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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国企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占有更大比例是历史规律的要求。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通过经济史研究得出的，经济越落后，特殊制度因素对市场的替代作用就越大，在这当中，可以说国企是最要的替代性制度因素，这不仅是出于公共福利、经济安全和国防等方面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由于一国经济越落后，它就越没有现代企业组织与发达国家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企业相竞争，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创造比较优势，引导私人经济进入报酬递增的高端经济活动之中，在这方面它发挥着特殊企业家的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先进技术和先进组织的引导者。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桑巴特也高度赞扬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国有企业“不仅有助于建立一种工业的原型范例，而且也有助于确立这种新型组织的步调和型态。由于国有企业创造的需求，国有企业常被用作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催化剂。这些企业是如此地不可或缺，以至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不能将之忽略——尽管国有企业的观念起源并不在于推动资本主义——它们却通过成千上万的途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桑巴特的这种远见卓识是对目前“倒国企”思潮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的国有企业不能再减少了，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还需要通过回购外资企业特别是把自然资源领域的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增加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国有企业即使经营效率不高也比外资企业支配中国经济强万倍。


　　第二，目前的国企迷失了方向，它不仅忘记了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成为采购外国技术和设备的领头羊，国企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例如，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为1831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顺差1243亿美元，民企顺差2120亿美元，国企逆差1532亿美元，这说明国企成为大量进口国外机器设备的大户，在这种情况下，它怎能起到格申克隆和桑巴特所说的历史作用吗？中国的国企需要大搞进口替代，并实行目标责任制，由国企负责人立下军令状，限令他们自己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搞出自有技术，并向民营企业扩散其先进技术。

　
　　第三，中国需要新的主导产业，国企是最重要的生力军。房地产和汽车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现在它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中国亟需把军事工业、装备制造业、农业和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特别是由于中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亟需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离开了国企，军事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很难发展，而在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企也是重要的生力军。目前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对国企的经营管理机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其转变机制，在这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国企应该学习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成功国企的经验。

　
　　第四，强烈要求政府推迟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时间，只扫在20年之后再考虑。目前我国正带着迫切的心情紧锣密鼓地加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但是，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不仅将使我国的损失远大于收益，跨国公司将占领和垄断我国政府采购市场，而且也将严重地限制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因此笔者建议我国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如果我国打算加入，至少也要在大约15-20年以后再考虑，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不统一、相关法律不健全、政府采购市场混乱和对外国产品崇洋迷外盛行，因此目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时机是非常不成熟的。美国和欧盟驻华商会施压我国政府在2011年7月1号起停止执行财政部近年颁布的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是极其粗暴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WTO成员国如果没有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就没有义务对外资企业开放本国政府采购市场；即使加入了WTO政府采购协议，WTO成员国也可以把WTO政府采购协议非缔约方排除在本国政府采购市场之外，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签署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就是明证。跨国公司不屈不挠地要打掉我国的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并迫使我国尽快加入GPA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其在我国技术垄断地位和支配我国产业价值链，我国政府应该对此提高警惕，并三思而后行。如果我国政府执意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也要顶住发达国家的无理要求，笔者强烈要求谈判人员不要扩大出价清单范围特别是不要把国有企业列入出价清单，以避免我国遭受更大的利益损失，避免我国造成无法逆转的局面。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谭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