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系统工程方法是辩证法的新发展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14-11-19
黄顺基,男,1925年生,广西昭平人,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数理逻辑、自然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著作:《科技革命影响论》、《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丛书);主编:《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科学技术哲学引论》(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自然辩证法教程》、《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等。
采访者王东胜,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
▲(采访者简称▲,下同):黄先生,您好!在“社会系统工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听到了您的精彩报告。请您再详细谈一下社会系统工程研究的背景、进展及意义。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好的,这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大问题,可以共同探讨。
▲:一般认为,理论是解释世界,工程是改变世界。怎么把理论、社会系统与工程连接起来?●:在马克思看来,问题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改变世界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标准”(《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所以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关于理论的作用,恩格斯说,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总结实践的新经验。我们党非常重视理论指导,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必须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也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活动。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改革是事关中国发展的命运与前途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历史活动,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亟待解决的课题。改革这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开始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逐步积累经验。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国庆100周年的时候使我们的国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能老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了不犯错误,尽量少犯错误,避免犯大错误,必须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总结改革开放过程的方法论特点,使其上升为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社会系统工程。
▲:怎么理解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社会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整体。马克思还认为,属于社会存在的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据此,钱学森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提出建议:为了全面落实和贯彻执行党的总体布局,必须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个重要的方面系统化,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地理建设”,这四个子系统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因而必须应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如何使它们协调发展,以取得最好的整体效益。系统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这个“四位一体”的总布局加上社会建设,就是不久前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布局。
▲:很多人都知道,系统工程与钱学森的名字经常连在一起,但对社会系统工程还不太了解。请您介绍一下其由来。
●:我们先谈一下钱学森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贡献。钱学森所处的时代,是20世纪震撼世界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科学、技术、工程三者一体化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以1946年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契机,掀起了一场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20世纪这场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信息化、智能化的程度,开创了前所没有的、人—机结合的劳动体系,世界经济开始从工业经济进入信息经济时代。
1935年-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留学和工作。1936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级力学大师冯•卡门学习应用力学,这是一门重要的技术科学。1945年,钱学森随同冯•卡门到欧洲考察德国导弹火箭的研制情况,了解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V-2导弹。钱学森和冯•卡门提出了重要的公式和理论,表明钱学森已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力学家与导弹专家的行列。
在深厚坚实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钱学森写出了《工程控制论》(1954年在美国出版),它根据维纳“信息与控制分不开”的思想,研究信息在工程控制中的作用,系统地揭示了控制论对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科学技术的意义和深远影响。科学界很多人认为,相对论、量子论和控制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三大科学伟绩,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大飞跃。
▲:《工程控制论》是一部有世界影响的经典名著,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工程控制论》的出版,标志着科学技术史上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第一,传统技术研究物质、能量和效率,而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整个系统的总的运动状态;第二,经典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不涉及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工程控制论则不然,它强调的是在客观规律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目的性、策略性以及可控性等人所特有的行为,它的任务是改变世界。《工程控制论》开启了其后30年世界科学前沿热点之一的现代控制理论。工程控制论成为独创的技术科学而备受瞩目。
▲:钱学森对系统工程有哪些贡献?
●:系统工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战后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关于大型化和复杂化工程的组织管理技术,是实现系统最优化的科学方法。钱学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及其整体性的思想,也就是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把系统工程同我国“两弹一星”工程建造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一套既有普遍科学意义又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和技术,它把科学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综合集成创新,这是钱学森独立自主的、重大的贡献。
▲: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及其应用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系统工程是划时代的技术创新。钱学森独立自主创新的系统工程,“是综合了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综合了近半个世纪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并吸取了近20多年电子计算机发展成果才成立的”(钱学森:《工程控制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是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其意义绝不亚于工业革命。
第二,应用系统工程方法的实体机构是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把系统工程方法提升为综合集成法,它是科学家与技术专家构成的、有组织的、集体的工作方法。综合集成法利用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知识工程、数据库、知识库等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特别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作用。因此,钱学森提出的总体设计部的研究方法——综合集成法,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主”,计算机体系、信息库与知识库为辅。
第三,实行系统工程方法的组织形式是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由专家体系、知识体系和机器体系三个部分组成,是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它不仅具有信息与知识采集、存储、传递、调用、分析与综合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产生新知识和智慧的功能。它既可用来研究理论问题,又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是智能化的组织机构。
第四,总体设计部的任务。总体设计部的任务是顶层设计,它一般不承担具体部件的设计,却是整个系统研制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抓总单位。总体设计部把系统作为若干分系统有机结合成的整体来设计,对每个分系统的技术要求都首先从实现整个系统技术协调的观点来考虑;总体设计部对研制过程中分系统之间的矛盾、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矛盾,都首先从总体协调的需要来选择解决方案,然后留给分系统研制单位或总体设计部自身去实施(钱学森:《工程控制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总体方案,向领导提供组织管理和决策的依据。
第五,系统工程的应用。1955年钱学森回国,受党中央重托开创中国航天事业,肩负“两弹一星”的主帅重任。航天科技是当代涉及学科领域最广泛的综合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在新中国物质技术基础极其薄弱、人才极度匮乏的年代,搞“两弹一星”这种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如何把成千上万人组织起来,并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高质量高可靠的型号产品,这是钱学森挂帅领导航天事业面临的严峻挑战。钱学森成功地应用了系统工程方法,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协同攻关,完成了“两弹一星”这项事关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型的科研、建设任务。
1978年,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根据建设“两弹一星”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写出了《组织管理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强烈的反响,系统工程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的研究与应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从系统工程到社会系统工程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钱学森对社会系统工程的提出作出了卓越贡献。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钱学森迫切感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必将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瞬息多变的问题。在新形势、新任务下,他满怀对祖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愿望,发表了《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把系统工程组织管理的思想与方法推广到社会的组织管理,提出了国家范围的组织管理技术问题,系统地讨论了社会工程的对象和任务,认为社会工程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钱学森指出,我们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国庆100周年的时候(2049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看来,没有多少年了,要走完这条路,靠经验摸索,那可不行。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地少犯大错误,不要犯大错误,那就必须有预见性。这预见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科学!这个科学是什么?就是系统科学!(钱学森:《创建系统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它是现代化的预测、组织、管理、决策和领导的科学方法,也就是系统工程方法。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就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认定为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对社会系统工程应该怎么界定?
●:社会系统工程方法是一项伟大的方法论创新,其意义绝不亚于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社会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工程组织管理整个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的构成要素、结构、功能,强调系统整体性、协同性、动态性。社会系统工程探讨社会治理制度与规则设计的规律与方法,注重结构功能分析,涉及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和现代化等问题。
▲:社会系统工程方法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它的组织形式叫综合集成研讨厅,它的执行机构叫总体设计部。系统科学的新成就表明,科学技术向整体化发展的转型时期已经到来,必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进行创新。这一任务落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学者的身上。以钱学森为首的一批学界同仁,肩负这一历史重任,经过20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这一领域中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1990年,钱学森、于景元和戴汝为联名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认为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方法,现在能用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它是在社会系统、人体系统、地理系统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抽象出来的。
▲:为什么说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是现代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这一研究方法的要点如下:第一,搜集与对象(系统)有关的情报、资料、数据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实践经验。第二,从搜集得到的情报、资料、数据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实践经验出发,从这些局部的知识出发,建立模型(定性的)。第三,从模型出发,应用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法,充分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发挥人特有的智慧,实现信息与知识的综合集成(定量的)。第四,通过人—机交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认识,从而能对经验性假设的正确性做出明确的结论,得出研究对象(系统)的整体的定量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的科学体现。
▲:这一研究方法的操作程序如何?
●:其操作程序主要是:充分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把专家意见与建议综合起来,建立一个模型;将统计部门的实际数据输入模型,进行计算;将计算结果与结论请专家们评审,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修改后,再请专家们研究,有意见再修改。这样反复多次,直到专家们认为提不出什么意见来了,就确定了。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系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才能令人信服。高层次咨询论证要用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方法(钱学森:《创建系统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88页。)。在现代科学技术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时期,综合集成法的操作程序为:问题——信息与知识——数学模型——算法——计算机仿真——优化方案——决策建议。它从观察与实验事实出发,建立模型(定性的),然后应用数学方法或计算机技术进行计算,求得精确的定量解(定量的)。
▲:对综合集成研讨厅,应该怎么理解?
●:综合集成研讨厅是运用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组织形式,它由下列三个子系统组成:一是知识体系,包括各种科学理论、专家经验、情报资料、统计数据、常识性知识;二是工具体系,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多种高新技术的集成与融合所构成的机器体系;三是专家体系。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研讨厅体系实际上是“人—机结合的智能计算机体系”(《钱学森书信》,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6页。),它“把各专家们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系统、几十亿次/秒的巨型计算机,像作战指挥演示厅那样组织起来,成为巨型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所以这个厅是21世纪的民主集中制工作厅,是辩证思维的体现”(《钱学森书信》,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研讨厅体系的关键技术之一是多媒体和灵境;而它的核心则是人,即专家们。
▲:综合集成研讨厅的任务是什么?
●:第一,利用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知识工程、数据库、知识库等信息科学技术成果,特别是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中心,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二,对方案进行优化、预测、评估;第三,提出实施方案的计划,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方法有什么特点?
●:钱学森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科学方法重大的理论创新。钱学森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它“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统一”(钱学森:《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1页。)。实践已经证明,现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近几年,国外有人提出综合分析方法(meta-analysis),对不同领域的信息进行跨领域分析综合,但还不成熟,方法也太简单,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却是真正的meta-synthesis”(钱学森:《创建系统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总体设计部”是钱学森提出的重要思想。请您解释一下。
●:总体设计部是运用综合集成法的机构。按照综合集成研讨厅的组织形式,它由专家体系、知识体系和机器体系三个部分组成,是人—机结合、以人为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智能体系。总体设计部的任务是使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对系统进行总体设计。
▲:“总体设计部”的内容主要有什么?
●:第一,根据形势要求、技术发展要求、各种约束条件,谋划长期发展并加强基础研究;第二,统筹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第三,从整体优化的角度分析系统的功能及性能,分解到各个分系统,协调分系统与总体、分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关系;第四,设计并组织试验进行验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思想与“总体设计”有什么关联?
●:钱学森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运用系统科学最新的成就,深入地探索“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是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独创地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把400年来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就向中央建议:成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它是中央作决策的参谋班子。由于复杂巨系统是有层次结构的,各个层次的分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而各个分系统,分系统的子系统,都要有自己的总体设计部。这就是说,除了中央的总体设计部外,各部门、各地方、各机关都有咨询机构(智库),它们对不同方面、不同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向各自的领导机构提供决策的智力支持。“总体设计”体现了辩证法“统筹兼顾,全面规划”、“局部服从整体”、“全国一盘棋”的原则。
▲:为什么说社会系统工程方法是辩证法的新发展?
●:社会系统工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没有社会系统工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是不完全的;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任务就只是停留在理论解释上。社会系统工程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从社会现实出发,以改革为中心,在世界现代化的背景下,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视角,对社会改革、对社会的体制变迁,提出新的设想、新的方案、新的政策以及预期的目标;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进行科学的组织管理。社会系统工程是一门综合哲学、科学、技术、工程与社会的学科,它为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工作者联盟,为理论和实践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社会系统工程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什么意义?
●:根据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研究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关联,以实现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美丽、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为诉求。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可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与总体协调的要求出发,对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协调、总体规划,力求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社会系统工程方法是普适的科学方法,是钱学森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把它发扬光大,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习近平同志最近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等做了重要论述,对此您怎么解读?
●: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必须进行“总体设计”。总体设计是从全局性、统揽性和前瞻性出发对整个过程进行设计。
第一,总体设计的基本前提,是保持系统(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能被破坏,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为此,必须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全面认识和正确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谋定而后动。维持社会主义制度稳定,这是大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前提,是系统思维的底线。只有守住底线,方能在复杂形势面前方寸不乱,保持大局稳定。
第二,总体设计的基本分析,是抓住社会主义制度改革过程中稳定与改革的矛盾。稳定是保持大局稳定,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前进,稳定也是保持不了的。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稳定(平衡)是相对的,改革开放、不断前进(不平衡)是绝对的。社会就是在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朝前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就是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理念;要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要注意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等,这些都是“稳”的表现。但“稳”不是一味地谨小慎微,更不是说不要前进,而是说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做到在稳定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在做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过程中,我们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总之,“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但“改革”、“前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三,总体设计的基本依据,是“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由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由于经济建设是中心,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为我们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我们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在“三期叠加”的新时期,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新矛盾。新问题、新矛盾主要是: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药品质量堪忧,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等突出问题仍没有缓解等等。新机遇主要是:在国际环境方面,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在国内环境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社会生产力基础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人力资源丰富,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把握住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特征,紧紧抓住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及时采取有力的战略决策,就一定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第四,总体设计的正确方向和正确方法论,是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央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习近平系统总结了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握的“五大关系”: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习近平特别指出,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这为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
▲:面对目前的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对策?
●:在战略性调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改革开放三大时代潮流冲击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方法论创新,才能切实地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在方法论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与此同时,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新问题,在新的起点上,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系统论的观点,推广应用社会系统工程方法。
(编辑:张晓敏)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