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2026年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站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肩负着更加重大的时代责任。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回应时代之问、汲取文明精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在技术赋能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如何在创新研究范式时坚守学术规范的严肃性？这些都是“十五五”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一、数智技术赋能理论研究的时代机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数智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劳动资料，正深刻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生产方式。文本挖掘技术拓宽经典文本的研究视野。诚然，经典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受限于研究者个体的处理能力，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思想体系的演进过程。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文本挖掘和语义检索等数智技术，研究者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经典文本的检索、比对与关联分析。例如，借助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金典语义”检索功能，输入“机器不是资本也不会失去其使用价值”以60%相似度检索，即可关联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77页关于“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的原始论述。基于该技术，研究者不仅能以语义关联精准定位原始出处，更可在同一界面获取引文的版本信息、出版年代及上下文语境，极大地提升了文本研究的效率与精度。计算社会科学为理论检验提供新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但过往研究难以将这一理论逻辑置于现实世界中检验。数智时代的计算社会科学为理论检验提供了数字化、虚拟化的实验场域。例如，通过引入多主体仿真建模技术，研究者可在虚拟空间中设定具有差异化特征的资本主体，依据利润率公式P'=m/（c+v）设定初始条件，在剩余价值率相对稳定、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的条件下，动态模拟一般利润率的演化轨迹。这一技术手段具有可重复、可调适、低成本等优势，能够在虚拟空间中模拟理论命题的生成条件、运行逻辑和演化过程，既有助于深化对经典作家重要论断的理解，也可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新特征提供方法支撑。生成式人工智能提高知识生产效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标志着知识生产进入“人机协同”的新阶段。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高研究者检索文献与综述提炼的效率，也能够让研究者在与人工智能的不断对话中激发创新点。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研究者打破语言障碍与学科壁垒，将精力聚焦于核心观点的凝练，真正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但技术工具的先进性并不直接等同于理论产出的科学性。在拥抱数智技术红利之时，仍须警惕数智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二、技术理性僭越带来的多重学术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技术理性的僭越已在认识论、意识形态与主体性三个维度敲响警钟。一是认识论风险。马克思阐明辩证法实质上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艾伦·图灵（Alan M. Turing）在讨论机器模仿人的复杂运算行为时指出：“如果要使一台机器模仿人类计算机在某种复杂运算中的行为，必须问一问人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然后把答案翻译成指令表形式。”这意味着，机器智能的运行，实质上是将复杂行为转化为可执行的程序。数智技术遵循“A=A”的形式逻辑，追求确定性与线性因果。然而，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强调“A既是A又是非A”的辩证矛盾运动。在研究中若过度依赖算法模型，研究者往往会不自觉地用静止的数学函数去分析充满矛盾张力的社会历史过程，从而忽视推动社会发展的量变质变与否定之否定规律。此外，数智技术往往将复杂的社会机体拆解为孤立的、可计算的单个数据点。这种碎片化研究割裂了数据指标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历史背景的内在联系，阻断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径，使研究陷入“只见数据例证之树木，不见历史唯物主义之森林”的认识论困境。二是意识形态风险。“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数智技术并非完全的价值中立，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风险。2022年12月，美国独立调查网站“拦截”披露：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曾在社交媒体推特（现为X）通过操控话题、欺骗性宣传等手段干预中东民众舆论认知，持续推进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叙事。以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境外开源AI智能体为例，这类工具具备较强的自主决策和系统调配能力，若不加甄别地引入学术研究过程，就可能放大技术依赖、数据失真和价值偏向等风险。将文献检索、数据抓取乃至观点提炼等关键研究环节过度交由底层逻辑、训练语料与平台规则并不透明的境外工具处理，无异于将学术筛选权拱手让渡于其内置的过滤机制。这种机器代理的学术行为，极易在研究中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向研究者持续“投喂”带有特定政治倾向的语料。若盲目依赖这类预设了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不仅会导致研究者逐渐丧失政治鉴别力，更直接威胁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与学术领域的安全。此外，基于用户习惯的算法推荐机制容易形成封闭的信息茧房。长期依赖这种方式获取学术资源，会使研究者视野窄化、思维固化。三是主体性风险。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精神活动。随着人工智能写作工具的普及，“思维外包”现象开始蔓延，部分研究者试图用机器算力替代人文关怀与辩证思维。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研究者独立思考与理论创新能力的退化，沦为技术的附庸。更重要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基于已有语料进行概率性生成，其输出内容的真实性需要仔细鉴别。现已发布的网络文献良莠不齐，人工智能在生成过程中极易产生虚构事实、捏造文献的“机器幻觉”。如果不加核实地引用，不仅会践踏“言必有据”的学术求真底线，更将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规范性。识险不是为了却步，知止方能行稳。唯有清晰划定技术应用的边界，才能真正驾驭和正确使用工具。三、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技术应用规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数智时代应对技术挑战、确立学术规范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技术应用中的指导地位。根本固者，华实必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把握技术赋能与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核心在于厘清“体”与“用”之别：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方向之“体”，数智技术为创新范式之“用”。在课题立项与逻辑论证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而非技术导向的选题原则，坚决摒弃“拿着锤子找钉子”的唯技术论思维。真正的学术创新，不仅要追求技术运用的“新意”，更要厚植理论阐释的“深意”。此外，必须坚持定性阐释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路径。规范的数智化研究范式应以定性研究确立框架，以定量分析提供支撑，再回归定性阐释进行理论升华与价值判断，这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要求。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研究的学术规范。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学术研究所引发的学术危机，必须从制度层面划定技术使用的红线。一方面，需建立严格的人工核查确证机制以杜绝学术不端。面对人工智能的“机器幻觉”，凡经由算法检索生成的史料、数据与引文，研究者必须回归原始出处进行逐一的人工校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引用的准确性直接关乎真理的科学性，未经确证的机器生成内容绝不能作为学术论据。另一方面，需积极推行技术辅助使用的声明制度，保障学术透明度。研究者应在论著中如实说明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资料整理、文本润色等辅助工作的情况，明确划定人类智力贡献与机器辅助的边界。论文的核心观点、价值判断及逻辑架构，必须由研究者本人独立完成并承担全部责任。强化人机协作环境下的理论自觉与政治担当。工具越是智能化，对使用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越高。增强研究者的主体地位与能力，是应对数智时代规范危机的根本之策。新时代的研究者既要厚植马列原著功底，又要克服技术恐惧，提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驾驭大数据的复合型素养。只有精通原理，才能拥有一双“慧眼”，在海量信息垃圾与算法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去伪存真，激活数据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研究者必须始终涵养关切现实与服务人民的学术情怀。切忌躲在数据的象牙塔里自娱自乐，要牢记学术为民初心，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种价值情怀与责任担当，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久弥新的力量源泉，也是任何高级算法都无法替代的。规以束其行，范以导其向。唯有在规范的框架中释放技术潜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能完成工具赋能与范式升级。四、结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数智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时代考题。数智技术能够辅助研究者拓宽文本挖掘视域、提高研究的实证效度、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也要看到，技术赋能伴随着认识方法、价值导向和主体能力等方面的新挑战。破解这一时代命题的关键，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技术应用中的指导地位，将数智技术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理论创新的“最大增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与“5·17”重要讲话十周年的历史交汇点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创新需进一步聚焦以下方向：一是在跨学科方法上，推动计算社会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深度结合，探索面向经典文本的前瞻性推演、数智化分析、虚拟化实证；二是在国际比较研究上，比较分析中外人工智能工具的价值指向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阐明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数智时代通过汲取新知识、回应新问题以实现自身不断发展，始终保持其科学性和革命性，进而增强对外传播效能；三是在制度规范与人才培养上，构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数智时代学术规范体系，培养具备“原著功底+工具操作能力+批判思维”的复合型研究人才。唯有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在学术规范的约束下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方能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学术成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理论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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