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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之一。它和《矛盾论》一起,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评价甚为苛刻,有些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名著,他也表示不满意。〔1〕但是对于《实践论》,他例外地表示“比较满意”:“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2〕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这种评价,据笔者所见到的,类似的似乎只有《反对本本主义》(原题目为《调查工作》),他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3〕而《反对本本主义》同《实践论》在思想内容上是有直接关联的。《实践论》中阐述的有些认识论观点,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已初步形成。

　　自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总结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一“宝贵经验”〔4〕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和代表。《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本文仅就《实践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谈几点认识。

　　一、《实践论》的写作时间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毛泽东是在什么历史时刻写作《实践论》的?为什么他在这样的时刻还要写哲学著作?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满足中国实践需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目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5〕《实践论》的写作,本身就是看重理论最突出的表现。毛泽东写作《实践论》,花大力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也仅仅是为了满足中国实践对理论的需要。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6〕

　　《实践论》写作于1937年7月。这一个月,除了写作《实践论》外,毛泽东还做了些什么呢?这正是抗日烽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起的时刻。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是促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转变政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头。面对复杂的局势,毛泽东总揽全局,提出了当前工作的“总方针”,即“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7〕。按照这一方针,毛泽东展开了非常繁忙的工作。7月13日,他在延安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做抗战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革命者“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7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关于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7月18日,毛泽东在延安市民大会上讲演,“演词激昂,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8〕。7月23日,毛泽东撰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明了抗战中存在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这一个月中,毛泽东为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为红军改编和准备开赴前线参战,撰写了大量电文、信函。毫无疑问,这期间毛泽东的工作中心,他所关注的头等大事,是当月爆发的抗日战争。

　　然而,就是在这个七月和随后到来的八月,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系统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寇深祸亟 、烽火连天的时刻,毛泽东一边站在最前沿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一边从事最深沉的哲学著述,这真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奇观,它本身就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值得我们深思。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这一名言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同此前一切哲学的一个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解释世界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改变世界才是哲学的根本目的。毛泽东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如果只是为了解释世界,如果只是为了哲学思想的发展或人类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毛泽东是决不会在那样的历史关头去写哲学论文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源自一位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兼理论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深刻洞见。

　　虽然同政治思想等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相比,哲学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哲学的概念和命题,表现为最高层次的抽象思维,“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10〕。因此,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谋求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没有这个精神武器。对这一精神武器的需求,具有长远的基础性的意义,有时也会成为直接实践中迫切的要求。如果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8月至9月,列宁还在从事理论著述,写作《国家与革命》,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这是《国家与革命》的副标题),是因为这一理论问题当时具有最迫切的政治实践意义,那么,毛泽东在抗日烽火中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也是为了锻造现实实践中迫切需要的理论武器,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得到了最显明的体现。

　　二、《实践论》回答了什么问题?

　　是什么需要使《实践论》成为当时不能不写的著作呢?是因为从理论上回答实践中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一种紧迫的需要。

　　毛泽东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1〕他说,列宁写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都是为了解决新的问题,都是因为此前已有的著作不足以回答新发生的问题。〔12〕那么,《实践论》回答了什么问题呢?

　　《实践论》围绕着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这个主题,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前人相比,它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实践论》全面地阐述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回答了“什么是认识的基础”的问题。

　　马克思最先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变革。针对着不可知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论述了“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13〕问题,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14〕。列宁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5〕的著名论断,也主要是从真理标准的角度作出论证的。《实践论》的新贡献在于,它不仅阐述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6〕,而且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和认识的目的,从而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7〕,这就从哲学理论上牢固地确立了实践作为认识之基础的地位。

　　《实践论》提出了关于认识发展过程中两次飞跃循环往复的理论,回答了“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18〕的问题。

　　对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复杂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有过许多论述,并且留下了《资本论》这样的认识事物的典范,但并未从认识论层面作出完整的概括。列宁深入阐述了有关认识过程的诸多问题,他在《哲学笔记》中写道:“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19〕这是对认识过程的精辟概括,但这一论断并未得到展开和论证。《实践论》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认识论思想,提出了完整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

　　第一,毛泽东把认识运动中相对独立的过程概括为两个“飞跃”。第一个是“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20〕。毛泽东阐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评析了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第二个飞跃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21〕。这是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同时又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毛泽东强调,这是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飞跃,而第一个飞跃只是认识运动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这样,《实践论》既通过对认识过程的考察正确解决了认识论史上长期争论的感性和理性两个认识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又超越了以往人们仅仅从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去理解认识过程的局限性,着重阐述了认识运动中十分重要的后一半,揭示了“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22〕的完整过程。

　　第二,毛泽东通过论述认识的反复性,阐明了人们认识一定事物的完整过程,即“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23〕。他指出,经过两个“飞跃”,认识运动“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因为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人们的认识难免发生错误,难以一次完成,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而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因此,人们对一定对象认识的全过程,是两个“飞跃”多次反复的过程。

　　第三,毛泽东阐明了人类认识就其总体而言是在两个“飞跃”的循环往复中无限发展的过程。他指出,人们对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可以完成,但是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认识运动并没有完成,因为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24〕毛泽东由此阐述了真理的发展是不断地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

　　两个“飞跃”,对一定事物认识的反复性,对整个世界认识的无限性,这是《实践论》阐述认识运动的三个层次。通过这三个层次的深入分析,《实践论》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是两个“飞跃”多次反复、无限发展的过程。这就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毛泽东用一个简明的公式对认识规律作出精辟的概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5〕《实践论》的论述,始终贯穿着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清晰地完整地阐明了“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26〕。这样,它就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达到了哲学认识论发展中一个新的高度,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担负着繁重领导工作的毛泽东之所以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摆上重要日程,是因为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迫切需要从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回答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进入政治斗争。到1937年7月,党已经走过了16年的历程,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个阶段,又刚刚进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在这16年中,党经历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又遭受了1927年的失败;经历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大发展,又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挫折,进行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中国国情,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历史特点,制定自己的路线、政策和战略、策略,在战胜敌人和反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从幼年的党开始走向成熟。在这艰难探索的历程中,党内发生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特别是1931年至1935年1月统治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正如1945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27〕对于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思想根源的这种认识,毛泽东在1939年研究哲学问题的读书批注中已经有相当明确的表达,他写道:“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28〕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开始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实现了历史性转折,而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得到纠正之后,到1936、1937年,从哲学思想上总结历史经验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应运而生的。

　　这是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导致政治、军事、组织上错误的思想根源,只有追溯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层面,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是否懂得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认识在实践中辩证发展的过程,是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中最根本的认识论问题,因而成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研究的中心问题。《实践论》在总结历史经验、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运用新取得的理论成果从认识论的层面透彻地剖析了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刻地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29〕《实践论》对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发展源自中国革命实践,这些原理又被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正是它所阐明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原理在其自身的直接体现。

　　当马克思1845年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自己新的实践观时,他不仅从认识论的视角指出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在历史观的意义上指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还批评了费尔巴哈对客观世界本身不是“当做实践去理解”〔30〕,从而肯定了实践在物质世界这个本体中的意义。有些论者对《实践论》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比较,毛泽东这篇以“实践”为论题的著作主要只是从认识论的视角去论述实践的意义,而没有从本体论和社会历史观的意义上对实践作出全面的阐述,这是低估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对《实践论》的这种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一种脱离社会实践去理解哲学发展的书生之论。首先,《实践论》是一篇认识论著作,而不是多视角地全面地专论“实践”的著作。毛泽东写作这篇认识论著作而又以“实践论”命名,是因为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特别是党内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凸显了阐明认识论问题的迫切需要,而现实中有关认识论的最突出的问题又是必须深刻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历史的实践决定着认识发展的逻辑。实践的需要决定了哲学理论发展的重点和走向。其次,《实践论》着重阐明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决不是忽视实践作为物质世界中的特殊运动形式、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的地位和作用,而是以对实践的全面的科学的理解为前提的。《实践论》一开头就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之所以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是因为他们“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31〕,这就直接把认识论同历史观联系起来,清楚地表明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去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关系的立场。《实践论》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从特定的视角深化了对实践的理解,而决不是如某些论者所批评的那样,降低了对实践意义的认识。

　　有的论者批评《实践论》中“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的公式,认为它把实践和认识分割开来,导致了对复杂认识过程的简单化理解,似乎实践时没有认识,而认识时已离开了实践。对认识过程的这种简单化理解是存在着的,但是不应归咎于《实践论》对认识规律的简明概括。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或曲解。实际上,以简化的形式表达复杂的过程,是人类认识的本性。任何科学的基本原理、公式对于其对象的表述都是简单化的。因为它只抽取其中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舍弃了现象和特殊性﹑个性,而现象总是比本质和规律复杂﹑丰富得多。当人的认识以逻辑的东西去反映历史的过程时,逻辑和历史的同一总是被简化的。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想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陋化﹑僵化。”他认为,“这就是辩证法的实质”。〔32〕认识论对认识运动的描述,也必然是简单化的,并且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揭示复杂认识过程的实质;如果认识论的研究试图无遗漏地记载认识过程的一切方面和细节,就不可能把握认识发展的规律。人的认识必须如实反映对象的本来面目,不因简单化而使认识脱离客观实际,但认识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又必须采取简单化的形式,这是认识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着认识的发展。因此,科学的认识并不在于不采取简单化的形式,而在于它必须抓住事物的关键,揭示过程的本质。《实践论》对认识运动规律的概括正是如此。没有这一概括,人们对认识规律的理解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透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不可能像在我国今天这样广泛地深入人心。〔33〕

　　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取得的巨大理论成果,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石,对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毛泽东写下的大量著作,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总政策,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1945年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报告等等党的历史上辉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无不闪耀着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得到了深入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甚至表达我们党的思想理论的话语体系,也处处显现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深刻影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假如没有《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一切就不会是人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毛泽东在1937年7月那样的历史时刻写作《实践论》,是完全必要的,是不能不写的。

　　三、为什么毛泽东能写出《实践论》?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多次批评了这本书的写法,他说,“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分析说,有两种人都没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34〕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包含着他长期从事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丰富经验和深刻体会,实际上是从理论创造的主体这一层面触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笔者认为,这条规律就是:虽然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只有那些既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又具备深厚理论素养的革命家兼理论家,才能写出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只有他们才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创造和发展自己的科学世界观的杰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这样的理论家,毛泽东也是这样的理论家。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产生《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样的哲学论著是由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历史的必然,那么这些著作出自毛泽东的笔下则是因为毛泽东兼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优秀品质,是因为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使他具备了实现理论创造的主观条件。

　　党中央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35〕这一论断既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全党的事业,是全党奋斗的结果,又指出了毛泽东在其中所特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从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算起,1937年写作《实践论》时的毛泽东,已经经历了十七八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毛泽东从建党初期起就是一位实干家。他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开始又从事军事工作,开辟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作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领袖,毛泽东以1935年的遵义会议为标志担负起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职责。毛泽东又是一位理论家。从1920年读《共产党宣言》开始,他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他如饥似渴地搜集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1929年11月28日从汀州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索要《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著作和党内报刊,强调“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36〕。在同一天写给李立三的信中,他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37〕1932年4月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下漳州后,他亲自到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找到了《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著作,运到中央苏区研读,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同志。〔38〕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更加广泛地搜集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

　　历史造就了毛泽东。他既不是那种“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又不是那种“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的实际工作者。作为革命家和实干家,他高度重视理论,以理论思维见长;作为理论家,他又有其他理论家难以具备的极其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毛泽东酷爱读书,又坚决反对“本本主义”。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9〕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0〕,“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41〕的著名论断,多次亲自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创造了调查研究这一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注重并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他既高于其他革命家又超越其他理论家的突出优点和特长。

　　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其内容都来自社会实践,它们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社会实践推动的。但是,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42〕,因为,“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43〕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其表现形式而言,都是通过对本学科领域中长期形成的思想材料的加工改造实现的。理论家必须善于同思想材料打交道。没有社会实践的推动,就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熟悉本学科领域的思想材料,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也不可能实现理论创新。因此,现实社会中,虽然实际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都对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只有集革命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优秀人才,才能成为创造理论、发展理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正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潜心于理论研究,从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总结自己亲身参加并直接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这使他具备了实现理论创新的最优越的主观条件。

　　《实践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政治策略,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他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阐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的总结追溯到哲学思想的层面,这是合乎规律的认识发展过程。以上著作中已经触及了哲学思想,包含了对认识论问题的论述。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批判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44〕。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一些后来在《实践论》中上升为哲学概念和命题的思想已经在对军事问题的论述中得到了某种表达。例如,毛泽东论述了指挥员在指挥战争中达到主观和客观符合的认识过程,指出从侦察收集材料开始,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构成判断,作出计划,这是“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而从计划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执行中如果发现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他还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45〕这些思想,距《实践论》中阐述的认识辩证运动的原理,只有一步之遥了。从1936年11月开始,毛泽东致力于哲学研究,到1937年7月以前,他研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其中许多批注集中在认识论上,成为写作《实践论》的直接准备。1937年4至8月,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后,毛泽东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6万多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授课110多小时,而《实践论》就是讲稿的主要部分之一〔46〕。如果说1937年7月《实践论》的问世从整体上标志着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飞跃,那么这个飞跃是在此前长期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中酝酿成熟的。而且,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许多思想观点,如同构成一部机器的零部件一样,已经通过头脑的加工先期生产出来了。我们从毛泽东1936年至1937年7月以前研读哲学著作的批注中可以看到,许多重要批注后来或几乎一字不差地、或经过进一步加工后写进了《实践论》。就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发展而言,《实践论》的诞生也是长期积累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四、沿着《实践论》的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果说《实践论》作为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第一次飞跃的产物,其真理性问题在1937年写作时“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47〕,那么此后70多年来,这些思想回到中国亿万人民群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经受了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检验。《实践论》没有结束真理,它没有回答认识论中的所有问题。半个多世纪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无论《实践论》中论述过的或没有论述过的问题,都有了许多新的成果。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实践论》系统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已经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最根本的历史经验。这一“结合”原则表现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寻求启示,沿着《实践论》的方向前进。

　　第一,《实践论》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不断发展的中国实践对理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适应实践的需要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之日起就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8〕《实践论》产生于中国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不断推进,是因为中国实践在不断发展,理论如果不随之发展,就会与实践相分离。理论也可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理论研究也有繁荣学术、传承文化的目的和功能。但是,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繁荣学术文化之所以必需,终究是同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需要分不开的。所以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只有以回答实践中的新问题、满足新的实践需要为目的,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是解决新的实践问题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不是目的本身。把创新作为出发点,为创新而创新,就不能真正创新。为学术而学术,不能真正繁荣学术。

　　第二,《实践论》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人民的实践相结合。《实践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把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回到实践中去的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之中,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确立为前提的。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能离开它的基本原理从头开始,另起炉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分店” 。“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49〕,这是不对的。“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 。〔50〕但是,不能“再搞一个主义” ,“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51〕。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的实践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也有其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实践当中是要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使其带上中国的民族形式,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是,理论的源泉是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历史文化是流而不是源。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想内容归根到底来自新的实践。必须立足于新的实践,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回答新的问题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实践论》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包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进实践两个方面,也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实践论》中新概念、新命题的产生,是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是脱离实际的单纯逻辑推演,不是语词翻新的文字功夫,更不是采摘其他思想流派的时髦名词术语和思想观点来装点门面、制造不同思想的混合体,而是把新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52〕,创造出新的概念和命题,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坚定地沿着马克思主义自己的方向前进。新的理论成果的确立,不是在理论观点提出之日,而是在经受住新的实践检验之后。除了表现为理论形态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体现于实践之中,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之中。《实践论》不只是写在书本上,它也写在中国的大地上,写在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历史中。假如没有实践中的辉煌成就,我们就没有根据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获得了成功。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能离开党的实践和党的历史仅仅从书本上去解读。

　　第四,《实践论》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努力造就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理论创造主体。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必须通过个人特别是代表人物体现出来。虽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各自的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实际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加强理论素养;理论工作者应该面向实践,调查研究,并尽量做一些实际工作,加强实践锻炼。不论实际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都应该加强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一起向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前进。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优秀人才,它就必然会造就这样的人才,但是历史必然性的实现离不开我们的自觉努力。

　　总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是《实践论》阐明的核心观点,又是《实践论》的写作本身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沿着《实践论》的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就理论创新的目的、途径、成果或创造主体而言,都必须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年第5期载有本文,并入选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2011年年会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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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