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党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飞跃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原因。已有较多研究探讨了两者结合的价值、途径与意义，但既有研究未能区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同维度，也没有与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分析，因此对两者结合的理解仍不够全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从抽象到具体的不同面向：从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到音乐及建筑等方面展现的技艺与品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之结合因此会有不同维度。不同时代有需要面对的不同问题，因此两者结合在不同时期目标指向会不同。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时代背景及两者结合的不同维度出发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演进、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以在新时代更好推动两者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演进

　　不同历史阶段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主要矛盾也不同，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目标与形式会有差别。依据结合的自觉程度等因素可以把两者结合分为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一）初步探索形成期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都可以算作是初步探索形成期。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不断受到外国入侵，先进分子急于寻求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之道。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很快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国家的羸弱，国民普遍性持有某种文化的自卑，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与质疑。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社会氛围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还缺乏明显的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随着革命的开展，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的认识到，教条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必定导致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契合中国的历史状况与现实状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明确宣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则包含“中国实际”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则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斗争，以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借鉴苏联经验，同时也依据中国国情探索自己的道路。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协调十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随着苏联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强调。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在这个时期，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主要是为了避免照搬苏联模式，以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初步探索形成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在于用中国形式（中国老百姓习惯的话语形式以及思维方式等）表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废除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密切结合起来。其次，开始探索借鉴中华优秀文化的理念与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创新性地提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具体策略。比如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均贫富”“等贵贱”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的目标。再如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资源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及游击战的“十六字诀”策略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经历了从形式结合到内容结合、从非自觉到逐渐自觉的过程。由于毛泽东等人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功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自然而得心应手，因此即使是在“非自觉”的情况下，两者结合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飞跃。

　　（二）自觉拓展延伸期

　　自觉拓展延伸期指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借用古代经典中的“小康”一词来描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小康社会”。1985年他指出，“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此后1987年“小康社会”战略构想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邓小平也依据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理念，提出“一国两制”学说，这一学说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思想，为国家完全统一开辟了道路。江泽民充分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等思想养分，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胡锦涛从古代思想家的“民惟邦本，本因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中提炼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创立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一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的词汇因此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号召人们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

　　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主要在于通过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以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与治国策略。这一时期在道路的选择上，彻底放弃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理论上亟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重要的思想来源。与此同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需要与全盘西化思想做斗争，迫切需要向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养分。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强大的动力，形成了较高的自觉。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了迫切需要，国门打开以后中西社会发展的差距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文化自卑，从建构文化自信的角度需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点也得到党的领导人的重视。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但是，总体上这一时期文化自信的程度还不高。

　　（三）自信深化成熟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举措，这些理论创新与举措无不深刻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典范。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深刻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的仁政理念，“两山”理论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敬山爱水的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美美与共”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民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重民本、天人合一等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借鉴经典，赋予了中国梦以新内涵，使之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追求与梦想，从而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党心、民心。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高度的自觉与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高度自觉与自信，既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以及审时度势的能力，也在于新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寻找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也更需要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

　　在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更好条件。坚持两者结合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宏观方向的需要，也是回应时代问题制定具体治国方略的需要，同时也是铸造文化自信的需要。

　　（一）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增添了新形态，打破了只有西方模式一条现代化道路的神话，显示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多样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它突显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人民推动现代化，现代化成果为人民共享。它不同于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必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难以避免资本对人的奴役，产生人的异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一方面致力生产力发展以做大蛋糕，另一方面通过相应制度安排以分好蛋糕。以国家力量构建恰当的三次分配等系列制度，协调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以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但要推动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也注重精神文明的极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要平衡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发展的可持续和环境保护就是生产力为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也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对形式大于内容的西式民主的超越，从而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也以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为目标不断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双赢为目标推动对外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显著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西方现代化在早期以对外殖民与奴役为特征以实现自身现代化起飞，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建构起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通过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体系中边缘与依附型国家。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始终避免不了两极分化。资本的逻辑支配经济发展，避免不了人的异化与精神的堕落以及经济周期性的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国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既不可行也缺乏机会。近代中国从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社会改革，到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都失败了，这些社会改革与革命都尝试向西方学习，走西方道路。中国人口总量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西方国家不会允许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西方国家因此会千方百计把中国归入依附与边缘地位。这大概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度向西方学习，希望走西方模式却失败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比较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异同，认为日本之所以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一是因为日本走向西方道路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向垄断阶段，二是日本相比中国规模小，西方的注意力被中国吸引走了，日本承受的压力因此减少了。中国也不能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不可以像西方一样殖民扩张，中国也不能向自然无限索取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实现现代化。因此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显著区别于西方模式，因此中国模式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每一步都具有原创性。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两者结合指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的新阶段，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理念与智慧，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二）提供新时代治国方略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具有特定的任务与挑战，面对这些挑战需要不断提出具体的治理方略，化解各类风险，理顺各种关系。

　　新发展阶段要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百年大变局现象之一即是东升西降，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国崛起，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开始心态失衡，中美博弈成为常态。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不遗余力。科技领域利用各种手段卡脖子，打压中国高科技公司。贸易领域加征关税，阻碍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建立印太联盟、跨大西洋联盟等围堵中国。因此，中国将不得不面对更为恶劣的外部环境。如何应对这些新的风险挑战，需要不断进行战略调整和提出新的应对策略。

　　新发展阶段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面向更高发展水平的阶段。在未来10到15年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使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体制机制更为完善，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新发展阶段也要推动共同富裕有实质性发展，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福利陷阱，如西方福利国家产生福利依赖等一系列福利病，同时又要使不同阶层切实感受到共同富裕的高水平。显然这需要制度的创新去完成。

　　新发展阶段还要面对富有中国特点的压缩型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时空的压缩。西方国家几百年走完的路在中国几十年要完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多重现代化因素叠加的特点：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等叠加出现。比如既要推进城镇化，让农民进城转化为市民，又要实现乡村振兴，通过产业发展激发农村的吸引力。乡村振兴与城镇化显然是并行不悖的，是相辅相成的，但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显然不曾经历过。压缩型现代化带来完全不同于既有的现代化经验，既有完全不同的社会运转机制，也产生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是西方理论难以解释和回应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阶段需要面对的这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没有现成的答案，都需要治国理政策略与制度创新去回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则是实现这一切的基本方法。中华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理念与精神可以启迪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道德观念与人文精神本身也是国家治理及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比如中华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对促进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谐、打造诚信社会依然有重要价值。

　　（三）铸造民族复兴文化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没有高度的文化复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发展阶段，铸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变得越发重要。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内在的包含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为前者提供坚实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才能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反过来制度的成功也强化文化的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形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力。新发展阶段大国博弈加剧，大国博弈不但在经济层面也在体现在文化层面。文化层面形成的软实力甚至成为成败的关键。文化自信既是国内、国际形成凝聚力的关键，也为经济层面及其他层面的行动提供合法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建设的根与魂，是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要铸造强大的文化自信，必须发扬与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代以来，国人一度对中华传统文化包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产生了严重的文化自卑，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的落后与溃败。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不是人种或文化上的优越，而是历史的机缘造成的——航海的发展与对外殖民。追求实质性知识的西方思维在工业社会时代优于古代中国对关系性知识追求的思维方式，但是在信息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系性知识的思维方式相比西方更具有适应性，这种思维方式更能灵活的调整，因此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虽然结论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是它启示我们从长的历史跨度，不是只关注近代以来的短短几百年历史，而是以千年为时间单位来比较东西方的发展，会使我们能更准确的评估各自的文化。如果说文化自信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那么在新发展阶段，铸造文化自信有了更好的外部条件。

　　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启迪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具有垄断地位，同时西方文化以其强势地位霸凌其他文化，贬低其他文化，并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标准改造它们。实际上西方文化已越来越呈现诸多问题，比如基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义的膨胀带来人际关系紧张，因攻击性基因产生的扩张行为带来国际关系的持续动荡与冲突，物欲的膨胀产生的生态紧张等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以和为贵等理念是解决当今诸多问题的良方。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更是解决当今世界性问题的需要。

　　铸造文化自信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提升文化认同和铸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现代功能的需要。两者结合的基础在于两者的融通性，同时在于选择恰当的方式。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原因在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比如，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思维方式相融通。因为两者相融相通因此能够彼此结合。

　　中华传统文化是基于中国几千年漫长农业社会沉淀下来的理念、道德观念、人文精神等，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提炼与挖掘。马克思主义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体系批判基础上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体系，同时也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同样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它需要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得到发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教条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观点与方法去甄别中华传统文化，提取精华去其糟粕，激活其现代功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促进两者结合，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实现了时代化与现代化。实际上正是因为这种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

　　（二）紧扣时代主题，服务当下实践

　　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与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两者结合建构革命目标、动员革命群众以及确立具体的斗争策略，最终完成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大任务是构建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个人以及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等关系。改革时期则要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需要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在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同时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发展以回应时代之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可资借鉴的智慧之源。以时代需要为导向，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最终创造性地解决这一系列重大问题。

　　挖掘传统经典中的理念与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及讲话中经常能看到对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句子的引用，这些引用非常贴切，充满智慧。从古代传承至今的这些经典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已成为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其中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道理，需要不断研读以挖掘与提炼。就如诸多企业家、军事家反复研读《孙子兵法》一样，因为《孙子兵法》能给人们以取得商业、军事上成功的各种启发。当然对传统经典的研究与学习，不是局限于其字面意思，而是要提炼其精神，古为今用，以解决时代问题为依规。比如如何从经典的阐释中更好地解读与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这一理念帮助消解西方文明零和博弈思维带来的国际关系持续紧张，从而构建更适宜的新型国际关系。

　　坚持群众路线，发扬集体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存在于经典古籍中，其精髓也内化为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精神以及“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走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就是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坚持群众路线，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解决时代之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从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开启改革进程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整个改革过程都发扬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凝聚了集体智慧。在新时代依然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比如如何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如何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因此，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决当下实践中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搭建平台创新机制，促进文化繁荣

　　如果从功能角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至少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政治文明领域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启迪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形成治国理政策略。二是在精神文明领域或者文化建设层面，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丰富人们精神生活和提升文化自信。对于后者，搭建平台与创新机制非常重要。

　　搭建常态化平台，拓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渠道。常态化平台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得以产生，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社会氛围。这类平台包括电视节目、博物馆等，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典籍里的中国》、《中华诗词大会》等节目吸引了大量观众，在全社会激发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此外，重视传统节日，赋予传统节日以更丰富内涵，使之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形成市场化、社会化以及政府支持的多元机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纳入商业化的文艺作品是一种市场机制，比如吸纳传统文化的意境打造影视作品，或者借鉴传统文化的理念建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等。而老百姓广泛参与传统节日则是一种社会化机制。除此以外，政府还应该出台相应政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挖掘等提供经费补贴，比如对传统文化传承人提供财政支持等等。在新发展阶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以及行政机制的协同作用，将极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四）融入日常生活，激发全社会文化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发挥其治理功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功能，归根到底在于人们的文化认同。人们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会形成文化自信，也才会自觉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功能才能被激活。只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才能真正激发民众的文化认同。

　　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形式。一是形成现代形式的市场化产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意境、审美以及故事，打造成影视、音乐等文艺作品。实际上，当下一些含有中华传统文化意境的流行歌曲，受到了不同年龄层次听众的欢迎。再如，从传统服饰获取灵感，融合现代时尚，打造具有中国风的服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服饰时尚的创意来源。此外，在建筑设计中，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理念，设计具有中国风尚的现代建筑。因此，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为大众能够分享的产品具有多种形式。二是赋予传统节日、婚庆礼俗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的社会建制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三是运用现代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以现代数字技术再现古代经典中的场景，或者以现代通讯技术拓展其传播渠道。

　　从契合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关于人生、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等充满智慧的观点与理念，有助于人们消解现代社会的压力与困惑。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程度提高，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供审美的、陶冶情操的各种资源。总之，从契合需求出发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促其融入日常生活的关键因素。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过程。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中小学设立专门的课程或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政元素融入相关课程。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化教育，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两者之所以能结合归根到底在于彼此相融相通。在新发展阶段，两者结合更有时代的紧迫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两者结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经济发展的奇迹为铸造文化自信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这使人们从习惯于以近代以来短暂的几百年历史为尺度比较中西文明的优劣中走出来，而是着眼于五千年的历史跨度看待中西文明，从而获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因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自信与自觉。显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三个不同维度，一是在政治文明维度从宏观层面为道路选择提供指引；二是在国家治理层面提供治国理政策略借鉴；三是在文化建设层面作为资源宝库促进文化繁荣。在新发展阶段，要区分不同维度，探索两者结合的更好路径。既要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借鉴治国智慧推动两者结合，也要在文化建设中搭建平台，构建市场、社会及行政的多元机制促进两者结合。而在文化建设层面尤其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们日常生活，这对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全社会文化认同至为重要。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