈进近代社会初期爆发的一场旧式农民运动。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炮舰的冲击下，开始步履艰难地向近代迈进，当时的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是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无情压榨，地主阶级疯狂的土地兼并，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对立局面，经济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开始演化为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在这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遍布中国的历史土壤里，太平天国在苦苦寻求着消除两极分化，人人饱暖的道路。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建立新朝之后，总结了起义和革命战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军事共产主义”经验，提出了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共同富裕理想。这个理想是在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中提出来的。《制度》提出的“共同富裕”理想为：“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①]。

这个目标，是从“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这个前提出发，通过“同耕、同食、同穿、同使”，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个理想目标。这里的“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一起”，二是“一样”。显然，太平天国的目标更偏重“一样”，就是没有差别。所以，太平天国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一种“平均”思想。太平天国是围绕土地来设计他们的理想方案的。所以太平天国的共同富裕理想表达的仍然是旧式农民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制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经济上：

首先，废除土地私有制，建立土地天王国家所有制。

太平天国根据拜上帝教教义中“物物归上主”原则，宣布土地归“皇上帝”所有，由“皇上帝”代表“天下人”所有；在人间天国中，由“皇上帝”的“次子”天王代表的太平天国国家所有。在太平天国看来，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土地兼并和阶级剥削的主要根源，所以他们主张彻底否定地主土地私有制，建立“人无私财”的公有制。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土地集中和阶级剥削，防止贫富不均。但是否定了地主土地私有制，还不够。如果农民私有土地，仍会产生新的分化，导致贫富对立。为此天平天国主张否定一切私有制，土地既不能为地主私有，也不能为个体农民所有，应该由全体农民的“代表"——太平天国国家所有，建立天王国家所有制。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就可以消灭剥削，由国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并保留随时随地调整土地的权力，尽量防止在土地分配后出现新的分化。

其次，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平均使用土地。

《制度》首先规定了分田的总原则：“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②]。

在此原则之下，规定了具体分配土地的办法：按单位面积产量的多少，把所分的田地分成九等；计口授田；各个等级土地好坏搭配分配；男女分得相同数量的土地；未成年者分到的土地是成年者的一半。

《制度》平均分配土地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让农民平均使用土地，从生产资料上保证每个农民都有相同的“致富”的权利，提供通向“同等富裕”的最起码的经济前提，保证每个农民有一个公平的起点，从而做到机会均等。在农民看来，每个人拥有同等数量的土地，才会不再出现贫富分化。

再次，对农产品和其他一切社会物品实行公有和平均分配。

《制度》明确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③]。

这样做的原因是“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此乃天父上主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④]。

《制度》中还规定，“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钱”，而且要做到“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⑤]。这里强调要“一式”，还要“有节”，明显是农民的要求。

《制度》还保证“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⑥]，从而真正实现“人人饱暖”。

这里的国库制度，就是企图对一切社会产品按平均主义原则进行分配和管理的制度。其根本指导思想，就是要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由太平天国政权来统一平均分配，即所谓“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这一规定，其实质便是要推行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国家所有制。

《制度》中的国库制度，带有鲜明的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它是基于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建立的圣库制度之上的。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入桂发动民众时，曾宣传“拜上帝的大家有饭吃，将来入了朝大家有福享”的主张。太平天国还在会中规定：“凡拜上帝者，同食同穿”[⑦]。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前夕，已建立起体现平均主义精神的公库制度。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载：“是时秀全立即通告各县之拜上帝会教徒集中于一处。此前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公共御敌必要。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库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弃家集合”[⑧]。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拜上帝会“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的制度成为必须遵循的军律，并被发展为“圣库制度”。所以，圣库制度是适应战争需要而建立的，它对于发动更多的民众投入起义队伍，对加强内部纪律、保障军需及其他供给，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制度》则以法令的形式把圣库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改造模式推广到全社会去，把它由一种保证战时需要的临时措施，变为一种消除贫富分化、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理想的一种重要手段。

复次，重视农业生产，强化小农经济。

《制度》对社会生产形式作了具体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⑨]。

太平天国对于贫富问题的解决，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只停留在“劫富济贫”、“均贫富”等分配、消费领域，只追求消费和分配上的绝对平等。他们一方面重视对绝对平等的追求，另一方面也重视和奖励生产，不过他们是把实现绝对平等放在第一位，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二位，可以说“是公平第一”、“效率第二”。他们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里(当然农民得到的仅是使用权)，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进行武装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打破封建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在“新朝”的主持下，奖励和发展生产。他们在分田时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土地，就是为了鼓励人人劳动，促进生产的发展。在太平天国那里，他们的理想就是实现“人人饱暖”。所以可这样认为，太平天国的“共同富裕”理想实现途径是这样的：平等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劳动→平均消费。所以在《制度》中多处可见奖励生产的规定；“力农者赏，惰农者罚”；农业生产干得好的，可以被提拔为官员；基层官员两司马平时要“督之为农，耕田奉尚”；把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是否提拔基层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当然，也应看到，太平天国是从他们一向熟悉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出发，来设计他们理想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他们把千年流传下来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加以理想化、固定化，试图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去实现“人人饱暖”的理想。这种生产，仍不外是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在所分给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进行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社会的分工也不发达，种植业以外的其他手工业劳动，只是在农闲期间从事，还没有从种植业中分离独立出来。同时它也排斥商品经济。这些都具有古老的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这种局限是时代和阶级局限的结果。在小农眼里，农业生产是唯一的生产形式，是唯一能发财致富的手段，一家一户只要能把自己的那块地种好，平时再辅之以手工生产，即只要做到男耕女织，就可以实现“有饭吃，有衣穿”的温饱理想。这种温饱理想是小农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至于工商业，那都是不牢靠的，尤其是商业，现实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易导致两极分化，所以他们坚决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者“重本抑末”思想和小农对商品经济的天然拒斥，决定了太平天国在《制度》中是没有给商品经济留有余地的。所以太平天国关于共同富裕理想的实现途径显现出强烈的复古和反现代化趋向。

政治上：

为了保证“人人饱暖”理想的实现，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首先，进行政权变更，打破旧的统治机器，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搞的不是一般的“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试图打破旧的封建统治秩序，所以明确地把打击矛头指向以清朝皇帝为总头子的各级地主阶级的政权机构和官职人员。同时自觉地建立起以贫苦劳动人民为骨干领导的从基层起的各级革命政权。太平天国的农村基层政权，是按照其军事组织的体系建立起来的。即以军、师、旅、卒、两司马为编制，而以两司马所统率的二十五家为基层组织。这种军事化的社会政治组织，就是为了通过行政和暴力保证他们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消费的经济生活能实现。

其次，为了保证农民能够参加基层政权，实行乡官制度。

各级地方官员的产生，采取逐级向上保举，逐级核实，最后由天王降旨任命的办法。“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为示慎重，对保举人员实行奖罚制：“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保人，保举者受罚。……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⑩]。对被保举者的基本要求是“能遵条命及力农者”。显然，农民领袖们希望基层组织的构成人员是能够将他们的理想实现的人。实际上，真正愿意实现农民理想的也主要是劳动人民。所以劳动群众参加政权的是相当多的。“木匠居然作大人”[11]，“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为百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12]。太平军对劳动群众极为热情和信任，而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则一般是使用而并不重用，对劳动者与剥削者这样严格区分不同对待，表明他们自发的阶级觉悟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同时，对在位的官员，《制度》规定了升贬制度：“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贬，以示天朝之公”;由各级官员对其所属进行保升、奏贬，详列其“贤迹”或“劣迹”，报上一级官员核实，“凡保升奏贬所列贤迹恶迹，总要有凭据方为实也”；“凡滥保举人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凡在尚保升奏贬在下，诬则黜为农；凡在下保升奏贬在尚，诬则加罪”[13]。

《制度》中对地方官员的保举、升贬制度的设想，既是对“大同”理想社会中的“选贤与能”原则的运用，也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机构的否定，体现了农民阶级素朴的平等思想，具有某种民主的色彩。这也体出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追求“等贵贱”去实现“均贫富”理想的要求。在太平天国的封建社会末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已基本定型，农民的自组织功能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体化程度愈来愈高，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少数社会成员愈来愈依靠特殊的政治权力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强制，社会政治生产中的等级特权地位成为农民生活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为实现“均贫富"，必须打破等级特权，追求政治地位的平等。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显然凭经验也觉察到这一点，为了实现“人人饱暖”的社会理想，还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去保证。鉴于此，《制度》才会对政治制度作出以上规定。

文化上：

注重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加强对“拜上帝教”的宣传和灌输，以实现“换移心肠”，重塑他们所需要的“新人”，通过这“新人”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制度》为太平天国确立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拜上帝教。他们试图通过加强对“天父皇上帝”的信仰，来强化人们的上帝大家庭意识，增强“人无私财"、衣食与共观念，消除彼此的“此疆彼界之私”，不起“尔吞我并之念’”，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美好理想。

《制度》注重加强对人们的“宗教教育”，规定：“其二十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显然，太平天国是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的，把培养“新人”的目标从小孩抓起，因为《制度》关于“人人饱暖”的理想最终还是要天朝的未来“接班人”去实现的。不仅儿童要接受宗教教育，成人也不例外：“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女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天上主皇上帝焉。”不仅老百姓要接受教育，大大小小官员也要受教育，“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在实际生活中，太平天国非常注重“天情道理”的宣讲，这种宣讲的突出特点是把宗教观点与起义前后的革命历史揉杂在一起，如“……升座良久方致词：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峨，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时，举足使上天堂梯……”[14]，这里在对老百姓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还注重对人们加强敌我观念教育，要人们奋勇杀敌，“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说杀尽妖魔四个字)，每饭不忘除妖魔”[15]；还教育人们需先公后私，“但当创业之初，必有国而有家，先公后及私”[16]。太平天国这种独特的“思想教育”是随时随地都进行的，“天晴则操练兵士，下雨则习读天书”[17]，“凡刑人必讲道理，掠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令必讲道理，……为极苦至难之役必讲道理。”[18]。这种“思想教育”，在斗争中确实起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重大实际作用，它使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团结致，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不可阻挡，“以人众为技，以敢死为技，以能耐苦忍饥渴为技，……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19]。正是由于“思想教育”的作用巨大，所以太平天国总结了这个经验在《制度》中加以推广，以服务于他们理想实现的需要。

太平天国认为，只要遵循皇上帝的意志，实现《制度》中的上述种种设想，那么数千年来亿万农民朝思暮想的人人饱暖，天下幸福的境地就可变为美妙的现实了。

二

太平天国的平均平等方案，是中国几千年来由农民提出的第一个系统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实现“人人饱暖”的方案。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方位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理想纲领。他们试图在彻底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基础之上，在“新政权”的主持下，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辅之以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举措，为中国农民探寻一条通向“温饱”的理想大道。太平天国的探索，反映了千百年来亿万中国农民对“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强烈的追求，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试图在小生产基础上探求“共同富裕”道路的一种巨大尝试。太平天国的探索，代表了中国农民以自己方式所能做到的一切，显示了中国农民自己独特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探索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口大国，尤其是农业大国，实现“共同富裕”，应首先使亿万农民摆脱贫穷状态，顾及农民自身的要求，否则“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空话。

太平天国的探索，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其局限性表现为：

其一，理想的空想性。《制度》所描绘的理想蓝图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种富裕理想，是一种所有人都过着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的同质、均一的“富裕”，是一种小农式的绝对平均的温饱理想。小生产者追求分配和消费上的绝对平等，追求结果上的平等，而否认任何差别的存在，这本身就纯粹是一种主观上的空想。小农将“共同富裕”等同于土地和财富占有的绝对均等，而认识不到“共同富裕”本身也不是财富的同一，而存在着适度的差距。因此，小农的这种平均主义式的“共同富裕”理想，与其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如说是对现实苦难生活的压榨所发出的呻吟，是对封建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自发的严重抗议，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对立的自发的反映”[20]，它所折射出来的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心理”[21]。这种理想的作用在于它能把千百万个在生死存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穷苦农民暂时动员起来投入到“劫富济贫”的农民革命洪流中，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出现他们主观上相反的情况。

其二，手段的反理想性。太平天国认识到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存在是产生贫富分化的社会根源，所以他们主张彻底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否定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且否定小农个体所有制，建立天王国家所有制这种“公有制”形式。但是农民英雄们不知道，“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一切超越历史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最终惩罚。太平天国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只不过是反动的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再版；如果付诸实施，必将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太平天国还企图排斥商品经济，把男耕女织式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理想化和固定化，指望这样一种古老的、低级的生产方式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只能是一种妄想。再者，太平天国在分配上推行绝对平均主义，抹煞人们之间的区别，这样将严重挫伤农民小私有者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从而破坏原本就很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其结果至多只能维持“人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的低生产力水平，而不可能会有“饱暖”水平。如果在小生产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硬要强制推行这种理想模式，其结果只能是普遍贫穷，而不是普遍富裕。太平天国在现实中强制推行平均主义的“圣库制度"，结果导致了普遍的禁欲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禁欲主义既是小农经济的必然反映，也是个体农民追求平均主义的必然结果。在封建社会，小块土地的封闭经营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虚假交往，陈旧简陋的生产工具与天灾人祸的困扰侵袭，人口繁衍的高频速度与生产效率的低下落后，填饱肚皮的原始欲望与生活方式的单调乏味……这一切构成了小生产者生产与生活的基础，在这种脆弱的经济结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小生产者只能免于“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在消费上趋于节俭，导向禁欲主义。在社会财富极有限的情况下，也只有通过实行禁欲主义，才能抑制统治阶级的挥霍和消费，实现财富占有上的平均主义，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统一于齐一水平的要求。小生产所要实现的均平理想，是这样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小国寡民，使有什陌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求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2]

小农平均主义理想的追求，不仅导向禁欲主义，而且在政治上导向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在经济上走向纵欲主义。

随着天朝政权的建立，天国领袖们就很快颁布了《太平礼制》，以“三纲五常"的等级差序观念为指导，形成了一整套森严繁琐的等级特权体制。起义军首领根据官位高低，享有特权体制。农民领袖们的这种蜕化，其根源在于农民阶级自身地位的局限性。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脆弱，加之小生产者分散、游离的本性，导致小生产者之间缺乏任何共同的政治联系，形不成统一的政治利益，他们无法凭借自己本身的力量确立起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实现自己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23]同时，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中，只有借助于强大的社会调节和控制系统，才能把千差万别而又极其分散的小农统一在同一规格里，才能实现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所以，马克思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来说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24]。所以，太平天国蜕化为新的封建专制王朝，也就不足为怪了。

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又使他们的平均主义原则和“人人饱暖"理想成为空谈，天国领袖们也走上纵欲主义之路。天王洪秀全大兴土木建天王府，东王杨秀清“珍宝堆积，琳琅满目”，忠王李秀成可以一次从家中拿出首饰及金银十万两。他们和天朝城内仍靠圣库制度供给衣食的广大军民之间，已毫无“平均”可言。至于太平军控制地区那些靠施粥救济的难民，也根本不会抱有同《天朝田亩制度》的制订者“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奢望。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方案同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并存、禁欲主义的倡导者成为纵欲者的悲剧现象，同样可以从小生产者的局限中找到原因。农民作为小生产者，面对受剥削而导致的贫穷地位，希望“均贫富”；作为小私有者，他们又潜藏着财富和权力个人占有和垄断的自私意识。他们所希望改变的只是财富和权力的占有者而非占有关系，并希望有机会永远独占权力和财富。所以当农民起义军打下半壁江山时，小生产者固有的狭隘性、自私性和保守性，加之对封建统治阶级挥霍和纵欲的愤恨、不满、嫉妒和报复心理，促使他们急于索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补偿，于是特供变为特权，禁欲演化为纵欲。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们反清的最初动机就是源于改变自己的地位，目的是消灭既有王候将相取而代之。所以中国农民是不能依靠这些农民领袖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的。

太平天国的艰辛探索失败了，但是毕竟为后人开辟了前行的道路。他们对“人人饱暖”理想的强烈追求，激励着后人继续奋斗。康有为就是在太平天国跌倒的地方开展新的探索的。他抛弃了太平天国在小生产基础上进行探索的幻想，而在近代工业大生产基础上寻求通向“共同富裕”之路。孙中山则把他的民生主义看作是太平天国土地纲领的继续：“民生主义的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行制度……即完全革命经济主义。”[25]中国共产党充分注意到农民对土地的平均追求愿望，在革命时期推行土地平均分配，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获得了国家政权；在改革开放时期，尊重了农民平均使用土地权利，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开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开辟了实现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坦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