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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从“改革”到“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辉煌历程，不断续写着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也使中国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进入新时代，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而且在两个三中全会之间的十余年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还召开了70多次专题会议，审议通过了600多份改革文件。可以说，这十余年间，中国改革力度之大、改革领域之宽、改革内容之全、改革措施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总体上完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推动我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如此显著成效的情形之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何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新的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意蕴何在？我们认为，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准确把握三中全会的精髓要义，才能准确把握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色和实践要求，才能把《决定》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如期完成到新中国成立80周年时的历史任务没，并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也是当今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的机遇，继续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各种弊病，进而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是继续推进现代化的一大难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存在着在逐步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从而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新形态的问题。就当代中国来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面临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相应地，也就面临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现代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各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就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现代化每一阶段要完成的任务都十分明确，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经过了200多年的历史，相对也比较从容。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各种矛盾和问题、困难和挑战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所以举世瞩目，令世人所赞叹，是因为“中国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所以特别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强调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决定》之所以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因为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将制度建设当作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任务来抓，到2021年，我们已经如期实现了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前半程”应该完成的任务。“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也就是说，强化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保障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因为如此，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变革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决定》中300多项改革举措，都与制度建设、制度变革、体制机制创新密切相关。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本质要求，也遵循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有利于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障碍，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更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决定》之所以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因为在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3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等。归结起来，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只有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只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实践，统一到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科学调整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才能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决定》之所以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因为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区别。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但世界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跨越“贫困陷阱”之后，极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遭遇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消费降级、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贫富收入差距加大，以及整个社会缺少活力等严重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会出现新的难题。只有坚持为了人民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才能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会增强。只有依靠人民而改革，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人民群众才会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到改革之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会被激发，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

　　——《决定》之所以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进入双重转型时期，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并未彻底完成，二是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转型已经开始。这两大转型并存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和复杂性社会。在两种转型阶段，前一种转型还留下许多存量改革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难啃的骨头；后一种转型又带来许多增量改革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与此同时，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而要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而要用制度防范风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就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在继续发挥制度优势的同时，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总是围绕着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而展开的。当代中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于把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从大时代观、大历史观看，这“三变”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一是这“三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是一个整体性的变化。二是这“三变”是全局性、长期性变化。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目前，这“三变”正处于全面展开阶段，无论其空间和时间，还是规模和内涵，都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三是这“三变”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四是这“三变”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影响现在，更重要的是影响人类的未来。五是影响程度是巨大的，有些变革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有些影响甚至是难以预料、难以应对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如果说以往我们强调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那么今天我们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则是为了“引领时代”。

　　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只是一种标语和口号，而是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

　　——从经济领域看，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发生变革。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开始逐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领者、游戏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经济版图发生了变化，自2010年开始，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北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深度影响之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全球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人员、货物流动严重受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从政治领域看，世界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从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看，一是自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发生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全球分裂加剧；二是自二战结束后制定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中的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全球治理赤字严重；三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持续崛起并开始改变全球力量的对比关系，多极化替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的势头不可阻挡。这预示着，东西撕裂、南北撕裂的迹象更加明显，世界正走向分裂和对抗的危险边缘，全球安全局势更为紧张，人类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从文化领域看，自全球化开始以来由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在发生变化，文明多样化日益显现，文化交流交融更加频繁，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锋也越来越激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阴魂不散，“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呈现新的特征。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日益显现，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使西方主导的价值观日益衰落。伴随价值观冲突的加剧，不同制度文明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全球范围内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更加激烈。

　　——从科技发展领域看，人类社会逐渐经历了游牧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正迈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即数字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AI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进一步发展有可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人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目前，人类刚进入数字文明时代的初始阶段。在数字文明时代，各主要国家纷纷推出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围绕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技术等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对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空前加剧，可能给世界造成更大的分化和冲突。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全球层面的气候变化、地球生态环境失衡、蓬勃兴起的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开始变得日益失控，生物多样性减少，给人类的未来蒙上了挥散不去的阴影。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显示，从1970年到2016年期间，监测到的哺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8%。过度消费、人口增长和集约农业，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目前有100万物种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这是人类进入智人时代二十万年以来遭遇的困境。

　　针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是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战争？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究竟如何应对和选择？这是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也是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考验着人类的智慧、责任和担当，而且直接决定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而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我们就能更好地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党和国家事业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在新时代，虽然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统筹发展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也只能是，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决定》之所以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是因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全面展开，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我们才能增强我国发展的竞争力、持续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科技体制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才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才能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有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更深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动力、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才能以高水平开放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贸易、投资增长提供更加宽广的天地；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变革，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才能更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十月革命胜利（1917年11月7日）到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6日），苏联共产党执政时间为74年又20天。2024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同时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75年。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丧失了执政地位，我们党如何长期执政？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一个重大时代课题的原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 9900 多万名党员、517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是一个在14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探索和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二十大在谈到全面从严治党时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年1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列举了六个独有难题，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这充分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建设更加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要意义。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勇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决定了其勇于推进改革的政治基因。我们党就是一个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中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先进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这样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不断推进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法宝。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党内各项教育制度，不断探索和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不断解决践行党的初心使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使党的初心使命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追求，成为全党长期的行为规范和实践要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独有难题。

　　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和完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制度，进一步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能推动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解决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独有难题。

　　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建设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才能实现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解决好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独有难题。

　　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通过建章立制，把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才能营造积极健康、有利于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才能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克服党内存在的贪图享乐、意志消沉、精神懈怠、不思进取的问题，全面增强各方面本领，才能解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独有难题。

　　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才能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开创新局面，才能积极应对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才能解决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独有难题。

　　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制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才能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只有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克服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的问题，才能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解决好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独有难题。

　　总之，人类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和改革之中。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而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130多年前，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曾写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对于尚处在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延续，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作者简介：秦宣，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