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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坤荣：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新形势、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有效抵御国内外重大风险挑战，有力推动经济“质升量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内外部环境演变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目标达成对经济“质升量增”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为此，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筑牢实现经济“质升量增”的制度根基。
一、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在“质”和“量”上均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引领。十多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机制障碍，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经济总量持续扩大，经济实力实现跃升
十多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总量持续扩大、经济实力实现跃升。
第一，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从经济增长率来看，2013—2023年中国经济实现年均6.1%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24年1—6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实现了5.0%的增长。从经济规模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稳步攀升，2020、2021和2022年相继跨越100万亿元、110万亿元、120万亿元大关，2023年经济总量突破12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2012年增长92.4%。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左右，比2012年提高约7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从人均GDP来看，2023年中国人均GDP达89358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84.7%，年均增长5.7%；按年均汇率折算达12681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从发展环境来看，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布局方向、调整机制更加明确，民营经济发展日益壮大。截至2023年底，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达1.84亿户，其中民营企业超5300万户，比2012年增长3.9倍。
第二，经济实力实现跃升。从国际影响力来看，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重要驱动力，2013—202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迈上新台阶，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立20多个专业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成绩斐然，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世界级港口群，以及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
2.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质量不断提升
十多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制度型开放，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质量不断提升。
第一，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从需求结构来看，2013—2023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104.4%升至111.4%，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由50.0%升至82.5%，需求结构不断改善。从产业结构来看，2013—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46.1%升至54.6%，经济增长实现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为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7%，装备制造业为33.6%，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持续推进；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3%，无人驾驶拖拉机、精准施肥喷药机等智能农机装备加快普及，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从城乡区域结构来看，2013—2023年城镇常住人口由7.31亿人增至9.3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53.7%升至66.2%，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当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等19个城市群承载全国75%以上的人口，城市群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
第二，经济质量不断提升。从创新发展来看，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3.3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2.2倍，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2013—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8%增至2.64%，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升至第12位，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从协调发展来看，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及人口承载能力不断提升，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加快形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2%，比2012年提升13.1个百分点。从绿色发展来看，2013—2023年中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年均6.1%的经济增长，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从开放发展来看，通过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规则，举办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会展，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创新外资管理体制，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优化通关流程等，推动外贸外资稳中提“质”。中国连续7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对外投资连续11年稳居世界前三；202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1.1万亿元，其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从共享发展来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13—202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81∶1降至2.39∶1，人均预期寿命由74.8岁(2010年)增至78.1岁，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
3.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创新活力更为充沛
十多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稳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创新活力更为充沛。
第一，数字经济成为优化经济结构的新动力。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数字经济深刻改变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创造了更加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数字经济保持稳健增长；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ZB(1个ZB等于十万亿亿字节)，同比增长22.44%，数据要素市场日趋活跃；算力总规模达230EFLOPS(EFLOPS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位居全球第二，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扩容、提速。
第二，“三新”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在促进消费升级、推动产业转型、塑造竞争优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36%，比上一年提高0.11个百分点；在“三新”经济中，三次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6.9%、6.1%、6.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0%、44.2%、51.8%。
二、在应对内外部环境演变中实现经济“质升量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目标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内外部环境演变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目标达成对经济“质升量增”提出更高、更紧迫的要求，而新质生产力成为推进经济“质升量增”的突破口。为此，要以发展数字经济为重点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应对内外部环境演变中实现经济“质升量增”。
1.实现经济“质升量增”是达成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目标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目标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高速增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开创了条件，那么随着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就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持续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才能支撑中长期持续健康发展。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经济“量”的合理增长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在持续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的同时，通过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做大“蛋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质”与“量”的关系，“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持续动力，“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有效提升奠定重要基础，二者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2.实现经济“质升量增”是应对内外部环境演变的客观要求
一是应对外部环境演变。从国际环境来看，百年变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暗潮涌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继续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呈增多态势，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多变，特别是中美关系遇到越来越强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经历各种沟坎。另外，从持久战的角度把握中美关系的本质，避免战略误判，放弃幻想，沉着应对。以技术封锁为例，在科技发展的早期，由于中国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较远，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了科技发展水平。但随着中国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进一步的模仿必定招致高技术国家的技术封锁。研究显示，科学研究对政治的紧张局势十分敏感，而中美技术完全脱钩导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0.41个百分点。面对高技术国家的技术封锁，以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技术进步路径可能难以为继，亟需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有研究表明，中美“技术脱钩”使受制裁部门及其下游产业受损，但上游企业提高了生产率，并产生更多高质量的创新。例如，华为被技术断供后国产芯片技术的快速提升不仅仅是政府补贴的结果，更源于市场激励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技术封锁，中国需拓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渠道，携手应对美国的打压策略。
二是应对内部转型需要。从内部条件来看，增长模式转换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关系密切，但随着劳工成本上升，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产业遭遇发展困境。过去粗放型增长模式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产业结构在产业间和地区间不协调、结构性矛盾与产能过剩并存、资源要素配置扭曲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日渐凸显，给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带来隐患。此外，人口红利渐渐衰退、劳动力成本上涨和资源禀赋面临枯竭的严峻现实，使依靠高要素投入带动高产出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状态跃迁；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对合理的产业结构、日益增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持续释放和升级的内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创造了基础条件。
3.以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质升量增”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在于：新质生产力是由科技创新主导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有助于发展“三新”经济，打造新增长引擎；有助于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扩大有效需求。当前，世界形势加速演进，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动选择，又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机遇的重中之重，更是实现经济“质升量增”的重要抓手，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为此，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通过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存量替代，通过加快形成科技创新策源地实现增量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已发生改变。在内外部环境演变的情况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以发展数字经济为重点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一，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增量，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包括传统产业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等，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物联网、平台经济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第二，持续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通过营造涵盖免费诊断、技术输出、平台赋能、贴息奖补等举措的全流程服务生态，激发企业“智改数转网联”动力。强化示范引领，加速“标杆”输出，解决企业“缺技术，不会转”的难题；深化平台赋能，加速推动企业上“云”，化解企业“缺数据，不能转”的困境；完善财金政策，实施精准扶持，缓解企业“缺资金，不愿转”的压力。第三，加快国家数据局工作推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治理、数字乡村建设等，构建完善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不断提升数字化治理服务水平。破除数据壁垒，减少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共享和融合应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要素自身的无形性、非消耗性、接近零成本复制、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诸多特性，在数据流通中面临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监管难等问题，给大规模释放数据价值和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带来巨大挑战。同时，数据作为一种越用越多的生产要素，将促使现有的生产函数、要素投入机制和增长模式发生质变，这也为中国经济实现“弯道超越”创造宝贵机遇。
三、筑牢实现经济“质升量增”的制度根基
着眼长远，筑牢实现经济“质升量增”的制度根基，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实现经济“质升量增”的关键。一方面，致力于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提高政府经济治理效能，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中国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改革的核心议题是有效的宏观政策与坚实的微观基础，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政策将难以贯彻落实。突出问题导向，着力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一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主责主业管理，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引导国有企业增强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核心功能，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完善管理和监督体制机制，推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从“管资产”迈向“管资本”，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针对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恢复，理论上要再突破、思想上要再解放、经济上要再动员。理论上的再突破，就是对民营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让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人心，正如1992年的“南方谈话”彻底结束姓“社”姓“资”的争论。思想上的再解放，就是充分认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主体，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体制机制，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本、产业链、供应链、科技创新等领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加快打造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经济上的再动员，就是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构建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营商环境改善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吸引力反制“脱钩论”，推动对外开放朝着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一是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和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抓手，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保要求、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财政金融等领域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的制度型开放，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合规机制，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二是扩大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提高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率先实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电信服务等服务贸易，拓展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推动商品、技术、资本、劳务、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效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统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劳动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等“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为深化国内重点领域改革提供示范。三是扩大更广领域对外开放。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聚焦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全球配置、培育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推进贸易数字化、创新贸易管理模式等重点问题，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加强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构建立体的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
第三，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瞄准重大战略任务和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以国家实验室体系、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化科技评价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职务科技成果赋权，以及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二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深化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革，完善立德树人机制，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培养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科技人才。三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增强用人主体的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完善人才评价的“指挥棒”，推动“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破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因素的制约，进一步促使人才有序流动、合理布局。
第四，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提高政府经济治理效能。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抓手，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不断提高政府经济治理效能。一是科学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事权。适度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共同财政事权，完善中央领导、合理授权、依法规范、运转高效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模式框架。清晰界定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地方财政事权的具体责任层级；强化省级责任，推动财权、事权适度向上转移，减轻基层政府财政压力。二是根据政府间的财政事权划分，合理确定财政支出责任。做到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省级财政事权由省级政府承担支出责任，市县级财政事权由市县级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属性和减轻基层负担的原则，逐步明确划分共同财政事权对应的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三是提升政府间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进一步健全财税分享机制，参照税种属性明确划分省以下政府间的税收收入，合理确定各税种分享比例，规范非税收入分享方式，适度增强省级财政统筹调控能力，让各级政府均能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推动税收类型从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重，推动征税单位从企业法人为主转向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并重，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体系，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加强地方财力保障。厘清各类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均衡区域间基本财力配置，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用于履行本级政府应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足额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推动财力逐级下沉；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克服转移支付的逆向激励作用，调动地方政府改善财力的积极性。
来源：《财经论丛》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