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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学者在大报名刊发文热评李慎明新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
导读：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看似迷雾重重，险象环生，无序无端，但却是大国战略谋划的结果。大国全方位的、多层次的、长期的国际战略的谋划和实践，造就了世界当今格局及未来发展。面对新形势，中国必须整合相关力量，科学研究适应未来比较长时期的国际战略，短时间看可以避免被动反应和被建构，长期看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本网把将军学者在大报名刊发文热评李慎明新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的撰述结集于此，以飨读者。
《人民日报 》2011年05月27日发表李殿仁将军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
《光明日报 》 2011年08月27日发表王东教授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新成果
《环球时报》2011年4月27发表杨毅将军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警惕西方“理论鸦片”的侵蚀
《北京日报》2011年8月1日发表郭小丽教授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全球视野中的国家安全观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包心鉴教授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常怀忧国之心 恪尽兴国之责
《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发表贾江华博士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谋划中国国际战略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8期发表马琰谂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抓住机遇 深化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人民日报 》2011年05月27日发表李殿仁将军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
国际战略是主权国家在国际斗争中运用国家实力谋求国家利益的整体筹划，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国际战略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才能对重大国际问题作出清醒的把握和透彻的分析，进而得出正确结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已经处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风口浪尖上。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科学确立我国国际战略，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李慎明撰著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
该书不是一本对国际战略问题进行面面俱到论述的鸿篇巨制，也非就国际战略某一领域所作的专题研究，而是作者自1999年以来撰写的有关我国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的学术文章的结集，其中既有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也有尚未发表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说，该书是作者10余年来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结晶。
该书紧紧抓住当前国际战略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国际战略和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相关基本理论研究，既包括对一些国际战略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包括作者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变后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深入思考。第二部分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研究，对未来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作出了理性判断。第三部分主要是全球化问题和21世纪社会主义前景研究，既有深入的理论分析，也有实地的调研成果。第四部分主要是一系列战略访谈和作者的相关思考，侧重于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第五部分是对苏共兴衰与苏联解体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苏共蜕化变质的种种原因。纵览全书可以看出，该书具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者一再强调，“研究国际战略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而这个正确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针对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种种怀疑，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依然熠熠生辉”的结论，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作者在自序里指出，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阅读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能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着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体现了对重大国际战略问题的独到见解。在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能够就学术问题和重大国际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难能可贵的。这既需要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又需要有敢于创新的品格；既需要有独特的认识视角，又需要有大量的实地调研；既需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又需要有突出的思考能力。作者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十分不易。
（李殿仁：全国人大常委会农委委员、国防大学中将）
《光明日报 》2011年08月27日发表王东教授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新成果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欣喜地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研究员的新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正如该书标题所昭示的，全球化时代潮流下近20年来世界格局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采取的国际战略——正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贯穿全书的正副主题。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既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说明当代世界格局新变化，更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探讨中国的国际战略、全球战略。
该书围绕上述主题，提出了四个新的重大问题。
（一）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近20年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非常深刻的新变化，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加强研究。作者特别注意具体分析了引起世界格局变化的四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二是美国霸权力量不断加强，第三世界等制约力量一度有所下降；三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以恐怖主义事件的形式表现出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报复；四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对当代世界格局演变具有深刻影响。该书作者从1998年开始，就曾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对经济危机作出了有相当预见性的理论预言。更重要的是，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对于这场危机根源何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乃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蜕化变质倾向，而不是其他的内部或外部因素作用。作者列出了试图向世人解读“苏联解体”原因各种不同的研究观点：“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作者与有关专家长期合作，完成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学术专著，并把自己的观点作了概括：
几年来，我们“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四）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充分注意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二重性、复杂性，进而制定出我们的国际战略。为此至少有四项理论建设、理论创新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做：
第一，根本突破西方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学领域中话语垄断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我们自己的国际政治学体系。
第二，为此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国家体系论、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作为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作出更加深入系统的历史开掘与理论发掘。
第三，对于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家体系、世界格局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作出实事求是、深入系统的科学分析。
第四，为了对中国国际战略更好地作出马克思主义理论阐发，还必须对西方自由主义学派、新“左”派理论这两大学派、两种倾向，作出系统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慎明同志开了一个好头，其理论建树既有重大的开创性，又有重大现实意义。这里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遗留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大家研究思考。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环球时报》2011年4月27发表杨毅将军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警惕西方“理论鸦片”的侵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新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呼唤中国学者研究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战略，尤其点出不要被西方的战略理论鸦片的侵蚀和主导，不要将“与国际接轨”泛化，这些让我深受启发。
慎明同志在书中以独到的战略视角对“国际社会”、“恐怖主义”、“与国际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全球治理”等当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流行的六个热词进行了剖析。他提出，现在所说的“国际社会”的本意，不过是少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的代称。因此，我们在使用“国际社会”这一称谓时，应该首先进行辨析，慎重斟酌后才能使用。关于“与国际接轨”问题，他认为，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尤其不能把“与国际接轨”泛化。更不能借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有关法律等，与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相关法律进行“接轨”，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脉。
西方国家在当代国际战略理论的话语权占有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绝大多数概念都是由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发明并广泛流传于国际社会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不情愿地接受或呼应。我国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力量尚嫌薄弱，且分散在各个系统，从事时政研究的同志主要考虑政策对策的研究，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更多的是诠释西方的流行的各种“主义”，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果不解决，说得严重一些，这就像“理论鸦片”一样，一旦它侵蚀了我们的思想，主导了我们的思维逻辑，我们的国际战略理论研究者就会成为西方的应声虫和义务宣传员。
要改变国际战略研究的现状，扭转我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战略被动，需要开放式地研究，既要学习、借鉴各国的研究成果，更要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宝库的文化优势。人们惯性思维中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国家最先提出，但李慎明先生在书中提出诸如中国文化中关于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历史思想遗产，都对当今全球化现象的本质内涵有着更早的探究与阐释。
我们研究国际战略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提供理论支撑，为破解安全挑战与威胁、确保我国战略机遇期献计献策，而不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对我们的战略与政策品头品足，这不是简单的方法论的问题，而是根本立场问题。我们正在从事着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这也是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的历史责任！为此，我建议关注这个领域的所有人认真读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一书。
（杨毅，海军少将）
《北京日报》2011年8月1日发表郭小丽教授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全球视野中的国家安全观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是李慎明先生继《中国大党建》之后的又一力作，《大党建》探讨的是国内政治的核心任务，而《国际战略》则把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内，从外部探讨中国国家的安全问题。
第一，时间是检验学者言论的试金石。正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言：“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正因为此，作者发表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几篇文章尤其引人关注。早在1999年，作者就在《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中指出，21世纪的前二三十年，世界格局将有重大变化。同时指出，这种大变化可能由美国引起：“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危机”。2007年，作者敏感地预见到金融危机，并用一系列数据，分析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泡沫和风险，并指出其长远后果可能会触发各种各样的局部战争。
在周边关系问题上，作者也是一语中的。2000年，作者就认为“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并将“朝鲜问题”和“新疆西藏”分别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特别是“包括南沙群岛等海疆，以及我国漫长的陆地边境线，都有可能不安宁”、“在东南亚、南亚、中亚等我国周边，都影影绰绰可见霸权主义者合围我国的影子”。对于中日关系，作者的洞察力同样令人佩服，《2001年日本之行的访谈和思考》中提到，未来5-15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有数种可能性，特别指出，中日关系有可能出现严重裂痕，形成日美联合制华的局面。
第二，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而前提是“预”得是否准确，只有预见准确，又能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方有可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十年前，作者提到至少五种对外关系以及应对战略：
一是中美关系。对于美国，既要尽量避免与之发生直接对抗，又要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对美需要斗而不破的智慧。
二是邻国关系。对与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作者认为，应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争取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只要不损害我国的主权和利益，只要还有时间，都力争求同存异，暂时搁置，留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再去解决，以防霸权主义从中渔利。
三是与第三世界关系问题。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头等大事，他们是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主力军，他们和中国的历史命运、根本利益和发展前途是共同的。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世贸组织中，第三世界占3/4）和发展壮大，会在全球化趋势中有力地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四是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作者提出了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八字方针。
实践证明，十年前作者提出的“急需抓紧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倡议和战略思想很有远见。
第三，始终坚持以苏联为镜，将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内稳定视为国家安全的前提。作者对苏联解体有着清醒的分析和认知。为了不重蹈覆辙，中国应该汲取的六个教训是：必须坚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必须选择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人民的接班人；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在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巧实力”，对其中的“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要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第四，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作者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提出了具有深刻辩证法思想的战略方针。书中不但多次提到《易经》的智慧，也引用老子“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的观点，主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认为在对外关系上宜采取“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智慧手段，通过“让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不同的芳香”这种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对抗和瓦解一国独大的霸权主义。
第五，在学术理论上，厘清了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的本质内涵，如“国际社会”、“全球治理”、“恐怖主义”、“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等等。指出这些源自西方的术语，已经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和外交等领域，并正在发展成为一种理念。在使用这些词语的过程中，如果忘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特色，处处与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制度接轨，就有可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脉。
第六，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还注意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因此，在这部书里，不但能读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引文，还能找到法国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又能发现西方甚至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海纳百川方为大，这种宏阔的视野，令人叹服。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包心鉴教授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常怀忧国之心 恪尽兴国之责
忧国忧民，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古往今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安危食不甘味，为民族复兴寝不安席。正是这忧国忧民精神，架构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引领着中华民族不懈地前进！
李慎明教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战略》）正是这样一部充溢着忧国忧民情怀的著作。捧读此书，作者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深切关注、对当今世界走向的敏锐预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和国内著名的政治学家，作者始终坚守的这种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价值追求是难能可贵的。
《战略》一书是慎明同志去年出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的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如何发展问题的战略思考。而在《战略》一书中，则更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睿智认识。
一、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深切关注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中国愈益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格局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带来了更加多元化和更加剧烈的国际竞争。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又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所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既要树立敏锐的机遇意识，牢牢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充分利用好各种有利条件，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又要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应对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和社会安全。《战略》一书正是深刻体现和实践了党中央的这一基本要求。围绕全球化背景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作者作了深入调研和思考，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加以论证和阐述。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作者深入研究了此次危机的原因、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着重从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角度提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作者指出：“现在有‘四大安全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者认为，在“四大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安全亦即理论安全”。作者强调：“在未来三至五年乃至十年左右，应对这‘四大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假若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正确应对了挑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战略》第263页）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安全问题，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进一步构建国家安全战略。作者指出：“在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丛林法则’无疑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直至较量，除了取决于各国政治、经济、自然乃至军事等诸条件外，同时也取决于各国战略与策略思想的主观指导与应对。一个国家能否和平发展，与这个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的正确与否关系极大。”因此作者建议，“我国亟须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战略》第6-7页）正是怀着对国家安全问题深刻关注的深切忧患和高度责任感，近几年来作者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对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著作，有力发挥了提醒国人勿忘忧患的作用。
二、对国际局势走向的敏锐预测
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不仅在于论证现实，更重要的在于预测未来。从纷纭复杂的国际现象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科学预测国际局势走向，是《战略》一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作者就多次敏锐地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现状，指出由于经济失衡而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在2005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论坛上，作者明确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世界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在美国；同样，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也主要在美国。” （《战略》第215页）美国经济虽然居世界首位，但发展过程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主要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垄断规模已经达到颠峰”；“美国金融垄断泡沫的破灭已经显现”；“美国社会从政府到家庭普遍是赤字消费”；“美国实体经济正在萎缩”；“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开始加速”等等。（《战略》第216-217页，第227页）依据大量事实，作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以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由此可以预见，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对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战略》第221页）作者的这些分析和预测，被3年后的美国金融风暴及其带来的对世界严重影响所证实。作者这样一种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深刻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只要坚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注重规律的揭示，就一定会得出科学的结论，对事物的发展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和人文支撑作用。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社会科学研究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哪里来？归根到底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刻苦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指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领导工作的专家，慎明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业内人士所熟知的。通读《战略》一书，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慎明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透理解和谙熟运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化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作者紧密联系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发。比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对苏联东欧剧变的剖析、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判断，都体现着作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战略》一书中，作者尤其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作出了以理服人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翻身求解放的科学，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是完全正确的，就如同1+2=3一样不会过时。当然，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不断发展的科学，但理论再创新、再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发展成为1+2=4，就连1+2=3.1也不行。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条件的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可能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发展形势了，但它基本的东西决不会过时。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战略》第114页）这样一种分析和论述，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又不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以势压人，而是入情入理、以理服人，可以很好地发挥启人心智、导人方向的作用。
在《战略》一书的扉页上，印着作者题记：“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这段话，既表达了本书的宗旨，也体现了作者的一贯追求。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满怀殷殷忧国之情和拳拳报国之志，为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奉献智慧和心血，这是作者的价值取向，也是《战略》一书给予我们的珍贵启迪。
（作者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发表贾江华博士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谋划中国国际战略
近日读李慎明同志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有机会通过学习而重新审视世事时局迷雾，并体会到作者于此书揭示的国际战略的重大意义，可谓对世界大势、我国未来发展显示出语重心长的学者忧思，反复思量，自觉愿意写一孔之见，就教于作者并与读者共商。
一、国际战略：厘定一国纵横大义之根基
“国际战略”一词，虽被常常随意使用，却含义颇为模糊不清。
何为国际战略，本书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际战略，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内较长时期的、全局性的谋略。作为参与国际合作与斗争的总的谋划与指导，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战略涵盖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一个主权国家一旦有了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那么，作为国际战略的分支（如国家安全战略、外交及国际地区战略、军事战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及意识形态战略）的制定，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区别于许多其他的研究者或者国际时事的评论者，这个界定，比较适当和完整。能从“国家总体”的高度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深度来明晰国际战略的重大意义，其原因就在于严格区分出“国际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关系和不同意义域。其实，国家战略（也有称为大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包括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国际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对外部分，亦即对外关系谋划的总和。这样，国家战略决定了国际战略，并且与国内战略相互作用，国际战略不等于国家外交战略，从范围和意义都要远远地大于外交战略。国际战略通过国际政党间交往、军事或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对外经济战略、文化（民间）外交等各个方面展现出来，并不和外交战略完全重合。
国际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对外部分，它既是思想性的策略谋划，也是各种历史事件集中起来体现出的最后总体对外方式，也就是逻辑和历史一致表现出来的国家对外的实际态势。有时它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思想一致，有时是一个国家领导集体通过各方面的对外交往中共同表现出来一种复合的思想体。
国际战略是国际政治战略、军事战略、外交战略、对外经济关系战略、文化关系战略的复合体。由此，作者指出了研究国际战略的基本方法是：“其一，研究国际战略必须站在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研究国际战略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也应该坚持其方法论；其三，研究国际战略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因此，国际战略的产生和形成是需要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合力认真研究，即“建议协调我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国际战略的综合研究。”中国国际战略才能比较准确而正确，才能对中国现实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基于此，作者分析了研究国际战略对我国的重大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从整体上讲，其主导者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仅是不同的国家、民族与政府，还有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即联合国及其它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力量。要在世界范围内及时认识多方面、多层次、多环节、多因素矛盾运动的形式及其变化，准确把握其发展的必然规律，则更是十分艰难。比如，对1991年突发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有多少政治家和学者作出事先的预警呢？正因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高度关注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和我们这个民族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宏观、战略与前瞻性重大问题，认真研究、缜密制定我们这个大国的安全发展战略，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比鉴我国历史上的战国群雄争霸，秦终能六合天下，乃是在纵横之间游刃有余所致。
二、“权力丛林”里的交锋：大国际战略谋划方为胜
当今世界局势很不平静。全球化时代，国际矛盾非但没有被人类生活逐渐趋于紧密相关的“地球村”生活所消弭，反而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而问题重重。
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是世界动荡的原因，然而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却在于单极霸权主导世界格局。美国倚仗其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高新科技和军事实力，伙同其他西方国家，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搞垮“苏东”和“华约”后，“采用各种手段，直至赤裸裸地诉诸武力”，支撑其急剧膨胀的独霸全球的霸权主义者野心。作者写道：“苏东剧变后的近10年间，美国对外用兵达46次之多，年平均用兵5.4次，其用兵频率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峙时期的年均2.8次。”
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尚不明朗，各种崛起的新旧力量不能够挑战美国主导的单极，中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其中因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新疆西藏问题等等都与直接相邻或不相邻的大国关系牵涉，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作者指出：“霸权主义者‘西化’、‘分化’、‘弱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早已确定，其遏制我国的军事战略部署也已大部完成。”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无论怎么标榜“民主”或“自由”，却总是以武力为后盾，力图在全世界实现有利于其根本利益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格局。
为此，作者认为，中国要在如此矛盾尖锐的国际“丛林法则”中生存与发展，必须“由中央有关机构出面统筹”， 抓紧进行组织我国国际战略研究。并且非常精彩地分析了研究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处理好五对矛盾关系，即：挑战和机遇的关系、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斗争与和平共处的关系、合纵与连横的关系、外交和内政的关系等等。 处理好这五对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全局与局部、内部与外部、铁铮铮硬骨头的“硬实力”与和为贵兼抚慰的“软实力”（刚柔相济）、长远与眼前、集体与国家利益的结合与兼顾， 避免了被动或者“一味谦让”，具有现实针对性。
从具体操作层面，作者认为可以考虑从解决三个主要问题入手：
1、明晰国际关系中主流形态的大国角力关系与各种独立战略力量之间博弈态势，寻求战略协同力量。毛泽东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走“阵营”路线，以及从“大三角关系”决定中国主要依靠第三世界，这些战略谋划，现在看来虽有外交运作的不足，但是，总体来说符合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也符合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现在一些评论者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不应该过早和美国等西方搞僵了关系，不利于中国融入世界规则（其实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或者国际社会，这是不符合历史和共产党领导中国这个极大现实的。中国国际战略制定第一步就是要对中国力量和大国力量、独立战略力量关系进行基本评估，确定基本关系，然后调整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对外策略，全方位营造我们认定的基本关系，塑造一种我们需要的世界关系格局。
2、处理好政党、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各个对外战略之间的协调关系。关于这一点，让我们很容易回想到毛泽东在第一次政协会议的讲话：“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以说，毛泽东是看到强大的国防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相互协同的巨大作用的，这可以一再提示我们今天处理国际关系不能犯单纯迎合“国际规则”的“天真幼稚病”。实际操作中要把发展军事，积极防御和准备反击，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必要准备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壮大自己结合起来，并且调动各种政党、政治、文化等对外力量，为核心战略服务。
3、在制定实施国际战略的具体战术方面，要处理好对抗与合作、联盟与独立、内部和外部等具体操作策略。关于对抗与合作方面，既要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敢于斗争，又要努力避免撕破脸皮、全面对抗；关于联盟与独立方面，不能完全奉行独立自主，绝对“不结盟”，要进一步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加强与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的沟通和联系，从侧翼有力牵制和遏制单级，推动和发展多极，扰乱单极世界的坚强阵营；关于外交和内政的关系，要一手抓在国际舞台上拓展外交生存空间，改善我们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同时另一手抓国内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和谐等工作，防止国际问题风生水起，却在国内兴起波澜。同时意识形态和宣传主题保持独立，引领世界舆论，彰显中国的独立价值观，没有必要迎合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
中国国际战略从宏观层面把握“五对矛盾”和从决策层面解决“三个问题”，就能基本解决战略准备的未雨绸缪而“预则立”问题。中国在应对“大使馆被炸”、“南海领土纷争”、“钓鱼岛主权”、“朝核问题”、“中美撞机事件”、“日本入常”等等问题出现的撞击反射式被动性，以及周边国家被美国不断分化、生存空间遭到挤压等等情况，无不体现为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国际战略的暂时缺失。
因为，纵观历史与现实中的大国崛起，战胜世界其他大小国家并成长为历史上的大国，无不与该国曾经拥有过适合本国的国际战略有关。可以说，大国交锋，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国正确而长远性国际战略谋划的结局。
三、未来战略谋划：要把宇宙看稊米
1918年毛泽东送罗章龙时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道：“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大丈夫立于世，需要襟怀天下；大国君立于史，需要谋划全球。
而我们只争朝夕的短暂一生，所作所为，都要经得起历史评价。作者在本书的扉页和另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都题记了这样一句话：“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
其实，文章写出来，事件做出来就成为历史，历史就会对文章、写文章的人和做事的人做出评价。如果被利益所裹挟或者不求甚解的眼界所局限，则无法接受历史和人民的评说。
作者在本书中，直面“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命运”、“中国如何与美国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大国尖锐对立”、“共产党中国如何与全球化带来世界意识形态一片西化的各国相处”、“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否过时”、“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当代回应”、“预测美国经济金融危机及其恶劣影响”等等最为复杂棘手的问题，挑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期许未来中国国际战略谋划，能够从共产党领导中国这个实际出发，胸怀宇宙，放眼天下，未雨绸缪，做好对得起历史的应对。
文章千古事，做得真学问，敢于接受历史的评说，这是作者在忧思中国国际战略谋划过程中抒写出来的襟怀。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8期发表马琰谂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抓住机遇 深化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2011年2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李慎明研究员的新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可谓恰逢其时。《战略》共55万字，汇集了作者十多年来在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方面研究的成果。就该书的风格而言，堪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下面简称《大党建》）的姊妹篇。《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曾载文指出，《大党建》“给读者以极强的思维震撼力。” 其评价是中肯的，《大党建》在出版后8个月就被人民出版社再版。学术专著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版，其本身就说明专著的价值。带着“被震撼”的期待读《战略》，结果喜出望外，感觉几乎每篇文章都体现了作者的睿智和科学预见性，全书蕴涵着一位社会科学家与理论工作者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强烈的机遇与忧患意识，浸透着作者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细读之下，觉得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准确判断重大国际问题，科学预见性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要改变世界不事先对其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就连以“社会历史不能预测”观点著称的波普尔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预期到了‘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这正是后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 社会科学家李慎明研究员擅长于做科学研究中最富特征的工作——预见未来。基于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准确判断，其观点科学预见性强。《战略》所集文章标题中不乏“趋势”、“局势”、“前景”、“未来”、“展望”、“有可能”等预见未来的热词。
《战略》开篇就是“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我急需抓紧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该文原载1999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第108-109期，《求是•内部文稿》第23期。文章指出，苏联和华约的解体，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赤裸裸地入侵南联盟的野蛮行径表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失衡；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因此，我国亟需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 而李慎明研究员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敏锐地预见，“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美国泡沫经济的研究和应对。” 2008年，美国爆发了至今仍未见底的金融危机，验证了其预见的科学性。关于这一点，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的讲话可以作为佐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张部长指出，李慎明同志2000年初在古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个演讲，其中就说“不要看美国经济现在发展挺好，但它迟早要发生经济危机，只是无法知其确切的时间；10年内会不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假若在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左右，美国经济遭受大的灾难，那么，这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李慎明同志讲到了10年。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大体就是在10年左右，这恰恰证明了当年这个预见是对的。
又比如，文中预见“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局面”， 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我国境内外边界地区至少在台湾地区、朝鲜半岛、新疆、西藏三个方向上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李慎明研究员上个世纪的这些关于周边安全的观点，在理论上，后来有在网络媒体产生很大影响的“C型包围”理论相呼应。李慎明指出，美国一直在把台湾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经营。 在现实中，2010年1月，美国通过了一项向台湾销售价值64亿美元军火的计划。2011年出版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指出，“我们会继续监视可能影响台湾海峡地区平衡的中国军事力量和战略的意图。” 在朝鲜问题上，2010年12月3日，日美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军演。在新疆、西藏问题上，2008年3月14，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乱。2010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方的反对，在白宫会见了达赖。诸如此类的事件说明，根据某种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并根据对与该现象有联系的各种情况的考察，作出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未来情况的科学预见，应当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战略的学术新观点
《战略》从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到理论应用、理论借鉴谋篇布局，共分五篇，分别为：“中国国际战略与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相关基本理论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研究”；“ 全球化问题与21世纪社会主义前景研究”；“国际观察与战略访谈”；“苏共兴衰与苏联解体研究”。全书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战略的富有新意的学术观点。
在第一篇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思想的探讨》一文中，作者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对立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战争与和平的规律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生作用”。 ”在研究和对待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各项准则，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反对各种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错误主张与思潮。”
在第二篇的《国际金融危机现状、趋势及对策的相关思考》一文中，作者指出，“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世界经济看似走出低谷，但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就在这看似走出低谷中酝酿与积聚” ；认为我国当前有“四大安全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未来三至五年乃至十年左右，应对这“四个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假若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正确应对了挑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在《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已步入40年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收缩期中的衰退》中，作者指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正在美国经济中起着作用，美国企图再次打断这一承接链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有可能是重复20世纪90年代用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来调动其所有能量搞垮当今世界上的大国或强国以摆脱自己目前深重的危机。
在第三篇的《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一文中，作者从七个方面对美国经济作了具体剖析，认为“美国经济的大衰落是极有可能的。只是无法知其确切的时间而已”；“美国经济若发生大问题，不仅是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球都会是一场十分严重的灾难，其烈度极可能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第三世界在制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时，应把这一严重征兆考虑进去”。
在第四篇的《2000年美国之行的观察与思考》一文中，作者指出，一是应进一步加强对台斗争的军事、法律和舆论准备；二是防止美国力图主导朝鲜半岛的变局，并将其纳入遏制中国的整体安排，警惕美军重新逼近我鸭绿江边；三是对我国“入世”要有足够的国际“经济战争”意识。
在第五篇中，作者通过对苏共兴衰与苏联解体的研究，指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等等。
三、对深化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了启发性分析
深化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理论创新非常重要。通读书中所选的34篇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文章，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作者对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做了启发性分析
一是创新的动力来源于责任感。作者指出，“任何先进的阶级或政党或集团或个人，都应该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研究国际问题的相关学者，应牢固树立强烈的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树立强烈的机遇与忧患意识，努力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国际问题的的真正大家。”
体现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是《战略》的突出特点。作者正是把“高度关注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和我们这个民族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宏观、战略与前瞻性重大问题，认真研究、缜密制定我们这个大国的安全发展战略” 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才有《战略》这部丰硕的成果。历史研究是国际战略分析的基础。应该说，任何战略研究必须从历史研究入手，一切战略思想的形成都必须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本书强调历史分析的价值，无论是对世界格局、金融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还是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作者都力图从历史视角进行剖析，从而将中国国际战略放到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予以把握，作者坚持史论结合的研究思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丝丝入扣，层层剖析，将实证分析与理论升华有机结合。
二是创新的源泉在于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放眼世界。作者指出，研究国际战略必须站在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根本利益，就是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集体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不能仅为眼前、局部、集体利益而牺牲国家长远、全局与整体的根本利益。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当然，为了个人的一已私利或狭隘集团的利益，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更为我们所不齿。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广大发展中亦即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能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否则，便可能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无赖行径留下道义上漏隙。
中国国情是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础，作者长期从事国情研究，强调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相辅相成。他指出，“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内政，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外交；这个国家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续；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必然反作用于其国内政治，在特定条件下，这个反作用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战略》一书正是作者在客观而全面地认识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而产生的理论成果。例如，在《“中国道路”内涵与国际意义》一文中，作者在全面分析了“中国道路”的六个方面的内涵基础上，阐述其国际意义的。其六个方面内涵是：第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第二，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第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与各国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与不同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的文化发展道路；第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在各个领域走不断改革创新之路；第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并在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平等互利，走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之路；第六，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并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发展，走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之路。其国际意义在于中国和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必须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正确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和“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是创新的保障在于掌握科学的方法。作者强调，研究国际战略，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在方法论层面上，作者注重定量分析、国际比较、历史分析、综合分析、实证研究相结合；在理论层面上，作者学养丰厚，注意吸取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理论，强调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例如，作者指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实践层面上，作者强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多要素并重，强调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强调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逻辑联系，以此为基础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例如，在《2001年日本之行的访谈与思考》中，作者指出，我们与西方强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其背后更有长远、根本的战略较量。这里所谈的西方，是政治概念，不是地理概念。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在此之间确有纵横捭阖之处，但无疑他们有着更为紧密的战略合作。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国霸权和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未来5至15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有数种可能性，建议协调我国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国际战略的综合研究。
与此同时，作者还强调，研究国际战略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外交无小事，任何领导干部或学者应该遵守我们的外事纪律，这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在学术探讨尤其是在内部学术研讨会上，毫无疑问应勇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战略家一个又一个叠相而出，其战略著作一本又一本接蹱问世；与美国政要所不同的是，这些理论家和战略家常常是毫不隐讳地把他们所主张的称霸全球甚至主张要最终搞垮中国的战略宣示世人，并常常用“三权分立”和所谓的“言论自由”干涉他国内政。那么，我国的学者对这种“西化”、“分化”战略当然应该高度重视，不断解放思想，以探讨应对之道和应对之策。
四是创新需要有修正错误的勇气。在学术上发表新观点是自由的，但新观点一经发表又是极不自由的，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有些观点经过实践检验后可能需要及时更正，这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即便如此，作者仍然提出自己对世界的新认识，并作好随时更正的准备，这种创新的勇气更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在书的扉页上写着：“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 实际上，作者今天一直在关注自己昨天的所言所著受实践检验的结果，作好随时修改的准备。例如，他在1999年认为，“南北之间、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将更加凸显。” 在他当时看来，苏东剧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使得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但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作者及时修正了自己过去的看法，并将其新观点公之于众，他指出：“现在我认为，从本质上说，这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愈来愈穷；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本身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本身愈来愈穷。”
总之，《战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将在国际战略研究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一系列富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将为我国制定国际战略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其理论创新的精神值得宏扬。
网络编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