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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新布达佩斯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再度升温。有的人极力对所谓“中国新资本主义的崛起”进行论证，也有的人通过中国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进行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出现的这类动向是直接与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种种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眼里，前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转型是所谓“第二次大转变”，并认为这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因而提出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以说明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话语重新激起了“社会转型”一语上的诸多疑点：什么是社会转型？什么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究竟是什么？

　　这种情势在中国的出现有着更深层的社会背景。近30年来，前苏联的解体、东中欧国家社会制度的剧变，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了全球性的“向右转”，形成了社会学有史以来一场空前未有的巨变。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对中国“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的论证重新回潮，再度成了一个比较时髦的议题。新布达佩斯学派在中国的一些影响实际上是对这种国际性思潮的一种回应。这种情势凸显出了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的分野：中国社会转型是像绝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工作者所主张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还是像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所主张的，社会转型是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东欧、俄罗斯以及中国、越南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转型是“自下而上”地由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过渡。

　　在许多重大的理论和方法的原则问题上，广义转型论与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之间根本分野的分析，阐明广义转型论如何以开放的、宽阔的、包容的视野来看待现代性与社会转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化理论、发展社会学与当代社会学的关系。

　　第一，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对于社会转型的根本不同的理解。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主张，社会转型是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转变，将社会转型局限在一个十分狭隘的历史过程、地缘空间、社会制度的范围。与之不同，我们认为社会转型是随着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地区的本土社会生活、组织模式以及社会实践结构的不断转变过程。关于社会转型的这一解释旨在着力体现社会学研究本身具有的宏大历史感与现实实践感，因而我们也将这一观点概括为“广义转型论”。

　　新布达佩斯学派对社会转型给予了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前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

　　广义转型论对社会转型的理解具有宏大的历史感和现实的实践感，并将社会转型视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贯穿性的和持久蕴力的思想范式。如果认真研读古典社会学文献、理解当代世界社会学名家的最新研究，不难看出，无论社会学家们是自觉的还是下意识的、是明确的还是隐晦的、是直接的还是暗含的，以广义转型论为视野的社会转型研究，构成了一个主导性和实质性的主题，以不同的方式包含在或体现在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基本方面。所以也可以说，社会学自其创生之时即开启了广义转型论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本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学术的正源和主流地位。

　　第二，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对待经典学术资源的不同态度。新布达佩斯学派基于对社会转型的狭隘解释，力图使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资源以及学术传统满足于这一框架，因而导致了对待传统资源的一种随意性态度，对已经被理解的学术经典造成了重大误解。与之不同，在我们看来，社会学的广义转型论主张，现代性的持续经久、连绵不断的总体趋势，着意探索这一过程的“顽强逻辑”，及其在不同本土社会的重大具体情节、各种现实反应和症状。在以往，这种持续性探索凝成了社会学的传世经典；在当代，它仍继续推进着社会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经典化过程。

　　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伊亚尔(Eyal)，塞勒尼 (Szelenyi),唐恩斯利(Townsley)等人力图建立“新古典社会学”及其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框架，认为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们的一个假设，是“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对马克思及韦伯来说，问题在于：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因此“花费巨大的学术工夫去探究‘资本’的起源或‘原始积累’的过程”。新布达佩斯学派断言，今日的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打造出来的，过渡也是由前共产党员导引的。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执行者，其起步于最不可思议的出发点，却恰好是正在营造资本主义的人们。所以，新布达佩斯学派指出了自己的研究强调中的主题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简单地说，是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上述论点也被新布达佩斯学派视为自己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显著区别，并将自己的观点称为“新古典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点。

　　从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观点中可以抽取出一些潜含着的重要范式之间的转换，譬如，“现代性二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学的古典学术传统：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现代社会学的基础：对资本主义的解释”，等等。而且，这种转换表达得如此确定不移、轻松自如，遮掩了自己对一些古典和当代社会学理论的误识和偏颇评价，并很容易使人们对其所描述的社会学理论传统深信不疑。但是，凡是认真研读了社会学理论经典的学者都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在社会转型向度问题上的实质界分。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描述了社会转型的单维向度，即社会转型是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从而把社会转型研究变为了对某一社会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唯一赢家的论证。与之不同，在广义转型论的视野中，社会转型本身并不是指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而是指通过人类生活、组织模式、社会实践结构转变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现代—更新现代的推进，其间，不同的群体、组织、阶级阶层、民族、国家在文化价值和实际利益方面的诉求，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方案、社会体制和制度安排以及意识形态论证和话语的多元发展。所以，如何看待现代性过程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广义转型论有着极为宽阔和包容的视域。

　　在社会转型的向度这一重大问题上，新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转变的趋向是资本主义。但在具体研究上，新布达佩斯学派内部出现了两种看似不同的形式——“新古典社会学”及资本主义比较研究论，与所谓“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及超越资本主义论。

　　其一，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新古典社会学”及资本主义比较研究论。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的论点具有代表性。他们把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或“共产主义的衰落”视为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启动了新古典社会学研究的新议程，对所谓“建立在社会主义废墟之上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新古典社会学致力于所谓资本主义比较研究，即通过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的分析，提供“资本主义比较研究”模型。简单地说就是：新古典社会学强调的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其主题是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按照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说法，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类型主要有三种：“自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如东亚特别是中国、越南)，“自上建立的资本主义”(如东欧特别是俄罗斯)， “由外到里建立的资本主义” (如中欧)等。受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新古典社会学”及其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渐进式改革、经济体制转轨、市场化、组织变迁、国有企业改制、劳资关系、城乡关系、阶级结构、精英形成等，也被国内某些人援引为资本主义新类型的佐证。

　　其二，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及超越资本主义论。其论点以麦克•布洛维 (Burawoy)的主张比较典型。布洛维称其观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是美国社会学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市场化过程的关系作了如此分析：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市场化浪潮，第一波市场化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处于古典阶段，主要关注于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历史规律，布洛维把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构想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第二波市场化发生在20世纪20—70年代，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领域是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布洛维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第三波市场化从70年代中期至今，是全球化的市场化，布洛维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关注于公民社会及其运动，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当代社会主义称为“社会性的社会主义。按照布洛维的描述，马克思主义是对市场化趋势给予否定性回应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与市场经济截然对立的过程，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解释为绝对否定和拒斥市场经济的。这样一来我们的选择只能是：要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要么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按照这种绝对排斥的二分逻辑，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实行了市场化经济以及相应的生产、管理、组织技术，就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因而就要“超越资本主义”。

　　广义转型论关于社会转型向度的观点是开放式的。因为，在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和更加现代、更新的现代性进程中，各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有着多维多样的选择，并不是只能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唯一趋向。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个人及群体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社会的利益结构、资源配置机制、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人事配置等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个人及群体的损益、得失的逐渐积累和固化，形成了贫富差距这一现代社会的顽症，使得公平和正义成为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因此，伴随着现代性社会工程的推进，也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政治主张和方案及其意识形态话语和论证，代言不同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因而，这些主张、方案、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的竞争，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变迁过程中一种特有的政治景观。实际上，正是这些“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提供了政治民主化深入发展和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可以预见，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影响着21世纪和未来世纪的人类社会生活。

　　正因如此，广义转型论也以开放式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它们对不同国家的社会基本制度、政治体制及其思想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本身也成为了具有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在特定的社会和国家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显然并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群体或阶级阶层的意志，而是特定社会和国家及其个人、群体、阶级阶层通过一定历史的过程所作出的“集体”选择。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由最初单纯的对抗和冲突，转变到彼此认可、接受和并存，再到沟通、对话和交往。尽管竞争和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主要方面，但这一阶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两者的“互构”，即社会互构论所阐述的“彼此型塑，相互构建”的原理。在恪守各自的基本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上，在相互借鉴、吸取、融通过程中形成的互构，正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动向。

　　广义转型论以一种博大的视野和胸怀来看待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这样一种事实——当代全球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白”，而是由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构成的多样发展、多元并立、异彩纷呈的格局。而新布达佩斯学派把社会转型看成是单维性的、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把社会转型研究变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唯一赢家的论证，反映了这一观点中包含的独断论、不民主和霸权情结。

　　第四，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对于“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眼界。在新布达佩斯学派对于社会转型的狭义解释中，预含了的一个假设：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古典议题已经过时了，由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成了所谓研究议题。与之不同，在我们看来，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状态，它们两者是一体相联、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没有现代也就无所谓传统，传统揭示了现代的另一种面相。我们从“传统的发明”与“现代的成长”过程来看待和解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并认为，传统与现代的这种深刻蕴意，使得广义转型论成为了社会学的一个不老的论题。

　　从任何逻辑学的原则来看，“现代性因素”显然不能等于“现代”或“现代社会”。在概念内涵上，“现代”或“现代社会”大于“现代性因素”。如果为了表明社会转型是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而把“现代性因素”与“现代”或“现代社会”等同，也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原则。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反复说明了，传统与现代实质上是现代性过程的两种面相，现代正是由于不断与传统的对比，显示出自己是现代；传统构成了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的资源。正是因为传统的更新与现代的拓展而使现代性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动力。所以，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了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个新议题，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第五，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对待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社会学的不同评价。狭义转型论出于社会转型的褊狭观点和理论逻辑，以为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社会学走上了穷途末路，力图重新制定一条学术的“起跑线”，使当代社会学以所谓转型社会研究和资本主义比较研究为起点。这不仅不符合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社会学的学术主旨，也不符合当代社会学的现实主潮。当今人类生活、组织模式以及社会实践结构出现的转型变迁，意味着现代性本身已经走上了一个革命性的巨变时期，当代社会学家的关注和研究显示了现代性趋势的深远影响。所以，广义转型论以宏阔的视野、深入的思考，来揭示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社会学融人社会学浩瀚汪洋之后，当代社会学的整体理论走向。

　　注：本文是郑杭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构建：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应用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敏，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小知识

　　新布达佩斯学派：最初是以卢卡奇 (1885—1971)为代表的，一般来说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后来以卢卡奇和他的学生为主体的布达佩斯学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分化的过程。 1989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前后，由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学者加入到对于匈牙利的改革和转制的研究中来，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这已经远远超出原来布达佩斯学派的范围。为了区分这种不同，研究者一般将之称做“新布达佩斯学派”。

　　（责任编辑：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