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运用抽象思维、借助理论语言而进行的旨在把握事物整体、本质和规律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谈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这就直接点明了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实验研究方法的关键区别。这里所说的抽象力即抽象思维的能力，属于理性思维，但又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所说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带有哲学高度的理性思维，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理论思维”。恩格斯认为理论思维极为重要，“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这种“理论思维”主要是一种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它不只是那种以哲学概念进行哲学思辨的所谓纯哲学思维，而是具有广泛适用性并与其他具体学科相结合的理论性思维。

　　理论研究必须借助于理论语言和理论逻辑来进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外壳，理论语言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外壳。理论语言是指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学术概念和学术命题，它源于日常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语言，以经验为基础而又高于经验性语言，它以实证性语言为支撑但又不同于具体科学的符号化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言表达就是典型的理论语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理论研究方法必须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这些逻辑形式来进行，否则就只是思维的空转和语言的空转。这种研究方法以归纳与演绎方法为基础，主要运用分析与综合两种方法进行合理的理论思辨。所谓思辨，就是理论思维的运用，特别是深度运用和复杂性运用。“思辨”既可能是像黑格尔那样带有神秘色彩的唯心主义“思辨”，也可能是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合理的思辨。前者脱离事物的真实存在而把概念的运转变成自我循环的神秘游戏，而后者则是联系实际的思辨，是排除了神秘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合理思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思辨”当然是指合理的思辨。

　　理论研究方法不是一种对事物现象进行描述的方法，而是一种致力于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并进一步揭示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方法。首先，它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把握事物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注重整体性，是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即使需要对事物进行分析并分别考察其各自部分，但其目的还是为了对事物整体有更精准的把握。其次，它致力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更深层的逻辑上把握事物的本质。现象的观察和描述在任何研究中都是需要的，但对理论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去揭示和把握本质，并进一步透过浅层的本质去把握更深层的本质规定。最后，它致力于从发展变化中看待事物并以揭示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为研究目标，以此把握事物演化的趋势和方向，并对未来作出合理展望。

　　理论研究方法不同于其他研究方法。首先，它不用于历史考察方法。历史研究主要是以史料为证据来还原历史真相，其方法主要是发掘、搜集、考证和辨别史料真伪，并据可靠史料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认识。理论研究虽然也会重视和借用史料，但目的在于思想观点的创生和阐明，而不是具体史实的确认。历史研究注重时间线索，而理论研究注重逻辑联系。其次，它不用于经验总结方法。理论来源于经验，但它是对经验的升华和超越，而不直接等于经验。无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包含着许多经验性知识，这些是从党的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经过了总结和梳理，是非常宝贵的。也有些经验是从当下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是，这些还不能算是理论知识和理论研究，而仍有待于上升为理论。最后，它不同于实证调查方法。实证方法是自然科学最基本和普遍采用的方法，包括实验的方法、测量的方法、调查的方法、建模的方法等具体方法。这种方法因其科学性和实效性而被引入社会科学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普遍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其重要价值，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可采用的重要方法，但它们不是理论研究方法，也不能离开理论研究方法而孤立地起作用。

　　理论研究方法总体上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因为它着眼于事物整体性质的把握，着眼于理论深层本质的揭示，以及事物变化规律的把握。在这种研究过程中，抽象掉了事物量的特征，特别是大量细节性特征。但也不应把理论研究方法完全与定性研究方法等同起来。因为理论研究中也并不完全排斥数量，而是包含着一定的数量把握，特别是总体性、规模性数量的把握，以及具有量变到质变关键环节意义的数量变化的把握。

　　理论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无内容的形式主义方法，而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方法。从形式上说它注重的是抽象力，从内容上说它注重的是思想力。在这里仍然是“思想为王”，理论研究及其方法都是以“思想”或“思想力”为轴心的。所谓思想力，就是持续、深度而有效思考的能力，是产生思想、运作思想、推进思想的能力。思想力不同于一般的思维能力，也不同于逻辑推理的能力，其重点在于“有思想”。所谓理论，不过是系统化的思想，如果缺少了思想，理论就是空壳而没有灵魂。同样，如果没有思想力，抽象力就是空壳。思想力内涵丰富，主要包括思想趋近力、思想敏感力、思想领悟力、思想分析力、思想阐释力、思想概括力、思想推导力、思想建构力、思想创造力，以及思想表达力等。其中最根本的是思想创新能力。运用和提升思想力是理论研究的根本，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只能把理论研究方法当作一种外在的形式和工具去套用，而不能使其在更高的思想层次上运行，因而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研究成果。

　　思想和思想力本身也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特定内容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思想和思想能力。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成果，是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抽象地谈论思想和思想力，谈论理论研究方法。要想掌握和运用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方法，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培养起来的思想力。同时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一种理论性学科，并集中体现为理论思维的能力的培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不在于掌握相应的知识，而更在于养成科学而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

　　理论研究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首先，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普遍性研究方法，不论在社会科学中还是在自然科学中都是适用的，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员，因而同样需要理论研究方法。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理论属性，是一个典型的理论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在总体性质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规定，从而也具有理论属性，并需要理论研究方法。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讲道理和以理服人的活动，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思想形成发展及其转化规律的研究基础上，而这种研究更适用于理论研究方法。最后，更重要的是，理论研究方法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在学术研究方法中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方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去观察、分析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方法。

　　当然，理论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其他研究方法，而是与其他方法相互渗透、相互成就。它既是诸多方法之一，又是诸多方法的共同基础，正如五行之土，既是五行之一，又是其他四行的共同基础。它作为一种抽象思维方法，在运用时要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不能一味抽象，或为抽象而抽象；它作为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在运用时要处理好逻辑与历史的关系，努力做到史论结合，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只有把理论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运用，才能收到最好成效。

　　理论研究是借助概念进行的，没有概念就无从承载思想信息，无从进行逻辑推论以及理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有一系列概念，特别是基本的甚至核心的概念。对这些概念都有必要进行学术的考察，经过学理的打磨和锤炼，才能使其更加精纯，成为可靠的研究工具。而对概念特别是重要概念进行学术考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一项重要工作，而其方法即是概念辨析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概念，大多直接来源于人们的思想政治生活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是对生动现实和鲜活实践的反映。这样的概念是有生命力的，与那些反映虚幻世界和主观幻想的概念相比，有着天然的优越性。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概念还需要转化为理论性概念，才能进入理论研究的运行系统。尽管这些概念经过一些经验性或政治性打磨，具有了一定概括性，但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建立和发展中来看，我们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学术辨析和打磨是不够的，并没有就每一个概念术语进行专门的辨析，因而许多概念含义不清，或者相互交叉。可以说，理论研究方法的一个起点上的要求，就是对概念本身进行考证辨析。

　　首先，要考察一个概念的起源、最初含义以及演变过程。概念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并经历了一定的演化过程。要紧紧抓住一个概念，运用概念史考察的方法，寻找其最初的源头。比如，“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是本学科两个最核心的概念，那么，它们是谁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呢?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找到源头及其最初含义之后，还要考察此后的演变，一直到成为现在的概念。

　　其次，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其作出理论界定。为此，需要给概念下定义。定义固然有其局限性，不能代替理论阐述，但仍是必要的。定义的深刻程度并不相同，有的定义带有一定描述性，也有的定义则是本质主义的。定义不仅可以出现在认识过程或理论研究过程的开头，而且可以再次出现在研究的结尾，但二者的要求和特点有所不同。在研究初期，人们需要对其探讨的概念先进行简要界定，以便人们明其所指。这时的定义往往是初步的，带有导入性质。而当理论研究到达终点的时候，又需要一个总结性定义，它实际上是全部研究过程的一个总结，因而比第一次定义更为充分。

　　要注意概念多义性，以及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因为很多基本概念往往都会有多重含义，特别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之所以会比较普遍地存在这种情况，是由于现实世界和人类思想的无限丰富性与人类语言表达的有限性的矛盾所决定的。我们不得不用有限词汇表达更多的含义，而且往往广义和狭义同时并存。因此，要从概念的多种含义中明确其基本含义，特别是其标识性含义，并辨明其广义与狭义及其相互转化。要关注和区别概念使用的不同语境，从不同语境的转换中把握概念广义狭义转化的规律性。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理念，当其出现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序列中时，它是狭义的，主要指的是精神文明，因为富强已经代表了物质文明、民主代表了政治文明、和谐代表了社会文明；可是，当“文明”一词单独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广义的，是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综合性概念。

　　再次，要考察一个概念与其他相近概念的关系。现实生活中往往会有许多相似的概念术语，当其被直接引入到学科体系中来时，就容易造成一系列相近概念同时并存、相互纠缠的现象。就本学科的核心概念而言，就有“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思想道德教育”“宣传思想工作”，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近义性概念。还有些具体概念也存在类似情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比如，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途径”“渠道”“方式”“方法”等。概念的丰富性本来是好事，但如果概念之间外延不清、相互交叉，或者概念运用过于随意，就可能造成研究和表达上的困难和混乱。为此，就有必要进行相近概念的比较和辨析，考察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不同点，弄清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明确各自的特定含义和使用范围，使不同概念各安其位，共同形成本学科自主知识的概念体系。

　　最后，还要明确这个概念的语用原则，即在具体运用这一概念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概念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是在运用中体现自己的明确含义和价值的。当我们懂得了概念运用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注意的事项后，我们在使用概念的时候就会更加自觉和谨慎，更能符合概念运作规律和规范。比如，在概念运用中，要注意概念的大小及其使用语境，有的适用于宏大叙述，具有庄严感，而有的则适用于微小叙事，能精准地表达细节，因而要避免大词小用或小词大用。还要适当注意概念承载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情感意蕴，区分概念的褒贬义，在不同情景下运用不同的概念。

　　概念是理论研究中的最小单位，并不能单独地表达一定的思想。为此必须使概念之间发生关联，形成一定的句子，以表达一定的理论判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有些句子只是连接性、过渡性的，并不单独地表达重要的观点或思想。但有些句子则是直接表达一种观念或思想，因而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对于这些重要命题，要予以理论的阐释。

　　首先，要对理论命题的内涵进行学理阐释和阐发。理论命题通常是简明的，而其思想内涵则是丰富的，把这些内涵阐释出来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有许多命题都是直接来源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本身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结论和理论命题。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等等。政治文件没有必要对这些命题进行解释，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则需要做这种工作。这种理论阐释一方面必须具有学理性和学术的逻辑自洽性，能够展现出命题本身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符合命题原义，不能过度发掘和过度阐释，更不能随意阐发。

　　其次，要对命题表达的思想观点进行学术验证和理论论证。不但要阐释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理论命题所表达的完整内涵，而且还要去寻找其深层依据，从理论上对其进行论证。不仅让人们知道是什么，而且知道为什么。领导人讲话和政治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因而当其提出重要论断时不需要做论证。对此，人们通常能够理解和接受，因为一方面人们相信党中央的英明正确，另一方面党的语言是通俗易懂的，人们并不难理解。但如果只是停留在经验性理解和常识性认同上，就不能算是科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规律的深度，对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判断和论述作出深入的学理阐释和论证。

　　学理阐释和论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学术验证和确认的过程。一般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重要论断和命题都是正确而周延的，因为它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政治家随意提出来的，而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历了前期的研究特别是调查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学界研究的成果才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出现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话都是绝对真理，都只能阐释而不用验证。其实，理论命题就是需要在实践中和学术研究中得到检验并不断完善的。党的文献中的表述自身也是在不断完善的，比如，以往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后来进一步完善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就更精准了。其实，许多论断和命题并不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形成或从以往流传下来的，本身是否准确也是需要进一步从学术上加以考察和验证的。如果我们能运用理论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思想分析方法，（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本学科每一个重要命题都进行了检验和确认，就能大大提升学科的学术性和可靠性。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不仅要科学地阐释党和国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断，而且还要基于新的实践和研究而提出自己的论断和命题。虽然学科中许多重大命题都是来自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全部都是政治结论和政治论断，也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本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中无所作为，或不能作出创新性贡献。由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学者要做创新性工作，产生新的思想、做出新的概括、形成新的命题。在这里，理论概括能力是特别重要的，它是一种思维综合能力。要从现实生活的需要中，从社会实践的经验中，从时代精神的氤氲中，以及从人们的社会心理和心态意向中，把已经能够感觉到的思想概括出来，用理论语言表达为理论命题，从而推进理论创新。

　　正像由概念构成命题一样，命题进一步构成理论。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就在于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观点，而是由许多思想观点构成的体系。也就是说，理论是由系列性命题构成的体系。从命题到理论是一个学术建构的过程，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理论建构的方法。

　　首先，理论建构需要相应的基础材料。概念和命题都是这样的材料，前者是最原始的材料，而后者是半成品或预制件。不论是概念还是命题，都需要有相当大的数量，才有必要和可能建构起完整的理论。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可用的概念，或只有少数几个命题，那是不值得建构也无法建构的。而当相应的概念和命题已经足够多的时候，就需要对其进行分类整理，不然在全然杂乱的状态下，是很难一下子理出头绪，并形成有序结构的。

　　其次，理论建构需要找到核心观点并建构起核心内容。任何一个完整的理论，都有其内核和中心，它通常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命题和思想，对于其他内容和命题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统摄力。围绕这些核心内容，而形成一层又一层相对外围的观念。所以，对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掌握可以从核心与外围的关系上来进行。就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来说，原理性内容是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基本的内容，而其他的内容则是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来设置和运行的。

　　再次，围绕核心小结构再形成理论大结构，并最终建成理论体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核心与外围的关系，体现为核心小结构和整体大结构的关系。核心内容本身是有结构的，这是“小结构”，以这个小结构为基础和起点，通过不断的理论建构而形成整个理论体系的大结构，从而形成理论大厦。当然，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只是间架结构的确定，也不只是逻辑关联的遵循，还有在此基础上更加细致的建设工作。理论体系不仅有骨架，还要有血肉；不仅要有基本构件，而且还要不断地做添砖加瓦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需要大量建设性工作的长期的过程。

　　最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以教科书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教材书通常是最具权威性的学科知识体现。尽管教材的编写不只是考虑学科体系和逻辑关系，也考虑教学需要和教学逻辑，但至少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说，它的理论体系的建构长期以来都是以教材编写的方式得到呈现和推动的。教材本身不是个人研究成果，而是集体成果，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性认识的汇聚，而且教材本身经过反复修订和精心打磨，更能够有利于学科理论的体系建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编写，不仅以此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水平，而且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需要注意的是，批判与建构是一对矛盾，各有其不同意旨，同时又是相辅相成的。批判主要是一种评判和批评，是一种否定性思维，是审查和试图推翻一种理论，而建构本身则是一种建设性思维，是在承认和遵循原有知识基础上进行的建设性工作。理论批判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研究方式，它主要面对错误观点和思潮，作出有理有据的批判。而理论建构则主要适用于学科建设。在建构性工作中，也需要一定的批判性思维作为补充。因为在建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自我审视，随时观察理论建构是否合乎逻辑，理论部分之间是否有机衔接等等，并时常进行必要的调整。因而要把批判性思维与建构性思维结合起来。

　　学术研究包括研究成果的叙述在内，因为研究取得的成果必须用文字符号表达出来，为此就必须进行叙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分层叙述。

　　其实，分层本身并不只是一个叙述方式问题，而首先是一种理论研究的方式。这是一种理论分析的方法，它用思想的解剖刀把一个研究对象进行解剖，把里面包含的不同层次的道理拆解出来，加以系列性逐层呈现。理论分析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或进路：一是将对象从整体分解为若干个部分，再分别考察每一个部分和要素，最后把所有这些部分和要素再组合起来；二是将对象中包含的逻辑层次分解开来，对每一个层次单独进行考察，最后再把所有层次综合起来。应该说，前者是为更基本和常见的分析方式，而后者则是更为高级的分析方式。对于人的思想感情及其变化这类研究对象，更适宜的是进行思想层次的分析。

　　层次分析有助于解决理论难题，因而也是一种解决理论难题的得力方法。所谓的理论难题，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由多种不同层次的道理混杂纠缠在一起而导致的，就像一个由若干个线段纠缠而成的死结。（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世界是多层次的，思想也是多层次的，在不同的层次上有不同的道理。许多道理的不同和差异，往往并不都是同一个思想层次上的不同观点，而可能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各自的道理。在不同层次上不同的道理都是正确的、合理的，但把它们合在一起而放到同一个层次上去时，就发生矛盾和纠结，于是成为理论难题。这样说似乎对，但又不全对；那样说似乎也对，但也不太对，人们找不到一个一以贯之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用分解的方法，把它打开，揪住每一个线头而把每一根线段拎出来，最后就解决了死结和理论难题。我们平常所说的“抽丝剥茧”的方法，或所谓“剥洋葱”的方法，就是如此。

　　层次分析的方法，就是要在思想上善于分层，把混沌的理论现象进行细致分层，区分越细越好。这需要思想的敏锐性和分析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以及在普通的学术视野中，许多事情完全是一体的，不同层次融合在一起，并不为人们直接地看到。但现实中分不开的事情，在理论上运用抽象力是可以分开的，这就是理性思维的力量。这样的理论分析，就像精准的外科手术，“刀刀见血”，也像打开俄罗斯套娃，一件件都摆出来。

　　在层次分解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分层叙述了。一般来说，理论研究所得出的成果也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为了把它恰当地叙述出来，也需要相应分层进行，逐层叙述。这种叙述方法主要有三个要领：一是从抽象层次开始，逐步过渡到具体。马克思《资本论》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分层叙述法，即先从最抽象的层次开始叙述，然后是具体一点的层次，一层一层，逐步过渡到更加具体的层次，最后实现完全的叙述。二是每一次叙述都只能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进行，而不要牵扯到另外的层次，更不能无意中跑到邻近的层次上去。三是在每一次层次上叙述时都必须把全部要说的话都说完，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最理想的理论叙述，就是这样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尽管针繁密线，但是一丝不乱、滴水不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此方法最为辉煌的是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和叙述，其细致入微、丝丝入扣，令人叹为观止，是理论叙述的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