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如期取得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全面建成了惠及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在诸多风险挑战中，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已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关涉国家总体安全的重大风险。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呈现某些新特点、新变化，防范和化解难度加大。科学审视、精准防范意识形态领域各类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1,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和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底线思维和战略思维，对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作出重要指示和战略部署，为指导新时代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提供了行动指南。新时代，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要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深刻把握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现实表征，明晰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主要特征和发生规律，探寻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策略，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现实表征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主要包括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市场经济逐利性、意识形态治理迟滞和网信技术短板等引发的系列风险。把握意识形态风险的现实表征，是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前提和基本要求。
(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消解风险
新时代的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西方敌对势力不断调整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策略和手法，以更具隐蔽性、迷惑性的方式同中国“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2。习近平指出：“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3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典型手法是借助其话语霸权和技术优势输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西方国家善于运用其话语优势“包装”自身，凭借其强大的互联网传播能力，向全世界宣扬其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环境优美、人民自由幸福的国家形象，并将这一切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营造出“资本主义文明优于一切文明”的氛围。西方国家善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将西方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打造成“普世价值”,强调“普世价值”是跨越时间、民族、阶级、国界的共同文明，试图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西方敌对势力借助其强大的网络信息技术优势在互联网上散发大量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所谓“揭密”文章，玷污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企图瓦解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引发民族认同危机，进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除渗透内容多样以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群体定向性也日益增强。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他们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域就是争夺我们的青少年。”4针对广大青少年群体，他们在基础教材和各类读物中设置低俗、存在不良行为诱导的插图，丑化中国儿童形象，企图在潜移默化中腐蚀青少年的“三观”。同时，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向青少年输送暴力色情和娱乐八卦等充满感官刺激的文化产品，目的在于使其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消解其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的认同，追崇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针对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则打着学术交流和思想争鸣的旗号，宣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从学理上消解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针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人民，以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为渗透重点，煽动民族分裂；在农村地区，编纂和传播违背党史、国史事实的“野史”,污蔑、抹黑领袖人物，削弱党在农村地区的领导力。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内容更具针对性、渗透对象更加精准化，长此以往，将极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因此，必须有力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二)市场逐利本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冲击风险
进入新时代，我国结构调整、改革升级进入了关键期，各种风险挑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习近平指出：“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5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进一步显现，其消极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侵入党内生活。
市场的逐利本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思想的偏差，导致价值模糊、信仰危机，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造成严重冲击。具体来看，“经济至上”、崇权拜物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市场的一种畸形价值观。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将谋求权力、赚取金钱看作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事准则。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毫无底线，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一些不法商人道德沦丧，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不惜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当前，在利益驱使下，大量资本涌向影视娱乐领域，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博人眼球的娱乐信息，一些毫无营养、备受争议的偶像剧和真人秀成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消遣。这一方面给资本拥有者带来了巨大收益，另一方面则将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娱乐领域，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对现实世界和政治生活漠不关心，麻痹人们的精神。习近平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6当市场逐利性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就会直接影响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一些组织和个人为了追逐利益，不惜突破公序良俗、触碰法律底线，制造低俗媚俗的文化产品，传播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庸俗价值观，这必然会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对党和国家事业造成极大消极影响。
(三)意识形态治理迟滞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性的弱化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和落实仍存在偏差。习近平指出：“现在，是不是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呢?我看是存在的。”7这导致意识形态治理的迟滞，在重点领域和关键节点未能及时、准确、有力开展工作，放任错误思潮的蔓延扩散，造成一定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由于对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主管领导干部“不想抓”意识形态工作，这源于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不强，没有搞清楚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部分党员干部被自由主义、享乐主义迷失双眼，丧失风险意识和斗争精神，加之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理想信念发生动摇，面对复杂尖锐的舆论斗争，主动缴械投降，将意识形态阵地主动拱手让人，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不仅存在“不想抓”的问题，“不敢抓”“不会抓”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存在好人主义倾向，过于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不当斗士当绅士，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论调缺乏斗争精神，不敢真抓真管。当党的声誉受到诋毁、国家形象遭到损害、主流意识形态遭受攻击时，缺少主动亮剑、敢于发声的勇气，不能正确引导思想舆论、批驳谬误，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了一定损失。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表现出明显的“本领恐慌”,不能有效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不能主动运用网络开展群众工作，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这给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给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四)互联网核心技术短板对意识形态管控力的制约风险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8。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技术优势在互联网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保障网络安全的关键在网络信息技术。“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9因此，必须不断推动互联网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努力提升管网、治网水平，防范和化解因技术短板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有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进而保障国家总体安全。
敌对势力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定向定点推送信息，以实现价值诱导和思想渗透，严重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人们利用各类APP和搜索引擎浏览信息过程中，智能算法依据用户的搜索浏览痕迹、点赞转发记录等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引导推送，使用户不自觉地进入智能算法构造的“信息茧房”。在封闭的“信息茧房”内，用户不断接收同质化信息，逐渐丧失了对客观世界的全面认知能力和对纷繁复杂的思想舆论的辨识能力。此外，西方一些国家借助技术优势研发出能够逃避国内网络监管的软件，诱导中国网民“翻墙”浏览西方Instagram、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站和视频软件。一旦中国网民登录，这些网站便会自动识别其IP地址，利用智能算法向其推送抹黑中国和美化西方的信息，以消解其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主要特征
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国际局势日趋复杂，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呈现外源性风险与内生性风险互为依附、直观性风险与隐蔽性风险相互交织、常规性风险与突发性风险复杂交错、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风险交叠形成“风险综合体”等新特点。
(一)外源性风险与内生性风险互为依附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10。西方国家利用其科技优势、话语霸权不断向中国输送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企图西化、分化中国，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外源性风险。由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意识形态内生性风险，主要包括利益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各种社会思潮蔓延引发的思想斗争和舆论斗争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外源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当前，外源性风险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主要来源。习近平深刻指出：“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11为了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方式更具迷惑性。例如，某泛科普类短视频自媒体，凭借对生活中的科学小常识进行风格独特的可视化讲解收获粉丝百万，但从它2018年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自来水从哪来》中使用缺少台湾的中国地图，到2020年发布“肉蛋奶”不当言论视频，造谣中国对肉蛋奶需求的升级与巴西热带雨林消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煽动世界环保人士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可以看出其成立之初就打着科普旗号，进行诋毁中国的宣传。当此类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以正当名义向国内外民众传播虚假信息和错误价值观时，民众很容易被误导，进而否定我国现行体制和发展成就。
“在国内，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时出现，有的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人借口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极力歪曲、丑化、否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和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有的人大肆宣扬西方的价值观，有的人恶意编造、肆意传播政治谣言。”12同时，近年来，西方政客和反华势力反复在涉疆、涉藏、涉台和香港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以此牵制中国。他们通过培植在华代理人，长期散布谣言、蛊惑民众，企图激化矛盾，挑起国内暴乱，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
(二)直观性风险与隐蔽性风险相互交织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呈现出直观性与隐蔽性相互交织的特点，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难度加大。一方面，敌对势力采取各种直接的方式大肆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曲解为“国家资本主义”“资本国家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企图遏制中国的良好发展势头。无限夸大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如腐败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房价问题等，力图使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撼动党的执政根基。这种直观性的意识形态风险易于识破，防范和应对难度不大。另一方面，敌对势力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渗透方式，将西方价值观融入科技、金融、影视、动漫、文学作品、宗教、教育等诸多领域，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渗透。在思想理论界，他们常常打着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的旗号，传播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如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宪政民主思潮、文化领域的“普世价值”思潮、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思潮，以及近年来异常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等。面对这种在学术外衣包裹下的错误社会思潮，广大民众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辨别力，极易受其误导和左右，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广泛。在影视动漫领域，一度流行的《复仇者联盟》《权力的游戏》《生活大爆炸》等美剧中存在大量描绘暴力、色情、血腥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情节。长期浸染在这种视觉文化中，民众必然会受其渲染的个人英雄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影响，造成价值观、人生观的扭曲。在教育领域，部分教师公然在课堂上散播伤害民族情感、否定党史国史、诋毁抹黑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的言论，对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三)常规性风险与突发性风险复杂交错
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既有常规性风险，也有突发性风险，“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13。常规性风险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人们已掌握其发生规律，却往往忽视了它的存在。这种风险一旦爆发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在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周年纪念等关键时间节点或国内出台重大改革举措之时，敌对势力经常会制造一些负面舆论和事件，妖魔化领袖人物，调侃革命英烈，否定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这类常规性风险看似可控，但一旦爆发和扩大将会直接威胁政治安全。突发性风险在爆发前毫无征兆、难以预测。这类风险一旦爆发，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引发连锁反应，波及各个领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当前，常规性风险与突发性风险叠加交错，严重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四)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风险交叠形成“风险综合体”
当前，我国“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14。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任何一个领域风险的爆发，如果不能及时应对、有效化解，都可能与其他领域的风险交叠、联动，形成“风险综合体”,由局部危机演变成系统性、全局性危机。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供可靠的技术屏障，但如果科技领域风险与意识形态风险交叠在一起，没有核心技术来防控网络攻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数据和核心信息将有泄露风险，这不仅威胁我国科技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甚至可能威胁国家政权稳定。此外，环境污染、生态治理、能源短缺等问题关涉生态安全，收入差距、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关涉社会稳定，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这类群众关注度高、舆论燃点低的问题一旦爆发，极易引起社会恐慌，引发群体性事件。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风险交叠形成的“风险综合体”更具复杂性、多变性，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引发重大意识形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因此，要妥善处理好各类风险，避免风险叠加引发严重后果。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策略
提升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防范力度和治理效能，必须探索更具针对性、更有效的风险防范策略，在思想引领、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三个方面协同发力，切实维护好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强化风险防范意识，下好风险防范化解的“先手棋”
缺乏风险意识是最大的风险。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日益多样，形式愈发隐蔽，成为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风险意识淡薄，安全意识不强，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风险事件，往往准备不足、应对乏术，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必须明确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紧迫性，从战略高度和全局层面认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强化风险意识，下好风险防范化解的“先手棋”,掌握风险防范化解的战略主动权。
第一，树立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忧患意识。
当前，我国发展总体形势稳中向好，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意识形态风险加剧。复杂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增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15对可能出现的各类意识形态风险，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精准识别并科学研判苗头性风险，做好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先手，掌握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权。
第二，强化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政治意识。
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定政治立场，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关乎方向、道路和旗帜的重大政治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认识到“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6,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各项决策部署，带头与错误思想展开斗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同时，要提高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鉴别力，“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17,有效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筑牢安全屏障。
第三，提高意识形态风险防控阵地意识。
意识形态阵地是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堡垒，只有树立意识形态阵地意识，意识形态安全才有保障。当今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场域，各种错误思潮和负面舆论借助互联网传播发酵，极易造成恶劣影响。因此，必须有力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净化网络空间，及早发现和消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点。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教育未来国家各项事业可靠建设者的重任，是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必须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警惕高校意识形态风险事件的爆发。新闻媒体作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获取重要信息的窗口，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确保由对党绝对忠诚的人来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引导媒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正面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牢牢占领新闻舆论阵地。
第四，增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斗争意识。
意识形态风险是长期存在的，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面对的严峻形势和艰巨的斗争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18。要把握正确的斗争方向，勇于斗争，做到“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19。要善于斗争，采取有效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不仅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而且要达到斗争效果的最大化。
(二)打造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屏障，构建风险防范化解的“安全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带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党内法规和法律制度，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的统筹性和协调性显著增强，刚性约束逐步显现，意识形态制度化建设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新时代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权威高效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和相关体制机制，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这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必然要求。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以制度建设为抓手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的根本之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兴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20。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维护这一根本制度，增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自觉性和战斗力。
第二，全方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的相继出台，为改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迟滞局面，有效解决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敢抓”“不能抓”问题提供了制度支撑。全方位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必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责任，强调党委书记是风险防控第一责任人，应带头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亲自过问和处置可能引发意识形态风险的重大事件。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考核机制，将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作为评价使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设立意识形态专题研讨会召开情况、党员意识形态教育情况的考核标准，倒逼领导干部抓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问责机制，对于忽视、推卸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责任，未按党中央安排部署开展舆论斗争，导致在属地范围内意识形态阵地出现重大问题的党委和职能部门，必须严厉问责，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第三，构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
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还要着力构建具体的、可操作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为根本制度提供支撑和保障。一是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预警和研判机制。意识形态风险的爆发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风险因素产生到积聚再到风险爆发，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要利用信息技术和舆情监测系统掌握舆论动态和思想动向，准确把握舆情演变趋势，及时作出研判和预警，从而提前部署应对策略，防止重大风险事件发生。二是建立意识形态风险评估机制。要建立由党和政府主导，意识形态职能部门、利益相关群体、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评估机制，明确风险性质与风险等级，为相关职能部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提供科学依据。三是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理机制。做好风险管控，对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引导，防止一般热点问题转化为重大风险事件；做好风险应急处置，当突发性事件爆发时，应把握“第一时间”的黄金法则，快速作出反应，通过客观解读，争当事件的“第一定义人”,防止舆论失控引发更大危机，为意识形态安全保驾护航。
(三)技术赋能革新治理方式，筑牢风险防范化解的“防火墙”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最前沿。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21。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中之重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不断提高技术管网治网水平，补齐技术短板，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加强网络核心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维护网络安全的物质基础。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目前，在全球使用最广泛的ipv4协议支撑的13台根服务器中，主根服务器和9个副根服务器都设在美国。同时，全球十大芯片公司中，美国占了6个，控制了全球网络芯片生产销售的半壁江山。此外，美国还拥有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和用户最广泛的windows操作系统，强大的技术优势使美国可以轻松对任一国家的信息进行监听、过滤和处理运用。目前，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一旦遭到非常规攻击，极易引发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数据的泄露，诱发意识形态风险。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22。维护科技安全和国家安全，防范基础信息泄露风险，一是要重视对互联网关键核心技术的设计和研发，当前ipv4协议的服务器位址池已分配完毕，我们必须抓住ipv4向ipv6升级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雪人计划”,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根目录服务器。同时，加大对芯片技术和各项基础元器件研发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摆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网络技术的依赖，建构自己的信息技术高地，有力保障各项关键基础信息安全。二是加固网络流通的安全防护网。目前ipv6版本根服务器的架设仍处于初始阶段，我们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美国主导的ipv4版本根服务器框架中，这要求我们必须提升对美西方窃取我国网络数据和对我国实施网络攻击的防御能力，加强对各种“翻墙”软件的甄别和防控，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们的数据漏洞制造意识形态风险，打造健康稳定的网络环境。
第二，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切实破解因算法垄断引发的“信息茧房”效应。因陷入算法推荐和数据引导编织的“信息茧房”,人们在面对某些复杂网络舆情时往往表现出观点对立和价值迷失。如果别有用心的人对此加以利用，就极易演变成攻击党和国家的危机事件，这是近些年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常见的风险。我国网络用户基数大、网络平台种类繁多，单纯依靠人力无法对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同时，意识形态风险形式多样，难以用具体的标准去界定，简单的算法筛选和数据处理无法进行甄别。这要求我们必须运用人工智能强大的语言、图像、音频识别和处理功能，对网络舆情进行全方位、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识别并及时防范社会热点事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引发意识形态风险，做好舆情风险防控工作。为此，我们要防止算法垄断、算法滥用，要设定商用平台可收集的用户数据范围，并审核商用平台对用户数据的分析处理路径，避免网络用户陷入算法推荐制造的“信息茧房”,保证网络信息的正常传播。
第三，利用技术分析引导信息流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效度。信息是反映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的关键载体，也是我们掌握人们价值观念和思想变化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提高信息挖掘和处理技术，利用云计算强大的分析能力，对网络媒体和用户进行归类，增强处于“红色地带”媒体用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对“灰色地带”的用户进行引导和教化，对处于“黑色地带”的用户采用禁言、封号等手段，捍卫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提高信息引导能力，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及新闻客户端等平台设置区别于一般信息的官方账号、权威媒体专栏，开发动漫、游戏、短视频等渠道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效度，强化正确价值观引导，遏制风险爆发苗头。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